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多杰巴让: 让我轻轻地靠近你/一生默默地呵护你 | 2012-12-26 |  | | | wenxuecity.
| | | | www.youtube.com/watch?v=6kX-MQrqFkQ2009年11月6日 - 8 分钟 - 上传者：paanyax
Butterf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 by Akiko Suwanai (part 1)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诹 ...
| | | |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路径
作者：吴稼祥
——在《南周》“时间讲坛”第四期《公天下》读书会上的讲演
近几年，有人提出民主素质论。认为搞民主需要很高的国民素质才可行。我认为，民主就像游泳，人都有游泳的素质，就看你下不下水学。
中华民族的素质在西周王朝时就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是顶峰，此后一直下滑。为什么？动乱和专制是国民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外族入侵是另一原因。在冷兵器时代，战胜蛮族的主要武器一是残忍，二是肌肉。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文明倒退。
决定民主进程的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其他问题。究竟是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就是让我思考了好几年，在新书《公天下》中要回答的内容。
规模依赖与霸权铁律
欧洲是自愿联合，公民投票。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也是自愿联合。所有超大规模的非自愿联合政治体，不是江河流域强制形成，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前者如中国，后者如俄罗斯。
中国的国境线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统治半条河，中国历史上有南北分治，很少有东西分治的原因就在这里。若上流域和下流域不属一个国家，就会有把水断掉的行为，进行水利战争，可能同归于尽。埃及的灭亡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
黄河和长江都是六千多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农业文明会产生三个依赖：
一是水利依赖。不下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旱，需要水利灌溉，需要庞大的水利工程，所有河流国家都有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尧舜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最伟大的英雄是禹，把全国山川都治理了。
二是安全依赖。大农业社会担心外族入侵。中国非常不幸地靠近中亚地带，这是世界三大蛮族的生成地带：第一个是匈奴，中华民族跟匈奴战斗了800年，最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第二个是突厥；第三个是蒙古。打败匈奴和突厥后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更专制，一部分人更野蛮化。
三是救灾依赖。国家越大，受灾面积的比例就越小，痊愈的可能就越大，国家规模越大救灾能力越强。
三大依赖决定了，我国规模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救灾的能力就越强。
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五大偏好：
第一，个人崇拜偏好。国家大了，几百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必须有对一个人的认可，否则统治力会下降。
第二，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禹贡》讨论农业问题，缴纳税收、贡品，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资源动员。我把夏商两朝的权力结构定义为平面中央集权。
第三，稳定偏好。国家越大，越不希望混乱。比如《甘誓》，写对甘部族的讨伐，“干得好，在祖庙面前封赏；干得不好，杀你和你的妻子”。很残忍。
第四，一元化偏好。《胤征》是写时间的一元化。不仅土地、空间被王一元化占有，连时间都属于国家属于王，“王正月”就是只有一个标准时间，即王的时间。
第五，停滞与依附偏好。国家大，离心力会增加，为了防止离心力的增加，有几种选择：一是增加摩擦力，比如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二是减少质量，如让老百姓贫穷；三是集中资源。如秦始皇把六国贵族迁到首都。
有这五大偏好，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称为霸权铁律。
比如，为何偏偏是秦国在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县制？为何恰恰是秦国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因为只有他的扩张不受周王朝谴责，反而受鼓励。为什么？分封时，它只有方圆五十公里那么大，西边全是蛮族——犬戎。非常危险。如果他打败了犬戎，西周的都城就安全。每打败一次犬戎，周王朝就给秦一些礼物。结果它灭了西戎12国，面积直径相当于一千里。东方所有大国的土地扩张都没秦国那么大。
而且他们不分封。分封是一种自杀体制，像一柱香，不管香有多高，每代郡主都分封，一点点地烧，最后就没了。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权自杀，西周。其他政权都是他杀。西周被秦国收编时只有一个人民公社那么大——5万人，完全是个饿死的政权。
秦国扩张完后，为了不变成分封制，中央为了直接掌握资源，就建立了郡县制。“县”字通“悬”，权力先不封下去，悬在那儿。县越多，中央权力越大，动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军队就越强大，“维稳费”越来越多。扩张，专制，再扩张，成了西边最强大的国家，最后把六国吞掉。
罗马一开始是共和制，不断扩张，征服北非、征服中东、埃及、和伊朗，每个地区都有好几个国家那么大。脑袋很小，身体很大，指挥不了，怎么办？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治体制，这是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凯撒完成了这个政治使命，内部动乱才停下来。
既然霸权铁律是专制推动侵略，侵略推动专制，岂不是没有穷尽？国家把整个地球统治了，还统治宇宙？不会，到一定阶段会饱和。
有三个极限：一是收益极限。统治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收益就可能小于成本，边际效益等于零。
二是生存极限。扩张到一定程度会更加专制，专制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生存，这是临界点。如果再多榨取一点，人就会死亡，生存率会下降，军队力量不能补充。
三是能力极限。在规定时间里不能平叛，不能制止动乱。中华帝国的饱和边际点，南边为越南，东部为朝鲜。国家身体强大、胃口大、牙口好时，把越南和朝鲜全吞了；胃溃疡，就把它们吐出去；牙口好了，又开始吞。吞吞吐吐3000年，演变到现在。
大国民主化的三种困难
因为霸权铁律的作用，对大国民主化带来了三种困难：一是民主化前的困难，二是民主化中的困难，三是民主后的困难。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不管春夏阳光多么强烈，冰山顶多停止扩张，但并不融化。俄罗斯的民主很困难，就在于其冰山很大。
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特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叫分裂风险。民主的作用力如果过大，而且来得突然，在大国国体上又不均衡，冰山就变成碎片；如果作用力不够，冰山会把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谁把国家搞分裂了，就是千古罪人。虽然可能重新统一，但这是不可预期的。
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风险会小一点。民族的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沙拉状，沙拉里有苹果、梨、香蕉等各个民族成员，这种风险比较小。美国就是如此，每条街道上都有很多民族，都是一盘沙拉。另一种民族分布相当于拼图，一块一块的。比如英国的爱尔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这种国家的分裂风险始终存在。
民族同一性高的国家问题不大，比如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比如波兰族在国家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几，所以没有分裂；德国不仅民族的同一性高，国家的统一性也高，德国近代哲学家基本主张国家统一。
民主也有另一面作用，相当于一个裁缝。它在集权的地方开始剪，在非集权的地方开始缝。两德缝上了，欧洲缝得更快，25个国家缝在了一起。这个问题，要看国家的具体状态。
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民主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第一个案例是魏玛德国，从希特勒开始，变成第三帝国。第二是俄罗斯，普京上台后收拾了88个自治体的自我选举权，所有地方选举的首脑上台后，都要普京发任命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联邦体制。
为什么会有复辟？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有的是民主造成了分裂，原来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和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当然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治理中心的问题。
破解魔咒：多中心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的帝国化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的推动力化解于无形。这说法，有个前提，即这样的大国一定是单中心治理。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比如1291年建立的瑞士联盟国家就是多中心治理。不管欧洲帝国如何变迁，德国人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其他帝国都没改变瑞士的体制，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能抗风险。
多中心治理有多种形式。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是主权统一下的次主权计划分权，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在君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指诸侯联邦；一种是主权在民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是民主联邦制。
前一种是我国西周、君主专制时代前的英国以及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西周周天王相当于最高盟主，但没有力量。周朝没税收，主要靠井田中的公田供应日常必需品，军队非常弱。西周刚建立，只有14个师，西都6个师，东都8个师，后来就是摆摆样子。周穆王土地不够分，觊觎别人的土地，于是率军亲征。打犬戎，战利品是四只狐狸。这样的国家不能自给。
缓解规模压力，只有与民主宪政配对的多中心治理才可能长治久安，规模活力兼具。
民主化有两条道路：一是革命道路，二是改革道路。
革命的方式是突然一个强力作用在冰川上，冰川可能四分五裂。假如真的分裂了，革命后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复辟动力就非常强大：“你们搞的什么破民主化，还不如原来的。”于是重新专制化，为了把分裂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会把多中心治理全部取消。
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俄罗斯非常明显，普京上台后，取消88个自治体的自治地位，首长重新任命。用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显然要更好。
大国要推动民主，具体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大国冲击力非常强，不能融化大冰山，在冰川底下烧个火炉行不行？一块一块地化，不着急。
“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
试点是伟大创造，中国古代改革派，如商鞅、王安石都不懂。商鞅懂，就不会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搞青苗法，一下全国推广，代价非常大，非常脆弱。人们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坏处，改革怎么推？假如只是试点，即使一开始看到坏处，门是关着的。比如开放会带来一些苍蝇、蚊子，这可以理解，很快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杀虫剂。改革有个过程。因为有了试点，所以敢于试错，错了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地方小。
操作上可以建立实验区，每个试验区都是一个新的治理中心。治理中心的政策跟其他地方的政策不一样。选择一些地方试点，就形成了新的治理中心。这叫“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不是突变，它催化的是自生秩序，是老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犯法。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痛，所谓试点，就是让每一只脚感受痛痒。
这有点像瞎子走路。左一点，右一点，中间一点。我们不要把人想成全知全能的，人只有有限理性。我认为，人有“三有”：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有救的。
对大国来说，推进民主可考虑十六字方针：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由点及面。
具体操作时要有大量培训。要编制选举手册，有选举监督员，监督员需要细致的培训。一定要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做得非常细致。而不是把人扔在河里，扑腾几下，就说“你不会游泳，喝了三口水吧？还不爬上来。”
孙中山曾提出训政。什么叫训政？最高领导层不选举，省级以下全选，从底下一直选到省一级。有了那么多训练，才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对转型国家来说，要善于在改革中寻求红利，把赤字消灭掉。改革的确要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头发很细，牵一发很容易，但什么样的牵一发才能动全身？就是改变体制或机制。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工人农民之分、城乡之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只有一个称呼——公民。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利益先导型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按照罗尔斯的说法，会到“权利不可能被利益所赎买”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平等待遇权、言论权、参与权，都不能被买卖。没人能拿钱买断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阶段。
总之，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多中心治理都优于单中心治理，前提是主权统一。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如果说多中心治理是丈夫，他只能娶一个姑娘，即宪政民主。否则，生下的孩子全是怪胎。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宏观的民主理论”
（谢谢《南周》朋友帮助整理） [博讯来稿]
郑风田：小城镇化战略是个死棋
博讯2012年12月28日 转载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政策过去一直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而现实结果却是许多中西部的小城镇建得很漂亮但却无人去，而京、沪、广、深等大都市外来人口却愈来愈多，导致房价飚升，交通堵塞。其实这是错位的城镇化政策导致的结果。应该顺应现实中人口一直要往大中城市、超大城市流动的现象，充分挖掘这些大都市的发展潜力，让他们在这些城市安置下来。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错了？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方向大问题是究竟该不该继续发展大都市？主流的话语口径好象是大都市都已出现城市病，没有潜力了，应该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实现人口的就地转移。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那就是就地转移能有就业机会吗？建一个小城镇很容易，但如果人要在小城镇生活，必须要有就业的机会。而就业机会的背后是产业机会。那些当年逃离京上广的人不少最后又逃了回来。原因是小城工作难找，就业机会有限，发展空间更有限。只有那些产业有竞争力的城镇才能有就业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许多小城镇建大学的原因了。美国大学的竞争力全球第一，一个小城镇建一所大学，靠这个大学产业，这些小城镇就活了。我国大学都集中在大都市、大公司总部也都迁往大都市，大都市公共品服务什么都比小城镇好，却让小城镇去解决就地转移，与实际差别太大。
我国大都市真的是容量有限，没有发展究竟了吗？其实缪也。
中国大城市真的容不下人？北京市常住外来流动人口800万，上海市常住外来流动人口1000万，但这些大都市却以城市承载力有限为借口，不解决外来人口的住房、社保、流动儿童入学等问题。中国的大都市是有不少城市病，但这只能说明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太糟糕。其实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些大都市的发展潜力还远未发挥。城市管理者应该去找出管理上的差距，认真学习，而不是继续采取驱赶战术了事。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仕认为北上广人口聚集度远远不够，“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 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过程的自然趋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从生产效率以及需求增长等方面，都能更好地拉动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他认为，“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
谢国忠的5000万超级城市。
谢国忠也曾写过一篇“想象5000万人超级城市”的文章，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建立20座各拥有50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将能实现规模经济，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建立超大城市（Supercity）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口分布效率、改善居住条件改善。超大城市带来的规模经济是关键，规模经济上去了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巨大的人口将会让公共交通如地铁变得有利可图，香港和东京的地铁都是赢利的。如果城市建得足够大，比如达到了5000万，则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基本上就可以实现高额赢利，这样就能够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投资机会，解决目前困扰由于城市规模小、无法赢利而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外建超大城市还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基本上都比中小城市更高，如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平均水平高60％，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发展中国家的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平均收入，都要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这些都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效果。
谢国忠还认为建20个5000万超大城市是解决“城市病”的药方 。目前不少大城市有“城市病”，如交通堵塞和污染，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城市规模，而是跟这些城市当初没有规化好有关系，例如：纽约当初规划人口时只想到了100万人口，而伦敦是为马车运输设计的。如果是一个规划合理的大城市，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城市病。如日本东京就是在“二战”后规划设计的，城市病就很少。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按照50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超大城市，就可以避免目前多数城市犯的堵塞病。
而留美学者薛涌也认为中国还是要发展大城市，增加密度，但办法是普及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比如三口之家60平米，覆盖95%的城市人口；同时加强公交建设，在市中心禁绝公私机动车。否则，房子太大，公路太多，占用过多土地资源，城市密度就无法提高。而国际上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指出超大型高密度的城市不仅经济效率高，而且更加环保，对于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少的中国，是一个更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我国大都市与日韩美相比还潜力无穷。
其实我国目前几个大的都市圈生产极化作用不高,人口极化作用过低，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
与日、韩、美国等巨型都市圈相比，我国珠三角、长三角、津京唐的人口密度一直偏低。我国不应该对这些地区限制移民，而是应该再继续增加。我国知名经济刊物《经济研究》有一篇“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的好论文，提供了大量的国内外数据证明：与欧美日韩等国经济圈相比，目前我国东部几大经济圈的人口规模太低，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上海的人口密度也仅约为面积相同的日本相应地区人口密度的一半。我国东部一些核心发达区域占全国国土面积2.59%，集中了全国33.64%的GDP，但只拥有全国13.32%的人口。而美国制造业就业密度最高的14个州,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3%,而制造业就业人口却占全国的50%;美国大西洋沿岸7个州,占全国1.05%的国土面积,却生产了全国11.33%的GDP,集中了全国9.25%的人口；日本的东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县三个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仅1.75%,却生产了全国31.21%的GDP,拥有全国22.94%的人口。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英国人口密度比我国高,美国、印尼人口密度比我国低,但这些国家核心超大型城市圈人口集中度都高出我国约一倍以上,美国甚至比我国高出两倍。美国全国平均人口密度比我国低四倍多,但我国四个经济特区的人口密度,却比土地面积相当的纽约等都市区的人口密度低近一半。我国东部都市圈还有很大的接受人口的潜力与空间。我国在1965年—2001年的36年里生产向东部沿海城市不断集中,但由于户籍等原因，人口却没有相应地向这些都市圈集中,造成我国规模经济的形成。过低的人口极化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成长 。
珠三角已具有建超级大都市的基础。
把外来打工者包括进去，珠三角已经事实上超过了4000万人口。目前的珠三角各个城市各自为政，属规模不经济，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如果合并成一个超大型城市，统一的地铁、交通、服务都可以建起来，而不致于象现在这样各搞各的，各自为政，造成极大的浪费。
中国哪些城市能够有潜力成为超大城市呢？
四大直辖市当然是首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已经有基础，尤其是重庆市，变成直辖市后发展极快，已显示大都市带来大发展的潜力。而另外一些城市，如大连、青岛、深圳、武汉、宁波、苏州、成都、南宁、昆明等都有潜力成为选择。更有一些网友提的建议很好，如：在目前上海市的基础上建5000万人口的大上海,作为中国的东大门与海上航运交通贸易中心；在武汉及周边基础上建5000万大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交通经济中心；在成都市基础上超过5000万大成都,成为西部交通贸易中心，在广州深圳基础上建立超过5000万大广州作为中国南部的经济交通、贸易中心；在南宁市基础上建立5000万的超级大南宁市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贸易中心，等等。
大城市病要依靠人才来“医治”
针对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严重的“大城市病”的疑问，周其仁表示，目前北上广的确出现了一些“大城市病”，诸如拥堵、人员混杂、犯罪基数大等。但是他认为，“不光大城市有病，小城市也有病。”他说：“用一句不是很严谨的话来说，有病的大城市，也比没有病的小城市强”。“大城市病”的产生，主要出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由乡入城的移民，城乡隔绝造成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以及对“密度”的管理缺乏经验。要解决城市病，不宜通过“反城市化”，抵制外地人进入北上广的手段。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培养高密度空间的管理理念，以及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以填补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管理人才的巨大缺口。
北京的房价为什么这么贵？
网上有一则数据挺有意思：截止今年10月9日，青岛市库存新房量超过16万套大关，总计160017套，其中一手住宅存量117583套，逼近12万套大关。相比之下，北京在3月修改库存统计办法后，库存可售住宅套数从3月27日的90556套，下调到6月份的81587套。北京这样一座总居住人口近三千万的大都市，其可售房源还不如仅仅只有二三百万城市人口的青岛多，仅仅相当于其可售房源的三分之二。这是一个奇怪的数据。这也是北京房价高到天边的主要原因。
我国大都市的短视病。
中国的城镇化道理争论有一个很奇迹的怪现象，一方面那些大都市都在讲本地人口容量已饱和，不能再增加人口，另外一方面却招商引资吸引企业来投资。其结果就是企业来了就要招人，人口快速膨胀，另外一方面户籍人口却卡得很紧，出现常住流动人口已快大于户籍人口的怪现象。导致连四大会计公司的员工也拿不到进京指标了，而把那些指标留给京字头的国企，所以导致过去无人光顾的这些单位如今也抢破了头。只想要这些企业的GDP，要这些流动人口的人口红利，而忽视或者拒绝解决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保、与生活问题，是导致我国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以北京为例，总人口已近2300万，而住房、交通、运输还仅盯着那些1300万的户籍人口，不出事才怪，不出现交通拥堵、住房紧缺才怪呢。
目前的小城镇化战略是个死棋。
目前的城镇化方向希望就地转移，其实是指错了方向。人口转移到城市最大的困难是就业，那里有就业，人口才能往哪里转。中西部的不少小城市建在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馅了，因为几乎没有灯光，是一座空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在此住，因为没工作。为可没工作，因为产业没竞争力。哪里的产业才有竞争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沪都大都市。虽然这些地方目前人口不少，但产业相对有竞争力。小城市的污染、规模不经济、难以形成产业配套，缺少就业机会，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提高城市化的人口集聚地。目前遍地开发市的城镇化，试图想让成百上千个城市同时追求快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应该挑选一些城市建立超大规模城市。
博讯 中国城镇化要走怎样的道路？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孙大午
2012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并未形成一条清晰的城镇化实施路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民的生活，都令世界瞩目。但是在农村，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最关键的是赚钱难，现代化的市民生活，距离农民还很遥远。
毫无疑问，中国农民不想祖祖辈辈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大部分中国农民都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享受城市为个人带来的便利、福利以及社会身份 。
农民变成市民，无非是有两条路，一是允许农民进城，并配合一系列的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二是建设小城镇，让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无论走哪条路，都需要对现在的一些思想和体制做出突破。
先说第一条路，农民进城。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现在让农民进城会导致“拉美化”。“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的原则并没有错（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但这些学者对社会形势有误判，因为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早已经出现了“工业化领先、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比如深圳，深圳常住人口1500多万，但具有深圳户籍的只有230万，上海2300多万人口，其中900多万是外来人员，占总人口数的40%。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出现“拉美化”呢？所谓“拉美化”，是骤然增加的城市人口没有就业岗位，没有房子，只能居住在棚户区，形成了城市的贫民窟，可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里，很大一部分农村外来人员有工作、有住房，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市民化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变成城市人呢？
农民进城，还涉及到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如果让农民进城，就应该是完全地进城，不能是身在城市，脚在农村。所以应该允许农民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带到城市里，包括把自己的房产变现，退出农村，脱离集体所有制。农村的土地应该是“耕者有其田”，而不是“居住者有其田”，一个耕种大户有能力耕种几百亩上千亩的土地，可是现在不能种，因为没有那么多土地流转到他手中；有的农村人已经没有耕种能力了，他的那份承包地只能撂荒，这是对土地的浪费，也是对人力的浪费。
再说第二条路，建设小城镇，让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这条路要突破的，一是长官意志，二是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
在农村，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长官意志几乎无所不在。比如在征地问题上，过去征地时给农民的补偿很少，只是年产值的15到30倍，非常不合理。那么现在提高了补偿，增加到150倍，是不是就合理了呢？实际也不合理，因为决定补偿多少的，不是市场，而是县长、市长。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发展状况不一样，把征地补偿调得很高，看起来给了农民很大的利益，可是那些偏僻的地方，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有人去投资吗？
中国既然是想建立市场经济，就应该尊重平等交易的原则，而不是由长官下令，说多少就是多少。在建设小城镇时，最忌讳的就是政府强制实施，应该以“惠而不费，劳而无怨”为原则，根据百姓的需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用经济杠杆来推进工作，而不能用行政强制。
建设小城镇，一定会涉及到土地流转。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和一些专家的观点不同，我不愿恭维现在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是所谓“18亿亩红线”的规定。在历史上，我们的粮食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耕地不足。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显然不是因为耕地少、粮食不够造成的。现实的例子更多，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土地都不多，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生饥荒；朝鲜的耕地不少，却饥荒不断。这说明粮食问题和土地多少是两回事。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是商业社会，为什么我们的思维还滞留在农耕社会呢？
我想，让农民变成市民，既是农民的需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如果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废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的土地自由流转，突破那些类似“保护耕地”的陈腐的条条框框，解决了农民问题，那我们的经济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国家经济将会继续高速发展，起码二三十年内不会有问题。
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形式比较多样，比较有影响的城镇化模式有几种：一是成都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城郊型模式；二是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三是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乡镇政府主导乡镇的发展；四是广州模式，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五是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进而建设小城镇。我觉得前三种模式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没有尊重市场规律，是比较危险的倾向。比如很多地方政府把城镇化作为追求政绩的目标之一，政府权力大力介入所谓的城镇化，不顾农民切身利益，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强行赶上楼房。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同时，政府并未解决这些人的工作，也并未解决必要的医疗等社会保障，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城镇化建设不妨以乡镇和“大破落村”为重点，因为县城以上的城市，本身已经有了自我扩张的能力。在这方面，台湾“县市并行”的模式值得借鉴，比如有高雄县、高雄市，在这种模式下，“县”负责发展各乡镇，“市”则只负责发展市区，这种模式能够保证各乡镇的发展不再受县域经济的制约。
大破落村是指，农村有很多历史上形成的规模较大的村庄，人口在3000至5000之间，占地1000到1500亩，这样的村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虽然随着人口迁移，设施落后，面貌破落，但很难自然消失。大村子常常是一个小地域的中心，如果对这样的村子稍加整理，拓宽街道，让周围的小村庄向它靠拢，就可以形成小的城镇。我想，这样的大村子，只要把街道整理好，那么街道两边很快就会出现商铺，村里很快就会有固定的税收，破落的房屋也会自然重建，宅基地和房产随之增值。至于那些搬迁一空的小村，政府可以买下来进行土地开发或者复耕。
以大自然村为中心发展小城镇，国家投资不多，只需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比如学校、医院以及水暖电等，就可以建成了。人口集中后，自然会产生各种就业岗位，比如成立集市，村域经济会变得多样化。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节省投资，不用重新规划新城区；二是改善生存环境的效果明显，小村庄的人口并入后，可以共享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总之，一条好的城镇化道路首先需要在中央层面有清晰的思路；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在思维和体制上进行有效突破，最关键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中国的现实规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镇化之前，首先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这是好的城镇化得以展开的基本条件。
（本文为孙大午给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撰稿。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原董事长，现任该集团监事会监事长。2003年5月，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名逮捕了他，酿成名噪一时的“孙大午事件”。）
本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