“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荣剑先生在几篇文章中多次转述过这个说法。如果这的确是执政党或某一派执政者的立场，那么将其表述成“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样？”，可能更符合持论者的真实语态和真正心态。荣先生强调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荣先生举了许多原先对革命有过深刻反思和质疑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如今也开始不再反对革命甚至是期待革命了，如朱学勤等，来证明人们对这个大问题的焦虑。其实，从字里行间里能读得出来，荣先生自己也是焦虑者之一，甚或是悲观者之一。
无独有偶，笔者一直关注的诸多以前的“反革命”人士，都开始出现了某种变化。比如陈行之先生，这位一直沉浸于现实思考和深度思考的可以配享诺奖的作家，不仅一步步表现出对政治前景的悲观，甚至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忍不住在文中常爆粗口。再比如李悔之先生，这位以反左而闻名的博客作家，以前一直致力于和平求民主的启蒙与呼吁，最近一年多来，通过走基层，接触了大量的底层抗暴人士，对现实的残酷性有了深切的体会，观点和态度随之一变，这从他对待左派人士的态度上即可看出——由反对到同情再到理解。由反对革命转变为同情甚至是期待革命，在底层和中层，在劳力阶层和劳智阶层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我无从查考，但从近两年来网络上的民意变化，以及较有影响的一批博客作者的观点变化上，大致能够看出变化的轨迹，斜率颇陡，趋势堪忧。这种转变也投射到处理重庆事件的民意反应上。如果说在三月份有七成民意基础的话，那么半年多过后，今天可能已经降至六成，在思考能力更弱一些的底层民众那里，恐怕还不到五成。因为人们在支持遏制极左思潮的同时，并没有看到限制官家特权的任何实质性举措，而后者才是民众感受最深的针扎点。人们不免会产生“如果让他们继续另立中央将会怎样怎样”的遐想。
原因何在？“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样？”，就是最好的诠释。形势逼人，不得不变。本文的主旨不是要论证“官逼民反”，尽管这一幕在晚清已经上演过——皇族权贵们的顽固与拖延的确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而是想分析官家这么做的道理。关于“改好还是不改好”，荣剑先生已经有过分析，提出了五个约束条件（参见《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此处不赘），直击要害，环环相扣。倘若把自己想象成权贵集团中的一员，然后再来看这五个约束条件，你能够轻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还是不改好。你甚至会说：绝不能改！
五个现实性约束条件，决定了不能改。笔者依据另外两个约束条件，也得出了不会改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约束条件，即政治的惰性与历史的惯性。
中国式的政治惰性起源于黄老治术，本意是政治清明（所谓黄帝之治）和清净简朴（所谓老子之术）。在乱世初定时期，它表现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盛世，统治者通常将其演绎成这样一种治国之术——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去改变它。进而发展到权力失控、贪腐横行，无为变成胡为，接近于西方政治学描述的这样一种状态：“我称之为政治惰性的东西，对社会既不贡献劳苦，又不贡献财富；它只知获取，却不付任何代价；……它丧失了保持并提高生活幸福所必需的那种进取的活力，却把全部精力耗费在颇为强烈的舆论欲上。”（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以不变应万变，被守成之君奉为圭臬。如果再加上苏东教训深刻、三代核心同堂、利益圈子扩大、底层民众虎视眈眈，则任何一点有可能打破平衡的小的改革都会变得异常危险。胆敢推行改革的人将首先被利益同盟军拿下，屡见不鲜。晚清政改，之所以迟缓、被动，没有人再想当光绪，更没有人再敢当谭嗣同，是一个重要原因。让不敢冒险的平庸者当头儿，几乎是利益集团的一致选择。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持续当政21年（1964-1985），正是盛世时期苏联的权贵们权衡利弊、精心选择的结果。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人厌烦了国葬之后偶然被选择的。1982、1984和1985年，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为三位总书记连续举办了三场国葬。
形成政治惰性，需要三个条件。或者说，维持政治惰性，需要三大本钱。
其一是经济要有一定的发展。“好人领袖”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整个苏联历史中最辉煌的时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诸多扬国威、振民心的大工程大项目相继成功。基于这样的和谐条件，勃氏合乎逻辑地选择维稳主义，“拒绝改革，禁止改革，不断复制和拷贝短板干部，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干部，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李永忠、董瑛《从民心指数高扬到政权垮台》）国内近几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研究，尽管有借苏讽中的意味，但基本结论还是立足于史实的。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再到契尔年科，因特权腐败而导致的民心瓦解的社会现状，长达20多年，苏共高层心知肚明，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改，都热衷于玩击鼓传“雷”的游戏。因为现状毕竟还能维持，更何况人们对赫鲁晓夫当年的下场记忆犹新。
其二是民众的忍耐力，即奴性，中国人与俄罗斯民族一样，在世界上都具有代表性。
其三是枪杆子在手。执政党掌握到的暴力资源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荣剑先生据此认为“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未必会重蹈清廷的覆辙”。
历史的惯性，即历史的相似性和延续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这一点被历史反复证明过。这一令人丧气的中国特色，背后的机理是文化传统。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认识，笔者认同“中国特色”的广泛存在。但我的认同，不是“特色派”那种认为中国可以例外于世界、中国人可以例外于人类的所谓认同；而是认为同样的事物在中国可能会因“特色”而经历更多的反复，如民主转型、信仰重建等。因此，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我的基本认识是：结果乐观，过程悲观。
笔者认同“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制度的典型特征”，而“周期性震荡”，就是在反复展现历史的相似性。晚清政改一步三回头，最终夭折于辛亥革命的炮声之中，这样的历史，谁也不敢说不会再重演。国人在漫长的专制统治中进化出两种特性——从众性和夜行性。一个人就忍，一群人就哄；白天袖手旁观，夜晚挥拳相助。中国式的革命，与中国式过马路的形成机制相同——人多了就可以干。维稳始终有两大关键节点：人多的地方，天黑的时候。国人的这两种特性很容易酝酿革命的气氛。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漫长专制史的东方古国，民主转型一波三折，一波N折，是可以预料的。
全面考察“5+2”约束条件，如果不存在大的逻辑缺陷，几乎等同于判定政改在中国是一部永远不会启动的机器。那么这是否就说明仅剩下革命一途了呢？我的答案，或者说我朋友的答案，有别于荣剑先生。
这位朋友注重实证研究。他从最辛苦油水最少的乡政府和派出所近十年来的膨胀速度与利益格局的演化中得出结论：现体制改不了了。对于每一级政权通常由多少个家族控制，他得出一个大致的数据：乡镇5-7个，县15-19个，地市30-39个，省50-65个，国家300-390个。但近年来，他很少再谈论具体问题。他说，无论你研究哪个领域的具体问题，最后都会集中指向同一个根源——体制。而每到此处，研究工作便戛然而止，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兴趣。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途径，他认为，除了改革和革命，还存在第三条路——外战。他举的实例是70多年前的德国和日本。被法西斯主义主导下的德国，以及被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当时都没有启动政改的条件。两个国家的转型是在自己所发动的大战结束之后完成的，分别付出了经济倒退20年的巨大代价。
改革、革命与外战，在当下中国发生的概率大致是均等的。谁先被触发，取决于一些偶然性因素。荣剑先生赞同“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认同事情发生的偶然性。对于一个长期处于严防死守状态下的封闭的系统，大事件的发生通常都缺乏预见性。某一起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好，革命就可能先冒头；某一次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不当，外战便会不期而至。朋友认为，尽管外战的性质、规模、肇源与二战不同，但一旦发生，都足以改变中国。他反复强调，不可忽视第三条路的存在与逼近。
作者：犀利公
中共抛弃毛泽东思想的四个原因
来源: 挥一挥手 于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已经在准备正式抛弃毛泽东思想了。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的那一天起，中共就已经在背离毛泽东的路线，抛弃毛泽东思想了。 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共只做不说。 名义上，还要继续扛着毛泽东思想这杆破旗。 用一句老话来形容，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现在看来，中共已经开始不要那个名义，撕掉那面破旗，准备正式抛弃毛泽东思想了。 中共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笔者分析，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四个：
第一，抛弃毛泽东思想，中共才能取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我提出的这一条可能会带来争议。 不少人认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毛泽东带领共产党打天下得来的。 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全无。 除非共产党改名，毛泽东思想是无论如何不会从党章中删掉的。 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不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确实是靠了毛泽东和一批老共产党人早期的建国理念的。 但是仔细回顾一下1949年前后的那段历史，阅读一些中共在那个时期的文献，就可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应该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红色专政帝国。 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那个时期之所以得到众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拥护，是因为大家认为中共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个民主中国，是个人民共和国。 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中就有这么一句：“……民主政府爱人民”。 如果在1949年前后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后来将把中国变成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人人自危的红色专政帝国的话，他们会支持共产党推翻蒋家王朝 吗？ 所以，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实际上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抛弃毛泽东思想，恰恰有利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今日的中共十分清楚：搞阶级斗争，搞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那一套，早就被老百姓所唾弃。 继续用毛泽东思想治国，中共将彻底失去其执政合法性。 继续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来执政，也是自欺欺人，作茧自缚。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块招牌，中共反而能够抛开束缚，回归人民共和国的初衷。 这哪里会丧失其合法性呢？ 恰恰相反，一个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共，才有可能找到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第二，抛弃毛泽东思想，有利于中共治国理念的继续发展和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 中共每一代领导人都要拿出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一点和西方各国的民选首脑大体相同。 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就是继续革命。 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下，每七、八年就要来一场大的政治运动。 国家的发展被政治运动一次次打乱，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老百姓民不聊生。 邓小平为了把中国从动乱中拉回正常的发展轨道，不得不抛弃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念，搞起了改革开放。 而邓小平用来粉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利器，就是他的“黑猫白猫”论，说正规点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邓小平的猫论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说白了就是什么管用就拿来用。 这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江泽民继位后，为了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彻底打消人们对发财致富的恐惧，推出了他的“三个代表”理论。 三个代表的中心意思就是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也可以参加管理国家。 这与毛泽东思想彻底背道而驰。 这样一来，共产党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有富人参加的党，全面掌握了经济命脉 。 可以说，“三个代表”是“黑猫白猫”论的深化。 胡锦涛接任后，发现“三个代表”固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于是他就创造出“科学发展观”，对一些问题进行一些纠正。 无论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其理论体系还基本上是在邓小平的猫论框架内。 虽然都和毛泽东的理念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但基本上还是在经济体制范畴内的改革，并没有完全突破毛泽东建立的政治体制。 换句话说，中国一直到今天还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建立的那个政治体制下运作。
到了习近平这个第五代领导人，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贫富不均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经济改革方面，能改的都改了。 剩下的问题都和政治体制有关。 中共党内聪明一点的人应该都已经意识到了，要迈出下面一步，无论如何都要提出新的治国理念。 新的治国理念必须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不深化改革就是等死，走回头路就是找死。 在这种情况下，和毛泽东思想决裂，彻底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桎梏，是唯一的选项了。 习近平的治国理念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但至少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个基调在那里。 “权为民所赋”是对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的补充和发展。 它既可以为实行党内外民主埋下一个伏笔，也可以拿来对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陈规做一大突破。 只要没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习近平就可以大胆地提出新的治国理念，突破现行的政治体制。 所以，抛弃毛泽东思想，将有利于中共推出新的治国理念，更有利于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尽管这种体制改革会是微小的或缓慢的。
第三，抛弃毛泽东思想，有利于中共从一个专政党逐步演化成为一个民符其实的执政党的过渡。 中共的权力是打到手的，这和古代的帝王更迭的方式毫无二致。 靠打仗把政权搞到手里，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执政。 执政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党可以被称为执政党，起码的条件就是有在野党的存在，而自己也有沦为在野党的可能。 任何一个“永久执政”的党，都不能被算为执政党，而是专政党。 中共要合法地执政，就要与“无产阶级专政”做一了断。 这种专政的根源就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国民党政权也是靠暴力打到手的，也曾经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党。 但国民党是如何脱胎换骨的呢？ 这就是从背弃蒋介石的党国思想做起。 当蒋经国背弃了他父亲的思想后，他就开始着手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令，允许反对派组党。 结果呢？ 谁敢说今天台湾的国民党不是合法的执政党？
第四，抛弃毛泽东思想，也有利于中共甩掉历史包袱，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世界上只剩下4个共产党政权了，这就是中国、古巴和北韩，再加上越南吧。 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早就该顺应历史潮流，改名换姓，改头换面了。 背着共产党这个沉重的包袱，如同背着一个黑锅，不光是名声不好，更重要的是不能做许多事情，例如声讨三年饿死人那样的罪恶，实行普选，让一位投资家当党的 领导，等等。 甚至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党内就有这种讨论了。 中共实际上也在偷偷地改。 例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共已经不再怎么提“列宁主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列宁主义把民主选举从马克思主义中抽掉了，强化了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所以列宁主义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臭名昭著的重要原因。 中共不要背列宁主义那个恶名，所以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了。 现在与毛泽东思想划清界限，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一个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下一步就可以把名字改掉，名正言顺地改头换面了。 自己改邪归正，总比让别人打倒或推翻要好。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一场大动荡，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总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谁也说不准中共的十八大会不会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 但大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了。 严峻的形势放在那里，谁也没有心思去捡那些破烂，钻那些牛角尖了。
2012 年 10 月 26 日
作者：解滨
| 仿毛泽东七律二首 | 2012-10-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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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十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温家宝家族坐拥27亿财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秋风叶落，旭日临窗，遥望东方，诧然命笔。
其一
肥水金山贪自多，包公无奈蛀虫何！
薄家敛财人西逝1，庶户怀旧吟红歌。
坐地日行五万里2，巡天遥看母亲河。
天公欲问“温”神事，政坛悲欢筑狂波。
其二
飓风谣传万千条，二十七亿惊舜尧。
培莉3随心翻作浪，云松4着意搭腐桥。
纽时爆料核弹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温”君欲何往，泪眼星空照天烧。
注1：‘西逝’既指瓜瓜藏匿西方，又指海伍德命归西天。
注2：“五万里”，中国边界长度约五万里。
注3：“培莉”——张培莉，温夫人。
注4：“云松”——温云松，家宝之子 | | | | | |
wenxuecity
谢选骏：从大选辩论看中美关系和新的冷战
（电视采访纪要）
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石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Chimerica”，在弗格森的定义中，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合作关系，以及这个合作关系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弗格森为这种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创造“Chimerica”（China+America）也就是“中美国”这个概念，也被翻译成译中美联合体、中美经济联合体、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等。2009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了“中美共治”的“G2”主张，其实质当然不是要中国成为苏联，而是要让中国代替欧盟、日本，成为美国的大弟弟。但是中国政府回绝了这个主张。几乎同时，弗格森和石里克于2009年11月16日投书《纽约时报》指出：“要恢复世界经济平衡，必须消灭‘中美共同体。’……‘Chimerica’这一词汇部分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龙狮羊同体怪兽喀迈拉（Chimaera）。说不定目前我们正在亲眼目睹这个怪物垂死挣扎的痛苦。”确实的，山不容二虎，一球不容二强：中美联合不成，就不可避免要走向互相为敌的道路。以后，中国政府再说：“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都无济于事了。“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很可能变成“太平洋可能淹没中美两国”。
问1：“攻击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必用手段之一，经过三次辩论，两位参选人对于中国议题讨论的升调越扬越高，你怎么看？尤其是刚刚过去的第三次辩论，奥巴马已经将中国的定位从“竞争对手”提升为“敌手”（Adversary） 这又透露什么信息？
答1：这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中国从美国的“小弟弟”变成了“大情敌”：以前中国跟着美国一起对付苏联，现在中国要和美国竞争世界影响力。美国曾经提出中美共治的“G2”，但被中国否决了；结果只是弄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G20”。这个“G”就是巨人的意思，世界上有那么多巨大人吗？西方的G7都解决不了的问题，G20有可能解决吗？世界危机既然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只能通过即将出现的第二次冷战来解决。
“中美共治”（G2）是个好主意
[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石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Chimerica”，在弗格森的定义中，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合作关系，以及这个合作关系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弗格森为这种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创造“Chimerica”（China+America）也就是“中美国”这个概念，也被翻译成译中美联合体、中美经济联合体、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等。2009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了“中美共治”的“G2”主张，其实质当然不是要中国成为苏联，而是要让中国代替欧盟、日本，成为美国的大弟弟。但是中国政府回绝了这个主张。几乎同时，弗格森和石里克于2009年11月16日投书《纽约时报》指出：“要恢复世界经济平衡，必须消灭‘中美共同体。’……‘Chimerica’这一词汇部分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龙狮羊同体怪兽喀迈拉（Chimaera）。说不定目前我们正在亲眼目睹这个怪物垂死挣扎的痛苦。”确实的，山不容二虎，一球不容二强：中美联合不成，就不可避免要走向互相为敌的道路。以后，中国政府再说：“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都无济于事了。“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很可能变成“太平洋可能淹没中美两国”。]
问2： 其实在辩论前，奥巴马政府已经针对中国祭出一系列行动，例如向WTO控诉中国轮胎产业的不公平贸易，以及对中国的“华为公司”危害美国安全的指控等等。这是否代表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是不是意味着无论谁当选，接下来都会对中国采取较严厉的政策？
答2：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这是美国的国策。以前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和苏联结盟，也可以和中共蜜月，完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不像中共，为了意识形态牺牲国家利益，献身给共产主义苏联、勒紧裤腰支援世界革命。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老二，想不和美国对立都难。
问3：你刚才说到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第二次冷战，如果成真，那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
答3：以中国为敌手的第二次冷战，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经过战争宣布中国侵略他国，然后对中国进行制裁，例如中日钓鱼岛之战，或南海争夺战。第二步是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后者可以通过战争来达到实际驱逐的目的，也可以不通过战争而通过诉讼来达到限制的目的。总的战略是要让中国遵守贸易协定，无法再伸展自如地进行扩张。我们来算一笔帐：现在中国的人均产值是美国—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人口是美国—日本的三倍（美国的四倍、日本的十倍）；因此国力与日本相当但只有美国的40%。如果在未来的一代人时间，中国的发展达到台湾的水平，也就是美国和日本的40%左右的人均产值，那么中国的GDP就会达到美国和日本的总和，甚至还要超过20%。
试想，美国会坐视这一局面出现吗？美国会坐等自己沦为二流国家吗？如果会，那么就没有第二次冷战；如果不会，就一定会有第二次冷战。
（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均产值要达到美国—日本的水平几乎不太可能，但是要达到或接近台湾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和台湾毕竟是一个民族，就像东德与西德那样。）
罗姆尼虽然在第三次辩论中，稍微降低对中国的攻击，但是如果他真的当选是否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进展？
答3：一方面，罗姆尼刚刚出线、还未当选，就已经开始对中国温和了下来；另方面，中美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却是明摆着的，现在已经很难调和了。有人说历届美国总统都被中国逐一收买、各个击破了；但实际上美国是个多元化国家，总统是很难一手遮天的。
问4：中国政府其实也在政权交替阶段，这对于未来美中关系又会有多少影响？
答4：现在的中国政府，比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政府已经是一个弱势政府了，也就是我以前说过的“统治晚期”了。但越是弱势政府，越是晚期，就会表现得越是强硬。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邓小平可以搁置主权，但现在的领导相对不敢；邓小平可以对美屈膝，但现在的领导相对不敢：因为邓小平敢于在大街上杀人，现在的领导相对不敢。
问5：回到美国大选议题上，总结三次辩论，整体来看你觉得两位候选人表现如何？
答5：罗姆尼后来居上，比较理性；奥巴马外强中干，比较感性。但奥巴马毕竟有执政四年的包袱，很是沉重；罗姆尼极力运用自己的轻装优势，展开攻击。
问6：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星期，以目前选情来看，罗姆尼挑战成功的胜算大不大？
答6：最新的民调显示，支持罗姆尼的白人只有59%，但支持奥巴马的黑人倒有72%以上。可见白人比较理性，黑人比较感性，甚至连共和党的前国务卿鲍威尔都叛党跳槽、支持奥巴马了。这种选情又是不利于罗姆尼的。但我们毕竟看到：奥巴马四年前当选，本来就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一个异常情况。黑人当选美国总统作为历史的突破，正如一切突破一样，都是容易倒退和反弹的。在这种情势下我可以说：如果奥巴马竟然再度当选美国总统，那么就意味着“白种人在美国的统治终结了”。
2012年10月26日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