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2-11-28 22:03:08
来源： 爱思想
总统府中枢纪念国父诞辰，龙应台专题谈话
时间：11月12日上午10时
地点：总统府三楼大礼堂
主讲人：文化部长龙应台
大家早安，我从十八岁开始就有演讲机会，今天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枢”两个字就要晕倒了。
马克吐温的写作里有个手法──当写到一个严肃到不行的场合，譬如今天这种场合，他就会让一只小土狗，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讲的人撞一下，然后那份严肃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这严肃怎么办，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我原来给的题目就是《一九一二》，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所以想缩小范围，谈《孙逸仙这个人》。更接近演讲日期的时候，觉得我真正要讲的，是那个时代的气氛，我也不是孙逸仙研究的专家，所以还是不要都以孙中山先生为主体，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观察，于是最后还是把题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强瓜分的中国
1912是甚么样的时代？第一个浮出的意像，可能就是，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当时一个法国杂志所刊出的漫画，桌上有个大饼，写着“CHINE”，列强拿着刀分割这个饼。整个的十九世纪，是这样弱肉强食的时代。
残酷的时代
那是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沈从文自传里头有段文章题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生于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乡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乱的时代，他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从他的眼睛看出：当时满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员，但是到底谁是革命党呢？乡下官兵于是就抓人头充数，成千上万的，五花大绑的被抓去砍头，基本上都是乡下的农民。在沈从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约有一百多的农民被抓去河边砍头，砍到后来，人实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农民抓去大王庙面前掷筊，如果丢出来的是两面都向上或一阴一阳的，就到“活”的这一边，如果两个都覆盖住，就被分去“死”的那边，等砍头。运气不好的农民掷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队等砍头。
每一天在河边，都有很多的围观者去看砍头，所以他从小的数字学习，是从数尸体学来的。围观者嘻笑不已，有时围观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该杀谁不该杀，有的“该”被砍头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里，也就被当作路人给放了。
一张奇特的邮票可以充分表达政局的不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十九世纪到廿世纪初的中国，海关和邮政全部由外国人主控。当时的邮政总办是一位法国人叫帛黎，当中华民国成立时，他非常不甘愿，不认同。邮票上面还是写着“大清邮政”，可是孙中山都已经在南京宣誓就职了，怎么办？他就在邮票的中间，印上了“临时中立”四个字。到了三月的时候，孙中山严重抗议，他才再加“中华民国”四个字。从一张小小的邮票里，就看得出一个动荡的时代。
一九一二年前后，不只是军事动荡，不只是政治动荡，其实更是改风易俗、整个价值观在翻转的时代，服装、缠足、包括发型，剪辫子这件事情，都是严重的大事。
价值的翻转
钱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风声鹤唳，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时代要变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他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晚上去翻人家的枕头。他翻出来的书，你猜是怎样的一本书？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这位前进的思想家的书，给钱穆这位十五、六岁的孩子看到了，钱穆最震动的是甚么呢？竟然是谭嗣同在《仁学》里头谈头发的部分。他把人依照发型来分，谭嗣同说，全发戴冠的，是中国人；把头发剃光的是印度人，把头发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种，前面都刮光，后面留个猪尾巴的，叫做满州人。
少年钱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问题是，他辫子才剪了，没几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说他要搭火车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说，你现在没有辫子，一上火车一定会被官兵抓起来被当成革命党给杀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么办呢？没有辫子无法搭车，于是他就把剪下的辫子缝到瓜皮帽上，伪装辫子。在历史大转换的时代，一个小小的“脱线”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实，钱穆不需要缝辫子，因为在一九一二年前后，已经出现“改良帽庄”，有现成的帽子加辫子的改良帽可以买了。那个时候，道士服突然贵了，因为很多人买道士服来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辫子藏起来，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还是革命军。
一九一二年之后，守城门的革命军，到处抓留辫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那时候关于剪辫子的漫画特别多。价值的大翻转，辫子可以代表。
我们讲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联想到革命、战争、动乱、割裂，彷佛没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实是这样的吗？譬如传染病，会因为革命而暂停爆发吗？
伍连德这个人
一九一一年在东北爆发的鼠疫，死亡人数六万，是一场大规模的疫战。那个时候，东北的铁路，东清铁路是俄国的，南满铁路是日本的，然后从奉天到北京的，才是华人的，所以连治理权都是分开的。当有传染病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潮从火车来往上下，传染病也迅速蔓延扩张。当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时候，哈尔滨是一天死一、两百人。当时医学的常识，大家以为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传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围里，北京派了一个人赶赴东北处理紧急疫情，这个人叫伍连德，马来西亚出生、剑桥医学院的毕业生。他赶到哈尔滨，经过解剖和观察，断言这是一个飞沫空气传染的肺鼠疫，是人对人直接的传染，因此它的严重度、传染速度，远超过人们，尤其是当时西方专家的认知。
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动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医师、护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国铁路局一百廿辆列车，做为隔离医院。我们在SARS时也有经验，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么来的？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时，认定肺鼠疫是飞沫传染，因此他严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当时就叫做“伍连德口罩”。一位法国专家不接受伍连德的判断，坚持不戴口罩进入疫区，没有几天就染病死亡，震惊了国际。
冰原上堆积了两千两百具尸体，装在成千的薄棺内。伍连德说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说服清廷“解剖”的医学必要，使得现代医学有了开始。当革命在南方动荡延烧的时候，伍连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时，伍连德的工作是否停顿下来？没有。他计划向英国募款，组一个红十字会，然后由他率队到辛亥革命的武汉前线去为伤兵治疗。他说，不管是清军或革命军，他想为两边的士兵裹伤。
伍连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动如山。价值可以翻转，世界可以颠倒，革命可以席卷，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詹天佑这个人
另外一个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战争了，时代要换了，天要变了。在大动荡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摆？是的，很多原来的秩序都停摆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摆和替换。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战争或改朝换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时完成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铁路，途经八达岭，技术之艰难，当时也是举世惊诧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或称为总理。粤汉铁路从一八九六年核准动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
在一九一一年时情势非常不好的时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对时局的忧虑。“广州正处于愤激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可能会有巨大的悔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以一生的投入推动国家基础建设的人，对于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中断和破坏，会非常忧虑。
广州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地，当战争要在广州爆发时，詹天佑人在广州。几乎所有管铁路系统的人都逃难去，列车停驶了，甚至也开始发生抢劫。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粤汉铁路的主管找来，告诉大家革命就要爆发了，所有要离开的人都来跟我登记，我可以让你们走，但是每个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细节的移交。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当街头因革命而沸腾时，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粤汉铁路工作，始终是照常运行的。
孙逸仙这个人
1912年5月17日，孙中山先生就到了广州，詹天佑以粤路公司经理的身份接待孙先生，这已经是1912年的5月。诸位熟悉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就知道，孙先生很快地就担任了全国铁路总监，他提出了要为中国建设20万公里的铁路，后来变成了我们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提出的宏伟基础建设蓝图包括要在十年内为中国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160万公里的公路。这个梦想距离现实有多远呢？一直到1949年，全中国的铁路系统加起来不到2万公里。到今天距离1912年一百年之后，现在的中国，真正营运的铁路里程是8万多公里。公路就远远超过了孙所擘划的，有360万公里。
孙先生当时有一个澳洲的顾问叫作端纳。端纳在1912年6月底时，见了孙中山先生之后对他很不满意，给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澳洲记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写了一封私人信，发了一堆牢骚：“孙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要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就磨了他好一阵子，他最后拿出一张6英呎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的不切实际，对于他目前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
这是端纳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端纳说，“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国西部最偏远的地区，孙中山煞费苦心地用笔在各省及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条线，他用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着海岸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重山峻岭直达拉萨到西藏，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弯沿曲折的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线是从上海经过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过戈壁边缘到达蒙古，他还画了许多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许多条线遍布全国，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怎么会这么愚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疯了。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与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即使是更多的线都有可能建成，可是问题在于他竟然会以为外国资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给他，在5到10年内把这条铁路建成。”
端纳接着写，然后孙中山就问他，“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为此而投资吗？”端纳回答：“那要看什么条件。”孙中山说，“喔，我们可以给他们四十年铁路的使用权，不过期满时他们要将铁路无偿的还给我们，而且保证运行良好。”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BOT吗？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吗？
端纳说，“我就告诉孙，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即使在中国几个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实际最有前途的铁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国的一分钱。”端纳总结说，“孙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后中国满布的铁路，你想想看从越南的老街到中国云南的小铁路就花了八百万的英镑。凭良心讲，一条从云南要拉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萨，去做夏季的游玩，或着供达赖喇嘛逃跑的时候提供方便，这条铁路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澳洲顾问私底下的一个说法，有趣的是端纳提供了那么一个活泼的孙中山的侧写轮廓。1912，民国初始，孙中山对于政治的权力，可以放弃，但是对于建设中国的那个梦想，他紧紧的、紧紧的抓住，为之燃烧。从端纳的叙述里，你看到“孙逸仙这个人”，四十六岁的革命家，弯身趴在一张敞开的大地图上，拿着笔，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画下他心中的建国蓝图。孙逸仙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梦想家。当端纳用轻佻的口气说：“铁路从云南去建到拉萨干什么？”一百年后，回头来看，是的，还真的就是要让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游玩”！
孙中山先生是个大梦想家，因为他所想象十年内要做的事情，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从负面去说，哇，他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可是换个角度去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真神奇，他的梦想，竟然都是对的，只不过他的梦想太大、太早。他的梦想的实践所需时间，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画出的那个梦想的蓝图，后来的人用一百年的时间去验证，他的方向和愿景是伟大的。
想象着趴在地图上的孙逸仙，我就开始思索，孙逸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梦想家，一个热情燃烧的梦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那场英语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
他是这么说的。二十出头的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看见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无有干扰，向往不已。
“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乡，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枪弹完好否？年复一年，情况俱如此，家乡与香港仅有50英哩之隔，唯两地政府何以差别如此？”香港社会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岁的孙逸仙还不仅只是个梦想家，还是个行动者。他受到香港的影响，放假回到家乡，他召集了一批乡里年轻人动手挖石头，铺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个村子之间的几里路给铺起来。铺了一阵子后发现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他就去找县长。一个20岁的少年，非但不怕官，还会去找县官。这个县官也答应了要帮助铺路，但是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县官不见了，换了一个县官，他再去找这个接任的县官，发现接任县官对他置之不理。这个时候，孙中山发现这个县官是花了5万银子买来的官。20岁的少年才知道说，政府的管治原来是这样的。
他在1923年演讲里说，有了这个认识之后，他就着手对政府做研究，发现在别国的政府当中，贪污是例外，廉洁是常态，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在中国的官场，贪污是常态，廉洁是异态。孙逸仙刚开始以为，省城的情况会比较好，不料一到广州才知道它的腐败更严重。原来，“中国之官地位越高，贪污愈炽，最后到了北京，其腐败又千百倍于广州。”孙中山说，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底层县府竟然是中国最廉洁的政府机构。这样的震撼教育给了他一个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这场短短的演讲如果一定要有结论的话，那就是：孙逸仙是个大梦想家，可是他不是一个空的梦想家，因为他也是一个行动家。一个清朝的学生，会去铺路，会去找县官，然后希望有所突破，最后用革命行动来实践他的梦想。有人说，民国建立，如果孙中山真正的执政，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政者。也许，但是我想，大破的时候，需要的是目光远大、胸怀愿景、有气魄、有梦想的人。大立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忍辱负重，有谋略、有毅力的，能静水深流的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两种特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连德，是因为“伍连德这个人”在国家政治、军事动荡到极度的时候，他专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给建立起来。今天之所以讲到“詹天佑这个人”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如此笃定不移地坚守铁路的基础建设。在大破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像孙逸仙先生这样的大梦想家，让你有一种气魄，敢于想象非常远的未来。在大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詹天佑这种实践家坚毅执着。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价值混乱的时候，可能要有像伍连德这样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长远的建设，以天崩地裂不变色的从容态度，一点一滴的做下去。
2012
我们今天的台湾刚刚好距离一九一二年是一百年，孙逸仙这个人对于建立共和国的愿景，我们还在他的蓝图上往前走，台湾在意想不到的另一个空间，开展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在政府的体系里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间、价值混沌中觉得灰心，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间幽晦不明的时候，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长远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许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一种笃定和从容，即使外在的环境忽明忽暗，众声喧哗不已，但是心里可以自信，对于时代、对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坚持的。
“财政悬崖”只是美国的政治手段 来源：郎咸平网易博客 作者：郎咸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再过几周美国就将遭遇“财政悬崖”，但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美国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人在如何设计减赤方案的问题上依然针锋相对。美国“财政悬崖”谈判陷入僵局。在关注美国“财政悬崖”的同时，“债务上限”也同时逼近上限。
我在《财经郎眼08》一书中提到中国人会比美国人在乎，中国媒体会比美国媒体恐慌，这是什么原因？
第一，我们持有美债比较多，所以恐慌，其实这跟老百姓的关系是不大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其实美债怎么可能会有危机？美债是金融产品，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金融产品，是不可能出现危机的。
其实美债危机那只是一个政治的手段，是一场奥巴马跟国会之间的博弈。美国国会目前是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因此对于奥巴马，很多事情他推不动，推不动的结果呢？府院之间就有很多冲突，这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美债的危机。他们是把美债危机当成一个爆发点，双方角力、斗争，这才是原因。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美债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我们看作“避险天堂”，几乎不可能违约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搞清楚，美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债务？基本上很多的债务积累是来自于金融海啸时期，那时美联储发了3.3万亿的紧急信贷资金，然后美国财政部又搞了7000亿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之后，美联储跟财政部又共同花了1万亿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债券，加起来就是5万亿，还有一些拉动内需、替老百姓减税之类的政策，所以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1.41万亿，2010年的财政赤字是1.29万亿，这些都是赤字的来源。可是你要晓得，美国发这么多债是为了救助当时出了问题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像我们是拿去搞高速公路之类的东西，那样你需要很多年才能收回来，还有可能根本就收不回来了。美国不是这样，它把债投给公司，比如说以花旗银行为例，美国财政部投钱给花旗银行，总共搞到34%的股份，然后美联储借给花旗银行大概200亿美金，同时投资的还有科威特投资局。最后我们发现，科威特投资局跟美国一起投资的时候，它赚了37%。也就是说，美国的投资不但没有亏钱，反而有很高的回报，透过这个所谓的“债务”，它还赚钱回来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认清美国政治的本质。我们担心美国会用类似于量化宽松这样的政策，把欠中国的债务给赖掉、稀释掉。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除了美元，还有欧元以及还有别的货币可以购买。所以，当今天我们怪美国搞量化宽松、乱印美钞、对我们不利时，要晓得这就是金融大战。我发现我们整个中国，尤其我们这个专业学术界的反应让我感到担忧，连我们的学术界都不太能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另外，美国有一个制度是我们中国政府没有的，叫预算制度。美国的预算制度值得我们学习，那是什么样的制度呢？奥巴马总统，他是没有权力随便用钱的，用钱一定要透过国会的拨款，国会投票通过之后，他才能用钱。但是他马上就要竞选了，因此共和党就跟他对着干，奥巴马想做任何事情，只要是有利于他连任的事情，共和党所控制的议会就都不同意，比如说奥巴马想降低失业率，想创造就业机会，共和党控制国会就是不通过。
预算制度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何能够控制政府不乱花钱，这才是国会的责任。国会要对老百姓负责，因为它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因此，这就造成了府院之争，这个制度让美国政府非常头痛，而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预算制度。
本文来源：郎咸平网易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