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注意到，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地位直线上升，那是坐了最保险的直升飞机。不到30岁的毛远新当上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别看是副的，那让老司令员陈锡联也敬畏三分、言听必从。而这位太子很不争气，一方面恋权，另一方面有公子哥儿的浪荡之气，当事人回忆他虽然没病却特别喜欢住在医院，因为那里护士多。他架子颇大，有次他携夫人在大连看球赛，不少老军官们也出席，毛远新迟到了一个小时，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毛夫人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他们忘了，毛泽东登天安门尚且和副总理、元帅们招个手打个招唿，乳臭未干爬上高位的毛远新怎能如此傲慢?他身上的凶残也显现无疑，枪杀烈士张志新并用酷刑也是他一手批准的。可以想见，他真的执了政，肯定会裹着红色搞黑打，会让冤狱遍于中国。后来他到中央成为毛泽东唯一的联络人，毛泽东的任何指示只有通过他才能发布，实际权力超过幸存的老帅甚至四人帮，对中国来说真是危在旦夕。
    　　
    要感谢华国锋，1976年10月6日，他一举把毛远新和他的江青婶婶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也避免中国向贫穷和无穷尽的斗争中走下去。比林立果幸运的是，毛远新还能活着，并且至今在上海和老百姓一样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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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多维 作者：大海之声
     
    ●在中共这样的政党组织中，其领袖人物要想在党内站住脚，除了威望和资历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完整的、能够付诸于政治实践的思想理论、政治路线、政策方针。然而，华国锋等党内“中派”对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并没有独立的研究和见解，尤其没有邓小平那种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中进行变通，从而引领整个中国社会走出历史阴影、实现平稳发展的政治视野、理论思考和胆识魄力。
    
    在逮捕“四人帮”的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会议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由第二年七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华国锋在党内保守力量的支持下，终于坐上了党政军第一把交椅。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内“中派”人物的代表，能否肩负起由他们的理想信念所决定的历史使命吗？
    
    在中共这样的政党组织中，其领袖人物要想在党内站住脚，除了威望和资历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完整的、能够付诸于政治实践的思想理论、政治路线、政策方针。那么，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是否有这一套完整的东西呢？回答是否定的。第一，华国锋等党内“中派”力量的政治宗旨，就是对毛泽东的愚忠，就是完整地、不折不扣地照搬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而他们自己对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并没有独立的研究和见解，尤其没有将其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中进行变通，从而引领整个中国社会走出历史阴影、实现平稳发展的政治视野、理论思考和胆识魄力。
    
    如果说党内政治核心力量能够统一地、思想一致地没有分歧地继承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华国锋还能做一段时间的太平“皇帝”，问题是党内核心层力量在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和政治遗产问题上，已经潜伏着巨大的分歧和隔阂，而作为党内“中派”的政治对手——党内保守力量不仅拥有自己和毛泽东对立的思想积累和政治遗产，而且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对中国几十年政治实践的反思，正在形成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逻辑、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更具有活力的思想理论路线。而“中派”仅凭对毛泽东的愚忠而一味地照搬照办，与之相比显然是相形见绌的。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精神遗产，已经和政治现实和历史发展逻辑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无法化解的二律背反。按照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按常规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必然要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上层建筑产生一批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了，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必然要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拉向倒退，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只有在不断打倒、清除这些人的政治运动中，只有在超常规的社会发展形态中，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但是，当把这套政治理论真正付诸实施时，历史恰恰走向了反面——社会因为激烈的政治动荡和非常规发展而必然地走向停滞、倒退甚至灾难。晚年的毛泽东，既在顽固甚至疯狂地坚守他的理论，又在力求缓解和消除他的理论在政治实践中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就在这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中左支右绌，疲于奔命。而党内的“中派”一旦步毛泽东的后尘坠落这个陷阱，他们会面临更大的历史尴尬。
    
    第三，就“中派”自身的价值取向来说，也陷入了一个无法自解的自身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坚守对毛泽东的愚忠，坚守对毛泽东晚年理论的顶礼膜拜，但在政治实践中对这些东西的坚守，是需要超常规的思维方式的。毛泽东这种超常规的思维方式，主要产生于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及其在中央核心层形成的政治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的需要，林彪集团和“左派”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生存和攫取更大权力的需要，而所谓“中派”如果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惟一的理由就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但事实上“中派”们的思维方式因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个人阅历是无法摆脱常规的惯性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愚忠和常识之间，常常处于扭曲的、自相矛盾的状态。
    
    第四，在中央核心层的权力构成中，“中派”实质上处于劣势状态。华国锋虽然占据了党政军最高权力位置，但因其资历和威望尚浅，如没有党内保守力量的支撑，他将一事无成。而在党的核心层真正能够帮他说得上话的、可助他一臂之力的，只有汪东兴。吴德因和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有干系，自身难保；纪登奎、陈永贵都是从基层上来不久，在党的核心层是说不上什么话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实现了新的短暂的平衡中，所谓“中派”和保守力量渐次展开的新的较量实质上一开始就注定了最终的结局。
    
    不妨来看看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中派”的具体操作是如何因其思维方式的自相矛盾而处于尴尬的境地的。揭发批判“四人帮”，清算他们的政治残余，同时保持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中派”和保守力量一致的政治目标。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出现了矛盾。1976年10月7日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到稳定局势时，对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框框，作出了限制。他认定“四人帮”的实质是极右，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此，只能批“四人帮”的“右”，而不能批其“左”，更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并继续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理由是这个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第2页）。说“四人帮”的实质是“极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剖析林彪集团性质的思维方式一路套下来的。但毛泽东作此论断尚有《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林氏父子的“真心话”为依据，而“四人帮”则是彻头彻尾、心口如一的“极左派”，他们的政治生存和权力梦想全部维系在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上。毛泽东判定林彪集团的实质为“极右”已属荒唐，华国锋判定“四人帮”为极右则更加荒唐了。
    
    另外，揭批“四人帮”而不准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像要取出蛋黄而不准打破蛋壳一样荒谬。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四人帮”的逻辑，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四人帮”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是“四人帮”的梦想，两者血肉相连同生共死，怎么能把它们强行拆开，并让它们彼此对立呢？华国锋这种扭曲的思维方式和荒唐的具体操作必然和保守力量的思维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常规的政治诉求形成冲突，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事态，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1977年1月，理论界要求突破华国锋为揭批“四人帮”划定的框框，提出对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进行点名批判。这两篇文章，都是当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敏感问题上遇到麻烦时授意“左派”写的。两篇文章尤其是前一篇实质上系统地阐发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支撑。批判这两篇文章，实质上表达了党内保守力量和社会政治诉求否定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愿望。而“中派”高居党内权力高峰的生存依据恰恰是他们是毛泽东晚年精神、政治遗产的忠实捍卫者、继承者。因此，“中派”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对这两篇文章的点名批判的。
    
    当《红旗》杂志就此问题请示中央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却批示不能点名，就因为这两篇文章毛泽东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章内的错误观点。而这些“错误”的观点还要用“形左实右”的框框去套上。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是无法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的。既然揭批“四人帮”，就不能不纠正“左派”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上采取的过激行为，就不能不把为“左派”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提上议事日程。而毛泽东晚年期间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冤假错案”有两个，一个是邓小平被打成中国的“纳吉”，一个是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血腥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仅是党内保守力量试图扭转整个政治局面的支点，也是全国广大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
    
    在这两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党内的“中派”是很难做出让步的。一方面批邓和为天安门广场定性，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另一方面正是批邓和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促成了华国锋上台，并由此取得了党内外的最高权力。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会对党内“中派”的掌权局面构成重大政治威胁。因此，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胡耀邦托人带给华国锋一个意味深长的口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4天后，陈云向李先念明确提出：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
    
    而对党内保守力量的这些“聒噪”，华国锋充耳不闻，反而于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根据这一指示，当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的宣传工作方针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但面对党内不同意见和次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及其表达出来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华国锋认为不能再作态度暧昧的规避了，必须明确中央的立场和态度。1977年1月，华国锋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中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因会议延迟召开，讲话稿的这个精神先在“两报一刊”社论中露面，正式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方针。
    
    3月10日至22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华国锋希望通过这个会议统一全党认识，维护他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方针。然而，尽管华国锋事先打了招呼，要求与会者在发言中不要提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问题，但会议上（3月13日）以陈云为首的一批“元老派”仍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公然向华国锋的权威挑战。华国锋没有作出坚决而彻底的反击，而是在坚持自己意见的前提下作出了妥协和让步。他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但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暧昧：同意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承认群众在“四人帮”压制悼念周总理的情况下自发去广场表示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后来性质起了变化，是被一小撮坏人利用了群众情绪，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指向了文化大革命。
    
    可见，华国锋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表态底气极为不足，但华国锋是无奈的。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不仅要依靠党内保守力量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且文革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全面恢复和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也必须依靠党内的保守力量。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以全面破坏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秩序为动力的，而它相应的政治目标，也锁定在全面压制、摧残党政军各级政权中的保守势力上。因此，党内保守力量一旦有出头的机会，他们不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个一干二净、翻个底朝天，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而当时党内惟一能“镇住”保守力量的政治势力只有毛泽东，而只有毛泽东才能调动、遥控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和党内保守力量抗衡。毛泽东一旦去世，保守力量在党内就再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事实上，以华国锋为首的党内“中派”力量虽然掌握着党内外的最高权力，但面对保守力量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单薄、太弱小了，而按照中国数千年权力斗争的法则，在争夺或维系君主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争夺双方任何一方向对方让出哪怕一寸阵地，都可能导致对方“得寸进尺”，进而阵地尽失，走向覆灭。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问题上，华国锋无论是死扛到底，还是妥协退让，或者“边打边退”，结局都是一样的。他根本没有力量和资本与扶他上台的保守力量死扛，他也根本无法坚守、传承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因为他坚守的这些理念和他当前要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些理念根本就无法转化为政治实践，而不能转化为政治实践的理论路线在党内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然而，在这两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哪怕作出一寸一厘的让步，都会导致保守力量有恃无恐、大踏步的“卷土重来”，都会导致“中派”必须放弃更大更多的阵地才能保住当前的权力。当保守派们羽毛丰满，觉得推行他们一整套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时机成熟时，占据党内外最高权力位置的华国锋和他的“同党”就成为保守力量前行的障碍了，就得请他们“顺理成章”地下台了。不妨看看在这个微妙的历史过程中保守力量是怎样一步步“卷土重来”，华国锋等人是怎样一步步让出阵地，直至让出手中的最高权力。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成立由耿飚负责的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从1977年1月起，中央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的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省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安平生、任仲夷、宋平、万里等人分别担任这些省份的主要领导。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校长。几天后，中央决定并发出通知，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同年4月10日和5月24日，邓小平通过致信和与人谈话两次对华国锋刚刚提出的“两个凡是”进行公开批评、反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是党内保守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整合出来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发轫。在这期间，华国锋并非一味退却，他仍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固守阵地。同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华国锋借此机会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想通过中央部署毛选五卷的学习继续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统领全党。
    
    华国锋的防线在保守力量的凌厉攻势下继续崩溃。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邓小平的复出，使保守力量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所谓“领军人物”，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决断能力的独挡一面的成熟的政治家。其次，作为中共党内的领袖而言，必须具有创造并实施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能力。第三，他的资历和政治威望必须能够服众。用这三个条件衡量，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都有不同的欠缺，惟有邓小平都具备这三个条件。
    
    而邓小平在恢复职务的第一次讲话中，就露出了颠覆华国锋“两个凡是”理论纲领的锋芒，打开了借毛泽东的旗帜整个颠覆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航道。而华国锋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复出，实际上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政治上的掘墓人挣脱绳索，披挂上阵，杀将上来。中共三中全会虽然华国锋仍以党内最高领袖的权威坚持了自己“两个凡是”的理论纲领，但他在首肯邓小平复出的同时，也放纵对手萌生出和他的“两个凡是”公然对立的理论纲领。这两个理论纲领的较量，将进一步引起党的核心层权力分配的分化，党内新的权力格局将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初步形成。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批准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中共十一大的建议。1977年8月中旬，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仍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中共十一届中央核心层的人员配置来看，党内保守力量已占绝对优势。虽然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仍然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路线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立场，对党内的不同意见置之不理，但大会终究作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工作扭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意味着中共已经永久地抛弃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实践，走上了党内保守力量力争已久的政治轨道。
    
    在中共十一大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虽然没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在邓小平清除障碍走上前台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历史人物就是胡耀邦。胡耀邦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1977年春天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他为邓小平“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纲领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并精心酝酿、策划了波及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的理论纲领给予致命一击，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整个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准备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胡耀邦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他于1977年底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对党内保守力量的元老们平反冤案的呼吁认真落实，冲破重重禁区，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就是把毛泽东为维系自己最高权力地位而清除的政治对手，一批批解放出来，这无疑触及到中共核心层那根最敏感的政治神经：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被解放到什么程度，对毛泽东思想路线和政治实践的否定就达到什么程度。这个解放越彻底，对毛泽东的否定就越彻底。而胡耀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他的工作成就所达到的历史纵深和政治境界，为邓小平突飞猛进地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清除了难以想像的政治历史障碍。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胡耀邦如此漂亮、如此精彩、如此富有独创性地落实了这两件大事，邓小平在中国大地上推行“改革开放”方针的历程要缓慢得多，艰难得多。
    
    如胡耀邦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在全国右派摘帽问题上是纠错还是不纠错、在“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重大历史案件上，做了大量的复查工作，并为无以计数的干部、知识分子平了反，为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重大决议夯实了基础。在这个会议上，陈云在会议议程之外提出了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并生发开去，还提到了“二月逆流”、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问题。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意见，终于作出决定，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公开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冤屈的人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件”已查明是错案，应予平反；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名应予否定，并肯定彭德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陶铸、杨尚昆平反……
    
    尤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2月14日，会议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的修订稿，增加了“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1975年连续下发的12个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全部撤销。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和“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这几个重大历史案件的平反，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预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否定毛泽东建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路线已成为党内不可阻挡的思潮，并一步步演变成活生生的政治实践。
    
    “顺潮流者存，逆潮流者亡”。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发难激起的政治风潮，已经逼着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党内“中派”交出了主要阵地，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作了检讨，他们再也没有可靠的据点可守了，而对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说，其实是逆潮流也“亡”，顺潮流也“亡”，其间的区别大概也就在于能否全身而退了。而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保守力量取得的政治胜利成果，是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收获的。
    
    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期只有五天，实际上是把中央工作会议形成的重大政治决定纳入法定的程序。开幕后，会议采取和各组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统一与会者的认识。这些文件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会议第三天，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又向会议印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分别提交的书面检讨。三天分组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人介绍情况；二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领导的讲话表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建议名单已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表态；三是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内容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出修改意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卷第116页）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表态会，中央工作会议上几个重大的政治决策显示了党内保守力量所取得的压倒优势的胜利，面对这个胜利，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而党内保守力量之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奇制胜取得如此重大战果，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共十一大上他们在党内核心层已占据了绝对优势，因此，每当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保守力量提出的问题时，基本都能获得顺利通过。这个胜利，又促使保守力量在党的核心层争取更大的权力和优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的人事调整为：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与此同时，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还选举了11名副书记，常委、委员85人。关于全会重大人事调整：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党委书记，免去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任命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其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商业部部长职务；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以上资料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改革风云一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和中共建国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宣告了在中国大地上持续了30年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它的主要历史标志表现为：
    
    1、展开数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党内保守力量的最后胜利告终。这意味着党内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派在思想理论领域的决战见了分晓。而邓小平的胜利又意味着党内保守力量获得了否定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并以自己的另外一套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取而代之的合法性。
    
    2、邓小平在思想理论上击败了“两个凡是”派，并在政治路线上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际上已形成以他本人为轴心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而全会作出的人事调整，则给这个新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
    
    3、中共建国以来，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控制着社会政、经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而以权力驾驭整个社会生活所依据的指南，就是中共指导其全部政治实践的所谓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因此，既要以新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取代毛泽东时代实行30年之久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又要保持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的正统历史地位，并要扭转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不仅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而且渗透到了几代人的意识深处和行为习惯之中），这是一个庞大繁浩的社会工程和思想工程。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两个工程奠了基。
    
    站在全新的历史角度，以新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剖析、总结中共建国30年的历史，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理论、政治路线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权威结论，是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实施上述两个巨大历史工程必开的先河。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建国30年的历史进行了初步总结，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邓小平主持和指导。邓小平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1、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3、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中第一个“最核心的一条”，预示着邓小平思想政治路线所指导的改革开放虽然会抛开毛泽东走出很远，但其一，它依然借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借用毛泽东作为开国“君主”的正统地位展开，这不仅因为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思想政治体系中的元老和干将，作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国家栋梁，他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的影响，而且也是国情所致。但这样也就意味着中共的改革开放依然要走垄断社会意识形态这条老路，尽管它提倡的“思想解放”比毛泽东的精神禁锢要放开得多，社会意识形态及个体思想的自由度和文化生活的空间要大得多；其二，垄断社会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依然要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中进行，这其间可以学习许多西方民主制的形式装点门面，但其专制体制的本质没有变；其三，尽管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已逐步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或向现代私有制转化，但其“社会主义”招牌却没有丢。而在社会主义招牌遮掩下的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就是依然保持中共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行政垄断。
    
    决议的起草与讨论，使邓小平路线对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根据的彻底否定日见清晰，其时仍占据中共中央最高权位的华国锋已大权旁落，名不符实，党内对其“两个凡是”及其他错误开始公开批评，并有人提出他不再适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本人知道大势已去，也提出了辞去这两个职务的请求。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结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宣布毛泽东思想仍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卷第44至45页）。至此，毛泽东时代的最后的尾声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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