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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反腐风云

来源: JustAsked 于 20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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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新中国反腐第一案

档案 沪上风云 蒋经国“打虎”

赖昌星--远华案纪录

美到让人平静的大自然景色 [15P] 贝壳村 3 天前 上传 下载附件 (152.47 KB)   - 贝壳村   董郁玉：共和爲何成爲曆史大势   图：俄羅斯在前蘇聯解體過程中獲得了新生 共和之实 中國人不知道"共和"一詞的人不多。從1949年以後，對每個大陆中國人而言，尤其是對那些在1949年以後出生的大陆中國人来说，鑲嵌在國名中的"共和"一詞，是主流意识形態话語中时常要出現的最重要詞彙之一。 中國人知道"共和"一詞含義的人也同樣不多。對于大多數中國人来说，即使是對那些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共和"一詞，雖是他們在念讀國名的全稱时經常會觸碰到的詞彙，但却是他們可能從未细究、也從未明了的詞彙。 那么，中國爲什么要用"共和"来修飾自己的國名，爲什么要以"共和國"的名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当然是因爲"共和"在千百年来的人類曆史上所具有的無人能拗的正当性；当然是因爲早在60多年前，"共和"其实就已經成爲一股不可抗違的曆史潮流。用"共和"来修飾國名的舉措说明，不論具有多么强大控制力的政党，不論具有多么强大统攝能力的统治者，都不愿意以與"共和"相對立的"獨裁"来概括自己的國體和政體。 自從"共和"這個詞彙誕生以後，除了以"帝國"自稱的國家外，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個國家以"獨裁"来自稱或修飾自己的國名。"共和"，作爲政治概念、政治制度、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在人類政治的演進中不斷獲得和加强着自身的正当性。其实，在人類曆史上，作爲國家政治制度的共和制的曆史並不長。從古代共和制國家的昙花一現，到近代意義共和制國家的建立及其在數量上的擴张，以"共和"爲框架的政治理想和國家政治制度，隨着商品贸易和信息傳播在地域上的擴展，几乎可以在國情各異的世界任何國家寻找到載體，並生長出愿意爲之落地生根而行動的力量。 毫無疑问，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和"所代表的制度，在所有社會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排序中高高在上。這種正当性所具有的超越價值，是人類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中最具生命力的價值。這種超越價值的生命力就表現在：不論在任何地域和任何时間，只要"共和"的理想爲人們所知，那么，"共和"的價值，就會成爲大衆判別社會革命和政治變革是否具有進步意義的不易更變的恒久標准。 從這個意義上讲，至遲约一個世紀前，"共和"的曆史大势就已然在世界确立。這個曆史事实，实則让弗朗西斯・福山的"曆史终結说"成了曆史的"馬後炮"。 保守的共和，自由的共和 "共和"是英文"Republic"一詞的翻譯詞彙，其對應的中文詞"共和"，一般認爲取詞于《史記・周本紀》中的周厲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当然，既是翻譯詞彙，其所代表的概念及其所指，都根自于原文。 英文"Republic（共和）"一詞，源自拉丁文"respublica"，其意爲"人民的公共事務"。"共和"作爲一種國家政治制度，從公元前500多年建立的羅馬共和國，演進到近代世界中实際意義上的第一個共和國英國，發展至"第三波"民主過後，其当下所指就是由公衆參與的民主制度。 当然，這裏所谓"民主制度"，是廣義的民主，是容納、包含和整合了共和制度的民主制度。曆史地看，無論在思想源流上还是在制度源流上，共和與民主存在着共同點，但區別也是明顯的。民主的原則，就是多數原則，即少數服從多數。共和的原則，就是公平的原則，即所有公民都有在公共事務上的平等權利。顯然，在共和原則與民主原則之間存在着沖突：由共和原則，無論多數还是少數，其權利是平等的，如果少數服從了多數，那么，少數人的平等權利便可能不复存在；由民主原則，除了小概率的"一致同意"以外，少數服從多數是形成有關公共事務決策的"技術性的硬限制"和最低門檻，没有少數人的服從，公共決策就形成不了，公共事務就無以處理，民主就毫無意義。 因此，在当代，共和制與民主制發展合流爲憲政民主制度。憲政民主制度，就是在民主原則的基礎上，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保護每一個人的平等權利，從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安排和落实少數人的權利，從而保證少數人不因多數人的決定而喪失權利，不因多數人決定的执行而被实際剝奪權利。不僅如此，憲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特點之一，就是限制由多數人投票贊同而組成的政府的權力，确保個人的自由權利永远高于政府的政治權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说，憲政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權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当代，人們所谓的"共和"也好，"民主"也罷，從制度的角度讲，大都是指憲政民主制度。 從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共和的原則趨向保守。這種保守的趨向，就是在保有個人權利至上方面的几至冥頑的不妥協，以及限制政府權力所根基的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其對應在國家制度上，就是近代以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自由爲主旨的憲法及其法律體系和政治制度。在這樣的法律體系和政治制度下，每個人、多數人、政府都必須按照既定的規則行事。這種制度下的規則，之所以能夠保護個人的自由權利不被剝奪，就在于這種保護個人自由權利的規則並不能隨意改變，並且即使改變規則的意愿發自多數人也仍是如此。 由此可見，共和所具有的保守主義傾向，"保"的是個人自由權利，"守"的是個人自由空間。而共和之所以要"保"、要"守"，也就在于多數人和政府權力對個體自由的巨大威胁，在于個體自由在多數人和政府權力面前的"易碎性"。所以，保守主義趨向，是共和制的巨大內在力量所在，是共和制在諸多制度的竞爭中成爲曆史潮流的關鍵所在，是共和制在個人權利、多數人和政府權力之間的劃界對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根據所在，也是政府權力所具有的蠻力常常要不得不俯首于共和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原因所在。 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共和的原則和民主的原則之間不是排斥關系，而是互補關系。说到底，憲政民主制度是安排和落实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因保護自由的原因而劃定自由邊界的一套程序。实際上，憲政民主制度的産生，正是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需要，正是基于人們落实自己自由權利的需要。因此，人的自由度的大小，人們自由權利落实程度几何，是檢驗憲政民主制度是否到位、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標尺。也因此，没有自由的共和是假共和，没有自由權利的民主是假民主。 共和制――有自由、"最不坏"之治 在当代，憲政民主制度几乎成爲地球上所有國家公民的不二選擇。這话聽起来似乎有些絕對。但是，除去已經实現和正在鞏固憲政民主制度的國家不論，只要看看那些尚没有实現憲政民主制度國家的当政者所極力防止、阻挡、压制和消滅的本國民衆對國家制度的自由選擇，就可以反證所谓"不二選擇"之说，一點都没有言過其实。 近代以来，在國家制度的竞爭和選擇上，其他制度形態漸失其势，而憲政民主制度成爲"终結曆史"的選擇而獨領風騷，這其实正是人性之勝和人性之選。没有人愿意受他人或政府的奴役和驅使，没有人喜欢無條件地让他人或政府代表和代辦。习慣于奴役的"坐稳了的奴隸"，和憎惡自由的異化了的人性固然有，但是，這只是人類中極特殊的個例，這些個例並不能改變人類自由的天性。 当然，也正如人的自由本性並不能保證人的所有選擇都正确無誤、所有行爲都産生正面效果一樣，作爲保障人的自由權利的程序性規則，憲政民主制度中那些看似繁冗甚至多余的規定，只是爲人的自由選擇的正确性增加了可能，而並不保證這種選擇的百分之百正确。 不過，選擇的錯誤，其实也是自由的一部分，是自由的必付代價，是自由對應責任和義務的必然結果。人類自由度的擴大，正是在自由基礎上不斷試錯和糾錯的過程中逐步实現的。而憲政民主制度正是爲人們在公共政策的選擇上提供了討論、協商、妥協和交易的系列規則，從而通過落实人的自由選擇權利的方式，来盡量避免錯誤決策的産生，把選擇錯誤的可能性減至最小。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说，憲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最不坏"制度，而非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在這個"最不坏"的制度以外，在迄今爲止的人類曆史上，还没有任何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在"最不坏"方面可以和憲政民主制度比肩而立，因爲十全十美的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在憲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諸多價值中，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價值。同时，在這一制度之下，公民所拥有的廣泛的自由，也是憲政民主制度區別于其他制度的關鍵所在。 憲政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可能會給人們提供暫时的安全，也可能會在國家强制力的高压之下形成秩序，更有可能在短时間內顯示出效率。但是，憲政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和效率，建基于自由之上，由此可以構造充滿活力的社會。而在其他制度之下，由于價值排序的不同，自由只是在安全、秩序和效率基礎上的自由。因此，憲政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度，與其他制度下的自由度相比，一個是空中之鳥，而另一個則是籠中之鳥。 保障自由，符合人性，是憲政民主制度"最不坏"的根基，是共和制、憲政民主制的自洽性和正当性的根基，是人們把共和之選、憲政民主制度之選送上制度竞爭和制度選擇之巅的根基。 經濟之爭，人性之爭 在現实世界中，憲政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在制度竞爭和選擇中的优势，除了来自其符合人性的邏輯基礎和制度設計以外，更多地来自实行憲政民主制度國家的制度实踐。這種制度实踐的示范效應，是引發民主潮流、形成荡及世界的三個民主波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正是憲政民主制度在解決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问題的有效性示范，也使得憲政民主制度在庇護和擴展人類自由方面的功能，常常被有意或無意地縮略爲在促進經濟績效和提升物质富裕度方面的功用。 毫無疑问，憲政民主制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和物质富裕程度。但是，正如上述，憲政民主制度只是爲人們自由權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護，規定了一套制度化的程序。至于人們選擇內容的"正确"與否，選擇結果的正負效應，却並非這種制度所能決定。憲政民主制度下的經濟績效和物质富裕度的提高，只是人們自由行使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結果之一，但並非是人們行使自由權利的全部結果。 不過，提高經濟績效和物质富裕度，却並非只是憲政民主制度的結果之一。实際上，從近代以来，在其他與憲政民主制度相竞爭的制度形態中，有的制度形態在特定时限裏，在提高經濟績效和物质富裕度方面，甚至还顯現出了远非憲政民主制度可比的高效率。当然，這種高效率也從未被"浪費"，總是不失时機地被用来證明憲政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注定被取代"。 然而，在人類對制度進行選擇的曆史過程中，制度的竞爭是一個長时段的竞爭，這種竞爭不是"短跑"，不能靠以耗竭後代發展资源爲代價的"沖刺"而取勝。因爲這樣畢几代人可用资源于短时間內的"沖刺"，其实不是這種制度形態的高效和优势所在，而恰恰是其不顧代際公平、竭澤而漁式發展的"癌性"痼疾。這種效率，不是自由的效率，而是專制的效率；不是創造的效率，而是贪婪的效率。 实際上，此種發展的效率，並非什么發展的奇迹。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有限曆史中，這種奇迹――如果有的话，既不唯一，也不鲜見。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個因專制高压而形成社會有序性，而爲專制所戕害的社會普遍道德水准又不足以降低攫取財富的瘋狂沖動的社會裏，几乎都可以实現這種只顧眼前、不顧長远的所谓"高效"發展。此種"高效"發展及其最终結果，希特勒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的崛起和滅亡可谓一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崛起以及分崩離析可谓又一例。 曾几何时，希特勒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都是在短时間內的發展效率远高于憲政民主制度國家的樣板。如果把現代化作爲目標，把經濟發展水平作爲衡量標准，那么，希特勒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都在短时間內实現了跨越式發展，顯現了其各自制度形態的优越性。但是，制度的竞爭，畢竟不只是經濟績效和現代化指標之爭，而是人類生活直接或間接所及的所有方面的竞爭。因此，希特勒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失敗宿命，從根本上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設計。 在压抑和扭曲人性方面，希特勒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制度設計之精巧，都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能力。從這個角度而言，希特勒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实行憲政民主制度國家間的竞爭，其实就是自由和不斷擴展自由的人性，與受压抑和扭曲、且越来越压抑扭曲人性的竞爭。從人類進化的曆史看，這種竞爭的勝負早有定數。 制度之選，还是模式之選 把制度的功用簡化爲發展經濟，又把某段經濟發展的沖刺路径命名爲"模式"，進而以一個时間段內的"短跑"成績，来類比較長时間段內進行的制度竞爭的"長跑"成績，這就是把制度之選替換成模式之選的"路径"。 就在20多年前，"蘇聯模式"还曾是实現現代化的一條可選路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直至在其轟然崩潰之前，都是可以與世界头號國家――实行憲政民主制度的美國並肩而立的超级大國。不過，如果用中國的一句话来形容"蘇聯模式"，那就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于是，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諸多加盟共和國，大都四散獨立，回到了共和制的起點，開始了其憲政民主制度的实踐。 蘇聯的曆史昭示人們，專制的高压的确能産生高于憲政民主制度的效率，的确能在某個路段創造出令人眩目的沖刺速度。但是，這種速度之所以不能長久，並且從更長远的角度看，反而會拖累社會進步的總體進程，就是因爲這種速度的産生，是以專制制度下方才可能有的不計（资源）代價、压制無數社會成员的其他方面的愿望爲基礎的。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讲，專制制度下的政府的豪言和計劃，其实是對專制制度缺乏自信和長久預期的體現。而在憲政民主制度下，人們對制度的信心，體現在其對制度的稳定預期上。由憲政民主制度下的一整套規則限制，以消耗後代人的资源、"超額"損毀後代人还將"生于斯，長于斯"的环境爲代價，以求在短时間內高速沖刺的"短跑"方案，几無被通過的可能。 專制的高速和"高效"，較少産生社會進步的長期效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舉凡人們現在生活当中已經須臾不可或缺的科技産品，如個人電腦、手機、小型電子産品、數碼相機和攝像機、車載導航設備……都是冷战时期的軍工科技向民用科技轉移的成果，都是冷战結束的"紅利"之一部分。但是，這些産品中，有哪一個是與美國軍事工业難分伯仲的蘇聯軍事工业贡獻給消費者的呢？ 因此，在此意義上，模式之選，永远取代不了制度之選；制度産生的長久效益，並非把模式産生的短期效益相加可得；再有效益的模式，也遮蓋不了制度選擇的根本问題。 在中國,從上世紀初清王朝派五大臣考察日、欧、美等國的政治制度始，制度的選擇在朝野政治势力中，已然存有對共和制的制度認同。但是，由于清廷對制度建設的拖宕與延誤，致使清廷對制度建設的創立進程喪失了操控權。而這完全是因爲清廷在制度選擇上畏首畏尾、犹豫踯躅的政治結果。当冥頑不靈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對等不及了的枪杆子时，他們"欽定"的制度選擇也只能"靠邊站"。 對于一個國家来说，制度選擇问題是遲早都要解決的问題。最近几十年的曆史告訴人們，制度選擇的问題不解決，一個國家無論在什么模式下、走得多远，最终都不得不来到"共和制"的起點，重新出發。 （責任編輯　黃　钟） ――炎黃春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012-11-10

有一位青年画家，在还没成名前，住在一间狭隘的小房子里，靠画人像维生。 一天，一个富人经过，看他的画工细致，很喜欢，便请他帮忙画一幅人像。 双方约好酬劳是1万元。 一个星期後，人像完成了，富人依约前来拿画。 这时富人心里起了歹念，欺他年轻又未成名，不肯按照原先的约定付给酬劳金。 富人心中想著「画中的人像是我，这幅画如果我不买，那麽，绝没有人会买。 我又何必花那麽多钱来买呢？」於是富人赖账，他说只愿花3千元买这幅画。 青年画家傻住了，他从来没碰过这种事，心里有点慌，花了许多唇舌，向富人据理力争，希望富人能遵守约定，做个有信用的人。 「我只能花3千元买这幅画，你别再棉唆 了。」富人认为他居上风 「最後，我问你一句，3千元，卖不卖？」 青年画家知道富人故意赖账，心中愤愤不平，他以坚定的语气说∶ 「不卖。我宁可不卖这幅画，也不愿受你的屈辱。今天你失信毁约，将来一定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 「笑话，20倍，是20万耶！我才不会笨得花20万买这幅画。」 「那麽，我们等著瞧好了。」青年画家对悻悻然离去的富人说。 经过这一个事件的刺激後，画家搬离了这个伤心地，重新拜师学艺，日夜苦练。 皇天不负苦心 人，10几年後，他终於闯出了一片天地，在艺术界上，成为一位知名的人物。 那个富人呢？ 自从离开画室後，第2天就把画 家的画和话淡忘了。 直到那一天，富人的好几位朋友不约而同的来告诉他∶ 「好友！有一件事好奇怪喔！这些天我们去参观一位成名艺术家的画展，其中有一幅画不二价，画中的人物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标示价格20万。 好笑的是，这幅画的标题竟然是--贼。」 富人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富人想起了10多年前画家的事。 这件事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他立刻连夜赶去找青年画家，向他道歉，并且花了20万买回那幅人像画。 青年凭著一股不服输的志气，让富人低了头。 这个年轻人名叫毕卡索。 没有人能屈辱，打败你，除了你自己!...... 由成长张贴   wenxuecity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上集，第一部）         2012-11-11

由为人父张贴   wenxuecity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上集-第1部) - YouTube ► 80:23► 80:23 www.youtube.com/watch?v...2011年12月14日 - 80 分钟 - 上传者：Williamlai326 如果圣贤教育让我们受益，那么请把它再转发给更多人看！ 好让大家都受益！ 谁不 希望一生命好，家庭幸福呢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夏明星
    
    核心提示：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最终，这49个人都被杀了。
    
    戴季英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扬子晚报》，作者：夏明星，原题：戴季英的是非功过

战功显赫
    
    1906年2月28日，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黄安县，20岁加入共青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总指挥部成员。
    
    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4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4月8日，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师的兵力，共歼国民党军1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

肃反扩大化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造成严重后果。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时任红25军副军长的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这49个人都被杀了。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5年起，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发起对鄂豫陕边区第三次大“围剿”。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评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再立战功
    
    在抗日战争中，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他率部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敢闯险境，善打硬仗，无数次重创日军。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
    
    1945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作战中，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视察时称赞他们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都立了大功。”

被开除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4大错误：“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晚年隐居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文革”以后，许多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6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称呼戴季英为“同志”。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当年11月，戴季英去世。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封佩玲
    
    核心提示：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11期，作者：封佩玲，原题：文革中的荒唐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9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8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
    
    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