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灌输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驱者。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在一个下层武士家庭。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福泽。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家中甚至没有一件乐器，因为乐器被认为不符合武士精神的。福泽从小受到儒家典籍训练，但中国仕人中盛行的写诗作赋是不受鼓励的。福泽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传统中国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现出日本武士文化务实的特点。在随同日本政府考察团赴欧洲的时候，福泽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细节和管理制度上。例如，福泽对于欧洲医院的管理很感兴趣，专门查问运转成本的来源，以及了解银行的存取款制度。

福泽谕吉19岁开始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福泽喻吉一生都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相比之下，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缺少对具体事务、工具的兴趣，一方面又缺少真正的终极价值追求，热衷于追求介于二者之间的权势和家族荣耀。福泽宣称，他决心坚持自己，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更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泽的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到他自己对中国士大夫的看法，他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福泽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

日本在江户时代国学运动掀起后，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还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他所鼓吹的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传统广泛学习。日本的国学派逐渐建立了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我们是日出之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学术文化都涌向日本。中国则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难以包容天下的学问，所以是文化的边缘。

正因为如此，面临西方的挑战，日本要比中国有准备得多。1854年佩里送给日本人一些体现西方工业化成就的礼物，如火车模型等等，意在炫耀自己的实力，吓唬一下日本人。但美国人发现，日本人拿到这些礼物后，如获至宝，并不断提问，显示他们对这些新技术早从书上读到，而且研究过，如今真有机会看实物模型，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的兴趣。

福泽谕吉说，日本人从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船后，只用7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并独立远航跨越太平洋。

1860年福泽谕吉25岁随幕府使节赴美，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样生活。他觉得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什么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

27岁再随幕府使节赴欧，32岁又随幕府使节团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福氏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1872至1876年间，又出版17卷的《劝学篇》，亦造成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中讨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尊重国法”、“国民责任”、“论怀疑精神”、“论思想和行动一致”、“论诚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开化”口号下的整个学术思想气候和世界观。他极力批判日本传统文明，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

福氏大力提倡西方文明，著书百余种。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福泽谕吉认为，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谓之“一身独立”，“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大学教育应让人有独立精神，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在日本兴起的排外民族主义热潮从来没有影响过他，没有改变他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认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泽喻吉对任何以爱国为名的群体狂热都抱有本能的警惕。福泽喻吉终其一生拒绝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一直是以报人和教育家的社会身份出现。他所选择的是以独立和中立的方式作贡献，而不必把自己卷入到纷争之中。福泽坚持认为一个学者应该独立地从事研究而不是效命于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个人的独立，是福泽喻吉非常强调的品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源于公民个体的独立，这是一个非常清醒而难得的见地，也是中国文人群体在国家面临内外危机的时候最容易失去的立场。

福泽说，“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正是这份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一生都在平静和自我满足中通过教育和新闻传播坚定地进行自己的启蒙工作。他避免了中国知识分子惯有的从亢奋到消极颓废，譬如：严复晚年转向佛道，吸鸦片,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保皇派，周作人由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变成晚年自闭于苦雨斋的知堂老人，鲁迅则陷入了文人之间的相互攻讦。

福泽的论述内容也主要关注的是关于文明型态的问题，宏观介绍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标和发展原则，既不象康有为那样设想一个乌托邦大同社会，甚至构建包含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内的哲学体系，也不象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对很多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频频发表意见。康梁不主张实行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为保守过时的象征。严复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的参与，也成为他为后人诟病的理由。福泽的思想更具有连惯性和超越性，不容易为不断发展的时代所抛弃。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就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中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商科，培养新型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早期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

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福泽认为：“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福泽在他的《脱亚论》一文中写道：“日本国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脱亚论者声称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

1875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被日本拒绝。1893年日本对日本人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学习西方构成了日本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加藤周一干脆把日本文化称为“杂种文化”。

福泽的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福泽承认，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泽又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迟到1910年代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或许，也正是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康有为与福泽喻吉，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试验，失望，再试验的深入过程，才艰难地走到挑战儒学的道路上，思想领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后面。

作为1890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康有为虽然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去寻找答案，需要首先证明孔子是改革者，并试图把历史发展放进一治一乱的旧有框子里去，认为乱世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行动上，康有为则完全怀抱着传统的“为帝王师”的思想，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康有为晚年曾写道，“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严复指出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究竟应当以何种状态作为终极归宿。

与晚清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未来前进方向。从而，欧美开发国家与亚洲半开发国家的冲突并不是地缘上的、平行和对等的冲突，而是历史的、垂直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

福泽的进化观点不但没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也没有把冲突看成绝对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只要进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转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标都是趋向同一个更高的文明，那么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国人那样巨大，因为对“文明”这一目标的追求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对于有着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同时又迷信二元对立的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从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的态度非常不相同.

福泽进一步指出，文明进步的意义在于加强和增加人类的各种行为和需求，为人类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类精神和行动。福泽一直把实现文明和人类进步看作至为重要的。福泽由于着眼于全人类，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也不热衷于东西文化之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福泽并不认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对立的，而是认为双方在趋向同一个目标，只是一先一后而已。

作为“文明”的政治内容，民权、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学界反复论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福泽关注的中心内容。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论述西方文明史的时候，福泽着重强调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许人类精神自由上的意义，福泽还强调欧洲的文明进步是王权、教权、贵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结果，民权由于和王权结合与贵族斗争，因而获得较大发展。

福泽认为民主价值观是西方人民几百年来不断斗争来的。他主张实施议会制度、实行普及教育、重视妇女权利和文字改革。

福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我们固然也不满意西方文明目前所达到的水准，但如果我们拒绝它的话，还能找到其它的标准吗？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在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针对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傲慢和残酷的征服，福泽没有从道德主义的角度进行谴责，仍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残酷不过是富强的副产品，最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来克服。在这一点上，福泽的思想再次与中国思想家形成对比。在中国，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李大钊，都没有将西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贫困和剥削、殖民主义看成是人类文明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是无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恶。很多中国思想家都从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急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道义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幻想中国可以以某种途径一举超越这些弊病。

福泽又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福泽的原则是必须保障民权和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制衡，而对具体的政体形式，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主张。他说，“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

他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批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唐主张；儒家的体制就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一场空话。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壹佰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他超越了中国社会自身对在君主制和共和制问题上的激烈论辩。

由于文明阶段论，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

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正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现在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在坚持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方面，福泽喻吉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完全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