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獨生女 網傳長髮靚照

網路流傳據稱是習明澤的近照，模樣清麗。翻攝網路


中國官媒新華社前天罕見地大篇幅報導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成長和仕途歷程，曝光多張他家人的合照，企圖塑造親民形象。外界最好奇的他已成年的獨生女習明澤，卻只曝光童年照。網路近日流傳據稱是習明澤的近照，長髮飄飄十分清麗，滿足外界好奇心。

罕見描述家庭生活

新華社在中共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履新滿一個月後，發布「中共高層新陣容」人物特稿，推出常委排名一、二的習近平與李克強專文，其中習的特稿題為「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約1.5萬字。

特稿回顧習近平多年成長與為官歷程，吹捧其貼近基層，關心人民。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用了約2千字描述其家庭生活。文中稱，習、彭1986年「一見鍾情」結婚。身為軍旅歌唱家的彭麗媛，婚後常到外地表演，無論多晚，習都要跟她通一次電話，互報平安後才休息，「幾十年來一直如此。」每逢過年，習近平總是邊看央視春晚邊包餃子，等彭演出結束回家一起吃。一有機會團聚，彭就會給習做可口的飯菜。

文章罕見提及兩人獨生女習明澤，報導指出，取名「明澤」是希望女兒「清清白白做人，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據傳習明澤20幾歲，正就讀美國哈佛大學。美國中文媒體博訊新聞網昨披露一張據稱是習明澤的近照，稱從習近平外甥女處取得，照片中的女孩樸素清麗，長髮飄飄，但報導強調無法證實是否就是她本人。

捧李克強財經專才

至於將接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特稿刻意避談他的私生活，而凸顯其財經和外語長才，讚其有「銳意改革的精神」，是「破解複雜難題的高手」。

台灣 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6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在京落幕。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在闭门午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许成钢认为不承认土地私有权，是造成今天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制度根源之一。他指出改革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两个英明的领导就能解决，而所有人的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使每一个公民有拥有土地的权利。
    
    　　编辑：陈芳 周东旭
    
    　　许成钢：市场经济对政治改革的作用非常重要，放眼全世界所有民主、宪政、法治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经济制度是什么？100%的民主宪政法治国家，无一例外都起源于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民主宪政与市场发展谁是因谁是果是一个存在辩论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很清楚，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先，之后才有民主、宪政、法治的初步发展。同时，没有法治、宪政、民主的制度，所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走不远。所有这些一切的发展，基础是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
    
    　　我们过去30年，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今我们的市场经济与刚才讲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与世界上所有民主宪政法制的国家比，仍然有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所有制。
    
    　　我们2004年的宪法修正是具有程碑意义的，承认了私有产权，这非常重要。但这次宪法修正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土地的产权没有碰。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发展历程，1954年的宪法是承认农民土地私有产权的，什么时候变了呢？1975年文化革命高峰时间，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了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形成的制度变化，就是中国不存在任何私人有土地的产权。
    
    　　在这个重大基本问题上，1982年宪法只在枝节上有所调整，基本原则与1975年宪法，即文革宪法，没有改变。2004年宪法虽然承认私有产权，但是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这造成了中国今天巨大的市场经济里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
    
    　　当我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影响全局的不可饶过的因素。这个问题不去触动，很难推动真的改革。刚才大家提到很多，比如村级选举，从村级选举向上推动，最后变成地方选举，以至于变成全国选举等，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重要的，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关键点，推动改革的力量从哪来？是大家祈求来一个好领导，这个好领导有自我牺牲精神，将体制里的既得利益牺牲掉，能办得到的吗？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看看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发达的市场经济，是这样发展来的。所有的宪政改革，都是社会力量与好的领导相接合，历经艰苦努力实现的。而世界历史上所有领导宪政改革成功的政治家，都是主要依赖社会力量。
    
    　　有些人以为蒋经国是例外，是仅仅依赖执政党及政府自身，靠其个人的勇气和决断就完成了政治改革的成就。其实这是重大的误解。第一，台湾的私有土地产权不但从来就在宪法中明确承认（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而且从40年代末就一直执行；第二，台湾直至县市级的地方选举早在解除党禁报禁之前就已普及，成为基本制度；第三，蒋经国最后解除党禁报禁的政治改革的决心，至少部分是被迫的。
    
    　　当时台湾和韩国政治经济都紧密相关。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即韩国的流血事件。1987年，韩国民众要求民主，上街示威，工人罢工，引起光州事件，一百多人被枪杀，导致了韩国大的变化，在这个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在内部公民要求民主宪政的压力下，蒋经国临终前作出了政治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中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一定不能否定当时内部外部压力的因素。
    
    　　我想强调的是，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极其巨大。只有广大公民的参与和推动，才有可能前进。不能寄希望于一两个英明的领导人。广大公民的努力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任何改革的目的所在。而广大公民自身最重要的利益之一是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现在所有人拿的都是租约，都没有土地的产权，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拆迁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宪法保护地方政府强制拆迁。
    
    　　因此，推动土地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包括的重点。而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最终要像2004年宪法承认私有产权一样，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拥有土地的权利，农民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市民买房子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 博讯

    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开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与我老婆高皋从北京经香港来到巴黎。我们与高行健早就认识。法国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那天，我与高皋到巴黎第九区“作家与作曲家协会”参加了高行健的授奖仪式。在巴黎期间，我们与高行健有多次往来，发现高行健的女友，与他的原配夫人王学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类型”。这样就引起我老婆对王学筠的许多回忆。王学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们是小时的玩伴、小学同班同学。早在七十年代，王学筠就曾对高皋说，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看来，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妳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 ……”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妳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
   
   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
   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
   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
   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厂当工人，工厂在大山里,全是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 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 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国县非常偏僻，传说连日本人都没去。当时正值备战时期，情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个能躲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妳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妳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2012/12/22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