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12月10日，中国作家莫言将正式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围绕他的获奖，产生了一系列讨论和争议。德国之声独家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请他谈谈对于莫言其人其文的看法。

   德国之声：林培瑞教授，您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对于诺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您如何评价？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说我读过所有的。我读了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好几年我曾选用过他的好几个短篇。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还是外国人给他套上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表面。他的文学的根子更容易让人发现他在山东的背景，农民说故事，水浒传也是山东的故事。他在诺贝尔演讲中也提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一个角度上可以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些类似，在现实的描写里头突然蹦出来一些不现实的东西。他演讲辞里也提到读过马尔克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但他自己也承认只读了几页。我觉得这种东西，开玩笑。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国人也欢迎这样说，好像神秘国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学我们。可是我觉得这很表面，他的文学根子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德国之声：这样"根子在中国"的文字，您认为是否能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呢？

   林培瑞：当然，我不能推测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怎么谈这个问题。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问了我的老朋友马悦然，因为我觉得马先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马先生懂中文，懂中国文学。没想到马先生也赞成。要是我，我不会选他。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视野，他演讲辞中提到不要政治压倒文学，我恰好认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况。说到一些应该说是很明白的问题，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等，他就用一些侧面视角的方法开玩笑，不正面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压倒文学，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我不喜欢。当然，一般有勇气、真的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等。第二个大问题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的语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国作家能相比。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比如贾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对话，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语言是一样的，但贾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读了他的作品后有一种美感出现。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东高密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题，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我觉得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我觉得他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不太恰当。

   德国之声：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过于渲染暴力血腥，您怎么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写《红高粱》有一个打破禁区的问题。他写性写暴力那么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种禁区。把抗日的农民意识写成那样，也是一种打破禁区，这个跟共产党神话传说的抗日农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贡献也值得称赞。但我觉得恐怕六四对他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六四之后，剩下的那些禁区，比如六四屠杀、西藏、维吾尔、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这些剩下的禁区你绝对打不进去。所以打破禁区不再是一条道路，我觉得他在80年代寻找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这种写暴力写性，总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层最本能最本性的东西来讲故事。90年代以来，他就没有面对那些比较抽象，比较高层的人生道德问题。这也是有反讽意义，诺贝尔奖的规定中有"理想"这样的字眼，应该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么高级的理想。莫言没有抬高自己的视野。

   德国之声：对于莫言的文字有各种争议，而对于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选择和做法更是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随官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异议人士，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包括在得奖之后为审查制度辩护，说这就像机场安检，虽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对他的这些说法作何评价？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愿意把文学以内以外分野说得那么截然不同。我觉得文学里面也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子小，不愿意批评上面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很难提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加州住得很舒服，在这能够袖手旁观，批评一个中国的作家勇气不够大，我觉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国的作家来比的话，所有作家都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取什么态度，有的比如刘晓波选择坐监，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种极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当中作各种妥协，莫言作的妥协比较多比较大，但毕竟不是最坏的一个例子。他比较平庸，在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当中作妥协，两面化，玩他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批评他个人，但客观的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这么一个政权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协，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抄毛泽东语录，我认为非常可惜。他的诺贝尔演讲辞中提到，政治不应该压倒文学，但毛泽东的"延安座谈会"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压倒文学。而那个（审查制度）和机场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我都为他感到惭愧丢脸。

   德国之声：莫言在诺贝尔演讲辞中最后讲了三个故事，很多人都在对这三个故事进行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您看了以后想到了什么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所以他这三个故事要是有一种隐约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假哭"的故事，这让我联想1988年一件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89之后，莫言寻找到一条迎合市场又不触怒当局的文学道路，那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让更多的中国作家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

   林培瑞：本来就越来越多了。诺贝尔奖当然也会加重这一趋向。避免敏感的政治问题去迎合市场。天安门屠杀之后，90年代之后一直就有这个趋向，相当清楚。90年代之后的中国作品，作为文学的话，一般来说比不上80年代。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突出。

   林培瑞（Perry Link)，汉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曾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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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看够，下面还有个长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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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培瑞（Perry Link）：莫言的體制內生存術

   陽光時務 第32期

   10月11號，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Peter Englund 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57歲的中國作家管謨業，他更為人所熟知的筆名是莫言——意即「不要說話」（這個名字據說源自其父母在毛時代對他作為一名學生娃的忠告）。

   北京對此消息大喜過望。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之一的李長春，立即寫信給莫言任副主席的官方中國作協，說這次頒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官方媒體歡欣鼓舞，「中國人民等得太久」了！終於有一個「主流」華人贏得了這一獎項。一週之後，官方宣布，計劃撥款6.7億人民幣給莫言家鄉，打造一個「莫言文化體驗區」。

   與此同時，中文世界一場論辯風暴席捲海內外中文網站：相對於那些可能獲獎的中文作家，這名作家更配得此獎嗎？這個專制政府正關押着其他作家，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個中國政府眼中的罪犯），僅僅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例。那麽，如此重量級的一個獎項應該頒給一個專制政府「體制內」的作家嗎？一位叫做王小紅的網上諷刺作家在她的中國微博上替死去的諾貝爾先生擔憂，猜測他若泉下有知，一定在墳墓中深感不安：

   「前兩年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政府；現在又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人民。才幾年啊，竟然把中國上上下下都得罪了。」

   雖然是嘲諷，王小紅在這一點上是對的：比起其它的國家和人民，中國上上下下都深切關注而渴望諾貝爾獎。如同奧林匹克金牌，諾貝爾獎被看作是被世界尊重的標誌——近幾百年來，很多中國人感到他們獲得的尊重大大少於他們應該得到的。這種尊重需求下的忐忑不安，由於這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到了極大的緩解。也因此，中國實際上把自己的文化成就裁判權，交給了瑞典的一個委員會。（注：委員會成員之一，馬悅然，能够閱讀中文，但是其餘成員依賴翻譯）。中國原本確有自己的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莫言是這一獎項2010年度的得主。但是無論莫言或幾乎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把這一獎項與諾貝爾文學獎相提並論。（注：茅盾，1920到1930年代的政治小說作家丶毛澤東時代1949年到1965年的文化部長，以其冗長乏味的散文而著稱。不過，茅盾文學獎之所以是二流獎項，主要因為它是中國國內的國家獎項。）

   近年以來，中共統治者對諾貝爾獎的聲望格外敏感，並且要應付令他們沮喪的相關歷史記錄。曾經有八位華人在自然科學領域贏得諾貝爾獎，但其中六位在獲獎時是西方國家的公民（美國丶英國和法國），另外兩位（楊振寧和李政道）當時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同時與中國政府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此外，還有兩位和平獎得主，但是其中的一位劉曉波被囚禁獄中，令當局尷尬；另一位是1989年贏得這一桂冠的達賴喇嘛，他自1959年就流亡海外了（中國統治者稱達賴喇嘛是「分裂主義分子」和「披着羊皮的狼」，但就是沒法方便地說他「不是中國人」，否則就意味着承認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高行健 ——其作品譴責大陸的中共統治並於1997年歸化為法國公民的中國人——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官方媒體指稱諾貝爾委員會「失去權威性」，其成員「是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其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

莫言獲獎，當局需要徹底反轉上述評判，但是沒有迹象表明官方媒體中的任何人對此感到難為情。他們的職責是鼓吹政府，不是始終如一。現在反過來了—— 這次是异議人士和具有獨立思想的匿名網民們在指責了。其中的一些人批評諾貝爾委員會，但更多的人是針對莫言，尤其是針對他最近的某些政治選擇。在2009 年10月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開幕典禮上，莫言宣讀了一篇官方審查通過的演講稿，聲稱文學應當高於政治；可是不久之後，當中國當局下令抵制對獨立作家戴晴和貝嶺出席的會議時，莫言加入其間，退出會場。後來他解釋說自己「別無選擇」。

   2009年12月，當局出乎意料地宣布劉曉波獲重刑11年之後，電影學者崔衛平電話採訪百多名中國知名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對此表態。很多人冒險表示了對當局的反感，並同意崔將之公布。莫言也同意發表他對劉曉波獲刑的反應，他的反應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談。家裏有客人，正在和他們說話。」

   最使莫言的批評者們惱怒的是，他於2012年6月參與了一項官方組織的活動：由著名作家們抄寫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個「講話」發表70週年。此「講話」是毛時代針對作家的殺手鐧，並在毛逝世的1976年至北京大屠殺的1989年期間受到普遍抵制和譴責，現在卻被頂禮膜拜。一些受邀的作家拒絕抄寫。莫言則不僅同意抄寫，而且比其他人走得更遠，他解釋說，「講話」在他們那個時代， 「是一個歷史文獻」，並且「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獲獎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莫言要求把他的政治立場與他的寫作區分開來。他說，諾貝爾「是一個文學獎，不是政治獎」。網上他的一些批評者斷然否認這種區分。（一條微博說：「如果一個厨師一身排泄物，不管他做的食物多麽可口，我也無法下咽」。）但是，更深的問題是，當一個作家沉浸於以及設法去適應專制政治的環境時，這會不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或她的文學創作？這個問題即微妙又重要，莫言是一例證。

   1980年代後期，莫言因為張藝謀將其小說製作為電影「紅高粱」而成名。這是1930年到1940年代日本侵略時期山東鄉村生活中的一個傳奇故事，此片得了電影大獎。當時與莫言相識的劉曉波後來寫到，這個電影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

   「……一個充滿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對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張揚。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紅高梁為背景，在開闊的藍天和大太陽的俯視下，土匪對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裏的野合狂潮，土匪們為爭奪女人而相互厮殺，女主人釀酒的大缸裏射入男雇工的尿騷，居然神奇地釀出了遠近聞名好酒「十八裏紅」，等等，這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不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營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視覺幻想。「紅高粱」的獲獎像征着國人性觀念的轉變：把「情色張揚」作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來。」（劉曉波：《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

   莫言正確地指出，「紅高粱」在1980年代受到當局的打壓。那個時候的他至少沒有在諂媚當局。這部作品不僅抵制性禁忌，而且描繪日軍佔領下中國人生活的不同畫面，這些畫面與共產黨官方的農民英勇抵抗的歷史記載全然不同。莫言丶張藝謀及其他人在當時被視為青年反叛者。

   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和散文家，在他的獲獎演說中表示：

   「……分享老舊的丶熟悉的也是活生生的隱喻，我把我自己跟韓國的Kim Chi-ha（金芝河，韓國詩人、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編者按），中國的鄭義和莫言那樣的作家等同齊列。對我而言，世界文學的彼此呼應存在於這種具體的關係中……我在此為那些自天安門事件（即1989年的六四鎮壓）以來失去自由的丶有天分的中國小說家的命運深感擔憂。」

   大江健三郎當時無法預知「命運」對這兩位他所贊賞的中國青年作家——鄭義和莫言——是何等的不同。鄭義因為其小說「老井」（1984年），吸引了大江的注意。「老井」描寫的是發生在山西省窮鄉僻壤的乾旱土地上，當地人百年來不斷求水的浪漫故事。就像「紅高粱」一樣，這個故事改編成了電影，獲得了國際大獎。1997年，大江告訴我，他喜歡鄭義的「垂直定向」——老井，穿透並深入大地，還有「神樹」——向另一個方向伸展，直入天空。（鄭義當時正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叫做「神樹」，以一棵神奇的大樹為綫索，描寫中國農村土改以來農民的苦難歷程。）鄭義因支持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後來遭政府秘密通緝追捕，在中國大陸地下逃亡3年，1993年登上一條小船逃抵香港，從此開始流亡美國的生涯。他繼續創作而多產，在批評中國政府方面，他總是直言不諱。

   莫言在政治與文學兩方面都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後，每一個中國嚴肅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必須面對是否和多大程度上保持在「體制內」的抉擇。很多人，如莫言，毫不含糊地待在體制內，在官方的指揮棒下，他們做出或大或小的妥協，儘管他們一直公開否認他們並未如此妥協。（在10月11日接受鳳凰衛視電話採訪時他面無表情地說「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在過去20年的經濟膨脹中，錢變成了留在體制內的另一個重要誘因。「紅高粱」的電影導演張藝謀，一步更深一步地陷入這個體制，直到2008年，他被邀請為北京奧運會設計華麗鋪張的開幕式，並表示（顯然不是在反諷地表示）：只有像中國或北韓這樣的國家才可能策劃設計出如此華麗精美的表演。

   大部分選擇體制外的作家（劉賓雁丶蘇曉康丶鄭義丶廖亦武和其他作家）接受流亡作為直言不諱的代價，沒有進行調適。哈金更進一步，不僅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中國的語言。他只用英語寫作，部分原因是要保證哪怕是深藏在潛意識的影響也不要波及他的表達。一些1989年之後選擇流亡的人，後來改了主意，返回了中國。徐冰，這位現代藝術家，1990年至2008年生活在紐約，後來回到中國做了中央美院的副校長。著名詩人北島也回去了，目前大部分時間呆在香港。中國政府歡迎名流的回歸，因為這樣能給政府形象貼金。它提供比給其他人更多的金錢丶職位和自由給這些名流，儘管那些自由從來不是完全的自由。

   90年代，莫言遭遇的重大難題是尋找一種他能長久使用的文學基調。「紅高粱」的確是個突破，但中國作家之所以能靠「突破禁區」而一舉成名，只是因為 80年代的政治環境提供了這樣的空間。 「紅高粱」一氣闖破兩個禁區：性解放和言說抗戰真相。但90年代，能够打破的禁區幾乎沒有了，留下來的八九六四屠殺丶政治精英腐敗丶台灣話題丶西藏話題以及新疆話題，是絕對的不可觸碰的禁區。莫言需要另闢蹊徑。

   他後來校準的基調被稱為「拉伯雷式」。但他的基調甚至比拉伯雷的更粗俗。人類的動物性——吃喝丶拉撒丶扭鬥丶嘶嚎丶流血丶冒汗丶交媾——充盈期間，也有動物比之不及的某些特性如欺凌丶共謀和出賣。有時候，但並非所有的時候，莫言的表達是反諷性的，有時也運用被評論家們比之為馬爾克斯式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幻想手法。（彼此相似不等於受其影響，不能確定莫言是否讀過拉伯雷或馬爾克斯）。

   莫言寫社會底層人，並在《天堂蒜薹之歌》（1988年）中很清楚地站在受地方官員欺凌而破產的窮苦農民一邊。在中國近來的印刷品世界裏，對被欺凌者的同情有相當的市場。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社會擁有大量被欺凌者而且他們確實引發同情。但注意到下列的差异非常重要：莫言描寫被欺凌者命運的方式與劉曉波丶鄭義及其他异議作家寫同類內容的寫作方式不同。劉和鄭譴責全部專制政體包括高層官員，莫言和其他體制內作家則抱怨强人地痞，而把高層官方留在其文字之外。

   把人民的苦難歸結為下層官員的行為不軌，這是高層官員的標準策略，以便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央領導了解並同情你們，不要懷疑我們的制度有任何問題。」20年前，中國只有官方的消息來源，當時大部分國人還相信這類保證。如今互聯網時代，信者寥寥，但是這類保證仍然非常有效。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對這些心知肚明，他們未必喜歡這樣，但卻妥協而接受。這是在體制內寫作的代價。

   莫言寫過覆蓋大部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全景式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的一種風潮，它能抓住讀者們持久的興趣：在經歷了毛時代的痙攣和之後的這些讀者始終努力在追問究竟「發生了什麽」。對於體制內的作家而言，進退維谷的困境源自如何處理那些重大歷史事件。這些事件，如導致三千萬或更多人餓死的大躍進，大饑荒（1959-62），或導致另外兩丶三千萬人死亡並以毀滅一切丶懷疑一切的玩世不恭嚴重毒害民族精神的文化大革命（1966-70）。迄今為之，這個社會未能從這種損害中完全恢復。今天，由於擔心其權力因為與毛時代灾難有關聯而遭到削弱，共產黨領導人宣布這些話題「敏感」並為此對大量的體制內作家實行限制。但是作為一個全景式寫作的作家，無法忽略「大躍進」和「文革」的任何一個。怎麽辦？

   莫言的解决辦法是啓用一種癲狂調笑的筆法處理「敏感」事件。（採用此法者並非莫言一人）。他的《豐乳肥臀》（1996年）貫穿整個20世紀，追蹤一個男人迷戀女性身體部位的生活。第6章寫到大躍進，中國農村經濟由於毛的强制性干預政策而破產，這些干預性政策包括超限度强行密植水稻（農民明知其無效但畏葸不言），比如雜交可以物種推新，比如西紅柿和南瓜接種產出巨大的西紅柿等等。

   莫言描寫這類癲狂行為樂在其中，但對其灾難性後果隻字不提。羊兔雜交？ 為什麽不呢？「豐乳肥臀」中的一名配種工這樣說：「甭說是把綿羊的精液射進家兔的子宮，就是把李場長的精液射進母猪的子宮，我也絲毫不為難。」在場的人都「怪笑起來」。與此同時，大饑荒了無蹤影。當迷戀豐乳的男主人公需要一些山羊奶的時候，就有人出門去買了回來。《生死疲勞》（2006年）是莫言的另一部全景式小說，跨越1950年到2000年的半個世紀。小說裏，文革期間的公開批鬥會上，一名受害者被指控與一頭驢有染而備受羞辱。莫言以長達4頁的惡意的嘲諷來描述這位受害者的痛苦不堪。最後，當這位受害者當眾被迫吞吃一個代表假驢生殖器的蘿蔔時，「眾人笑翻了天」。

   諾貝爾委員會內外的莫言的捍衛者們贊揚莫言的「黑色幽默」。也許如此。但是另一些人，包括這些暴行受害者的後裔們，也許對此了無快意而不以為然。從專制政府的角度看，這種寫作模式是有用的，它不僅轉移了直面歷史的視綫，而且擁有安全閥的功能。這些確實是敏感話題，甚至今天仍有其潛在爆炸性。對政府來說，把它們作為談笑佐料比把它們打入冷宮而徹底禁止可能更好。共產黨的文學政治中有一句老生常談，叫做「小駡大幫忙」。2004年，劉曉波在一篇叫做《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的文章中寫道：「小品化調笑的精神按摩，發揮着麻痹靈魂和癱瘓記憶的功能。」

莫言所思所想是否多於他的所寫所印？對他，如同對所有中國體制內的作家一樣，我們至少要提出這樣的疑問。在10月12號的記者會上，他這樣回答記者關於同為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問題：

   「我讀過他80年代的一些文學評論作品……之後，他離開了文學，熱衷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甚麽交往。我對他後來很多的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够儘早地獲得自由——儘早地能够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硏究他的政治。」

   上述聲明很快受到劉曉波的支持者們的歡迎。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起來為一個遭到中國官方媒體封殺的人說話了。之後不久，莫言的這些言論很快從中國大陸互聯網被删除了，這說明當局一定對這些言論感到憤怒。莫言似乎發出了一次良心之聲。

   這個陳述當然有其價值，但在我看來，有比良知勇氣為更合理的解釋。中國的公安與宣傳官員通常與有影響的人，包括體制內名人和异見人士保持密切接觸。喝茶時的「聊天」會談及對公眾該說什麽不說什麽，該做什麽不做什麽。當像諾貝爾獎這麽重要的事情來臨時，很難想像莫言不會被召見幾次，莫言如何回答關於劉曉波的問題必然在他們的議題之中。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全世界媒體記者都會在幾乎宣布莫言得獎的那一刻起提出，莫言若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更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個問題。（中國網民在網絡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一個微博說：如果莫言有膽量，他將在斯德哥爾摩站在一把空椅子旁發表講話）。

   無論如何，莫言必須有個「說法」。從政府的觀點看，怎樣做危害可能最小呢？如果莫言對世界說劉曉波罪有應得，莫言將自毀尊榮，而獲獎的光芒——中國政府希望强調和利用的榮譽——也將蒙羞染塵。另一方面，如果莫言真心實意地站在多次譴責「文字獄」的劉曉波一邊，也是不可能的。最佳選擇是發表一個希望劉曉波儘快出獄的溫和而中性的聲明。

   莫言聲明中的一段話增加了這一解釋的可信性。他重複了「獲得自由」的一段話以强調「健康地」獲得自由。莫言知道劉曉波目前的健康狀况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只有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最近的幾個月裏見過他，而為了免遭與丈夫徹底隔絕之苦，劉霞必須絕對噤聲。莫言或許僅僅知道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其他的异議人士在獄中健康受過損害，甚至是很嚴重的損害。但是我們可以這樣推測：當局一定給過劉曉波和他的妻子接受出國流亡的壓力。相比國內的异議人士，流亡海外的异議人士給當局造成的麻煩要少很多。今年4月從山東逃離軟禁投奔美國大使館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現已身在紐約，由此他給中國當局製造的麻煩比他在山東或北京時大為减少。

   那麽這些和「健康」有什麽關係呢？當政府將异議人士送往國外的時候，最喜歡用的藉口就是給他們「尋求就醫」。比如，1990年6月，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方勵之獲准前往英國（中國政府堅决要求方在去美國之前到第三國滯留至少6個月），「就醫」就是中國當局和英國外交官談判的托詞。方那時儘管身體非常健康，但他容忍了這些語言游戲。莫言的「健康」措辭是否是中國政府的某種指意，以便為劉曉波的「海外就醫」鋪墊國際輿論基礎？我不知道。但這似乎是為什麽「健康」措辭出現在莫言聲明中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中國的網管將莫言的這些話從中國網絡上删除掉的這一事實，在邏輯上與上述解釋完全吻合。 「健康地獲釋」這一語言游戲（如果確乎如此的話）針對的聽眾不是中國國內人民，而是國際社會——如果劉曉波流亡，將要接納他的國際社會；也是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其對莫言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保有良好印象的國際社會。

   今天的中國作家，無論體制內外，必須選擇一種立場來確定他們與專制政府的關係。這不可避免地要涉入計算丶妥協並以不同方式出牌。劉曉波的選擇極不平凡。莫言的反應則更像大多數人的反應那樣普通。像你我這樣遠距離的觀望者，要求莫言挺身而出，充當另一個劉曉波，是錯誤的。但是，消弭他們兩者之間的差异，則更是錯上加錯。

   （題目為編者所加，原題為：莫言配得上諾貝爾獎嗎？英文原稿原載於2012年12月6日的《紐約書評》第59卷，第19期。中文版全文經作者授權，發布於陽光時務網站）

   作者簡介：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知名漢學家，普林斯頓榮休教授，現為加利福尼亞河濱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在當代中國語言丶文學領域多有硏究，美國《紐約書評》作者，中國《零八憲章》英譯者。著有《北京夜話》丶《社會主義漢語文學制度中的生活》丶《半洋隨筆》等。

走进顾准----中华脊梁

中华脊梁
   走近顾准

易中天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2月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196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它？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了，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旱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子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还不是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本性难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这也是一场蛮干！”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全然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中央部门都是摆设啊？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如此胡说八道，不拔舌下地狱才怪。
   　　
   　　难怪顾准会成为建国以后首批“挨枪子儿”的“出头鸟”了。
   　　
   　　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现在想来，少年得志的顾准，确实是天真了点。他只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人民胜利了，却不知道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得很、尤其是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那可真是任重而道远。事实上，正是顾准所受的这些无妄之灾，促使他认真思考“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但这是后话。
   　　
   　　1957年以前的顾准，却是书生气十足。照他看，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现在革命胜利了，还不能随便说话吗？他哪里知道，他的那些仗义执言甚至半开玩笑的话，后来统统成了罪状。比如，刚到中科院时，顾准曾说过：我当官当不好，来庙里当个坐得住的和尚总行吧？这是玩笑话，至多也就是发牢骚，却被认为是反党。因为这话明摆着就是对1952年的处分不满，而这个处分是组织上给的。因此，对处分不满，就是对组织不满，也就是反党。看来，
   　　
   　　依照这些批判者的逻辑，一个人无论受了什么处分，也无论这处分是否正确，都应该跪下来，感恩戴德地“谢主隆恩”才是。
   　　
   　　顾准的另一条罪状，则是在黑龙江坝的选址问题上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顾准坚持自己的意见，原本不过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在批判者看来，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苏”，而“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既“反党”,又“反社会主义”，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么？
   　　
   　　不必一一列举了。逻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真理可言道理可讲？而当权力者存心要置某人于死地，并诉诸“群众运动”时，你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罗网。面对接二连三的批判，顾准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紧抿的唇边带着几分嘲讽之意，睿智的眼睛里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这就进一步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
   　　
   　　的确，顾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还不在或不完全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扫打你的气焰。这正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64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于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它“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贴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牛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却认为这是对自已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做事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于什么要认账？不认账，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无不为之深深震撼。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也有幸免于难的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下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不畏缩惶惊，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了。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那“味儿”谁都听得出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亦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脾气一样。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蜇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是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宠”。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已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钱钟书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分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诚实，可能会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即有诗曰云：“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姑娘一样，辫子一大把。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知道“啼鸠忽噤雨将来”。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五、顾准不是钱钟书
   　　
   　　最主要的是，顾准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人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更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两足无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我的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批暴徒；而承认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日子。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被讥为“蓬间雀”，还会被视为“过街鼠”。因为那时“家雀”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家雀”，都以为自己是“鲲鹏”。你把“鲲鹏”说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顾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六、绝望之望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上。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沉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两难选择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诛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都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璧就是顾准“害”死的。汪璧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可曾来看过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过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末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璧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九（高粱）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做父亲的顾准想的“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孩子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拢，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靠拢”，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父亲，站在他们的父亲一边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思想是错误的，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他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再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地讨论。而且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家国难以兼顾；在他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一条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道路？
   　　
   　　过去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很轻松或故作轻松地说，如果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不要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有时，芝麻的意义也不一定就亚于西瓜，再说我们也不一定弄得清哪是熊掌哪是鱼。
   　　
   　　就说“情”,―—亲情、友情、爱情，难道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可以轻易舍弃的“鱼”和“芝麻”吗？
   　　
   　　一开始，顾准的子女们大约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他们还年轻，既不太知道自已的斤两，也不太知道“断绝关系”四个字的份量，何况革命热情又很高涨，外面的形势也是如火如荼。但要说他们事后心里当真很轻松，我也不信。血缘亲情又不是一根纸绳，哪能说断就断？想必也是牙关咬了又咬，心肠硬了又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当他们终于醒悟，终于发现自己背弃的是人间最好的父亲，追随的是祸国殃民的奸贼，割舍亲情其实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就是说，舍弃的其实是“熊掌”，追求的其实是“鱼”，而已是“臭鱼烂虾”时，你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更何况，他们还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悔恨终身。
   　　
   　　因此我以为，今后还是少说些什么“舍鱼而取熊掌”之类的淡活！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钱不值、轻如鸿毛的。一个不知道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爱惜别人的生命；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情感的人，也不会懂得尊重他人的情感；而一个既不爱惜生命，又不尊重情感的社会，决不是健康和美好的社会，只会是病态和黑暗的社会。因此我怀疑，那些鼓吹任意牺牲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说教是不是居心叵测。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么，在和平年代至少是无此必要。因为这只会害人。既害了个别的人（比如顾准一家），也害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顾准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顾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中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思想者的思想不可能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纠缠个人恩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不仁。一个对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对他人寄予同情，而没有同情心，就不会有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问题在于超越。
   　　
   　　顾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在他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伟大的鲁迅提出来的。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为娜拉的出走而一片欢呼时先生面对一群热情而幼稚的新潮女生，却不无忧虑地问道：“走了以后怎样？”先生说：“伊孛生（即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学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这实在是冷静而深刻啊，可惜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结果，直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做诗：“数字指标升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水稻产量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钢铁产量见风长，速度令人难设想。”总之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事实呢？事实是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加拿大。顾准自己在商城县，就不断看见死人。诗意终止的地方，就是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启动的地方；而苦难和灾难对于思想者来说，则是思想飞跃的突破口。顾准反复思考：为什么乌托邦越是美丽，一落实到现实中就越是残忍？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双脚只能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间，就得承认所有普通人的权利，承认每个人的“人之常情”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杀的东西。人间毕竟不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们飞来飞去的地方。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建设家园，也需要相亲相爱共享天伦。甚至可以说，爱的权利，体验、表现、交流、传达情感的权利，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表征。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并非无情无义、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看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烟莵。”就连老虎，也有舐犊之情呢，况乎我等“家雀”？
   　　
   　　更何况，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原本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吗？人类的幸福中，难道不包括获得爱情和享受亲情吗？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对立起来。人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人类的自由；没有每个个人的幸福，也不会有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从这个终极的意义上讲，情感就不是“鱼”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呢！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和割舍亲情，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放弃和割舍你的个人情感这点子“绿豆芝麻”，就能抱个大金娃娃，或者就能进人“人间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糊涂虫，要不然就是被某种狂热的“信仰”冲昏了头脑的人，就像那些邪教的“教主”和“信徒”们一样。
   　　
   　　好在人是聪明的。犯过一回错误，该不会再犯第二回。何况明白人也越来越多。顾准的家庭悲剧，大约可望不再重演。
   　　
   　　现在让我们回到顾准。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为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过患难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民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获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和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狼不吃同类），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张纯音和林里夫。林里夫是顾准的老朋友，落难则比顾准还早。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被康生诬为“内奸”，打得植物神经紊乱。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顾准却不避嫌疑，常常请他喝酒。喝酒时，顾准开玩笑说，林里夫是个受惠必报的人；林里夫则激动地说，顾准是个值得一辈子深交的朋友。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看错人。更为难得的是，林里夫和顾准并非观点相同之人。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林里夫因为受旧疾植物神经紊乱的影响，“文革”中在顾准那里作客时不免出言不逊，甚至情绪偏激地叱责顾准，顾准对他却仁义如初，而林里夫也在顾准病重时证明了自己的正直、友爱和敦厚，证明了他也是值得深交一辈子的朋友。
   　　
   　　这就是“道不同而相知相契”了。这是极为难得的友谊。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要么是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要么是死守门户党同伐异，学术的论争弄不好就变成人身攻击，学派之间壁垒森严，不是互相攻击，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观点相左而高谊如故的极少。然而，心灵的契合其实比观点的相同更难得，人品的同气相求也比思想的同声相应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做事，但我们却必须做人。
   　　
   　　当然，如果心灵和思想都相契合，气质和品位都相一致，那就更难得了。顾准和张纯音就是这样的朋友。张纯音是个心地善良又侠肝义胆的知识女性。她的父亲是早期享受“庚款”资助留学美国的学人，母亲是胡适和李大钊的亲炙弟子，外祖父则是和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有着非凡家教的张纯音，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唯其如此，她才能在顾准被泼满污水的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甚至一见如故。顾准逝世后，张纯音深情地缅怀说：“我还记得，在经济所第一次见到顾准，他便笑着说：你就是张纯音吧？他的灵魂是睿智的！”张纯音和顾准，几乎天然地有着心灵的默契。
   　　
   　　于是，张纯音便成了顾准晚年的唯一位异性知己；因为是知己，因此能理解顾准的思想，并支持和帮助他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这是汪璧做不到的。因为是女性，因此能给予顾准体贴人微的关心和爱护，给予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友爱，这又是骆耕漠、林里夫、陈易、吴敬琏他们做不到的。受难的顾准能有张纯音，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1971年到1974年，和顾准长谈千余小时，帮他梳理思想、权衡轻重、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是张纯音；在干校让女儿给被监管的顾准悄悄送钱送奶粉送东西，陪顾准散步谈心解闷的，是张纯音；顾准病重时，一直守在床前亲侍汤药的，是张纯音；顾准去世后悲痛得大病一场以至于几乎不能行走的，也是张纯音。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顾准有张纯音这样的知己，实在是不枉此生了。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知心明友，还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他的后辈学人和读者，那么，顾准还会死不瞑目吗？
   　　
   　　不，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