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时，中国经济蓄势待发，增长动力十足。2012年，胡锦涛的继任者面对的将是经济失去动力的风险，而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大规模改革也尚未起步。

　　过去五年，中国的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从2007年同比经济增速超过14%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这是国外经济危机和国内不作为共同导致的结果。结束经济下降的趋势是习近平面临的最紧急的任务。习近平本周将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将于明年春季成为国家主席。

　　在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实施了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并最终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改革中，数千家臃肿的国有企业关门，为私营企业带来了发展空间，住房市场开放，开启了房地产市场长达10年的繁荣。

　

　　中国共产党即将宣布新一代领导人，对于被广泛认为将出任总书记的习近平，我们真正了解些什么？《华尔街日报》记者Jeremy Page在视频中谈论了将会出现的改变，以及未来10年里习近平将面临的任务。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是机构改革，可以说这些改革为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在此之后主要是小修小补和社会支出的增长。

　　长达10年、每年增幅接近10%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了全世界企业的目标消费群体。

　　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削弱了胡锦涛推行必要改革的抱负。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对金融危机做出反应的紧迫性，也是阻碍他实施改革的绊脚石。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速接近30%，创造了数千万个就业岗位，但是在胡锦涛卸任之际，由于工资水平的日益增长，人民币的走强，以及可供开发的新市场有限，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受到打击。

　　位于中国出口中心广东省东莞市的协合线材有限公司生产电器和汽车零部件，该公司经理周熠说，2008年，他雇佣了150名工人，现在他只雇了90名工人。他说，我1998年创办工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销售每年能增长25%到30%。他说，目前的销售状况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他目前没有拓展业务的计划。

　　中国的房地产领域也走过了一条类似的轨迹。

　　

　　图片：回首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胡锦涛就任时，中国的房地产需求十分强劲。

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住在破烂的住房或工厂宿舍里。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房地产投资激增。地方政府向开发商出售了大片土地。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城市的天际线上到处是未完工的建筑，瑞信(Credit Suisse)地产业分析师杜劲松说，过去的投资导致房地产供应过剩。2012年前10个月的新建住宅施工面积下降了12.7%。

　　国有部门的改革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胡锦涛执政时期，民营企业无法进入电力、石化和银行等战略性产业参与竞争。在此期间，政府还推出了一个旨在打造全国龙头企业的产业计划，导致国内经济扭曲，并日益将中国拖入与贸易伙伴的冲突之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峰说，尽管经过了30年改革，但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依然没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达到最大化并将开始萎缩。据联合国估计，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增加了1.03亿劳动年龄人口。激增的劳动力压低了工资标准，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但从2015年到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900万，在工资和出口竞争力方面也面临相反的效应。这令人进一步质疑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合理。

　　胡锦涛上任时，中国对机器和基础设施的渴求意味着对工厂、道路和桥梁的投资通常都能得到回报。但随着此类需求趋于饱和，这种投资的盈利能力也开始衰退，打击了企业借款和银行放贷的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经济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从21世纪初的接近90%下降到2011年的60%左右。

　

　　Reuters

这造成的结果是：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花旗集团(Citigroup)国际经济学家希茨(Nathan Sheets)估计，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从2008年的大约10%降至2012年的7%至7.5%。

　　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在经济改革领域也并非完全没有作为。取消农业税有助提高中国6.5亿农村居民的收入。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包括扩大教育覆盖面）则释放了更多可供家庭用于消费的资金。

　　52岁的陕西农民吴耀金（音）在自家的小块农田上种植水稻和其它农作物。他说，五年前取消了农业税，四年前农民开始享受医保，可以报销80%的医药费，从去年开始还有了养老保险。这些政策为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公开上市，这会进一步激励它们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经营。但这股势头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倒退。当时中央政府要求银行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提供数万亿元的资金。但有迹象表明金融业改革正重回正轨，放开原先受到严密管制的利率就是一个例证。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让中国经济更多地依赖家庭消费，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实际上将起到作用，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推动工资上涨。

　　2002年，当年47岁的四川人周良文（音）月收入只有人民币500元。如今他在深圳的一家家具厂打工，月收入超过人民币3,000元。

　　现在中国家庭收入增速已经高于整体经济增速，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重要推动因素。2011年，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34.9%上升至35.4%，虽然和历史以及国际标准相比这一份额仍然很低，但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去10年里中国领导人满足于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微观调控，回避深层次的结构改革。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曾说，这种方法不再管用了。

　　盖特纳上个月在日本说，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体，中国领导人不能只是坐在那里按照以往的方式管理经济，指望能实现经济活动的大规模扩张，而不会扭曲经济以及带来种种长期问题。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中国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他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刻意避免更为激进的改革。他说，从本质上讲决策者都是一个样。改革总是意味着风险。如果无需改革就能实现高速增长，那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呢？

不走老路邪路引强烈反响？胡哥说的已经不算了(图)

　　中国官媒连发文章显然是中共对胡锦涛日前所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言引起外界强烈反响而做出的回应。胡锦涛的讲话与各界对十八大开启宪政改革的普遍期望落差甚大。

　　　　中共喉舌诠释“邪路”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11月11日发表文章，赞扬胡锦涛十八大政治报告说，中共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乎中国13亿人，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环顾世界，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水土不服，破而不立。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仅损害国家实力，甚至扼杀未来憧憬。一系列负面教材告诫我们，政治体制事关安危存亡，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浮躁和盲动” 。

　　新华社也在同一天发表以“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题的文章，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表示“在中国国情下，中国人完全可以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

　　胡锦涛有关老路、邪路的宣言一时成为海内外的关注焦点，经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一番诠释，西方政治发展道路被归为“邪路”。

　　　　中国民众定义“路说”

　　然而，中国民众对道路的定义有自己的观点。网友“凡非飞”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条神秘之路叫天路。”

　　　　网友“知青记者”说：“民主自由乃人间正道。”

　　网友“柳爱思”对中国过去走的是“封闭僵化的老路”的说法提出质疑：“单纯说过去走的是封闭僵化老路不符合实际。而现在所谓‘特色’也不全是创新和改革，有很多模煳与不足之处。特色不是筐，重要的是人民认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对道路做出的一番解读更是受到网友的追捧。何兵说：“路就是路，本无正邪之分，关键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彼岸。对于一心奔向天堂者来说，通往地狱之途为邪路。对于一心奔向地狱的，通往天堂之途为邪路。”

　　　　章立凡:中共拒绝走西方道路与党史相悖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共领导人十八大拒绝走宪政民主改革的道路，表现出他们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既丧失了历史感，也丧失了现实感。

　　章立凡说，拒绝走西方政治体制发展道路的做法第一不符合中共自己的历史，第二不符合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共从西方学来的，毛泽东本人在1945年曾经表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章立凡说，中共为夺取政权，需要西方民主原则的时候，就许下以上承诺，可是现在的中共领导层里再也没有人肯为中共的前途着想，考虑的仅仅是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他说，原来很多党内改革派为拯救共产党抱有的期望，现在看来也越来越虚幻。而中共做出让“政改无望”的选择可能会成为历史的催化剂：

　　章立凡说：“胡先生的讲话，以及这次党代会未来最后的人事机构和它所决定的路线，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的分化。这个分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彻底的分裂。”

　　　　高瑜：未来10年路不会受胡锦涛讲话束缚

　　原中新社记者高瑜女士说，从十八大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已不是革命党。现在的中共领导人都是大资产所有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直接、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这批人惧怕革命，惧怕任何激烈的变动，惧怕他们的巨额资产受冲击，而公布领导者个人资产正是他们所称的西方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高瑜女士说，所谓“不走改旗易帜的道路”其实就是坚持不搞中国民众热切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

　　高瑜注意到，中共官员在拒绝真正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每个人都在嘴上不断强调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她说，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与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时非常相像，人心思变。大多数中共官员认识到，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了。

　　因此高瑜认为，不论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表示要走什么路，都只能代表他自己执政10年的理念，不能代表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10年的看法。

　　她说： “未来的10年，不是这个报告能束缚住的。因为他总结的很多东西都是和现实不符的，他的歌功颂德的巨大成绩也是和现在潜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危机所不能相比。所以我认为十八大结束后，新的一代领导人就是要怎么面对胡温留下的巨大危机，这才是应该迈出的脚踏实地的一步。”

　　尽管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胡锦涛十八大讲话代表了最高领导层共同作出的一个决定，中国宪政民主政治改革的道路基本上已被堵死，但也有观察人士坚持认为，胡锦涛说了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要说什么，将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