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國策：走聯美結盟之路（高路）

图：2011年5月第三輪中美战略與經濟對话在華盛頓舉行，開幕仪式前中方代表团司、局级隨员爭相拍照留念：年輕官员的崇美意识可以結出聯美結盟的果子

通過與美國結盟，爲政治改革營造良好外部环境；借助美國的支援，度過政治改革必然帶来的劇烈轉型陣痛，包括社會不安、動荡甚至內亂，使中國真正走上民主、法制、富强之路。

喧囂已久的中共十八大终告閉幕，後胡温时代開始起步。對于十八大以後的中國，政治分析家們一致認爲形势严峻，有人甚至認爲中國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關乎中國今後百年命运。

在對中國前途開出的各種診斷藥方中，除了極左派要走回头路、回到毛澤東的"紅色中國"时代外，絕大多數政治分析家們都認爲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紅利淘净，正在往絕路上走，唯一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政治改革。似乎不走政治改革之路，中國就没有希望，連新上任的习李、包括尚未退位的胡温，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提到政治改革。

從中國的長远發展来说，筆者也認爲政治改革是必由之路，但從現实的世界政治與中國國力来看，中國要实現成功的政治改革，没有稳定、寬松的外部环境是絕對不行的，而這個稳定、寬松的外部环境，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達到，就是中國領導人抛棄長期養成的聯俄、聯欧或聯合其他國家對抗美國的傳统思路，徹底、公開地提出與美國結成盟國的新國策。

中國本身初步具備聯美的條件

筆者思考聯美結盟的想法已有多年，一直認爲时機尚不成熟。不過，隨着十八大的召開，筆者第一次看到了聯美結盟的微弱曙光。理由如下：
從中國本身来说，目前已經初步具備聯美的條件，這可以從領導層、民衆、曆史、經濟等几個方面来看。
領導層：十八大選出的七名新常委，論者只在保守、開放、团派、太子党、江澤民势力等圈子裏打轉，没有人看到在這七名常委中，傾美派(注意，不是親美派)第一次占了上風。仔细分析的话，在這七人中，习近平、王岐山可以说是知美派，他們與美國的交往密切、了解美國，美國官员對他們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李克强北大出身，是文革後的首批大學生，受過良好教育，在七名常委中，英文水平最高，據说还翻譯過法制類英文書籍。他這一代人對美國有着天然的好感，受蘇俄教育影響較小，也知曉世界大势；习近平、李克强的獨生女目前都在美國常春藤大學讀書，接受美國精英教育；俞正聲出身世家，家族成员中身處海外、港台者不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雖是紅色党员，但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以及意识；张德江與张高麗都有北韓留學經曆，加上被稱爲輿論杀手的劉云山，這三人可以看成七常委中較爲保守的势力，但他們三人同时又是鐵杆的江家班底，而江澤民則是典型的海派，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親美派。因此，他們三人對美國的態度，雖然不及前习、李、王、俞那么開放，但也不會太過僵硬，说不定私下裏还很欣賞美國。所以，從中國最高領導層来讲的话，恐怕現在的七常委是中共建政六十年来最傾美、或者说最没有蘇俄色彩的領導層。這個特性，爲推動聯美結盟創造了重要條件。

中美同盟在二战曾發展到頂峰

民意基礎：中共建政後，雖然甘愿做蘇俄的小二，唯蘇俄馬首是瞻，实施聯俄抗美的國策，官方傳媒在宣傳上長期醜化美國，但中國民衆依然對美國抱有好感，崇尚美國的自由富足、民主法制；盡管不少民衆在官方輿論的誤導下，有时也會指責漫罵美國，但中國人的親美根基还是源远流長、势力雄厚的，這是聯美結盟的社會基礎。
從曆史上看，列强欺負中國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沈重曆史包袱，也形成了中國人十分敏感的仇外心理。但在各國中，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一直最爲友好，是唯一没有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租界、侵佔中國領土的大國，並且在許多關鍵时期以及關鍵國際问題上，美國往往都能挺身而出爲中國说话。難怪当年孫中山周游世界後，感叹世界各列强中，唯有美國才是中國的真朋友。可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堅持門羅主義外交政策，不愿過多涉足亚洲事務，孫中山得不到美國的资助，爲了一党一己之利，于是選擇聯日，聯日不成又改爲聯俄，接受蘇俄軍援金援、建立黃埔軍校，引狼入室，使得中國最终成爲蘇俄赤色政權的一份子。好在当时的蔣介石看透蘇俄之邪惡，毅然與蘇俄分手，這才有了四一二清党事變、國共分家。蘇俄不甘退出中國，以第三國際的名義領導中共搞武装暴動，使中國內战不斷，最终蔣政權退出大陆。
四一二事變以後，蔣介石領導的中央政府统一全國，與美國發展友好關系，這種關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發展到頂峰，中美之間一直保持着同盟國關系，因此，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中美之間的友誼，远远高于美日間的政治同盟，畢竟日本成爲美國的同盟，是二战以後的事情。所以，從曆史上看，中美之間有着長久的友好合作關系，只不過中共建政後，這種關系才告一段落。

佐立克倡言“中國責任論”

經濟層面：最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路程，從經濟上表明唯有與美國結合才是中國步向强國的正途。中國建政後，奉行與蘇聯結盟的政策，結果吃足苦头，國家經濟建設也大大落後于世界各國。文革後推行的所谓改革開放政策，实质就是向西方社會開放，尤其是向美國開放。事实證明，只有向西方開放、向美國開放，與美國經濟緊密聯系，才使中國經濟大跃進，中國國民生産總值跃升世界第二的結果，就是明證。目前中美間經濟互動之频繁、聯系之緊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這就從經濟上爲中國向聯美結盟的政治轉化奠定了基礎。
上述諸點，略述了中國具備聯美結盟的條件。那么，結盟的另一方，也就是美國，是何態度呢？畢竟結盟是雙方的事情，一方的單相思難以成事。前面已經提到，從曆史上看，美國與中國一直保持友好關系，只不過這個關系在中國加入蘇俄陣營後才暫告一段落。東西两大陣營的對抗，尤其是朝鲜战爭，使得中國大陆與美國成爲仇敵。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也一直没有放棄與北京和好的努力。1969年中蘇交惡、几乎陷入全面大战，终于使美國看到將中國大陆重新納入西方陣營的希望。
自從尼克松訪華後，四十年来美國欲與北京建立友好關系的努力一直没有間斷，而且越来越强。前些年美國政界提出的“中國責任論”，就是隱晦地希望中國與美國攜手。這一说法的最初提出者是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他在2005年9月17日的讲话中，首次提到希望中國成爲“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其後，美國輿論與各方人士紛紛紛跟進，將這一说法衍繹成各種版本，但主要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中國大陆成爲受西方欢迎的大國、遵循共同的游戏規則。佐立克的提法並非空穴来風，而是美國政府仔细研究中國大陆國情的結果，只不過当时中共高層还是留蘇派当道，没有可能將聯美結盟提到日程上来。筆者認爲，只要北京新領導層有向聯美結盟的方向邁進的意愿，美國政府一定鼎力玉成。

政改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靠山

聯美結盟對于中國的發展，爲何重于政治改革？從曆史與現实分析，当一個國家處于不得不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即被動型政治改革（與主動型政治改革相對），往往是社會十分不稳定的时期。越是在這種时期，政治改革的呼聲越强，但由于社會本身已經累積了大量難以解決的矛盾，稍一不慎便容易引起大亂，所以政治高層往往將維護社會稳定放在第一位，不敢实行改革；即使有勇氣实施改革，也往往不能成功，改革者的下場也很慘。如果在內部不稳的情況下，再加上外臨强敵，情況會變得更糟。中國曆史上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無不驗證此一規律。目前中國的形势，內外交困，在這樣的形势下实施政治改革，筆者可以預言，一定不會成功，中國的現状將會更糟，很有可能走回老毛时代。筆者要對大聲呼籲实施政治改革者说一句逆耳的话，你們太書生氣了，也太缺乏实際政治操控經驗、國際視野以及曆史底蕴了。
照此说来，被動型政治改革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嗎？否。被動型政治改革要想成功，唯一的要件就是要有强大的靠山。這個靠山，当然不是國家內部的某種政治势力，而是外部的靠山，也就是当社會處于動荡不安、政權內爭激烈时，有可靠的外部力量支持，包括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支持。只有具備這樣的條件，被動型政治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最近的例子，比如越南、緬甸等國，就是在與美國修好的情況下，開始了被動型的政治改革，而且已經出現明顯效果（当然改革的力度还不大，不過畢竟在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前提下，開始了改革，政權也開始得到美國的支持）。
從远處说，当年日本走上政治改革之途，是在美軍的强制占領下得以实施的；而台灣政府的政治改革，也是在美國的保護下，獲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才逐步实現的。如果没有這樣的外部條件，無論日本也好，台灣也好，其政治改革能否成功都是未知數。中國目前雖然處于內外交困的境地，但幸运的是只要中國領導層愿意，可以將美國這個世界头號强國變成中國的盟友，並借助美國的幫助，度過被動型政治改革的重大難關。正是因此，筆者才會提出聯美結盟优于政治改革的主张。

從不可能變爲可能的漸進過程

從实際操作過程看，聯美結盟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在十八大這一屆期間，應該是酝釀、討論、形成風氣的时期，達到聯美結盟的第一步，即聯美，至少不要與美國爲敵，不要處處將自己擺到與美國作對的位子上；可能的话，將與美國的合作，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軍事領域，尤其是在對付全球恐怖主義、維護東亚稳定局势方面，加大與美國的政治軍事合作，取得互信。在此基礎上，再走向第二步，即與美國簽訂盟约。這個過程，恐怕要到十九大以後，那时整個高層都將由五零後掌握，有條件徹底抛棄蘇俄影響，走上與美國結盟之路。
現階段要想推動北京從聯俄的傳统思路向聯美思路轉化，難度很大，特別是在中共加緊輿論控制的情況下，更如逆水行舟，畢竟形成新的社會風氣，輿論往往起到關鍵作用。好在目前中共箝制輿論的手段雖严，但無論如何國門已經大開，港台、海外中文傳媒對國內的影響力大增；加之互聯網的普及、新型社交媒體的流行，使得官方箝制輿論的效果大打折扣。
筆者希望，在言論尚算自由的香港，可以展開聯美結盟的討論，由智庫出面組織相關課題研究、召開研討會，傳媒推波助澜加以發揮，互相辯駁磋商，逐漸形成一種輿論，让北京高層聽到這樣的呼聲，打開一扇新的思想之窗，让過去不會想、不能想也不敢想的外交方略，從不可能變爲可能。唯此，中國才可能步出經濟發展推動政治改革、社會矛盾尖銳不敢改革、冒然改革引發動荡的困境、絕境。

中共改名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上述整個思路中，尚有一個亟待解開的症結，即北京政權的性质。美國雖然十分希望與中國大陆結爲盟友，但從政治理念上看，美國人對共産主義是深惡痛絕的，一個號稱共産主義的政權，很難獲得美國民衆的認可。好在對于北京政權来说，共産主義早已是人人皆知的虛名、北京政權的性质，早已不是共産主義，現行法律已經明确表明保護私有制；婚姻法、繼承法等對保護個人私有財産的規定十分詳细，私有財産已經法制化。挂共産党的名，行維護私有制的实是中國大陆的現狀，所以，中共一旦決定改名，除了少數毛派份子外，誰都不會感到驚奇，也不會有太大社會阻力，改名是遲早的事。不過，要聯美結盟，改名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其实，將共産党改成社會党、社會民主党都是不錯的選擇。
北京一旦真的实施與美結盟的战略，將美國變成自己的盟友，就不必再擔心“敵人亡我之心不死”，也不必擔心“海外敵對势力的破坏”，這樣的外部环境，自然大大有利于開放言論，也有利于開放與海外異見人士、民运人士的對话；同时，还可以解決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以及更好地處理國內的民族關系。在美國不再是假想敵的情況下，新疆、西藏、台灣、領海、領土糾紛等问題，都會變得相對容易解決，因爲外患的解除，爲寻找解決棘手的民族、疆域、政權问題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中國大陆一旦实施聯美結盟的战略，將自然帶動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也因此有了成功的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將逐漸向社會民主党轉化，開放党禁、言禁，严格实施法治、完善民衆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公民價值文明觀，使中國大陆成爲一個真正的文明大國。
筆者對中國大陆的前景，一向持比較悲觀的看法，提出“聯美結盟”的想法，是希望北京新領導層能走出一條新路，不要让好不容易享受了三十年安定生活的大陆民衆再次陷入動荡不安的困境。至于聯美結盟這條路是否走得通，那就要看北京政治家們的智慧與勇氣了。

――原載《動向》杂志2012年12月號

華盛頓時報：唯有台灣能駕馭中國大陸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27日專電）美國「華盛頓時報」今天以「唯有台灣能夠駕馭中國大陸，儒家領導者的軟實力」為標題，引述台灣前官員的說法指出，台灣是可能影響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發展的唯一力量。

「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記者華特曼（Shaun Waterman）以台灣軟實力對中國大陸影響的報導，引述中華民國前駐美代表陳錫蕃的說法指出，台灣是世界上唯一可能影響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發展的力量，美國、日本和其它國家恐怕都做不到，只有台灣能。

陳錫蕃認為，由於基於與大陸的共同歷史、語言和地緣關係，台灣具有文化槓桿的影響力，因此能夠策略性運用這種軟實力。

報導同時引述知名作家和知識份子、中華民國文化部長龍應台的說法，她引用德國的例子指出，德國人常提到思想家歌德 （Goethe），台灣更常引述孔子學說，日常生活隨處可感受這種氛圍，全世界沒有任何一處像台灣，如此充滿儒家思想。

龍應台今年9月訪問華府，發表演說後接受「華時」訪問表示，雖然儒學成為中國歷代帝王統治的指導方針，但儒家思想和自由民主並無扞格。

她在演說時指出，儒家思想和民主兩者完美結合，雖然結果並不絕對完美。

龍應台說，台灣仍進行的民主化過程中有「嘗試和錯誤」。

報導指出，台灣是華人世界的重心，特別在文化方面，台北充滿活力的圖書和電影產業出版品，在大陸常是被禁的作品。

龍應台表示，人口相對較少的台灣和海外華人社會，能夠產生高比例的藝術創作者，都是因為享有自由。她說，民主體制保障了言論自由，台灣因此成為創意和文化活力豐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