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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名臣、名将书法选（多图）
柳公权( 778－865年 )，是唐朝最后一位大书法家。官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穆宗问其笔法秘诀,柳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时穆宗荒纵，为之改容，悟其笔谏也。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朝中，仕途通达。 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历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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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书法
蔡京，字元长，北宋权相之一、书法家，以贪渎闻名。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即状元）.崇宁元年(1102)，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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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书法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汉族。北宋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人。中国历史上著名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则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连结河朔之谋的缔造者。同时又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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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书法（明代名相）
张居正（1525年－1582年），汉族人，祖籍安徽凤阳，湖北江陵人。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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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5－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明朝著名清官。历任知县、州判官、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海瑞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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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书法
史可法（1601—1645），宇宪之，号道邻，明末河南样符（今开封市）人。崇恢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升任南京兵部尚书。1644年（崇恢十七年），明亡后，他在南京拥立福王，加封大学士，称史阁部。因马士英等的排挤，以督师为名，使守扬州。清朝多尔亵致书诱降，被拒绝，他坚守孤城。1645年，清军南下，他领导军民坚决抵抗，城破，自杀未遂，被清兵抓住，忠贞不屈，于4月14日（清顺治二年三月十九日）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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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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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书法
李鸿章（1823－1901），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 书法对联立轴
家族记忆：亲历1942大饥荒 刮骨刻写中国人性格
李从吾
八十四岁的老母亲有些脑萎缩，新事记不住，小时候老事反而清清楚楚。一说话，总爱提“蚂车吃那年”。“蚂车”是老家土话，就是蝗虫，“蚂车吃那年”是一九四二年。
故乡在中原腹地，“蚂车吃那年”的秋天，蝗虫扑天盖地，从黄河决口后形成的黄泛区的西南方向飞过来，眼睁睁的，就要收获的庄稼，被第一批蝗虫吃掉未成熟玉米穗、谷穗，又一批来了吃光叶子，再一批连杆也不放过，一群又一群，眼睁睁的，庄稼地里一无所剩。
“老天爷把人往死里逼”，母亲说蝗灾之前，春天大旱，靠天吃饭村里人，眼看着麦子没有了收成，就指望着秋天能够得点玉米高粱，挨过这一年明年能够好些。
今天，村里在世的不多的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九四二的蝗灾，在他们童年少年时刻下了烙印，而漫长坎坷一生中，无尽的苦难还在后面。“蚂车吃那年”，成了村里七八十岁老人随口而出的词。我的一个远房堂叔在这一年出生，被父母起名为＂荒＂，侥幸活了下来。
老人们不懂耶稣纪年，一辈子哪一年生活出了大事便成了纪年方式，她记得“合食堂那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吃榆树皮那年”，就是一九五九年；“分地那年”，就是一九八0年。
那乌云一般的蝗虫过去七十年了，母亲还常常把蚂车挂到嘴边。
那一个本该略有收成的季节里，爷爷奶奶走到地里，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家里缸里剩下点粮食已经见底了，明年夏天才能收麦子，这么长时间怎么办？
村里人开始四处想办法找吃的。
最可怕的第二年，一九四三年来了，春节来了。蚂车吃光了大豆玉米谷子高粱粟子，一无所有的人们，捱不过这个年。春节里，整个村庄听不到鞭炮声。
本来再穷，一年到头也要在春节吃饱肚子，村里人却在饥饿中捱过了除夕，人们开始想办法逃荒了。生于20世纪初的爷爷奶奶在除夕夜开始商量如何逃荒，听人说大年初一火坐车不要钱，结果大清早起来。
大年初一，爷爷领着奶奶，十三岁的父亲，十一岁的大叔，一岁多的小叔，在饥寒中从村里出发，日头落的时候到了陇海铁路上小小的村级车站，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没有办法要钱了，一家人爬进了闷罐车向东逃荒要饭了。
这一行，改变了我的家族史。爷爷一家人到了两百多里外的一个车站，与村里也在那里逃荒的人一起，终于有了口吃的。然而，到了阴历三月，爷爷饥饿劳累受冻，吐血去世了，成了那三百万饿死的灵魂之一。奶奶不得不把最小的孩子送人，带着其他两个孩子四处乞讨。直到过了一年多，才又返回老家。
60年后，我去了一趟爷爷奶奶乞讨的火车站，去送别已经姓了别人家姓去世的叔叔。还是穿越中原腹地的陇海铁路，在飞驰舒适的卧铺里，看着窗外的平原田野的无尽麦田和稀落树木。这条一九一几年建成的铁路上，我试想着爷爷奶奶如何挤进逃荒列车，那载着无数乡亲的列车，有多少饿死了。
据说奶奶回老家后，一直想再看看送给人的小儿子，却最终未能。奶奶躲过了一九四二，却没有躲过一九五八，在另一场饥饿和疾病灾难中去世。而叔叔在异乡因为孤门独户，受尽欺辱，也未能长寿。
父亲很少跟我说这些旧事，倒是母亲经常指责父亲，“你咋就忘记了过去要过饭”，试图让父亲注意节俭。直到今天，母亲还常说，“能有馍吃就妥了，蚂车吃那年能有榆树皮就是好吃的了。”
多少次，我盯着榆树发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母亲常常给我讲蚂车吃那年没得吃，只有剥榆树皮吃。榆钱偶尔吃一口还行，这榆树皮怎么吃?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等榆树叶长出来，大家先捋榆树叶加点面吃，等后来，就开始吃树皮了。母亲说，把树皮剥下来，用柴火烧锅，放进去煮，要使劲煮，尽量去掉苦味，然后抄出来，加一点点面，蒸着吃。想起这事，母亲说，榆树皮是比较好吃的。
至今，“蚂车吃那年”的事，还是可以有记忆验证的活历史，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够清楚记得灾难的细节。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彻底进入历史书了。
一直奇怪，没有听过父母埋怨过谁，更没想过囯家政府对自己有什么责任。只是，国军来了，自然就给纳粮缴费出劳力；日本人来了，要这东西那东西，也只能送去。等蝗灾来了，只有自己想办法逃荒要饭，自己救自己。
不识字的父母不会想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大平原，是枪杆子逐鹿之地。一九四二的大饥荒，是几千年政治无常、权力争斗、外侵内乱下百姓命运的缩影。成就帝王将相的大平原上从来不缺少灾难，可怕的是一次次天灾在人祸裹挟下，将百姓推到死地。正是像一九四二年这样一次次走不出的人灾循环，刮骨刻写了中国人的性格。
韩福东：比电影更真实的河南一九四二
来源：凤凰博报
逃荒途中，刘和平的父亲决定卖掉女儿。人贩子已经来了，准备带走刘和平的妹妹。骨肉分离在即，刘和平的母亲突然躁狂起来，举起手中的扁担就抡。人贩子躲到一边，才知道她是要打死自己的女儿。那是母亲内心矛盾的表现，她无法接受女儿被贩卖的现实。
十年前，河南作家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从河南延津县出发，到巩义、洛阳，再到陕西和山西，沿着1942年饥荒时灾民逃亡的路线走了一圈。他们在巩义一所教堂内，听90岁的刘和平讲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将在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演绎。这是300万到500万人被饿死的事件中非常细微的一个小片段。70年过去了，很多悲情细节都消散在时光隧道中。好在还有文字，有那些卓越记者的记录与亲历者的回忆，为我们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可能。
比电影《一九四二》更为真实的河南一九四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田里的麦苗长势尚好，进入了灌浆期。在1942年的春天，河南省博爱县农民期待着好收成。前一年年是个灾年，春天干旱，禾苗都因缺水而枯萎了，很多农民颗粒无收，到了秋天的时候，突然又来了蝗虫，将庄稼吃得一干二净。
1942年，博爱县农民的期待再度落空，他们没有迎来不一样的年景。
“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鹊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博爱县人樊秉泉后来撰文回忆说，蝗灾过后，秋天又阴雨连绵了整整40天，洪灾进一步加重了饥荒。
1942年，和博爱县类似，整个河南境内都承受着旱涝与蝗灾的危害。博爱县属于日伪统治区域，当时沦陷区大约占了河南境内三分之一大的地方。国统区的灾害，比沦陷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日的大背景，加重了灾害的严重程度。
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大饥荒的人祸色彩远高于天灾。1942年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认为，首先是前线几十万军队的军粮负担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灾难。国统区大部都是山区，丰年或可稍有余裕，平收则仅能勉强自给，一遇歉收，就需依靠外粮接济。“当此大灾临头、一发千钧之时，沦陷区既被全面封锁，邻省也坐视不救。当时邻省主要有陕西全省及湖北一部分，而他们又不准粮食自由出境。军粮征购不足，又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下实行抢购，实际是只抢并不付钱。许多农民被迫把收打的一点小麦交出后，生活无着，有全家服毒或投河的事情。其未自杀的，或则扶老携幼，逃荒异乡，或则困守家园，坐以待毙。”
蒋介石最晚在1942年夏天就已经知晓河南灾情。在西安召开的军粮会议上，他当众宣布，把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张仲鲁回忆，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增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40-150市斤，每包约合小麦200市斤）。随后，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军粮。
张仲鲁也在这些大员行列中，他们从洛阳出发，到荥阳、郑县、新郑、密县、宝丰等地催缴军粮。一路上，他看到沿途灾民络绎不绝，挖草根、摘树叶、剥树皮，用以果腹。荥阳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哭了起来；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麦子上缴后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但军粮必须完成，事实上最后超额完成。河南省粮政局长卢郁文为此还受到蒋介石的褒奖。
灾荒在催缴军粮的过程中一步步加重。等张仲鲁到方城等县视察时，已经可以在途中看到死尸。方城城外，还有专门贩卖人口的市场，只要拿几个蒸馍，就可以买到一个儿童。有一对夫妻，丈夫准备卖掉妻子，分手时，妻子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丈夫大为感动，与妻子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在300到500万人的死亡事件中，充斥着这样令人鼻酸的离散故事。王瑞英13岁嫁到河南尉氏县永兴乡段庄村刘家作童养媳。1942年旱灾来袭后，他们一家人饿的皮包骨，因为无饭可吃，她缺少奶水，小女儿在狠狠咬她奶头的哭声中坚持了几天，就饿死了。临死时口中还噙着奶头。
进入1943年，饥荒更为严重。王瑞英的婆母在2月24日饿死，5天后，丈夫刘焕被保长拉去筑黄河堤，还没走到工地，就饿死在路边。她的另一个女儿小恩被送去做童养媳，谁知到婆家一样挨饿，不到两个月就偷跑回来，对王瑞英说：“怕饿死，不能见妈！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没有馍，懂事的小恩睡了下去，再也没醒来。王瑞英一家八口人，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季，饿死了5口。
王瑞英家受灾并非最严重的，因为河南各地死绝户都不鲜见。
政府并非完全没有作为，从各方零散的回忆看，他们设有孤儿院、施粥处，也有货币的发放，但相较灾情，这些都过于杯水车薪，而且施加的救援远抵消不了征购军粮带来的压迫。就此而言，国民政府在1942年的饥荒中，对灾民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发生人相食的伦常悲剧。
“在隆冬那些时，吃人肉的事是常常有的。下午倒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臂膀。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时没有人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
“去年冬天，落雪天气，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水道。他们因为饿得太很，把亲生女儿杀死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这是1943年春天，河南《前锋报》特派员李蕤（笔名流萤）在郑州市郊听朋友说起的故事。他们走了没有两里路，便发现了四个死尸，还有一个老人，大概昏厥不久，四肢还会动弹，但身上已经被人剥的一丝不挂了。朋友告诉他，如果在去年十一、十二月，碰到的尸体会更多。
那天晚上，李蕤拿到了郑州三青团分团部在各处的调查报告，一页一页纸上布满了人名。悬梁的，投井的，服毒的，摔死孩子的，以及全家饿死的……
《前锋报》1943年2月到4月刊发的李蕤撰写的十余篇灾区通讯，是有关河南饥荒最出色的报道。只有囿于该报创刊不久，且是地方小报，未能产生广泛影响。
《大公报》的报道《豫灾实录》和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刊发的时间比《前锋报》略早，1943年2月初。该报因此被停刊整顿3天，但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事后，王芸生曾找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理，陈说：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但蒋介石可以让《大公报》停刊，却无法阻止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特派员白修德的报道。1942年10月和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先后刊发了《十万火急大逃亡》和《等待收成》，让蒋介石觉得自己在国际上颜面尽失。
白修德的报道没有经过重庆的审查，就被洛阳电报局一个电报员发送到了美国。然后，事情开始有了转变。“确实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我猜想，这是从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泄露出去河南灾民惨遭饿死的消息开始的。靠着美国新闻传媒的力量，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白修德说，几个月后，他收到河南洛阳的梅根神父写来的一封信：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这些改变让梅根神父更加坚信自己从前观点的正确性：“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