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庄灵随父亲在1948年12月抵达南京的时候，那股弥漫在全城的不寻常的气息给这位11岁的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庄灵：这时候银元就很重要了，要不然就是黄金，没有黄金那就只有银元，因为逃难的时候尽量(带贵金属)。很多人就做这个生意，等于是黑市买卖，他知道很多人要逃难了，可能要拿金圆券去买袁大头，他就在码头上穿着长袖的袍子，手里拿着一摞银元，没人来买的时候就拿在手里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样的人很多，(给我的)印象很深。

逃难的气氛充斥着整个南京城。惊慌的不仅仅是民众，军人也同样在大撤退的情势下惶惶不安。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势的变化，而自己的生活也即将随之发生重大的改变。

南京失守前不久的一天，蒋介石官邸的一名高级官员忧心忡忡地来到官邸电台广播室，他所宣布的一条命令，让当时在此负责设备维护的萧志杰在欣喜之余也隐隐觉察到了时势的动荡。

萧志杰：他说电台里(工作)的同志有没有浙江人和江苏人?如果有这两省的同志，你们要不要回家去探亲?如果要回家探亲，那现在就可以走，但是一个礼拜后一定要回来。

萧志杰是温州平阳人，一听到这条命令，他即刻着手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赶回老家，生平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

萧志杰：没说什么，他们也是过惯了，日本人来也是这么过，以前满清的时候、蒋先生北伐的时候也经过温州，北伐成功了以后，他们也还是过他们的生活。我就跟他讲，共产党可能会清算斗争，家里田地比较多的要小心了。我父亲跟我讲，没有关系，他现在也是地下党员，党证都拿给我看了。他说“我已经报了这个了”，我说“那好呀，你至少可以自保了”。

萧志杰的父亲在战乱中度过了大半生，却没料到这次的分离竟是与长子的永别。20岁的萧志杰在懵懂与仓皇中告别了家乡，而此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被解放军攻破，21岁的韦志武正跟着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往杭州撤退。身为长官的卫士，他还没有真切地体会到这场大逃难的艰辛。

韦志武：人家逃难很可怜的，挑挑子的、推车子的、抱孩子的，很乱。我是总司令的卫士，总司令坐包车，我坐吉普车，一跑跑到宜兴、杭州、绍兴，游山玩水。打仗胜了、败了，我也没看见是什么样子。

年轻的心还不懂得离别的伤痛，韦志武只是跟随司令张耀明从南京撤出，几经颠沛辗转又退守到了宁波。但这里也并非安身之处，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攻进宁波，张耀明带着韦志武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初为了闯天下才外出当兵的韦志武，此时想起了远在陕西临潼的父母、青梅竹马的妻子，还有刚刚1岁的女儿。

韦志武：(当时以为)3年、2年、1年，回来了，(就)没在意。年轻男人，心很野的，就跑了。

当韦志武踏上开往台湾的船时，萧志杰刚刚到达上海。按照规定，他本应该在上海与官邸人员会合，但船到宁波时，他听说蒋介石已乘军舰离开，要经舟山去广州。就在同一天，他得到了家乡温州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一时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长年在官邸电台工作，他对蒋介石撤往台湾的安排略知一二，思忖再三，他决定继续前往上海，再寻途径去台湾。

只是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十里洋场。

萧志杰：非常乱，反正家里比较好的就要逃难。(在海边)一个浪冲过来，有的(人被)打到海里头，结果有的夫妻同难了，小孩儿还在;有的是先生不在了，妻子还在。

一直身在上海的汪启一更是将此刻的乱象看得清清楚楚。经济混乱和疯狂的迁徙人潮，戳破了大上海无上繁华的幻影，甚至连军舰上也挤满了逃难的人。

汪启一：我们怕票乱买，就由司令整个掌握(票的售出)。黄埔(军校)第一期(校友)的一些眷属，当然我们优先让他们离开。我们站在愿意帮忙的立场，尽量地(提供帮助)，只要飞机不满坐，又有票(就可以上)，军舰也可以(带人)，能够多带点东西就多带一点。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很自私，除了人员以外，还希望带部车子走。那时候经济也很混乱。那时候大家都使用大头(银元)，但为了制造经济方面的混乱，很多人又把大头分了，好像有袁世凯的大头可以值得高一点，民国多少年出的又要低一点。他们就讲，这里面白银的分量不同，结果更引起市场上的经济混乱。

逃难和撤离，成了当时很多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命运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际遇，有人得以顺利撤离，有人却备受坎坷，历尽艰难才到达彼岸;有人能在遥远的他乡与家人团聚，有人却从此骨肉分离，再难一见。“美和”舰上的通信上士胡子丹，就做出了一个让他抱憾终身的决定。当时他的家人已匆匆从芜湖老家赶来上海，准备和他一起随舰去台湾，但他却没让家人和他一起走。

胡子丹：船一出来就靠外滩加油，那时候军舰可以带(眷属)，但不方便的是，要先到定海，再到左营(在台湾高雄)。我想，这不把家里人给折腾了?等到下一个航次直接到左营不是很好吗?

但这一闪念间的犹疑，造成了胡家日后三十多年天各一方。

5月25日，正当胡子丹从家中吃过晚饭回到“美和”舰时，电报传来：上海已失，速速撤离。局势的瞬息万变顿时打乱了他的计划。

胡子丹：(船)赶紧开出来，回到上海黄浦江口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说上海不能进去，丢得太快了，我也呆住了。我呆住倒不是因为上海丢了，而是我的家丢了，家里人千辛万苦从芜湖出来的。那时候出来很困难，火车顶上都有人，人挤人地出来了，大包小包都打好了，准备搬到左营去。

那一年，胡子丹刚满20岁，但离别的伤痛从此种在了他心头。

钟志君也许要幸运些。他所在的空军伞兵司令部第一团本在南京驻防，但是1949年年初，当国民党接连失去东北、华北，长江防线正大兵压境之时，伞兵司令部接到了蒋介石发出的调防命令。

钟志君：全国只有一个伞兵师、一个空降师，不希望将来(南京)被共产党占领以后我们出不来，就先一步让我们离开。

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伞兵一团又接到了进一步南调福建的命令。3月下旬，钟志君和战友到达厦门，想到自己的家乡广东梅县离厦门不远，他就告假回家小住了几日，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见到父母。

钟志君：住了三四天，我看情况不对了，就赶快由梅县坐民船(回厦门)，我妈妈送我到汕头。我是家中的独子，，我讲可能我们会到台湾，她就关心我，要我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体。

　　1949年8月，当解放军攻入福建，厦门北边的福州、泉州相继易手时，钟志君和伞兵一团终于接到了去往台湾的命令。

　　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们，陆陆续续地跟随着各自的长官从战场上撤退，一路奔波后挤上军舰、民船，带着大批逃难的人群，跨越波涛汹涌的海峡而来--1949年这场惊天动地的大迁徙，终于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