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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进步/反腐败的两难选择/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行贿的大国/钓鱼岛劫争/笑话
發佈時間: 12/26/2012 12:36:39 PM 被閲覽數: 36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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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来源: 人声的:

http://youtu.be/Ku6Mu1W6h_0

乐器的:

http://youtu.be/vtpipkVWZiQ

 wenxuecity
 
 
 
 
 
 
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2012年12月26日
 
  谢选骏
 
 
     欧洲小国林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地理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谢选骏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有地理层面的。
    
    还有精神层面的。
    
    奥古斯丁在其双城记也就是《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15章里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好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是否合适”?他指出:
    
    那么请他们考虑,好人乐意扩张帝国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帝国得以扩张的战争是邪恶的。如果能够对邻国保持和平与公正,那就绝对不会在任何挑唆下对邻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人类会比较幸福。这个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各个民族的国家,就好像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公民的房子。因此,战争和征服能使不受约束的恶人感到快乐,而在受到约束的好人看来,则必然是一种可悲。然而,恶人统治义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所以这种必然性也可以被义人恰当地视为幸运。元疑,与好邻居和平共处比用战争手段征服恶邻更幸福。
    
    如果你希望能够征服你仇恨或害怕的人,那么你的愿望是恶的。如果罗马人能够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罪恶的战争,而是靠公义的战争,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外族的不义之神当作女神来崇拜。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事与帝国的扩展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神灵把外族人变得如此不义,使得对他们进行正义之战成为必需,从而使帝国得以扩张。如果恐惧(Fear) 、害怕(Dread) 、症疾(Ague) 也可以作为罗马的神灵,那么不义,至少外国民族的不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位女神呢?因此,靠着这两位神,亦即外国的不义和胜利女神( Victoria) ,尽管朱庇特什么事也不做,罗马帝国也能得到扩张,不义女神使战争有了理由,而胜利女神使这些战争有了一个幸福的终结。当这些事情都被当作朱庇特的恩赐,而又由那些神灵来完成的时候,朱庇特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神灵本身也是神,或者被称作神,被当作神来崇拜。如果朱庇特本身被称作帝国,就像帝国被称作"胜利"(Victoη)一样,那么朱庇特在这里也许还有些用处。或者说,如果帝国是朱庇特的恩赐,为什么不把"胜利"也当作他的恩赐呢?如果朱庇特不是一块在卡皮托利山上受人崇拜的石头,而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确实应该如此。
    
    ……
    
    这可能才是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回顾一下奥古斯丁两千五百年的纳兰辛,就够狂妄的: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也许只有到了那时,欧洲的统一才会完成。在此之前,无论“欧盟”多么努力,也是无法统合欧洲的。 [博讯来稿]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张维迎
 
时间: 2012-12-20 11:15:49
来源: 爱思想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行贿的大国
 
——从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

发布时间:2012-12-25 09:30 作者:雪珥

【提要】鸦片战争前,清帝国的腐败就已经名扬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这与其说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潜规则”成为体制主流后,官僚基层“搭便车”勒索便成为常态,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最后,“腐败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并加速了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





油画中的广州十三行(资料图)

广州的“公行”商人们开始筹建一种基金:每家公司缴出利润的10%,存入共用的资金池。而其作用,除了作为参与者们的行业保险外,更多的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这是颇具大清特色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创新,很快就走向了国际化: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都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作为“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这是18世纪70年代,大清帝国最为辉煌的乾隆盛世。

1、天子的私家海关

这一基金,名为“行佣”,即“公行所提取的佣金”,又名“行用”,即“公行所需的公用金”。英文名称则为Consoo Fund(公所基金),其中Consoo一词,即汉语“公所”的音译。

“行佣”的发明者是“公行”的商人们,又称“行商”,他们更为著名的一个称号,是“广州十三行”。学界一般认为,十三行并不是指13家行商,而是泛指获得了政府的授权、垄断了外贸的行商们,他们的数量总是在不断的变动,而之所以用“十三行”这个名称,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洋商们在广州开设的“夷馆”有13家。

1720年12月25日,普遍被当作“公行”成立的时间。这天,广州最大的行商们,在神像前宰鸡盟誓,订立行规13条,结成一个类似“托拉斯”的贸易联合体。参加盟誓的行商,有16家,其中头等行5家,二等5家,三等6家,按等级分摊经费。这家机构在次年就在外商和非行商的中国商人联合反对下,悄然废止。

很多学者,包括大清国的洋干部、著名的汉学家马士,都将1720年当作十三行的起源,显然,这是混淆了十三行与“公行”的概念。在“公行”这个行业协会性质的机构成立之前,十三行就早已存在了。1937年学者梁嘉彬在其《广东十三行考》中指出,1720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他认为,在1685年康熙设立“粤海关”之前,就已经有十三行的存在。这一说法,得到了著名史学界吴晗的赞同。并且,吴晗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两广总督吴兴祚“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进一步推论“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年)四年间事。”

十三行的出现,是清帝国解除海禁的直接产物。1684年,31岁的康熙皇帝表示:“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于是,实施了28年的海禁被废除,并在次年设立了闽粤江浙4个海关,其中尤以广州海关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的外商都将海关当作中华帝国的政府部门,但实际上,4个海关却实行的是双重领导:名义上是国家财政部(“户部”)的派出机构,实际上的领导权,却在皇帝的私人机构“内务府”手上。

所有海关和大多数“常关”(设在陆路上的关税机构),其掌门人均是内务府出身。执掌海关的“关差”,是与管理盐、漕、河同样最有油水的肥缺。海关关长(“海关监督”)的人选,形式上由各部门保举,“请旨简用”,实际上是皇帝直接任命,即便其级别不足以与地方督抚平级,其实际地位却毫不逊色。主管干部的吏部、主管财政的户部及海关所在的地方督抚,在正常情况下,都难以干预海关的人选及工作。“海关监督”一身二任,行政职务是户部的分司,任满即止,而本职则依然是内务府官员,任满后依然回到内务府,或在内务府掌控的其他机构中调任升迁。

皇帝越过政府而直接干预海关人选,严密控制海关,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毕竟海关除了收取关税之外,在经济上还要承担外贸管理之职责,在外交上更要承担“怀柔远人”之使命,这些都关系到政权的维稳大局。其次,海关也是办理“皇差”的主要平台这些皇差,大多数都没有、或者不便于纳入财政的计划内资金,而需要由海关悄悄地办理,海关因此成为皇帝的最大小金库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海关的收入主要分成了两大块:一是应该缴纳给户部的关税,这部分实行定额制,而且定额很低;二是应该缴纳给内务府的“关余”理论上,这应该包括关税之外的所有收入,进入皇家的小金库,不在户部的审计监控之列。

对于关税,此时家底颇厚的大清国,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与后世一般的印象完全不同,清代的关税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威胁之下,也都十分低廉。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研究,当时中国的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可算是当时国际上的税收天堂。这点,从同时期西方商人和外交官的大量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西方商人后来不断积累的不满,并非针对显规则的关税,而是针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的额外勒索。

从康熙开始,直到道光,历任皇帝都有不少批示,强调关税的征收并不是看中经济收入,而要注重“嘉惠远人”的政治效应,“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务随时查看情形,固不可于国体有妨”(《粤海关志》),并期望通过关税的杠杆作用,将外商的活动范围控制在4个通商口岸之中,以堵绝外夷对天朝的任何和平演变。

即便不愿承认,海关、尤其是广州海关带来的巨大利益,对皇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美国学者Frederic Wakeman在《剑桥晚清史》一书中指出:“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 855000 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而北京崇文门税关,则被称为“北库”,共同构建了巨大的小金库。

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在内的“英主”们,根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把“国”“家”分立、并将“家”的利益摆在“国”前的做法,造成海关制度的先天痼疾。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成为激化帝国腐败、乃至引发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

2、贪腐的顶层设计

海关的肥缺由皇家的私人机构内务府包揽,但在内务府中,要获得到海关工作的机会,依然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

最高领导核心也深知其中的利益之大,为了“摆平”自己身边的人,让大家利益均沾,海关监督的任期都很短,康熙时一般是1年、多者2年,这个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乾隆甚至在一篇谕旨中坦承:“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

甚至,一些在别的税关留下亏空的官员,反而被安排到粤海关这种位置,以便其能利用粤海关的灰色收入填补漏洞。道光年间,担任浒墅关监督的延隆落下了20.9万两的亏空,担任淮安关监督的中祥落下25.1万两的亏空,都被改授粤海关监督的职务,以便翻本。

如此“顶层设计”,从开始就把海关制度当作了上至皇帝、下到胥吏的分赃制度,变相地鼓励了海关官员营私。

粤海关监督当然是这个分赃体系中的枢纽。这个职务“一向是由皇帝钦派的满洲人担任,他是代表宫廷和宫廷人物的。在他满足了他北京的恩主们(和恩主妇们)的欲望之后还有余裕时,他也可中饱,自行积聚一份家私。他一到任就必须有所报效;在这从来长不到3年的任期之内,仍旧要经常不断地报效;并且在他可以满载而归之前,也还要再作报效。他从头到底一直报效。那些相继而来的步骤使得这个官职的外水日益减少,但是据一位权威人士在1895年记述当时的情形时,还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价值不下100万两。别的权威人士曾经讥讽地说:在支付了为维持大批僚属生活的征收费用之后,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到18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3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海关制度在成为分赃平台的同时,也成了一只寄生吸血的巨大蚂蝗,外商与行商成为“宿主”。而在大清特色的制度下,行商作为外贸的第一责任人,应对蚂蝗便成为其第一要务。

制度设计上,行商虽然主要听命于海关,但是,无论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还是广州城里的其他各种衙门,都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管到行商们的头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这些神通各异的八仙,行商们自然是谁也不能得罪、谁也不敢得罪。

“公行”一方面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并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吏们想要从中大捞一笔财富的输导线。“粤海关监督必须在他作为正式陈报的征收以外找到一笔巨款,如果拘泥于固定税则就会使他做官的主要目的成为泡影;因此,公行就被他用作榨取对外贸易的工具,并从中勒索一笔自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无与伦比的私人收入。总督也必须装满他那只张大了口的钱袋,因为他具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最后责任;他随着粤海关监督之后,也分润一部分赃款;同时从一世纪的经验中已经察觉,要使外商按步就班地遵守官吏制定的法律和他们的命令,最便当的方法就是通过公行。这对于总督是这样,对于广州的每一个官吏也是这样,公行成为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这种多管齐下的勒索,对行商和外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成本,更令他们对那些无规则可循的潜规则成本不可预测。

3、难以承受的勒索

1724年,行商们开始用脚投票了。大批行商为了逃避广东的苛捐杂税,转移到了福建厦门。

1727年,不堪重负的广州洋商们扬言,如果广州的官员们再不控制勒索的胃口,他们将离开广州改去厦门。这一威胁换来了粤海关的一道承诺:不课征多于正税的数额。但次年,他们就不得不接受额外的10%的从价附加税。1732年,洋人们再度抗议,并将商船停泊在虎门口外,拒绝入港,要求取消1715年后增加的所有苛捐杂税,粤海关部当即应允,但从未落实。

外商们的负担主要是三块:正税一是“船钞”,即根据船只的大小、长宽以及路程远近收税,但因为估算困难,实际操作中基本按照船只梁头的长宽为标准定税,所以又叫“梁头税”。正税二是“货税”,就是根据不同货物课税。中国的正税,即便加上4%(康熙时)、最高甚至10%(乾隆时)的附加税,比诸当时的西方诸国,依然十分低廉。

正税之外,是杂税。据Peter Auber出版于1834年的《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一书,潜规则下,每艘商船必须缴纳高达1950两银子(相当于如今39万元人民币)的苛捐杂税,虽然外商们先后在1734年、1737年、1747年、1752年、1754年、1760年等年份提交了6次抗议,全都无效。

美国当代学者Frederic Wakeman指出,海关监督的日益贪污腐化,与贸易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及鸦片自由贸易的兴起,构成了破坏经济平衡体系的三大因素(《剑桥晚清史》)。

在强大的公权力下,“奶牛”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1754年,行商中的一部分,被政府赋予了一项更严峻的任务:担任外商们的“保商”。“保商”的垄断地位得到了加强,所有外贸必须经由他们进行,其他中国商人包括行商不能染指。外商只能把货物卖给自己被指定的“保商”,并且,价格是由“保商”来确定,外商可以选择接受价格或者带着货物离开,而不能更换“保商”。

除此之外,外商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操心了。根据新的法规,“保商”必须为外商安排办公室、楼房、住所,物色仆人并替仆人们作保,过驳货物等,但行商也要为外商的“奉公守法”承担第一责任。而政府对于“保商”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为行商及外商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年后(1757年),外商们选择港口的权利也被取消。帝国中央颁布的一道法律,确定广州是唯一的外贸港口,“它的目的是要把商人们紧密集结在一起,以便使贸易的管理和监督更加容易,尤其是使关税的征收更加方便。”(《简明英国经济史及理论》)外商们对于“一口通商”的任何抗议,都毫无结果,只能就范。“一口通商”的政策,保障了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也同时固化了有着先天致命问题的外贸及海关体制。围绕外贸而展开的腐败,日趋激烈。

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为了强化广州的“一口通商”,颁行了《防范外夷规条》,并着手恢复“公行”,以便应对集中到广州一埠的洋船。行商们此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主动贴近政府。

这次“公行”重设,将行商们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种,分别负责外洋贸易、进贡纳税和潮州福建商人货税三大板块,对西方的贸易第一次完全独立管理。

但是,这种“公行”的组织形式毕竟松散,而承担的责任又过重,10年后,当时建议开设“公行”的商人潘启,又建议关闭公行,理由是“公办夷船,众志纷歧,渐至推诿,于公无补”。这一建议,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两广总督李侍尧会同粤海关监督德魁批示:“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

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行商们分工之后,“行商责成愈专,而政府课税亦愈重”,并且在连带责任下,造成单个公司的经营风险经常被放大为全行业的风险,为数极少的“保商”们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行商倒闭破产不能完纳政府课税者续出”,不得不为行商们垫付税费乃至来自政府的其他勒索。

马士记载:“公行的行商们自然是惨受敲诈,1771年已经发现其中有很多家破产,此外还拖欠了应付给官方的款项。”为此,潘启等又用金钱开路,贿赂了李侍尧,取消了“公行”,但这笔费用最后由反对“公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报销。

4、行贿基金的出台

“公行”取消之后5年(1775年),被再度恢复,这次商人们获得的垄断权更大了,可以专揽茶叶、丝等高利润的大宗贸易,并且独家代理外商在华的供销,按总额收取3%的费用。

当然,其所承担的连带责任更重,外商将不再直接缴纳关税等,“公行”成为外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防火墙。

“公行”的定位至此确定,直到1842年被《南京条约》废除,“公行”(Co-hong)在很多地方也被老外们称为“官行”(Kwanhong)。

连带责任的加重及政府勒索的加强,令“公行”产生了强烈设立公共避险基金的冲动,这直接导致了“公所基金”的诞生。

推动“公所基金”的第一个动力,在于帝国政府要求“公行”承担起讲合同、守信用的模范,凡是拖欠了外商货款的,一律由“公行”先行赔付。这是一个财经制度上的“连坐法”。而第二个更为强劲却不便说出口的动力,则在于帝国政府及其官员对“公行”的勒索日益加强。

这种基金的准确成立时间,说法不一。Frederic Wakeman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1775 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公所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来应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才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3%的规礼,这是一笔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

遗憾的是,Frederic Wakeman并没有标注出这段论述的史料来源。考察早年的英文著作,这一日期的说法区别很大:

在各种说法中,没有异议的是,这个特殊的“公所基金”,的确是在“公行”定位成型后出现的产物,而其用途一是作为行业保险,二是为了应对政府的勒索。

这笔基金是庞大的,行商们必须缴纳年利润的10%,而外商们则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这种潜规则,老外们并不喜欢,尽管他们对中国低廉的“正税”赞不绝口。1793年,在著名的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反腐败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贸易一样,最后毫无结果。

外商们统计出的“公所基金”用于支付政府勒索的数额,是惊人的。根据1807~1816年的统计,剔除其中的支付外商债款的部分,纯用于政府勒索的是:

其中,1809年的数额之所以庞大,是这年“公所基金”支付了一笔12万两(约合人民币2400万元)的“皇上万寿庆典”赞助款。

这些开支,除了每年5.5万两的“贡价”(“公行”上缴北京的固定规费)之外,大量的都是“军需”“军费”“河工”等。而这些均是正项税费之外的额外负担。

《剑桥晚清史》更是指出:“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 年和1813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这是一笔更为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年均70万两,当然,其中包括了为行商们代偿外商债款。遗憾的是,《剑桥晚清史》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具体出处。

催生行贿基金的制度根源,除了海关制度外,还有财政制度。

清帝国政府并没有完善的预算制度,在“永不加赋”固定了最大宗的田赋之后,财政的任何额外支出,都需要临时的额外课征,而这种缺乏规范的行为,给官僚体系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额外征课和征收人员的摊派,虽然一向为中国政府的清议所不齿,叫它做‘勒索’或‘聚敛’;但征收方法既然给个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它就仍旧不失其为中国的制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财政成为“腐败化制度”的另一个体现,是帝国地方政府的开支,并没有规范财政拨款,而必须由各级行政长官在自己的俸禄中自行解决,这为他们的勒索提供了最为理直气壮的客观理由。“在西方,征收人员都各有一定的薪俸,也可能对他所征收的款项另给酬金,但一定要由国库核给;并且县行政首长也有一份适当的和足够一切开支的薪俸。中国却不是这样,征收人员和县行政长官都必须设法自给。征收人员虽然自收摊派,但不要错误地以为他所得的税款可以完全放进私囊;为了保全他的地位,他还必须要填满所有他的直接上司们的欲壑,使他的上司们刚巧都能得到那中国意义的所谓“薪俸”。知县到任之后,必须在他的任内每年一度或数度对他的直接上司,即知府和道台,有所报效,数目的多寡,看缺的肥瘠确定。他更要使省里的权要,即臬台、藩台、巡抚、总督等都能满足欲望,因为他的得缺、留任和升迁都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喜怒;他也不可忽视大人物们的文案和师爷一类人员,因为这些人都能在他们主人的耳边给他说好话或者说坏话。知府和道台也是这样;粤海关监督和其他优缺也并不是例外。省中的显贵也必须在京师设法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把得自僚属的一部分赃款也要照例以差不多一定的数额转手奉献给京官、枢臣和宫廷的内侍,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人,这人就会设法弄得这个但图自肥的官吏也一个钱都剩不下,或者阻碍他的升迁,甚至对于有利该省的一切建议也多方留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对于“公所基金”,《剑桥晚清史》认为“是1796 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

“公所基金”作为行贿基金,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私人孝敬,自然不在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而要由行商们自行解决。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自然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政府及其官员的需索越来越大,行商和外商们不堪重负。而就在他们疲于奔命的时候,一种利润高昂得足以应对政府勒索的商品适时地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5、鸦片生意的利益链

针对官员私人的“行贿基金”,很快就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诞生了,并且完全依靠鸦片的支撑。

1820年,澳葡当局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款专用于对大清国领导干部的行贿。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这一行贿基金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14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基金的管理人,是一位小名叫做“阿西”的广东鸦片贩子叶恒澍。次年(1821年),叶恒澍因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被捕,但在监狱中,为了自保,他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记载,叶被捕后,受到了香山官员的刑讯逼供,为了报复,而将行贿基金的事抖了出来;马士认为,叶恒澍坚信把官员们拖进来可以为自己免罪,而向广州府检举揭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现代历史学家格林堡则认为,叶是直接向中央揭发的,并且,中央还为此下派了工作组……

无论如何,对官员们受贿信息的掌握,最后保住了叶恒澍的性命为换取他的沉默,广东当局只能以贩毒罪对他轻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丝毫不涉及杀人的重罪。

鸦片贸易与行贿基金之间的关联,至此开始暴露。而此前,鸦片早已悄悄地在“公行”的贸易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随着政府勒索加重,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

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

有学者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但是,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其身价大为提升。

主张放开鸦片贸易的许乃济,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

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尽管皇帝会查禁这种贸易,并也会一再严旨重申禁令;尽管总督会恪遵上谕发布告示,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也会传谕行商慎遵法令;但是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提督、知县以及再往下到那些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小人物们,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对于法令的不断破坏也就熟视无睹了。他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除了从广州的“公所基金”、澳门的“行贿基金”等处间接受益外,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受益。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以缉私为名而从鸦片中分润的,上至副将、守备,下至普通士兵。拿获鸦片之后,他们要么“私卖分赃”,要么“得胜放纵”。

到1826年,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元人民币)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在猫鼠同盟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专以护私渔利,与南洋船约,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报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紊,而鸦片(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水师收入“得自粮钠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禁烟造成关税停征,但是却被贿赂代替,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用不着说,帝国官吏是贪污的;在违禁品的征课上,他们所干的,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在干着的那种勾当,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以备不时之需。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一等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把行商和“公行”推向第一线,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6、禁烟幕后的推手

在几次被“钓鱼执法”后,忍无可忍的行商们,在1821年向外商们发出书面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只能提请官方强力介入;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外商们开始还置若罔闻,“公行”商人却绝不敢再与官府玩游戏,他们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4艘外籍商船,其中英国商船3艘、美国商船1艘。官方随即对这4艘船予以强制驱逐。4艘船被迫退到了当时被当做“外海”的伶仃洋,并在那里继续进行鸦片批发交易。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伶仃洋时代”,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而“伶仃洋时代”的最大变化,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外商们越过了华商,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用马士的说法,这“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

马士将鸦片走私的“伶仃洋”时代,分为3段。第一阶段,从1821~1828年,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推出,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1821年的年均4494箱,增加到1821~1828年的年均9708箱。

1828~1835年,是“伶仃洋”时代的第二阶段。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鸦片交易市场再度向北扩张,到了闽粤交界的南澳。这一时期,鸦片的走私进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

自1835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伶仃洋时代”进入全盛时期。精简了行商这一中间环节后,外商们的利润大大提升。鸦片走私大干快上,年均进口量达到了30000箱。

在“伶仃洋时代”,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因为原先的“硬通货”鸦片被禁,无法以货易货,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片后的白银,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多了道程序。但这一来,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采购,而没有把柄可抓。一个“干净”的商人,对一个期待“不干净”的官员来说,就是一笔损失广州的官员们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同时,因为都在外海进行交易,并与中国的消费终端日渐实现了无缝对接,外商们开始不再将大清国的缉私干部当干部看了,这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的沦丧,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并试图惩罚那些破坏潜规则的人。“现在,外国走私商们把这张从非法贸易征集非法陋规的网撇开了,官吏们体会到他们所贪图的那部分好处竟被掠夺了,他们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份好处,才愿意闭着眼睛不管的;于是一个用一场奏折、谕旨、告示、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主张禁烟的林则徐等,突然发现自己赢得了体制内同僚们前所未有的支持,尽管那些同僚很长时间都从鸦片走私中分得巨大的红利。而后世的读史人,也往往想不到,被爱国口号包装的反鸦片斗争中,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利益博弈。

鸦片战争前,清帝国的腐败就已经名扬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这与其说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帝国海关除了被赋予过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为最高领导核心(皇帝)彰显自己私心的标志,并因此将“潜规则”作为主流;而帝国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苛敛”与勒索成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潜规则”。当“潜规则”成为体制主流后,官僚基层“搭便车”勒索便成为常态,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而这又大大地挤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间,令经济领域也同样被“潜规则”占据;最后,“腐败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并加速了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

来源: 中国经营报

 
 

钓鱼岛劫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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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劫,是围棋术语,抛一个劫,不在于必得两子实地,而在于对手争会劫地的时间,得以在其他大盘下一子。所以,在劫争治时,切忌过早把劫材耗尽,自填假眼位得两实地是缓手,让对方在大盘上多下一子,往往会得不偿失。

钓鱼岛问题,是美国抛的劫,是美国制造的一个劫材。其一,钓鱼岛海礁肯定不是美国想占领的。如今国际政治,不以土地占领为目标,而以主导全球资源和国际市场定价权为目标。如美国占领伊拉克,不是为了把伊拉克变为美国一部分,而是要控制伊拉克石油。同样,钓鱼岛周边渔场资源和海底石油资源是美国想假日本之手控制的资源。每个国家都想扩大自己拥有的资源,但是,是否拥有资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能控制这些资源。如伊拉克石油资源和利比亚石油资源虽然归属伊拉克和利比亚,但是,实际控制左右和影响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的是欧美。比如改开三十年,中国稀土资源遭受国际市场掠夺性开采,就典型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控制其资源的力量并不安全在于资源土地的归属,而在于谁用能力实际控制这些资源。

钓鱼岛在台湾东边,台湾不争气,由大陆越俎代庖去争,而且在美国对台军售的情况下由大陆去争,这点明人眼里一目了然,台湾政权依然干着卖国行径。在大陆宣布钓鱼岛主权以后,台湾竟然与日本协议共享钓鱼岛周边渔场,拆中国与日本钓鱼岛主权之争的台。更有甚者,在美国国会通过军事授权法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之际,此前港台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此时忽然偃旗息鼓,这暴露了此前港台保钓运动动机不纯,实为中美钓鱼岛劫争的美方棋子。

去年春,是阿拉伯之春,港台也是保钓急先锋,这是美国抛出钓鱼岛劫材,意在引起中国民众对政府对钓鱼岛无为的愤慨,意在引发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当时深圳反日游行与民警冲突镜头出现在西方各大媒体。西方各大媒体很希望那个像报道开罗解放广场一样报道中国的保钓游行示威。时至今日,钓鱼岛劫争引起中国民众抵制日货,导致日本经济受损,港台保钓急先锋就偃旗息鼓,以让日本经济苟延残喘。

今天,美国承认日本管辖权,美国对钓鱼岛主权依然不置可否,钓鱼岛依然是中美的劫材。既然是劫材,中国也不急于收劫,没有必要立刻收复钓鱼岛,依然可以利于这个劫材在国际政治的劫外盘面上进取。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在钓鱼岛劫争是被动的,美国在钓鱼岛劫争是主动的。钓鱼岛本来就是美国主动抛的劫。美国想利用这个劫材把国际资本从中国赶回美国,不料却伤了日本经济。美国想利用这个劫材调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结果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立场强硬,反而使得中国更加团结。美国利用这个劫争,要把日韩圈在美元经济区内,无可奈何的是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韩台最大贸易国。但是,总体来说,是美国出招,中国应招,美国主动挑事,中国息事宁人。

虽然钓鱼岛主权重要,但中国不争此一朝一夕,既然美国和中国在钓鱼岛打劫,打到今天劫还没收,中国也不吃亏,那就继续打下去。所以,钓鱼岛劫争,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设法利用劫争在劫外盘面拿到利益。

中国劫外关注的应该是人民币和美元在东亚的竞争。所以,中国有频频彰示钓鱼岛主权,飞机和船要频频现钓鱼岛。但是,要努力提高劫外盘面的收益,每次钓鱼岛中日过招,必须媒体大张旗鼓,鼓励民众持久到继续抵制日货,因为日本为虎作伥,破坏东亚经济一体化,甘为美国遏制中国搞乱中国的马前卒,这种行为必须惩罚。要和国内大广告策划公司联手,做到每次钓鱼岛中日冲突都有有效的鼓动抵制日货的媒体报道。日本是亚洲经济实力最强,捆在美国战车上最紧的反华势力,惩罚日本有杀鸡吓猴的作用。而且,要把中国进口日本从消费品进口转变为技术进口。而且是压价进口。这个劫争打好了,人民币应该可以整合东亚经济,或者整合亚洲除日本以外的经济圈。这个很重要,下一轮美国量化宽松印钞票的时候,就是人民币带领亚洲各国货币一起对美国升值的时候,把美国印钞票的通胀堵会美国去。

全球只有30%的陆地,而有70%的海洋。中国打破第一岛链走出蓝色深海势在必行。一旦中日钓鱼岛开战,中国要有能力一举拿下台湾东边的琉球群岛最南段的包括宫古岛、西表岛和石垣岛在内的先岛群岛。要在二战胜利周年拿下来,以彰显二战反法西斯的正义。先岛群岛是琉球群岛一部分,按照《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主权都应该归还中国。拿下钓鱼岛是无法守得住的,拿下先岛群岛才能把钓鱼岛这个劫收起来。

钓鱼岛劫争每一个回合,要有国际政治盘面上的收益。这是现代战争。毛泽东解放战争事情运动战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还有壮大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2月26日是中国人的圣诞节,要重温毛泽东军事思想,钓鱼岛不在于一朝一夕的占有,而在于劫争过程和平发展中国经济,提高人民币贸易结算范围,打破西方技术垄断,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



 
 
 

85则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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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岁的女儿让老爸帮她做某事。

  老爸:“爸爸很累啦,你夸我两句吧,你夸我两句我就又有劲儿了。”

  女儿:“老郑!”

  老爸:“哎!”

  女儿:“你家妞妞长得可真漂亮


       2、客官 您是打尖还是住店

  我大便


  3、我年轻过,你们呢,老过么?


  4、绅士无非就是耐心的狼


  5、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边并不一定是好事,譬如他们都站在船的一边


  6、别紧张,我不是什么好人……


  7、你说…你喜欢我?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我也…唉跟你说了吧,其实我也挺喜欢我自己的.


  8、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9、小时候刚学骑自行车,还不太会就跑到大街上,看到前面一个老大爷在走,自己感觉要撞上,就大叫,不要动,不要动。那个老大爷一下站在那里没有动,结果我拐来拐去,还是撞上了。老大爷站起来说,你瞄准呢


  10、如果有300W,大家说是买奔驰好还是法拉利好呀。

  回复:最好买300辆二手奥托,再雇300个司机,让他们跟在你后面开,一会排成s形,一会排成B形


  11、多多微笑,阴天谨防情绪感冒!


  12、我自横刀向天笑,笑完我就去睡觉!


  13、 路遥知马力不足,日久见人心叵测


  14、我爸面对我发胖一事发表了看法:没有韩红的命,还得了韩红的病。


  15、我这人从不记仇,一般有仇当场我就报了。


  16、别在我的坟前哭。脏了我轮回的路。
 

  17、是这样的张总,你在家里的电脑上按了CTRL+C,然后在公司的电脑上再按CTRL+V是肯定不行的。即使同一篇文章也不行。不不,多贵的电脑都不行。


  18、我以为你只是1和3中间的数,没想到你还是1和3俩数的组合。


  20、一食人族去班,经理再三交代不能吃同事,答应。过几天忍不住,偷吃一个清洁工   人,当即被发现。其感悟是:千万别吃真正做事的人。


  21、现在你骂我,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等你以后了解了我,你一定会动手打我的。
 

  22、人永远不知道谁哪次不经意的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再也不见了。


  23、通往成功的路,总是在施工中。

  24、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25、猜一句英文:「ABABBBAAAAAABBBABAAAABBBBAABBBAAAAA」?〈答案:Long time no C〉

  26、想你的眉目,想到模糊。——突然觉得,思念大都如此,越来越淡(我依稀记得这是王菲《我也不想这样》的歌词,不知对否?)

  27、在经年后,感叹,那两个少年: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

  28、如果她(他)对你说:“忘了我吧。”你告诉对方:“我一直没记住。”

  29、你对咱的好 俺永远记得 俺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30、各位女同事,请不要对我放电,我老婆有来电显示.

  31、微笑,挥手,再见,结束。

  32、我想起来,我曾立志做一个好玩的人

  33、将薪比薪的想一下,算了,不想活了。

  34、那啥,就给我个经济适用坟好了。

  35、活了二十多年,没能为祖国、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伤心欲绝

  36、趁着年轻把能干的坏事都干了吧,没几年了。

  37、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38、七岁的小男孩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他们有好奇心、行动力、破坏力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

  39、人贵在言而有信——我说不还钱就不还钱!

  40、老子曰:睡可睡,非常睡。

  41、我虽然相信海誓山盟,但是未必相信你啊

  42、上帝说:出门不要忘记带伞,一会儿我要浇花

  43、特别的人从来不说自己特别,比如说我

  44、我的否已极了 可泰说他没空来

  45、我知道,天下无不散宴席,可是,至少,宴席上我要吃得爽!

  46、我走我的阳光道,你过你的奈何桥。

  47、世界是我们的,也是孩子们的,但最终是那帮孙子们的!

  48、每当困难的时候我就念藏经:“噢嘛呢哞嘛哄”, 翻译成英文就是:All money go my home!

  49、最简单的长寿秘决————–保持呼吸,不要断气

  50、等我有钱了,我就买一辆公交车,专门走公交专用车道,专门停在公交车站,等有人想上车了,我就说:对不起,这是私家车

  51、善良就是别人挨饿的时候,我吃肉不bia ji嘴

  52、漫漫人生路,总会错几步。

  53、我从不以强凌弱~~~我欺负他之前真不知道他比我弱…

  54、你走你的过街天桥,我过我的地下通道。

  55、我的兴趣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56、哪里跌倒,哪里爬起……老是在那里跌倒,我怀疑那里有个坑!

  57、唉~这人要一没正形,连头痛都是偏的

  58、我这人不太懂音乐,所以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

  59、人干点好事儿总想让鬼神知道,干点坏事儿总以为鬼神不知道,我们让鬼神太为难了。

  60、问世间谁最坦荡,直叫我当仁不让

  61、如果你容不下我,说明不是你的心胸太狭小,就是我的人格太伟大。

  62、行到水穷处,口渴;坐看云起时,头晕。

  63、我想学凤凰涅磐,谁知道一不小心……熟了!

  64、反正我这命老和他们算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他们没算对,还是我活错了。

  65、你嘴角三十度的微笑,百度搜索不到。

  66、上帝肯定会原谅我的,因为那是他的职业。

  67、执子之手,方知子丑,泪流满面,子不走我走。

  68、帅有个P用?搞不好还不是被卒子给吃掉!

  69、别和我说放马过来—-我是阿凡提!

  70、再烦我就把你绑草船上借箭去!

  71、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还一针;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72、我又不是人民币,怎么能让人人都喜欢我?!

  73、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 。

  74、有空学风水去,死后占个好墓也算弥补了生前买不起好房的遗憾

  75、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辗转反侧,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你不是风儿,我也不是沙,再缠绵也到不了天涯,擦干了泪,明天早上,我们都要上班。


  76、世界就是一个大型夹娃娃机,我隔着玻璃窗,只想要你

  77、你若先走了,转身时就不要怪我背对着你。

  78、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却有两个心房。一个住着快乐;一个住着悲伤。不要笑得太大声,不然会吵醒旁边的悲伤。

  79、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够遇见

  80、有人说,旋转木马是最残忍的游戏,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

  81、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82、话说搭讪也要讲究技术,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找到正确的人搭讪,比如此刻我就在线

  83、我想我曾经爱你的时候也低到过尘埃里,但是并没有开出花,后来那些尘埃只是越来越多终于把我们都活埋了,原来爱情还真是不能太卑微,光有尘埃没有养料是不行的


  84、孔子曰: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孟子曰:孔子说的对!

  85、觉得不快乐,是因为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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