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绅之路，典型儒家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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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悯农
唐朝时候，亳州出了一名大诗人，名叫李绅。李绅自幼好学，二十岁中了进士，皇帝见他学识渊搏，才学出众，招官翰林学士。 有一年夏天，李绅回故乡亳州探亲访友。恰遇浙东节度使李逢吉回朝奏事，路经亳州，二人是同榜进士，又是文朋诗友，久别重逢，自然要盘桓一日。这天，李绅和李逢吉携手登上城东观稼台。二人遥望远方，心潮起伏。李逢吉感慨之余，吟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迁任如登台。意思是，如果升官能象登台这样快就好了。李绅此时却被另一种景象感动了。他看到田野里的农夫，在火热的阳光下锄地，不禁感慨，随口吟道：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逢吉听了，连说：“好，好！这首作得太好了！一粥一饭得来都不易呀！”
李绅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吟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逢吉一听，天呀，这不是在揭朝廷的短吗？这小子好大胆，回到书房，李逢吉对李绅说：“老兄能否将刚才吟的两首诗抄下来赠我，也不枉我二人同游一场。”李绅沉吟一下说：“小诗不过三四十字，为兄听过，自然记得，何必抄录？若一定落笔，不如另写一首相赠。”李逢吉只得说：“也好，也好。”于是，李绅又提笔写下一首：
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
窗下织梭女，手织身无衣。
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
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
写好，递与李逢吉斧正。李逢吉看了，觉得这首诗在指责朝廷方面，比上两首更为具体。第二天，李逢吉便辞别李绅，离亳进京了。李逢吉表面上对李绅很好,可内心里却想拿他作垫脚石，再高升一级。他回到朝中，立即向皇上进谗说：“启禀万岁，今有翰林院学士李绅，写反诗发泄私愤。”武宗皇帝大吃一惊，忙问：“何以见得？”李逢吉连忙将李绅诗奉上。武宗皇帝召李绅上金殿，拿出那首诗来，李绅看看，说道：“这是微臣回乡后，看到民生疾苦，即情写下的，望陛下体察！”武宗说：“久居高堂，忘却民情，朕之过也，亏卿提醒。今朕封你尚书右仆射，以便共商朝事，治国安民。”李绅叩头道：“谢皇上！”武宗又道：“此事多亏李逢吉举荐。”李绅则对李逢吉感激不尽。而李逢吉呢，听说李绅反而升了官，又惊又怕，正胆颤心惊，李绅却登门向他表示谢意。李逢吉更是蒙在鼓里，只好哼之哈之。不久，李逢吉被调任为云南观察使，降了官。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李绅的三首悯农诗，千百年来人们只见到前两首。这第三首《悯农诗》被传到皇宫，后来哪里去了呢？只到近代，人们才在敦煌石窟中的唐人诗卷中发现。
作书责龙
李绅为人刚直，当谏官时得罪过一个显官李逢吉。李逢吉趁敬宗刚登基，就参了李绅一本，敬宗就找个借口把李绅贬为瑞州司马。 李绅被贬，一路上翻山越岭到了康州。康州到瑞州没有旱路，只有一条水路——康河，而康河水浅难以行舟。地方官说：“李司马有所不知。这康河有条老雌龙，这河水涨不涨，全看它高兴不高兴。康州人凡有急事上端州，都备下三牲礼品，上媪龙祠去求水，只要老龙高兴，马上河水就涨。李司马，你不如备上礼品，上媪龙祠祷求一番，试试如何。”李绅说：“礼品还分多寡么？”“礼品多，水涨得就大就快，礼品少了，恐怕就不好讲了。”
李绅勃然大怒，说道：“世上贪官污吏勒索百姓，犹令人愤恨，没想到龙为一方之神，竟也如贪官恶吏一般，可愤可恼，我偏不上贡，还要作文骂它一顿！”
地方官连忙说：“司马千万不可莽撞！惹恼了老龙，恐怕要误大人行期……”
李绅说：“当今天子恼我，尚不过把我贬到端州，水中一鳞虫，看它能奈我何？”来到媪龙祠，李绅命书僮摆出文房四宝，研好墨，伸好纸，手指着老龙塑像，写道：“生为人母，犹怜其子，汝今为龙母，不独不怜一方子民，反效尘世贪官恶吏刮民骨髓，岂不耻为龙乎……倘不，吾当上表天庭，陈尔劣迹，定伐鳞革甲，汝不惧雷霆耶？”写好，在老龙面前点火焚了，一道清烟升起。地方官吓坏了：“李司马，可闯大祸了！这老龙十分灵验，你这檄文一下，恐三月也涨不了水啦！”李绅傲然一笑，说：“误了行期，大不了丢了这顶乌纱帽。要是惹恼了我，拼着一死，我也要毁了这老龙祠，教世人不信这等恶神！”话没落音，家人禀道：“老爷，河水涨了！河水涨了！”
果然，汹涌大水从媪龙祠后滚滚而出，片刻之间，康河成了十几丈宽，深不见底的大河。地方官又惊又喜，喃喃说道：“难道老龙也怕李司马的檄文么？”
好吃鸡舌
据史书记载，李绅在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并且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全然没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简朴与珍惜的意识。与李绅同一时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费思量，颇让人费思量——一个对农民生产的不易、生活的艰辛，感同身受，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怎么又一盘耗鸡三百只？这不是“吃农”、“啃农”么？前后判若两人呀！
滥施淫威
族叔成孙友人成囚
只是生活奢侈，倒无可指摘，但他发迹后爱耍权威、无情无义就是人品低劣了。《云溪友议》中记载，李绅发迹之前，经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作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叔叔”。李绅发迹之后，李元将因为要巴结他，主动降低辈分，称自己为“弟”、为“侄”，李绅都不高兴，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李绅才勉强接受。
还有一个姓崔的巡官，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有一次特地来拜访他，刚在旅馆住下，家仆与一个市民发生争斗。得知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李绅竟将那仆人和市民都处以极刑，并下令把崔巡官抓来，说：“过去我曾认识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何不来相见？”崔巡官连忙叩头谢罪，可李绅还是把他绑起来，打了20杖。崔巡官被送到秣陵时，吓得面如死灰，甚至不敢大哭一声。当时人们议论纷纷：“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李绅的友人成了被他流放的囚犯。”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常常担惊受怕，很多人甚至渡过长江、淮河外出逃难，下属向他报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
热衷结党
李绅实为李党骨干
发迹后的李绅还热衷于拉帮结派。唐朝中晚期，士族势力逐渐衰微，庶人阶层通过科举进入了政权的核心。而原来掌握大权的士族又不甘心放弃政权，于是同庶人出身的官员争夺权力。士族官员以李德裕为首，故称李党。庶人官员以牛僧孺为首，故称牛党。牛李两党水火不容，双方互相倾轧了近40年，史称“牛李党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中，李绅紧跟李党老大李德裕，是李党中的骨干分子。
一意孤行
酿成一生最大污点
李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是他晚年经手的“吴湘案”。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74岁高龄的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其时，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李绅接报后立即将吴湘逮捕下狱，判以死刑。但此案上报到朝廷后，谏官怀疑其中有冤情，朝廷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崔元藻调查后发现，吴湘贪赃属实，但款项不多，强娶民女之事则不实，所以罪不至死。但李绅却一意孤行，强行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李绅为何执意处死吴湘？按照奏章中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扬州都虞侯刘群欲娶流落广陵的美女阿颜。不料阿颜的养母却悄悄把阿颜嫁给了江都县尉吴湘，刘群闻讯后非常气愤，就唆使他人举报吴湘贪污公款、强娶民女。但是，如果李绅与吴湘之间没有私人恩怨，李绅不可能如此坚决地处死吴湘。因此，《册府元龟》中的说法是，李绅欲夺阿颜献给李党老大李德裕，所以一心想干掉吴湘这个绊脚石。
不过，这种说法不见得真实。毕竟李绅和李德裕都是老之将死之人（李绅在此事后第二年就死了，李德裕死于五年后），不太可能为争夺一美貌女子谋人性命。而且，李绅家中私妓成群，完全没有必要夺人所爱。诗人刘禹锡吟了一首《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见刘禹锡如此着迷，便将自己的家妓送给了刘禹锡。由此可见，李绅还没有疯狂到想把所有的貌美女子都占为己有的地步。
其实，李绅执意处死吴湘，是为讨好李党老大李德裕而实施的一次报复行动。原来，吴湘的叔父吴武陵当年得罪过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两家是世仇。为了取悦李德裕，李绅将吴武陵的侄子吴湘也列为报复对象，因而罗织罪名，处其死刑。事实上，李德裕同此案也脱不了干系。御史崔元藻回京后说吴湘罪不至死，时任宰相李德裕立即将他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企图掩盖真相。
大中元年（847年），“吴湘案”终于得到平反。这时李绅虽已去世，但按照唐朝的规定，酷吏即使死掉也要剥夺爵位，子孙不得做官，因此,死去的李绅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2012/12/02 发表）
新启蒙运动的旗手
《苹果日报》2012-12-2
严家祺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经历了文革“思想禁锢”後“思想解放”的年代，也被称作“新启蒙时代”。胡耀邦是“思想解放”的统帅，而李洪林则是“新启蒙运动”的旗手。“新启蒙时代”发端于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也与北京创办《读书》杂志分不开。三联书店董秀玉请李洪林为新创办的《读书》杂志写稿，这就是创刊号的首篇文章《读书无禁区》。
《读书无禁区》实际上是要求“出版无禁区”，中国的新闻缺乏自由，但出版事业相对宽松。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的自由化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中国相对宽松的十年。这十年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倒台而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专制的、老式资本主义时代。当很多人一觉醒来时，发现中国回复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这种“觉醒”，在中国还没有明显出现这种大转变时，就被敏锐的思想家察觉到了，其中就有李洪林。李洪林早在一九四六年参加共产党，到“六四”被捕时，为共产党奋斗了四十三年。在被捕囚禁期间，李洪林写了一首诗：
钟情不悔衣带缓，
忧国竟陷罗网深。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後空余百创身。
李洪林二十岁参加共产党，因做“地下工作”，国民党要抓他，但没有抓到。加入共产党後终于被抓到了，李洪林说，“但抓我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李洪林与毛泽东、邓小平都有接触。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人。一九六二年，李洪林参加了田家英率领的一个去湖南的调查组，调查前，毛泽东在武汉与他们作了一次谈话。王任重、谢富治在场。毛泽东谈话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当时毛泽东谈到赫鲁晓夫时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农民，说赫鲁晓夫很坏，一个人说：“不要紧，马克思能管住他。”有人说马克思早死了，大家说，“糟了！”另一个人说：“不要怕！还有列宁能管住他。”可是又听说列宁也死了，大家又说“糟了！”第三个人说：“不要紧，斯大林能管住他！”这时有个人说：“斯大林也死了。”於是大家说：“这一下可真糟了！没有人能管他了！”毛泽东有声有色、无拘无束的谈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李洪林认为，毛泽东言下之意，是他毛泽东能管得住赫鲁晓夫。
斯大林死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毛泽东死後，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非毛化”运动，李洪林就是这场“非毛化”运动的大将。
一九七八年春，李洪林在《科学和迷信》一文中，提出要“反对现代迷信”。他说，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有错误，只有实践才能检验一个人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在征得李洪林同意後，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李洪林这篇“反对现代迷信”的文章。
一九七九年初，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李洪林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并从历史博物馆调入中宣部工作，担任理论局副局长。在理论务虚会期间，胡耀邦领着他和吴江到邓小平家听邓小平指示。在“理论务虚会”上，李洪林就“领袖和人民”的关系作了一个发言，他提出
“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
李洪林发言把“理论务虚会”的自由空气推向了高峰。
会议《简报》完全按照会上的发言记录刊登前一天会议发言，不作删改，分发到全国各省市宣传系统。当刊登李洪林这一发言的《简报》传到辽宁的时候，辽宁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讨论张志新是否平反的问题。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革”期间，因批评毛泽东，判处死刑。在枪决前，怕她发声，她的喉管被切断了。在讨论张志新能否平反时，主张平反的人用务虚会的《简报》作根据说，“李洪林的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 其后，在这期《简报》影响下，张志新终于获得了平反。
理论务虚会是“文革”後的一次大规模的“批毛化”会议，但邓小平与赫鲁晓夫不同，坚决地制止了“非毛化”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后期作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个多月的理论务虚会在三天後就草草收场。
胡耀邦当中宣部长时间不到一年半，由王任重接替。一九八二年四月，邓力群又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长。胡耀邦把李洪林请进中宣部，而邓力群则把李洪林赶出中宣部，而且在赶出李洪林前，把李洪林免职挂了起来，使李洪林受尽他有意安排的“奚落”。在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前几个月，中宣部收到一份上海市座谈会对“反自由化”不满的“情况反映”。邓力群要知道座谈会上发表“不满”意见的具体人名。故意指派李洪林去索取上海座谈会“原始记录”，负责上海座谈会的人拒绝交出发言人名单，邓力群命令李洪林直接找上海市委宣传部要会议名单。李洪林当面表示，这样做不好。邓力群仍然坚持李洪林去要名单，由于李洪林不服从邓力群指令，李洪林正式提出辞职。
(图）1989 5 天安门广场 张伯笠 高皋 李洪林 严家祺（中部，自右至左）
但邓力群对李洪林辞职不理不睬，又设法抹掉了李洪林“十二大代表”。李洪林再次提出调离中宣部，邓力群不答应，要李洪林下去“调查”半年再说。“调查”回来後，又要求李洪林参加中宣部“整党”。李洪林因为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等文章，邓力群就把李洪林列为“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是制造思想混乱”、散布“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宣部“整党”的重点对象，中宣部为此召开了五次全体大会，对李洪林进行重点批判，李洪林则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结果，李洪林没有在“整党”被整倒。一九八四年，李洪林调离中宣部，后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在李洪林被邓力群整期间，中国报刊不刊登他的文章，他编好的《理论风云》一书无处出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洪林与《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董秀玉谈起他被天津一家出版社退稿的书稿一事。董秀玉与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两人一同登门拜访李洪林，表示三联书店愿意出版李洪林的书。三个月後，《理论风云》就出版了。陈云不喜欢李洪林，看到这本书後说，《理论风云》“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时期，李洪林因为参加了一次《光明日报》座谈会、参加了几次签名、到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在“六四”後遭到了三百多天的非法囚禁。李洪林被释放後，他写了一部《中国思想运动史》，内地不能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这本书。
李洪林爱憎分明、性格倔强。他在五七干校是拖拉机手，到美国学会开汽车。有一次，他驾车与我从纽约布鲁克林去法拉盛，别人违反交通规则在他边上超车，他绝不退让，七十多岁竟与对方拼“超车”，有惊无险。正是“性格决定命运”，他本来有望成为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他的理想主义、正义感和倔强性格，使他无法在专制制度下登上权力的高峰。
李洪林一生从事“理论工作”，他现在年近九十，他在《天涯三忆》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专制独裁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出卖灵魂，青云直上；忧国忧民，坎坷终身！李洪林一生的结论是：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兼容。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恰恰是因为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除了用宪政民主取代一党专政，别无出路。
理论界里摔爬滚打四十三载的李洪林随着风云变幻，命运跌宕起伏，饱经沧桑，屹立不倒，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始终默默支撑他的母亲和妻子张茂英。一九五七年，李洪林和前妻分手，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陪伴他的母亲给予孙儿孙女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他们成长。一九六六年，李洪林和张茂英共结连理。做为妻子，张茂英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养育非亲生的四个孩子、照应年迈的公婆。在“文革”中，她敢冒“革命”之大不韪，严词拒绝“革命群众”勒令卧病在床的李洪林去参加批判他的会议，还用大扫帚把墙上贴满批判李洪林的大字报扫得稀烂。在跟随丈夫下放农村的艰辛日子里，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照顾家人饮食起居。张茂英不善言辞、朴实和善，但敢作敢当、刚毅率性，正是她始终不渝地默默奉献，才令“劫後空余百创身”的李洪林在人生低潮中渡过一个一个难关，巍然不动摇。
（2012/12/02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