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Kiss Me, Hold Me, Love Me 》 by Snuggelina 来源: @hongpingguo@ 于 2012-11-30 wenxuecity 当年砍头有指标 金庸父亲被人民政府枪决内幕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并同查良镛妻子和子女合影。邓小平坐下后，抽着烟，笑着对查良镛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谈到了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已经宣告中国要在新的形势下面临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而香港回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邓小平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问题有错必纠的态度，这正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50年代初被人民政府判死刑处决，这对查良镛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邓小平主动与查良镛谈起他父亲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查良镛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不久，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查良镛得知后，专门驰信海宁县委领导：“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查良镛就是金庸，是写过《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等许多精彩武侠小说的着名作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华文世界。同时，他又是香港创刊于1959年、颇有政治思想锋芒的《明报》社社长、主编，在海峡两岸及海内外有着重大的影响力。邓小平新时期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是他，而且又谈的是台湾回归等问题，这是意味深长的，后来中央正式明确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香港澳门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金庸后来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与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关系密切，与董建华也是惺惺惜惺惺。在1996年左右，特区行政长官之人事问题成了热点，有人说金庸会参与候选，有意出任首任行政长官。金庸得知这样的传言哈哈一笑，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推荐并看好董建华出任首任特区行政长官。 悲痛金庸伤心事；其父问斩被“咔嚓”！ 刀起人头落，咔嚓只几秒；历史记载：五十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所谓“镇反”运动；不过，什么80后、90后；绝对没有经过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 当时，中央成立“五人小组”，首先，秘密摸排逮捕名单；尔后，全国各地在深夜突然袭击，将相当一部分已安排工作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逮捕。 建国初期，什么法律文件，司法部门均不健全。不经审查，被捕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今夜从被窝里拉出来，第二天清早，刀起人头落，咔嚓只几秒；如湖北省洪湖、公安、江陵等小县城，一天杀人三百余那是家常便饭。我父亲所在部队团连干部参加过广州镇反，刚脆用机关枪扫射。大土坑早由被杀人员头天挖好，他们自己何曾知晓？自己挖坑自己埋。 那时节，乡政府都有杀人权。要杀人比杀鸡更容易；更方便；更快捷。这一下大开杀戒，着实让举国上下领教了什么才叫杀人如麻？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记录着族中功名人士，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而查家最有名的先祖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了。查慎行是清代的着名诗人。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据说查枢卿不是那种土地主，他受过西洋教育，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金庸生母名叫徐禄，19岁与金庸的父亲查枢卿结为夫妇。查枢卿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 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他的家乡袁花惨遭轰炸，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四子二女。 关于这一点，在所有介绍金庸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绝少提到。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刀起人头落，咔嚓了。 在那杀人有硬性指标的高压时期，与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同时被咔嚓的，还有饿死不吃美国大米的朱自清儿子朱自清之子朱迈先；还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抗日救亡将领；起义投诚人员。 同胞间互相残杀，尤其是杀害已经投诚起义人员，杀的更过头;傅作义北平起义当了个水利部长，傅作义部下呢？都成为：刀下断头鬼;荒野乱游魂；统统被咔嚓；瞬刻把命亡！ 朱迈先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但在解放初期被当做反革命匪首并立即咔嚓了。 朱迈先系现代文学家、民主人士朱自清的长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年仅三十三岁的朱迈先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一九八四年朱迈先之妻傅丽卿奔走多年申诉，该法院才承认错判，为死者恢复名誉。 傅丽卿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朱迈先死后的三十余年里，她多方申诉，为他平反而奔走。直到一九八四年，新宁县法院才认真复查旧案，承认一九五一年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 八十年代初，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千里迢迢去北京探亲，这是她同朱迈先结婚后三十六年第一次跨进朱家门。她无比激动地拜见思念已久的婆母和弟妹们，孩子和媳妇也叩见奶奶叔叔和姑姑，朱自清的家属们才实现了真正的大团圆。 有人诗曰：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 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50年代初被咔嚓，这对查良镛来说当然伤春悲秋，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他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后来，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查良镛得知后，专门驰信海宁县委领导：“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查良镛在香港，当然乱说乱骂乱放；在武侠小说中，常指鸡骂狗；杀父之仇还说致谢，只有鬼才信。在《金庸大传》中有专写其父冤杀记述。 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有上百户，因此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查枢卿被平反，无非是说明：用财富积累划分敌我；用财富积累划分谁死谁活；多么地荒谬绝伦。你分别人田，白吃白拿也就罢了。还不依不挠，叫地主脑袋瓜子搬家，实在过火。 这还不算，查枢卿生出个会写武侠小说的儿子查良镛，才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然而，成千上万的小地主，也就几十块田，统统刀起人头落，咔嚓了。因为没有生出个会写武侠小说的儿子，就不予平反昭雪？ 椐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杀人可以杀出经济繁荣；杀人可以杀出国泰民安。是否屁话，历史自有公论。 高峰时，乡政府都有杀人权。那叫一个牛！比现在乡长牛多了。刀起人头落，咔嚓只几秒；当初动刀杀人的刽子手，酒足饭饱，也许什么也忘记了；然而，一个被杀，全家记仇；两党之间，更不用说。台湾情报局，对被杀情报人员，都供有亡灵；朝朝烧香；岁岁换水；统一为何艰难曲折？这叫做：前辈乱杀；后辈买单。 博讯 彭德怀说出实心话：老毛想搞后宫 来源：探索真理 神化领袖，或说搞个人崇拜，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个通病。既为了夺取政权，也为了巩固政权。中共也不例外。大约从1940年代初开始，党内有些人基于各种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泽东，对他的才力、人格作出超乎实际的溢美，甚至夸张与说谎。如此做法虽有眼前或短期功效，但后患无穷。毛泽东大半生的实践可作见证。《东方红》这支歌先在延安地区普遍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就是利用民俗语言去神化毛泽东。明眼人想一想就明了它隐含着中共当时的政治企图和目的。先前介绍《东方红》出处，都说它是陕北有的农民“热爱”毛主席，自动编出歌词，有的民歌手再以当地民歌歌调唱出来。这些说词无非想告诉读者，陕北农民、广而大之是中国广大农民都是自觉自发地去信任、崇拜、拥护毛主席的。改革开放后，广东《羊城晚报》登了一篇短文，揭露《东方红》的真作者，原来是延安时代一个中共艺术干部在学习“文艺为政治服务”宗旨后创造出来。那么这之前公开的文字不都是谎言了吗?这不过是封建时代野心家谋皇位打江山所造童谣、签语的拙劣翻版。但中共却让它唱遍大陆。 “毛主席万岁！”据说也是从延安喊起。后来神州大地响遍了“毛主席万岁！”的唿号声。人活到一百岁，至今还属“古稀”，何况万岁。而且两千多年来，它都是朝君主皇帝的专用欢唿，人民领袖毛泽东竟然千万次地亲耳去听，至死还未自觉到要明令将它禁止?!自甘让此神话与谎言存世。 “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同上两句谎话不同，带点实，是实实在在地把毛泽东向神坛推进一步，也可以说对把他推向红色皇座起了关键作用。此话首创者刘少奇可真始料不及。它的要害是：一、把它列入中共党章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等于承认它已经成熟、正确且系统化，定为“一尊”地位，每个党员都得服膺；二、把它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这就更加强了毛控制党内党外思想之权。因他自个就把马列主义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 “毛泽东思想”，不也变成了“真理”吗?中共82年实践的检验证明所谓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国情去运用几大方面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本不是真理，而是谬论。诸如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时代思想等……对5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是弊大于利，祸大于福吗?不但害苦害死了广大民众，连这句话首倡者、时为国家主席理应受到“宪法”保护的刘少奇，不也是被毛泽东活活整死了吗?把这个思想桂冠加给毛泽东、连带相关的铺天盖地而来的颂词，今天，如果站在中国人民和民族国家立场去评论，可以说都是一派谎言。如果至今还有人坚持说，毛泽东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立过大功啦!要这样说未尝不可，言论自由嘛。但在他立过什么功、为谁立的功这点上要分清。毛泽东运用他的思想、才智、魄力以及阴险、狠毒、狡猾等特性，以及善用打进国军核心的共谍，指挥中共及其一百多万武装力量，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终于夺得了政权。这的确是他立的大功，但这仅仅是对共产党、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人立功。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正如上述。 神化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什么“大树特树毛主席权威”，什么“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依中共语系，伟大常与正确、光荣相连在一起。 毛泽东真的这么伟大、正确吗?约略从他加入共产党后的主要作为和社会后果去看，也可知它是大谎话。毛泽东善于用撰写高论、甚至诗词掩饰他自少渐成的成皇成相的政治野心以及一党利益，鼓动舆论，精心捉摸因历史与时代的种种因素导致贫困、不均而引发的民心，特别是那些无产者、流氓的动向和要求，并适时加以组织利用，以他们的生命与暴力为革命基础，向中华民国政权挑战，大喊“一切权力归农会”，实质归他这个1920年代中期已在湖南被称为“农民大王”的共产党员拥有。他一旦探明了中国革命──农民战争这条路子，便信心倍增，野心更大。自此，他便无限量诱引、利用农民廉(无)价的生命去为共产革命、为他实现开拓新皇朝的妄想铺路。农村包围城市之战打胜了，众吹鼓手大赞毛泽东在战略上发展了马列主义。其实，中国历史上多个农民起义领袖，为谋皇位而打江山，大都先占农村，后打城市和王都。毛泽东主导农民革命，不过是新时代新翻版，其中只有一些新招数而已。这“四个伟大、正确”，是中共哗众取宠之辈又一次的夸张与谎言。 20世纪世界民主潮流滚滚向前。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老定理应修正了。因过去的“王”多靠暴力上位，而不是走宪政与民主选举之路。毛泽东第一次晋见红色沙皇时曾投诉自己在党内所受“委屈”、“压制”，史达林安抚他说：“胜利者不应受谴责”。这与中国“为王”的老话很近似。但对此不谴责可不行！因为现代这类各式各样的“王”，对他运用暴力、谎言、毒辣手段上台，绝大多数不但不反省，公开坦承自己的罪过，反而与时俱进地用更巧妙的方法掩盖罪恶历史，更精心地包装伪造的真相。有时他们不慎地间接承认己罪的一点史实，但思想感情上还是没半点反省。坐稳王位的毛泽东，1964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党主席佐佐木更三时，权大气粗的他，不经意露便出了丑事的底子道：“不用作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段话恰好是毛泽东自曝国骗的罪行，既得意忘形回想起他们在抗战中以奸诈掩盖消极抗日的劣迹，廉价赢来内战胜利的本钱，又掉不了说谎的本色，夺取来的政权并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他和中共的。在这意气风发中他怎会为抗日时背离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而悔过。 大陆那些喜欢鼓吹个人崇拜的大人物与追随者，还曾在生活层面上，不断向毛泽东大献颂词。直到江核心时代，此类国骗风还没有停刮。写文章、出书、办电影、照片展、生活实录等等。这半个多世纪，不知出笼了多少?看的人不知看腻了没有。这些生活上絮絮套话，亦少不了夸张、虚饰与谎言，也属国骗的另一支。 鼓吹者常突出毛泽东同工农兵见面、谈话的镜头，宣扬“伟大领袖”多么亲民、爱民。看过照片、录影的人，多数都曾认为这是“真的”。可一旦得知毛生活的另一面，就会恍然有悟了。1958年底，由于大树“三面红旗”，工业、农业许多事搞过头，搞错了。这时好些农村已出现粮食不够吃，农民开始饿肚子，但毛泽东还是偏信“粮食放卫星，亩产万斤”的假数位，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竟然说，1959年粮食多了，吃不完，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假一年(见丁抒着《人祸》288页)。结果1959年起好些省农民因无粮饿死的越来越多。难道毛泽东真的了解农民、关爱农民吗? 再看看他怎样对待年轻的男、女兵。延安时代，当毛泽东还是四十多岁的壮年，他便常常要年轻的勤务兵为他扣皮裤带，绑鞋带了。这岂不是开始当影子皇帝的派头。住进皇帝宫殿的中南海，下属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先后设了两个舞厅。每处都为他修了一间专用休息室。邀来舞伴多是各兵种总部文工团年轻姣好的女演员。毛泽东自然喜欢搂着她们跳，被选中的也以此为荣为乐，愿为“伟大领袖”服务。毛泽东看透了她们的心。共舞中发现哪个年青女兵合心意，便领她进入专用休息室，“说情况”，兼有“肢体倾谈”，一待一、二个小时。彭德怀元帅看不顺眼，骂了句：“老毛想搞后宫”。这话对毛的生活帝皇化真是画龙点睛，入木三分。京夫子着的《中南海恩仇录》中记叙，设在春藕斋内的这个舞厅及毛的“秘戏处”，从1960年开始用，或一周两三次舞会，或晚晚开，毛常常到场，他的 “秘戏”演过多少?外人谁也说不清，知情的近卫们又为君者讳。直到1972年，毛因林彪事件气得中风后行走不便，这舞厅才停止使用。毛的生活侧面，对那些 “伟大”谎言不是最大的讽刺吗?毛带头生活腐化，与今天许多共党领导干部的同类腐化，是不是起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影响呢？ 毛泽东也曾被塑造俭朴、清廉的形象。可实际上，从“新中国”初立时大量印刷、发行毛泽东着作，即使相当部分由公家购买，他都一直照收稿费与加印数稿酬。而且着作中的大部分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组织的写作小组撰写，修改完成，再用毛泽东个人名字发表，这部分文章稿费他也全部照领不误。他主政27年，毛着约引发五、六十亿册，到1980年代，他的稿费积存了一两千万元(由邓小平批示，予以冻结)。大陆知道这内情的人，都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首富。文革发狂般地滥印，花的却是国家资金，成本总计起来恐怕是多少个亿元。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还领取加印部分的新稿费，并设专人为他管账。因此有不少人说这是变相贪污，应依法起诉。毛泽东从参加共产党起，便不断大唿“打倒封建地主阶级！”1950年代，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他发指示：“要消灭资产阶级，要消灭小生产者！”文革又狂喊“斗私批修！”这系列言行，使大陆人在印象中是毛泽东最恨私有制，最恨剥削，最恨金钱!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谁能料到，他口头、态度是这样，隐秘行为却是爱钱如命，而且贪的是被他胡弄得国穷民困这样一个国家的钱!何况他双手还染满人民鲜血!共以几十年光阴、无数资源、无数谎言去塑造这么一个“万岁”、“万万岁”、“四个伟大”的政治大偶像，令民众一律向他顶礼膜拜，服服贴贴，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大国骗吗？ 大陆有人说，毛泽东已走下神坛，此话不完全对。过去至今，因中共某些领导认为这个偶像仍有政治影响与瞒蔽人民的作用，只让他从神坛的高高台阶上走下几步，便急忙请他驻足，让天下臣民继续顶礼膜拜，特大油画天安门城楼高挂，干涸的皮囊仰躺在精美的高堂中，它的“伟大思想”依然入党章进宪法……这个幽灵比大陆活着的十几亿芸芸众生还要豪华、神气!本来历经八十年暴力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惨痛实践、已检验出塑造毛泽东这尊神只是一个悠长阴暗的国骗，可改革开放以来仍有人半明半暗地大加利用，欺世保己，导致许多民众至今视线迷煳，识别不出它的恐怖真面目!这是怎样的悲哀?怎样的绊脚石？ 毛泽东是“新中国”金口定案及其赖以施霸的独裁政体首创者，主政27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他自夸“我比秦始皇更秦始皇”，是狂妄自招的最佳写照。他之后的历届继任人，不论职称是主席、总书记，或“垂帘听政”，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只有施政方式与程度的变化，但其中亦有两位令人怀念的热心政改者，如果当时他们得伸其志，大陆今天的政治局面，想已成大改观了。 所谓“金口定案”，就是过去封建皇帝御口一开，可定国事是非曲直，也可以定臣民一生荣辱与生死的现代翻版。这是政体落后、法制不张，不受任何约束、监督的极权。金口定案，有时还能切合实际，定的合理、正确，但也因高高在上，常常臆想、假设、主观、武断地去独裁独断，由此它就必以谎言、假政为基础，颠倒黑白，错置是非，枉杀善良，冤判无辜，遗患遗怨无穷!想不到不甘在野死拼滥打地去夺权、一而再高唿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要为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毛泽东，一旦坐上北京金銮殿，迅即把昔日他的反对口号，变成自己施行恶政的准则，人性的虚伪、奸滑、无耻、贪权莫过于此。拿他的“为王”及其社会恶果，同撤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及其继承者的执政与后果比，后者虽也有某些专制表现，但其宪政、民主、经济的发展，比同期大陆的表现，不是优良太多吗?比如说，毛泽东能“为王”就证明他过去领导的暴力革命是正确的。十多年来，大陆不少富正义感的学者，依据史料对这个中国现代史悬案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辛灏年教授所着《谁是新中国》，是其中代表作之一。这虽然无补于已过去的既定历史，但如能广为传播，引导他们在认识上把这一段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端正史观，提高民主意识，从而成为促进中共政治改革的一份力量，还是有其意义。他们说“为了要建立民主‘新中国’，才打倒中华民国”，我们再看看领导“新中国”的历届中共党魁是怎样仿效毛泽东“金口定案”，如何坚持独裁政体，继续常以谎话治国定案的事实，就可知道当年这句漂亮话也是谎言。 毛泽东主政27年，亲自发动和领导“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每次都为开展运动撰写一套 “理论”，其实都是莫须有的捏造、诋毁被斗对象的谎言，也即国骗。比如文革，他心中的焦点本来是要打倒被认为是反对他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一大批重要干部。而他却把文革谎言说成是为防止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而要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等等，真是满纸谎言。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假罪名，就残酷地把他整死。他金口一开，“地主是反动剥削分子”，即使他们没有殴打、杀害农民，不少人也被枪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党、团员，仅是历史问题，并无罪状，金口一开定他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便可以肆意杀害，有的人读中学时因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被绑赴刑场枪毙。这种以谎言定罪杀人，据说有五千多万人。可见“新中国”金口定案害人不浅，并且让冤死者几千万遗属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 本文来源：探索真理 文革时期除中国外 哪两个国家曾全民崇拜毛泽东 来源：快乐老人报数字报 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 核心提示：多年来，毛泽东在巴国深受尊崇。巴基斯坦几乎全民崇敬毛泽东。在缅甸，以“毛泽东”命名的街道也随处可见。1967年缅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庄严宣布“毛泽东同志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11月29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经久不衰的海外“毛泽东热” “世界工人大团结！”“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样的口号，让中国人熟悉而陌生。然而，这却是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中国邻居尼泊尔目前最大的政党尼共（毛）依然在使用的口号。 在国外，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不在少数，英国著名的学者约翰列文曾撰文感慨：“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总统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国内人民演讲时，强调最多的一句话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句毛泽东语录，引导着委内瑞拉主流民意不畏美国强权政治，自信自强地开展国内政治、经济建设。 委内瑞拉人民之所以对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毛泽东思想在委内瑞拉深入人心。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思想是非常革命的思想。总统查韦斯的口号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力争早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贯彻中国毛泽东思想可以帮助消除我所处的社会的不公。” 与查韦斯一样，尼泊尔首任总理普拉昌达也是个典型的毛泽东崇拜者与毛泽东思想追随者。他本人坦承：“没有毛泽东主义指导我们，便没有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今天。”普拉昌达最爱引用的毛泽东的一句话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泰国共产党也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67年12月，泰共中央发表建党25周年文告，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以色列现任总理佩雷斯坦言：“我国的军事理论研究，大多参考了毛泽东相关著述。”几乎全民崇拜毛泽东的国家 毛泽东逝世那年，巴基斯坦领导人发来的唁电也感人肺腑。当时，巴国总理痛哭失声：“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多年来，毛泽东在巴国深受尊崇。巴基斯坦几乎全民崇敬毛泽东。他们不容忍国内出现任何亵渎中国领袖尊严之言行。巴基斯坦学者在研究毛泽东课题上，态度一丝不苟，成绩显著进步。一系列宣传毛泽东的刊物，相继出现，乃至普通百姓都能背诵几段“毛泽东语录”。 在缅甸，以“毛泽东”命名的街道也随处可见。1967年缅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庄严宣布“毛泽东同志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后来虽然缅甸共产运动转入低谷，但缅甸历届政府赞许毛泽东思想是缅甸一切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各国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众多 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视野，是因一本叫《生活》的画报，这本画报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美国多任总统对毛泽东充满敬仰，甚至能以一睹毛泽东尊容为荣。当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出现一波接一波的“毛泽东热”时，华盛顿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也陆续涌现，翻译毛泽东的作品更是版本繁多。 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精辟语言，被许多英国人作为座右铭牢记在心。有人统计，研究毛泽东的英国资深学者多达3500人！而英国海德公园至今仍随处可见印在墙上的毛泽东画像……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是红色的日本，当时中国掀起的一轮轮红色高潮，亚非拉独立运动如潮汹涌，再加上美国在越南不可理喻的军事行动，使当时的日本青年纷纷选择向左转。日本意识流大师——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正面及侧面描述。70年代，日本共产党出版了不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刻体会到“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日本”。 21世纪初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日本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又骤然增加，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多达上万个不同的版本。日本宣称：“全世界出版毛泽东著作最多的国家在日本！” 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罗马尼亚等都是“毛泽东热”比较集中的西方国家。在非洲，很多国家也争相研究毛泽东及其著作。（摘编自《环球视野》《现代哲学》）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数字报 唐寅为何创作大量春宫图？ 为生计适应市场需要 来源：中新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唐寅的卖画状况如何呢？卖文鬻画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其收益是不稳定的，这可能意味着唐寅从此将过上一种物质相对匮乏的生活。为了生计的需要，唐寅还应人所求，描绘过大量的色情画之类的春宫图。 唐寅像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原载于《人民政协报》，作者：佚名，原题：唐寅卖画收益欠稳定 为生计曾画大量春宫图 明中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社会的繁荣，同时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绘画交易现象由此开始普遍，方式亦多样，艺术市场得以逐步繁荣，使得大多数画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市场中来。作为苏州地区的画家唐寅，自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的卖画方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有友情赠送、订购、延请、直接现金交易等。 唐寅与师友朋辈间的交往异常密切，因此少不了以画作为祝寿的礼物而友情赠送。张丑《清河书画舫·亥集》中有言：“启南、子畏二公，往往题他人画为应酬之具。”可知唐寅有相当的画是为应酬之作。 此外，这一时期以订购的方式进行交易也十分流行。《吴越所见书画录》著录了唐寅的《寿星图》，画幅左侧有题款“人来种杏不虚寻，仿佛庐山小径深。常向静中参大道，不因忙里废清吟。愿随雨化三春泽，未许云闲一片心。老我近来多肺疾，好分紫雪扫烦襟。晋昌唐寅”。从题诗的内容来看，很明显的是一首写给医生的作品。 唐寅的卖画状况如何呢？卖文鬻画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其收益是不稳定的，这可能意味着唐寅从此将过上一种物质相对匮乏的生活。而当时的市场上的画价又很便宜，因此大部分时候唐寅的经济状况始终不尽如人意。某一时期的书画收益欠稳定之时，而家中又没有一定的积蓄，唐寅甚至会陷入无米下炊的生活窘境。 然而，纵观唐伯虎的后半生，他的物质生活也偶有宽松之时。弘治十八年(1505)，36岁的唐伯虎在苏州城西北建造了桃花庵别业，至正德二年(1507)始建成。唐寅的后半生基本上在桃坞别业中度过。好友祝允明、黄云、沈周等人经常来饮酒作诗。他购地建桃坞的经费，也主要来自于个人的卖画。由此可见，唐寅的诗画谋生之路至少给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当他生意好的时候，求画者渐多致使忙不过来，便请老师周臣代笔。因此，后人在辨别唐寅画作的真伪时就说：“及六如以画名世，或懒于酬应，每请东村(周臣)代为之。今伯虎流传之画，每多用笔，在具眼者辨之。”可见唐寅的名声。于是一些贪图私利的人，不惜作伪以牟取暴利。 以卖画为生使唐寅取得了经济上的自给，由此决定了他人格上的独立。对他后半生的诗画文艺创作亦产生了深刻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到其艺术观和创作风格。 唐寅总体的绘画风格面貌跟他的师承关系密不可分。史载唐寅初拜师于沈周。在京城科场舞弊案发生之后学于周臣门下，其画风渐渐脱去沈周的特征。如他的《骑驴归思图》画法几乎与周臣一致。 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唐寅的人物仕女画。他的人物画多感慨世情之作，表现出愤世嫉俗的心态。他兼取诸家之法，特别是吸收了院派和文人画的长处，独树一帜，开创了一条能表现自我精神的画路，行笔秀劲缜密，有着潇洒清逸的气韵。这一类作品多取材于历史与民间故事，尤其以描写欢场女子为多。唐寅的人物画可大致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类。前者典型的有《王蜀宫妓图》，画中精心描绘了四位盛妆等待君王召唤的宫妓形象，工笔重彩，体现了画家在造型用笔及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后者以《秋风纨扇图》(上海博物馆藏)为例，唐寅把李公麟的行云流水措和颜辉的折芦描法掺和起来，挥洒自如，富有韵律感。 明徐渤对他的仕女画亦十分推崇，在其《红雨楼题跋》中说：“画家人物最难，而美人为尤难。绮罗珠翠，写人丹青易俗，故鲜有此技名家者。吴中惟仇实父、唐子畏擅长。”他的大多仕女画是表现宫妓、妓女等下层女性生活的青楼题材，如《王蜀宫妓图》、《陶谷赠词图》等，这与他科场舞弊案后颓废自弃，终日寄情于声色不无关系。 那么，这种风格的产生与他卖画为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这时期在繁华的江南城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娼妓越来越盛。在苏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此业就显得尤为兴盛。唐寅作为一个命运曲折而又多情重义的文人，面对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女性，自有惺惺相惜之意，于是便以这种题材来表现自己的性情。同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这种题材源于当时绘画商品化及自己卖画的需要。唐寅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此时的商人和地主大都喜交名士，吸收了众多的文人和画家与之交往，而这些富豪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好文知画的风雅人士。面对特殊的消费群体，唐寅在创作人物画作品时，就不能不考虑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要。 为了生计的需要，唐寅还应人所求，描绘过大量的色情画之类的春宫图。另外，唐寅在山水画方面造诣很高。但唐寅是院派这种风格正统的画法，而不是沈周、文徵明那种文人画风格，是有特定原因的。唐寅的花鸟作品不多，但不可不提。他擅长水墨写意花鸟，墨韵明净、意境高雅。其所绘《雨竹图》扇面(上海博物馆藏)，以浓墨绘近竹，淡墨绘远竹，笔墨淋漓，气韵酣畅。书画作品的情托于象，而意趣更在点画外。这种风格的花鸟画，无论从题材还是画法来看，也都是适应社会大众喜好的需要。 本文来源：中新网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11月29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经久不衰的海外“毛泽东热” “世界工人大团结！”“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样的口号，让中国人熟悉而陌生。然而，这却是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中国邻居尼泊尔目前最大的政党尼共（毛）依然在使用的口号。 在国外，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不在少数，英国著名的学者约翰列文曾撰文感慨：“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总统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国内人民演讲时，强调最多的一句话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句毛泽东语录，引导着委内瑞拉主流民意不畏美国强权政治，自信自强地开展国内政治、经济建设。 委内瑞拉人民之所以对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毛泽东思想在委内瑞拉深入人心。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思想是非常革命的思想。总统查韦斯的口号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力争早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贯彻中国毛泽东思想可以帮助消除我所处的社会的不公。” 与查韦斯一样，尼泊尔首任总理普拉昌达也是个典型的毛泽东崇拜者与毛泽东思想追随者。他本人坦承：“没有毛泽东主义指导我们，便没有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今天。”普拉昌达最爱引用的毛泽东的一句话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泰国共产党也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67年12月，泰共中央发表建党25周年文告，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以色列现任总理佩雷斯坦言：“我国的军事理论研究，大多参考了毛泽东相关著述。”几乎全民崇拜毛泽东的国家 毛泽东逝世那年，巴基斯坦领导人发来的唁电也感人肺腑。当时，巴国总理痛哭失声：“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多年来，毛泽东在巴国深受尊崇。巴基斯坦几乎全民崇敬毛泽东。他们不容忍国内出现任何亵渎中国领袖尊严之言行。巴基斯坦学者在研究毛泽东课题上，态度一丝不苟，成绩显著进步。一系列宣传毛泽东的刊物，相继出现，乃至普通百姓都能背诵几段“毛泽东语录”。 在缅甸，以“毛泽东”命名的街道也随处可见。1967年缅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庄严宣布“毛泽东同志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后来虽然缅甸共产运动转入低谷，但缅甸历届政府赞许毛泽东思想是缅甸一切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各国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众多 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视野，是因一本叫《生活》的画报，这本画报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美国多任总统对毛泽东充满敬仰，甚至能以一睹毛泽东尊容为荣。当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出现一波接一波的“毛泽东热”时，华盛顿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也陆续涌现，翻译毛泽东的作品更是版本繁多。 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精辟语言，被许多英国人作为座右铭牢记在心。有人统计，研究毛泽东的英国资深学者多达3500人！而英国海德公园至今仍随处可见印在墙上的毛泽东画像……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是红色的日本，当时中国掀起的一轮轮红色高潮，亚非拉独立运动如潮汹涌，再加上美国在越南不可理喻的军事行动，使当时的日本青年纷纷选择向左转。日本意识流大师——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正面及侧面描述。70年代，日本共产党出版了不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刻体会到“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日本”。 21世纪初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日本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又骤然增加，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多达上万个不同的版本。日本宣称：“全世界出版毛泽东著作最多的国家在日本！” 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罗马尼亚等都是“毛泽东热”比较集中的西方国家。在非洲，很多国家也争相研究毛泽东及其著作。（摘编自《环球视野》《现代哲学》）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数字报
来源：中新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唐寅的卖画状况如何呢？卖文鬻画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其收益是不稳定的，这可能意味着唐寅从此将过上一种物质相对匮乏的生活。为了生计的需要，唐寅还应人所求，描绘过大量的色情画之类的春宫图。 唐寅像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原载于《人民政协报》，作者：佚名，原题：唐寅卖画收益欠稳定 为生计曾画大量春宫图 明中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社会的繁荣，同时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绘画交易现象由此开始普遍，方式亦多样，艺术市场得以逐步繁荣，使得大多数画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市场中来。作为苏州地区的画家唐寅，自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的卖画方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有友情赠送、订购、延请、直接现金交易等。 唐寅与师友朋辈间的交往异常密切，因此少不了以画作为祝寿的礼物而友情赠送。张丑《清河书画舫·亥集》中有言：“启南、子畏二公，往往题他人画为应酬之具。”可知唐寅有相当的画是为应酬之作。 此外，这一时期以订购的方式进行交易也十分流行。《吴越所见书画录》著录了唐寅的《寿星图》，画幅左侧有题款“人来种杏不虚寻，仿佛庐山小径深。常向静中参大道，不因忙里废清吟。愿随雨化三春泽，未许云闲一片心。老我近来多肺疾，好分紫雪扫烦襟。晋昌唐寅”。从题诗的内容来看，很明显的是一首写给医生的作品。 唐寅的卖画状况如何呢？卖文鬻画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其收益是不稳定的，这可能意味着唐寅从此将过上一种物质相对匮乏的生活。而当时的市场上的画价又很便宜，因此大部分时候唐寅的经济状况始终不尽如人意。某一时期的书画收益欠稳定之时，而家中又没有一定的积蓄，唐寅甚至会陷入无米下炊的生活窘境。 然而，纵观唐伯虎的后半生，他的物质生活也偶有宽松之时。弘治十八年(1505)，36岁的唐伯虎在苏州城西北建造了桃花庵别业，至正德二年(1507)始建成。唐寅的后半生基本上在桃坞别业中度过。好友祝允明、黄云、沈周等人经常来饮酒作诗。他购地建桃坞的经费，也主要来自于个人的卖画。由此可见，唐寅的诗画谋生之路至少给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当他生意好的时候，求画者渐多致使忙不过来，便请老师周臣代笔。因此，后人在辨别唐寅画作的真伪时就说：“及六如以画名世，或懒于酬应，每请东村(周臣)代为之。今伯虎流传之画，每多用笔，在具眼者辨之。”可见唐寅的名声。于是一些贪图私利的人，不惜作伪以牟取暴利。 以卖画为生使唐寅取得了经济上的自给，由此决定了他人格上的独立。对他后半生的诗画文艺创作亦产生了深刻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到其艺术观和创作风格。 唐寅总体的绘画风格面貌跟他的师承关系密不可分。史载唐寅初拜师于沈周。在京城科场舞弊案发生之后学于周臣门下，其画风渐渐脱去沈周的特征。如他的《骑驴归思图》画法几乎与周臣一致。 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唐寅的人物仕女画。他的人物画多感慨世情之作，表现出愤世嫉俗的心态。他兼取诸家之法，特别是吸收了院派和文人画的长处，独树一帜，开创了一条能表现自我精神的画路，行笔秀劲缜密，有着潇洒清逸的气韵。这一类作品多取材于历史与民间故事，尤其以描写欢场女子为多。唐寅的人物画可大致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类。前者典型的有《王蜀宫妓图》，画中精心描绘了四位盛妆等待君王召唤的宫妓形象，工笔重彩，体现了画家在造型用笔及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后者以《秋风纨扇图》(上海博物馆藏)为例，唐寅把李公麟的行云流水措和颜辉的折芦描法掺和起来，挥洒自如，富有韵律感。 明徐渤对他的仕女画亦十分推崇，在其《红雨楼题跋》中说：“画家人物最难，而美人为尤难。绮罗珠翠，写人丹青易俗，故鲜有此技名家者。吴中惟仇实父、唐子畏擅长。”他的大多仕女画是表现宫妓、妓女等下层女性生活的青楼题材，如《王蜀宫妓图》、《陶谷赠词图》等，这与他科场舞弊案后颓废自弃，终日寄情于声色不无关系。 那么，这种风格的产生与他卖画为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这时期在繁华的江南城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娼妓越来越盛。在苏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此业就显得尤为兴盛。唐寅作为一个命运曲折而又多情重义的文人，面对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女性，自有惺惺相惜之意，于是便以这种题材来表现自己的性情。同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这种题材源于当时绘画商品化及自己卖画的需要。唐寅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此时的商人和地主大都喜交名士，吸收了众多的文人和画家与之交往，而这些富豪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好文知画的风雅人士。面对特殊的消费群体，唐寅在创作人物画作品时，就不能不考虑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要。 为了生计的需要，唐寅还应人所求，描绘过大量的色情画之类的春宫图。另外，唐寅在山水画方面造诣很高。但唐寅是院派这种风格正统的画法，而不是沈周、文徵明那种文人画风格，是有特定原因的。唐寅的花鸟作品不多，但不可不提。他擅长水墨写意花鸟，墨韵明净、意境高雅。其所绘《雨竹图》扇面(上海博物馆藏)，以浓墨绘近竹，淡墨绘远竹，笔墨淋漓，气韵酣畅。书画作品的情托于象，而意趣更在点画外。这种风格的花鸟画，无论从题材还是画法来看，也都是适应社会大众喜好的需要。 本文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