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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莫言诺奖:吻合西方想像的中国屁股/莫言的政治智慧与中国文学/格丘山: 莫言得奖是...
發佈時間: 12/8/2012 8:18:49 PM 被閲覽數: 34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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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忘懷的曆史】大逃港五十周年

来源:
 

大逃港--使香港起飛的三十年逃亡潮

深圳30年大逃港實錄

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21&docid=101532149

 
 
 
 
 
莫言诺奖:吻合西方想像的中国屁股
   
  
 •李劼•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农民文学,依次走过四种形态:从高玉宝的伪造行骗,到浩然以高大全形象推出的假大空;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皇帝图腾,到莫言小说脱裤子放屁式的夸张。这种夸张的目的,不在于放屁,而在于露腚。上述四种农民文学形态所共同具有的叙事基因,是农民的狡猾;并且越是装得憨厚,越狡猾。
   
   自《丰乳肥臀》以降,莫言小说被一种下意识的屁股意像所左右。这种屁股意像具有三层涵义。其一,写实性的意像造型。诸如《丰乳肥臀》里聚焦于下半身的叙事方式,《檀香刑》里津津乐道于从肛门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生死疲劳》里对繁衍后代生育能力强劲的女性骨盆的赞美,《蛙》里的叙述者所强调的,对身体器官的看重,等等。倘若说,这种写实意义上的屁股意像,在莫言早期小说还仅仅是对食物(如《透明的红萝卜》)或者对酒精(如《红高粱》)的敏感,那么到了莫言后来的上述代表作里,大都被诉诸对身体器官、尤其是下半身器官的热衷。
   
   其二,隐喻性的象征意味。屁股意像是莫言小说所热衷的食欲、性欲、传种接代欲等等欲望的主体象征。童年时代有关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杂乱无章地折射在莫言的小说叙事里,转化为生存的渴求,欲望的嚣张。小说叙事的隐喻结构,通常是存在的、精神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但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却毫不讳言地指向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因此,以屁股为主体的身体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也成了莫言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这种屁股意像的隐喻特征在于:既没有精神内涵,也了无头脑之于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类生命意义的思考。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那种灵魂的挣扎被全然付阙。换句话说,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几乎就是一个对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类精神探求绝对无知的同义词。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说穿了,不过是充满了动物性冲动的一声声低吼:要吃,要操,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赖活,哪怕变成牲畜,也要赖活于世,也要让身体的器官保持不停的生存性运作。
   
   其三,策略性的叙事心理。以屁股意像为轴心的莫言小说,骨子里是改头换面的下半身叙事。比起大胆卖弄风情的下半身写作,莫言的下半身叙事不敢露阳,仅止于露腚。祼露阳具的叙事聚焦于性,祼露屁股的叙事热衷于性的背面,诸如生育、繁衍、求生、苟活。莫言显然没有D•H劳伦斯那样的胆量,将守林人的阳具插进上流社会的阴门。莫言也没有渡边淳一在《失乐园》里的细腻精致,没有大岛渚在《感官王国》里的雄健深刻。因为以性为对象的叙事,欲望的蓬勃只是表面的叙事动因,内在的深层结构必须具备诸如洞察人性、透视两性战争之类的哲学素养。莫言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只能将欲望交付生殖器背后的臀部解决。这是莫言下半身叙事的一重策略:因为性叙事的天然阳萎,导致转向以屁股作代偿。这样的叙事策略,与其说是怯懦,不如说是油滑。
   
   莫言下半身叙事的另一重策略,是不敢从人性的角度直面农村社会的芸芸众生,从而改为以假装关心生育、繁衍为主旨的器官咏叹,或者说,屁股叙事。同样是以农民为叙事对象,当年萧红的《生死场》由于从人性视角洞察并切入,因此有了力透纸背的深刻。但莫言不敢如此讲说他的农民故事。因为人性视角实在太犀利,尤其剖析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如一把手术刀。不要说文学叙事,即便是极其朴素的调查报告,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莫言在童年留下的极其贫困的生存记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再因为小说写作而像许多受批判对象一样被扔到夹边沟挨风沙,体验濒临饿死冻死的惨痛人生。于是,莫言在小说里耍了滑头,把理当诉诸手术刀的诸多历史细节,悄悄地改作脱裤子取乐。一会儿脱自己的裤子,表示并不想性交,只是想放个响屁;一会儿偷偷地扒下主子的裤子,示意观众看一眼那个白花花的肥臀,然后在被主子发现之前,又赶紧替主子把裤子拉上;告诉主子,没事,没事,只是给大家找个乐子而已。莫言这种下半身叙事,了无焦大式的义仆相,充满黄天霸式的恶奴样。他日要是主子倒霉了,第一个跳起来暴打主子的,没准就是这样的恶奴。但在主子当红的年代,哪怕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露出造反有理的暴民相,而保持听话服从的顺民状。最多只是假装祼露一下屁股罢了。这与其说是油滑,不如说是怯懦。
   
   同时具有怯懦和油滑这双重特征的莫言小说屁股叙事,其审美趣味并不在于屁股的黑白美丑,也不在于屁股的上半身是《丰乳肥臀》里的国军、共军还是《檀香刑》里的义和团,甚至不在于屁股主人是尚在《生死疲劳》中作人畜轮回,还是正在《蛙》里被计划生育,而是在于这意像所透出的,乃是一个幼时吃过煤渣的农家苦孩子如何从求生的欲望中,点爆粗俗、野蛮、残酷而又可怜可笑的众生相。那样的众生相,就作者而言其实是相当随意的、不无任性的,或者说是为莫言的叙事策略所特有的;就读者而言,却具有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的双重阅读效应。因为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大都是以漫画的笔调勾勒出来的。其叙事语言与叙事对象一样粗鄙。
   
   在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的早期中篇里,其漫画式的笔调还不无稚童般的奇思异想。但在莫言后来写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漫画式的笔调却被诉诸不时探头探脑的那些鬼鬼祟祟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转折,便是那部拍成电影而轰动一时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莫言小说从稚童般的想像转入通常为成年人所擅长的历史批判的最初尝试。在想像中打转,仅止有趣而已;虽然新奇,却并无力度可言。但历史批判却能给莫言带来长大了的骄傲和自豪。但莫言随即发现,历史批判犹如玩火,一不小心说不定会把身家性命都赔进去。有心叛逆,无胆玩命。即便是高粱地里的性交,也只能玩到露背露腚的地步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说那场战争,天然有着抗日爱国的底线。哪怕让奶奶自我爆炸,也不能不抗日。比起以前的抗日文学,莫言的《红高粱》只是小心翼翼地跨出了一步:抗日主角不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没有什么组织背景的他奶奶他爷爷。这种叙事动机的秘密在于:组织是惹不起的,但似乎可以躲得起。
   
   以躲避组织的是是非非为前提,莫言有了《丰乳肥臀》的成果。国军、共军都是军,虽然立场模糊,却又无意间符合了统战的需要。神圣的战争变得朴素了许多,而充满欲望的叙事,又冲淡了历史的严肃性。小说的语言虽然相当粗糙,但阅读效果却多多少少有了娱乐性。这样的小说让汉语并非母语的汉学家阅读,又会产生另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有点像肖洛霍夫笔下的《静静的顿河》。惟有极少数还算懂点文学的汉学家,从中看出莫言不擅长篇小说叙事,总是虎头蛇尾。事实上,籍漫画笔调写到哪里算哪里的莫言,从来没有弄懂过长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结构艺术,一如他对结构性很强的西方交响乐和协奏曲有可能不甚了了。俗话说,文章的要诀在于,凤头猪肚豹尾巴;而莫言的长篇小说却总是,猪头猪肚兔尾巴。当然,《丰乳肥臀》的兔子尾巴还缘自作者本人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商业文明,茫然无知。
   
   似乎《丰乳肥臀》既让莫言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又让莫言吃到了险遭批判的苦头,于是,就有了吸取教训的那部《檀香刑》。百分之一百的主旋律。以歌颂义和团为基调,掺杂了旨在渲染恐怖的酷刑。很难说莫言绘声绘色地描绘那种从屁股里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究竟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别人提醒别人,还是下意识地吓唬自己提醒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檀香刑》显然有了莫言小说以前少有的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理直气壮。《红高粱》或者《丰乳肥臀》里的搞笑,变成了因为酷刑营造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肃。倘若说搞笑是莫言小说叙事的本性,那么严肃却将热衷于屁股叙事的莫言反过来被屁股里的酷刑弄得不无变态。读者弄不清楚莫言小说里的爷爷奶奶究竟是从《红高粱》里走上檀香刑的刑场的,还是从《檀香刑》里走进高粱地里的。能够明确的惟有从高粱地里露出的屁股,或者从屁股里开始的酷刑。
   
   于是,《生死疲劳》中的人畜轮回,开始了。两性之间的林林总总,被通通归结成生育和繁衍的周而复始。然后再从那样的繁衍里抽出接生的形象,敷衍出又一部以《蛙》命名的长篇小说。两性间的复杂性,诸如平等不平等,相爱不相爱,被成功省略。两性背后的简单性,诸如生育不生育,繁衍不繁衍,被一再放大;只是被计划生育给不大不小的耽搁了一下,但并没有耽搁到有误传种接代的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恪守。这种格调像极了《春晚》上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节目。可以说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可以说很无奈,也可以说很无赖。
   
   领教过赵本山节目的中国读者,大都能读明白莫言小说里的名堂经。但要说到海外的汉学家,却只能另当别论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不懂英语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把英语小说翻译得美伦美奂。无独有偶,美国也有个对汉语阅读一知半解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能够把再破烂的中国小说翻造得流利光鲜。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教授,葛浩文。此公可谓英译界的夏洛克。特点是一流的商人头脑,二流的英译水平,三流的汉语阅读。此公知道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可以叫卖。虽然汉语水平并不出众,但只消知道小说叙述的故事梗概,就能制作出一部像模像样的英译中国小说。至于原作本身的叙事意味和语言特征,在葛浩文的译作里是全部省略的。倘若上乘的中国文学作品落到此公手里,无疑是场灾难。但要是把一个让西方人听得进去的故事交付给他,不管小说艺术小说语言如何粗糙,都能被重新编造得煞有介事。莫言的幸运,其实就是这么开始降临的。至于大江健三郞之于莫言的极力推崇,与其说是慧眼独具,不如说是彼此半斤八两。
   
   莫言小说的获得诺奖,与赛珍珠的《大地》享有如此殊荣,可谓异曲同工:全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主义的胜利,倘若可以借用东方主义一词的话。西方人阅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许会读得莫名其妙:这像是剑桥大学的景观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也不在乎徐志摩作品中的诗意。剑桥学府,理当由他们说了算,哪有屈从一个中国诗人的道理?但他们阅读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却会读得津津有味。这并非因为莫言小说有多少艺术魅力,而是因为莫言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吻合他们心目中的想像,或者说符合他们意识和下意识里的中国主义。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来说,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究竟中国不中国?比如野蛮不野蛮?愚昧不愚昧?落后不落后?那个屁股意像只要被汉学家们认定是中国的,不管很中国还是有点中国,汉学家都会认同,都能接受,都具备获奖条件。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奖,乃是莫言小说那个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屁股意像与汉学家心目中的中国主义之间的一拍即合。
当然了,如此论说,并非意在异议诺奖,贬低获奖者。正如中译西方名著也会有拔高或降低原作之嫌,西方汉学家的西译中国文学落差,是可以原谅的,并非故意羞辱中国文学。无法指望诺奖评委能够读懂《红楼梦》那样的中国文学。退而求其次,人家能把诺奖发给莫言,而不是赐给前面三种农民文学,也算得有眼光了。中国民众开心一下,未尝不可。此文只不过想指出,即便人家有那眼光,中国文学也不必以汉学家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必以诺奖评委的中国主义趣味为标准。上乘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以任何奖项为荣;相反,包括诺奖在内的任何文学奖都以能够荣获上乘文学的加冕为幸事。文学叙事艺术的审美、自由和骄傲,理当根植于读者的内心共鸣。这世上难道还有比内心共鸣更高的奖项么?
   
   
   二0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Boxun
 
 
 
 
 
莫 言 的 政 治 智 慧 与 中 国 文 学
 
 

   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必引发了一个老话题;文学与政治。这也许总是个争议点。
   但这问题也是职业作家必须每天面对的现实。中国官方作家都号称作家不过问政治。苏童认为把政治像苍蝇一样关在窗外,莫言提倡远离社会不要有政治责任,躲在屋里自写自乐,毕飞宇……但打开这些人领导的作家网站,第一条对作家的任务都是:组织作家政治学习。身为共产党员的莫言怎么能摆平政治和文学?那除非再狡猾:表面听党的,背后干自己的,两面三刀,让那些胆大的去鸡蛋碰石头,撞死活该,像力虹、杨天水、朱虞夫、刘晓波等作家,撞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对官方和民间或地下作家也都没害处。
   今天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界还无法摘除毛泽东政治紧箍咒的原因,就是新一代作家以避开政治再次让政治横行霸道,以至把文字狱发挥到了网络,连在家里敲字都会犯罪了。真可惜毛泽东没被打成右派,不然以他的反叛精神和“理想”,瑞典文学院也肯定会颁给这位不逊于刘晓波和莫言的“革命诗人”。
   莫言也是继上世纪前苏联作协主席肖洛霍夫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位共产党员作家。他本人声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那么他应该退出坚持政治是首要任务的作协,成为独立作家。作家不会为政治写作,因为那是耻辱,但作家可以为现实政治牺牲一切,因为那是道义和使命。
   在中国“搞政治” 的贬意不是挖苦真搞政治的习近平、薄希来、李长春,而是仅仅指不从事政治的所有人。极权者的原意是你搞政治就是“谋反”,顺民也说你搞政治是“找死”。这种情况从老一代作家巴金、茅盾、老舍、丁玲个个都在搞政治有关,甚至就自称“左翼文联”,结果被毛泽东害得什么也不敢写,后半生都废了,政治也就被他们搞臭了,还吓怕了几代人。教训是:作家必须独立于任何政治体制,不管左右,同时,作家必须有清醒的政治意识,以保护思想自由地观察民生。

   莫言才华横溢,虽然小说缺少思想和诗意,但天马行空的文笔加土的掉渣的高密风情,〔我在德国大学教中国文学还选了他的短篇〕是位一天能写一万多字的讲故事能手。做为由军队转入政法委系统的专业作家,党的路线一直是莫言在上班时遵守的。所以,当中国人民检查院给刘晓波起诉“颠复国家政权罪时,身穿检查院警服的莫言一声也没吭。同行被捕可以沉默,但难被尊重了。好作家必须具备在写作之内之外的人性关怀,因为人道主义是写作的起因,你不仅要担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也要担忧大众的命运。中国人正处在丧失道德信仰,被政治恐惧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代,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强拆被自杀甚至自焚,被政法委劳教挨电棍子。作家是在社会上唯一握笔为生的行业,像当年鲁迅或年青时的龙应台,替大众写一段,就能顶住些恶行。有担当不一定是大作家,但大作家没有担当,就太可笑了。一个和谐国家不能全靠网民、记者、律师或上访群众说话,他们没文笔,不能感动当权者。作家们的政治随笔是可以把社会变得更透明更人性,而不是靠警长王力军裸奔大使馆改变社会。特别是在一个文字狱关健词已经把人逼到墙角的今天,政治随笔就是作家的责任,没地方发表就像杨恒均、杨银波那样写微博,像艾晓明、韩寒写博客。只有作家形成了言和论必须自由的共识,政治这张皮才能退下来,文学才能更按作家内心的自由而畅所欲言。作家要和鲁迅比肩,那就要参与政治,只要别弄过头,成了台湾版的李敖就行。萎缩和恐惧不仅会丧失思想,从哲学上也会失去语言内在的暗示,像余秋雨,经不起重读。文学中的高人,就不应该是精神上的侏儒。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国家,作家的反判精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人生价值,人来世只一次,不能都被高压政治给用掉,必须让作品不被共产党审查。苏联东德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官方作家成千上万,现在能留下耐读的作品真不多了。当然,要提防反叛的文学很可能重复革命文学的老路,那就在文学政治的冷战中没有胜者了。靠“灰色地带” 写作偶然能幸存,莫言和萧罗霍夫这两位共产党员证明了他们那个共产主义领域也有经典文学。但我认为在一个共产主义已崩溃的二十一世纪,模仿莫言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向政治监控妥协,会让恶劣的创作环境雪上加霜。
   中国已经有达赖喇嘛、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高行健和莫言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四个奖比日本不算多,但也不少了。如果在别的国家,早就给社会带来些进步了,可惜这四位有三位被活生生埋没,第四个倒成了第一个,这样的政治环境只会是御用作家的防空洞,但绝不安全。作家也许风格万千,但关心社会,对人生有精神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政治干预文学时,作家也要过问政治,直到极权者不再过问文学为止。作家是在同一个环境里写作,一个作家失去了自由,〔哪怕不是官方作家〕,你也不再自由了。因此,不要再说政治和你无关,它就是你的思想。
   因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正关在监狱失去自由,高行健、略萨、君特.格拉斯、库切等全球135位诺贝尔获奖者签署了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以及被软禁的太太刘霞。而声言中国是言论自由的作家又接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真是诺贝尔式的幽默了。高密人说笨媳妇合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一缸面就都给豁豁了。算了,这故事还是让莫言去授奖大厅讲吧。我们期望第四位站在诺贝尔奖台的莫言,能真实地说出前三位获奖者为什么都被共产党消音了,中国的政治为什么总在控制着文学。
   
   该文首发在香港《阳光时务》周刊第27期
   
   马 建

 

 
格丘山: 莫言得奖是被诺贝尔选上的, 还是被中国政府选上的?
 
 

   我愈来愈倾向于莫言得奖不是被诺贝尔选上的, 而是被中国政府选上的。
   
   中国政府选上了他, 然后倾全作协和政府之人力和财力,将诺贝尔那几个老头摆平,
   让他们糊里糊涂的入了瓮。
   

   不要去骂诺贝尔那几个老头,不是他们无能, 而是中国人这套腐化本领实在太厉害
   了。只要中国人想用这套方法对待某个人, 几乎是无可抵挡,包括我们每个人。
   
   我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的是中国政府长期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垂涎,和对中国人行事
   方式的了解,他们绝对不可能不做这件事, 并且绝对不可能不用这个方式做这件事。
   
   如果这件事只涉及中国人,那么结果就会像林彪的死, 大灾荒到底死多少人一样,
   吵吵闹闹,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这件事涉及到外国人,就不一样了,日尔曼民族
   不是东方人,不可能绝对封嘴,不是已经有美国报纸指出马悦然翻译莫言作品里面
   可能出现的猫腻了吗?只要弄清上几年有多少诺贝尔奖评委曾经接触过中国人,事
   情总有一天就会大白天下。
   
   无论怎样莫言的得奖给全世界向往和倾心民主的人, 给将诺贝尔奖看成超政治的,
   象征着反专制反压迫的人类希望的人, 象征着缪斯的纯洁和美丽的人心头刺去了
   一刀, 而且是无法呻吟的一刀, 使人们欲哭无泪。
   
   如果诺贝尔也被污染了,世界还有什么是干净的?
   
   我将在力作”二十一世纪二个世界的对抗”中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
(2012/12/07 发表)

 

 

莫言,一个封建皇朝文人的悲剧典型
 
 
巴顿文集

   人们对他不必苛求,更无需美化。其实与孔乙己的命运没什么两样。能使人想起范进中举。他的才华与劣性都只能如此。蒲松龄的悲剧就是他的悲剧。
   

此文于2012年12月07日做了修改

 

Boxun

 

 

莫言不表态的做法令人失望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作者:李鱼
    
    ●莫言在记者会上回避刘晓波议题,并在中国言论自由问题上作了模糊处理,引来各方的批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分析说,莫言前后不一致的做法非常典型,可以用它作为了解中国的捷径。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周四(2012.12.06)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两年前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然在押事件提问。中国官方媒体对此的报道很少,《环球时报》算是一个例外。环球的报道写道,"面对外国媒体咄咄逼人的反复提问,莫言淡定地回答:'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告诉德国之声,她对莫言的此番"不表态"的做法"非常失望"。她说,怎么可以把别人对你提出问题看成是压力? "如果他愿意主动承担,呼吁另外一个诺奖得主尽快释放是他的责任,那么所有问他的问题都不会成为压力。"
    
    莫言: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不会表态
    莫言不表态的做法令人失望


    日前,一百多名诺奖得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发出公开呼吁,要求释放两年前获刑11年的刘晓波。莫言也被问到。他说,"我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崔卫平分析说,莫言这是不想说。"他不是不知道好坏,而是不想说而已。"
    
    那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莫言能不能"不想说"?崔卫平明确地回答说"不能":
    
    “刘晓波和莫言都处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有人因为说了几句话,因为言论就被判重刑,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它与每个公民都有关系,更别说像莫言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应面对社会有着更强的责任感,他应体现和释放出这种责任感。除非他说他不是公众人物。”
    
    刘晓波在押,妻子软禁
    莫言不表态的做法令人失望


    崔卫平说,莫言获奖的消息宣布后不久,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希望刘晓波早日获释。但他现在却不这样说了。她认为这种前后不一致,这种退缩和犹豫非常典型,它是了解中国的捷径。

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
    
    记者会上有人问,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莫言回应说,言论自由的问题真的很难说,“如果懂中文的话,可以浏览中国的网站,便会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至于新闻检查,全世界都有,只是程度和方式不一样。”
    
    今年1月流亡美国的余杰对德新社说,"我对莫言的言词感到愤怒。"他认为,莫言的言论是"公开替中共的审查制度辩护,这如同德国作家赞美希特勒或者戈培尔。""莫言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依旧是一个爪牙。""只要还能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会对他有好感,也不会尊敬他。"
    
    著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说,莫言在为中国的新闻审查这一"魔鬼制度辩护"。"这一魔鬼制度将许多作家、艺术家投入监狱,对他们进行迫害。""作为诺奖获得者,捍卫这样一个制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艾未未还认为,莫言获奖是"中庸政策以及政治腐败的胜利"。"像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地方,有莫言这样的人存在毫不奇怪。但所谓'自由世界'却奖励这样一个人,是一场巨大的腐败行为。我想,这是文学界的一场大不幸。"
    
    四川作家冉云飞发推文说:"有人看我批评莫言为新闻审查辩解之事,说你有种你拿个诺贝尔奖,仿佛拿诺奖就有了免于被批评的豁免权。也许在实用至上者眼里,犹太人被杀戮就是因为他们没种成为希特勒。即便你欣赏他的文学才华,也不应漠视他在公共言说中,替侵犯言论自由的机构开脱责任。莫言可以理解,胡说就该批评。"
    
    本文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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