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登上权势峰顶之后，确立胡耀邦为中共的第一把手，也可以说是自己的接班人，更确切的是，接受他的领导的中共最高领袖。这是因为胡年纪较轻，正派规矩，朝气蓬勃，复出工作后大力清除“文革”遗毒，解放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被毛无情抛弃的老革命，把中国的状貌基本上恢复到文革之前。但是，不出几年，胡耀邦显示出来的目标、方向与彻底改变以往不合理做法的激情，却使邓小平觉得他已经出格了。

　　邓小平除了反对毛泽东的“文革”外不反对毛泽东的一切。他认为，“文革”前的中共中央什么都是正确的。因此在不得不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分子”“改正”时，他独个儿坚持“反右运动”本身没错。在他自己被打倒时，他曾痛感毛的专横独霸对革命事业和革命队伍的危害，但当自己取得了毛泽东有过的无与伦比的权势时，就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了。而胡耀邦对 “文革”前、“文革”中，中共的残民之罪却有更多的认识与更深的忏悔。他头脑里的人性绝不大大少于党性。他不喜欢运用专政手段把人弄到悲惨境地，他不认为知识分子的某些批评意见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他不愿意动不动就对莘莘学子威逼恫吓。总之，他对一切矛盾冲突都希望以温和的对话、协商、疏导形式解决，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舞刀举枪动用军警、监狱。这些特点，使几个元老非常反感，使邓小平深为忧虑。那些老人，都有“军事征服者”心态，对民众，一向“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种心态，实际上就是用管理监狱的方式管理国家，胡耀邦却正希望扬弃这套做法。老人们看出了胡耀邦会使共产党丧失铁血专政的稳固地位。此外，胡耀邦还有急躁冒进、冲动莽撞、不能稳若泰山等等的性格缺点。于是，这些种种就成为邓小平等几个老人一致同意废黜他的根源。

　　一个本来可以把中共引领到比较理性治国之境的领导人，就此垮台。

　　八十年代，中国民间流传有一段顺口熘：“邓小平一句话。李先念不说话。胡耀邦乱说话。赵紫阳最听话。”

　　“最听话”的赵紫阳，很自然地继胡耀邦被罢黜之后，根据邓小平的旨意，“当选”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成为邓小平的新“接班人”。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中意，从让赵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而赵紫阳的知趣识乖，则可以从他指示秘书“凡是军委的会议和事情，一律不必安排我参与”上可以看出。赵紫阳异常清楚，邓小平是（胡耀邦和）自己头上的太上皇。自己只可当差，不可揽权，尤其是枪桿子，那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实权紧握的领袖的命根子，谁想染指枪桿子，谁就立刻倒霉。

　　可是，胡耀邦去世，风云突变。一，知识界自行发起悼念活动，学生们群情激奋，表达了对党中央和邓小平的不满；二，几个元老对邓小平施压，要求罢免赵紫阳；三，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这几件事情凑到一块儿来了。赵紫阳处在了一个最尴尬最危险最脆弱的境地。首先，他不想充当严厉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这正是太上皇和几个“志愿摄政王”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但是，时代和思想的变化已经使他不愿再违心地施展毛泽东式的暴行。他希望肯定学生们的善意和爱国，不贊同把学运风潮咒为“反革命暴乱”的党报《社论》。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他说出了“中共至今由邓小平掌舵”的事实。这，是赵紫阳相当技巧的一步棋子，表面上是尊重奉承邓小平的威望经验与智慧，实际上是告诉全世界自己只是一个听凭驱使的小卒子。这一举动，使邓小平对赵紫阳彻底绝望。第一，他不“听话”了。第二，他把邓“抛了出来”。于是，在赵紫阳提出辞职之后，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使通过了罢免赵紫阳的决议，并把赵软禁在家。

　　赵紫阳是否曾经有过“负隅顽抗”的举动以及作过保住自己权位的努力，譬如与一些重量级人物接触密商等等，至今未有确凿的披露。但是，在邓小平手下的中共中央，加在赵紫阳头上的却是“分裂党中央”之类的严重罪行。赵紫阳被软禁到死，历时十多年之久。

　　从胡耀邦、赵紫阳两个邓小平所指定的“接班人”的命运结局来看，在这件事上，邓小平总算没有毛泽东那么残忍酷烈。而且，他最初确定胡、赵接班，也绝非虚情假意。但是，中共第一代（比毛泽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不能算作“第二代”领导人）领袖的霸权专横作风，使他们总是把自己抬上去的“最高领袖”当作“店小二”看待，什么时候觉得看不顺眼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叫他们捲铺盖滚蛋。

　　再者，胡、赵两人的落马，从深层次意义去看，表明了在那样的元首元老手里，温和的人性治国理念诉求，是沖决不破“军事征服式”统治性质的。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

2013年1月03日   谢选骏

     崔卫平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谁害怕瓦茨拉夫·哈维尔》：
     
    哈维尔逝世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的名字越来越少地被人们提起。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的时候，这个世界仿佛也离他而去。
    
    2011年10月28日，哈维尔夫妇二人参加某活动，据信这也是哈维尔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人们赞赏他的勇气，感佩他的行动。但是对于这行动背后的理念，却始终觉得模糊晦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他说过什么，做了什么？
    
    1975年哈维尔向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写了一封信，那是他作为异见者生涯的正式开端。然而在这封信中，哈维尔并没有向胡萨克宣战，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从来没有向胡萨克的政权宣战。
    
    如果说哈维尔突然发难，揭竿而起，那是向谎言宣战，向依赖谎言的生活宣战，这也意味着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宣战。靠谎言支撑的制度，当然感到了巨大威胁。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接受谎言？为什么忍辱负重生活在谎言之下？
    
    那是因为谎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人们无法拒绝谎言，是无法拒绝谎言背后的利益诱惑。
    
    这就进入哈维尔的核心概念：“后极权社会”，即“消费时代的极权主义”。
    
    权力仍然企图控制局面，控制一切，照样无所不在，但是控制的手段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说，此前主要是通过牢狱、揭发和审查，那么现在则通过消费品。
    
    通过“发放”还是“撤销”一个人的生活消费品——房、车、美味的食品、漂亮的衣物，各种“生活小玩意儿”，足以将一个人的眼睛蒙住，剥夺他对于世界的感知，他的良知以及他对于自身的判断。
    
    就像孙悟空给唐僧就地画一个圈，你不能越出这个界限。你是受限制的。不是受法律的限制，恰恰相反，是受违反法律的限制，是受任意的权力的限制。
    
    这样一来，本来可以正当获得的东西，非要经历了一番羞辱，是经过“屈从”这道手续才能够得到。有回与一位企业家在饭桌上吃饭。他声称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便问了，“那你为什么也有怨气？”答曰：“没有尊严”。
    
    就是这个意思。有吃有喝，表面上看起来富有人性化，的确是“进步”了，然而却在抽取一个民族的道德根基，让人们在精神上变得腐化堕落。
    
    每一个人都会模模糊糊感到自己生活得艰难晦涩，背上了一些说不清的事情，有把柄在他人手中。不知道头上悬着的那柄剑什么时候就落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正可以稳稳地把人们捏在手心里。通过一种心知肚明的方式，人们相约界限在哪里。
    
    曾经经历过的匮乏，令人们在“被允许的消费”品面前，表现得渴望和贪婪，毫无抵御能力。凡是到手的才算数。凡是到手的，就是我的，就是合理的。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长大，人们反过来向权力本身学习了很多东西。权力贪婪、无耻和虚无，人们紧紧跟上。
    
    这不是一个合谋的过程，而是一个响应和配合的过程。不管做如何解释，是被动的或者是无奈的。当然，也有习惯性的因素。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作出不可理解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然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那样做，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简言之，当人们屈服于自身利益，因而也屈服于权力。
    
    试图叩问生命阴湿的墙脚，质疑人们目前的生活如何得来的，向每一个人的屈服发出挑战，这几乎带一点不合情理，显得不识时务。不仅是让权力难堪，也会令那些靠谎言获取灰色利益的人们，感到本能地刺痛。
    
    当人们喜欢将一切都说成是外部力量所致，把希望的破灭和生活的失败都归之外部，哈维尔提醒人们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
    
    然而正是以这种方式，哈维尔在向他的民族发出强大的祝福：既然拥有“人”的称号，就应该过一种配得上“人”的生活，享有人的尊严。
    
    为什么不？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不去争取摆脱奴役的生活？不去取消脸上的刺字？
    
    哈维尔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临相同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一上来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只是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漫画？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一个《一九八四》的社会，火箭般地开进了《美丽新世界》。
    
    他也深知自己的立场多么“逆袭”。他因此嘲笑自己在先，千方百计不要做成一个圣人的模样。他讲的许多关于自己的笑话，那些段子，足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他写文章的句子又长又绕，总担心别人看不懂。他把自己弄得乱糟糟的，像个疯僧。
    
    成全他的是完全逼仄的处境，他把这种处境发挥到极致：认为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便可以当一个诗人，可以不需要顺着权力的眼光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距离哈维尔越来越远，令他越看越像一个笑话。然而，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失去深厚根基，以及越来越自身分裂。
    
    “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这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
    
    崔卫平很聪明，对极权社会身有体会；但是她缺乏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对自由社会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难免带来一知半解，导致她无法理解“后极权社会”其实就是自由社会。因为一切自由社会都是从极权社会、专制政治脱胎而来的。
    
    如果说极权政治、后极权社会、社会主义是人类政治的“半个圆”，那么人类政治的另外半个圆就是民主政治、自由社会、资本主义了。
    
    崔卫平《谁害怕瓦茨拉夫·哈维尔》一文，也模模糊糊讲到了“哈维尔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临相同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一上来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只是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漫画？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一个《一九八四》的社会，火箭般地开进了《美丽新世界》。”
    
    但她自己没有说出全部真相：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欧美；不仅适用于昨天的苏联，也适用于今天的俄罗斯——因为这是由人性也就是“人的原罪”引起并发酵的。这并非什么“夸张了的漫画”。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之所以能够这样顺畅地运行，就是因为人性“趋利”，按照圣经上的话，结果就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马书》第一章29——31节）这样的人性宣告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路，其社会后果就是“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的运作法则不同，但其基于的上述人性却没有根本区别。
    
    那么怎么办呢？
    
    当然首先，中国需要一个自由选举的竞选制度，国家领导人必须由普选产生；这就像病人需要现代最先进的医学，而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不是古老的中医，就是江湖郎中和江湖骗子。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帝制，就是毛泽东一类的政治骗子。
    
    其次呢？等中国变成了台湾和日本那样的时候呢？
    
    那时，是反抗资本还是反抗自己？
    
    看来真正可怕的，不是资本与社会，而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当然也包括实现捷克民主化以后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本人。
    
    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一定要学会克服“大众化的陷阱”，因为仅仅克服共产主义之后的消费主义，还是不足以创造“合乎自然生态的文明”的。
    
    而“合乎自然生态的文明”，“期待全球政府而非主权国家”，甚至“期待思想的主权而非国家的主权”。 [博讯来稿]

明朝灭亡对中国政改的警示

卢麒元

时间： 2013-01-01 23:06:47
来源： 爱思想

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台面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然转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众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采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产阶级转政下继续革命”，与其说是夺取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着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解，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产主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占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用财产和收入的本质特征。同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产（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并，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历史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历史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

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讋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屍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至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惜。

二、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准。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亩”，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恆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

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余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英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历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为了抵禦外辱，一次次争取国家征税权。最后，终于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于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是脱胎于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启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于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

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大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反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于无缘于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产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历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着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么，什么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

张居正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意图依赖专政来实现税政，税政就变成了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税政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占）。结果，皇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制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度，才能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厂卫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

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世界经济史的残酷教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恆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于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税政稳定，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通经济的史学家们，踯躅徘徊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历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于将希望寄託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么，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败吗？崇祯的良知很差吗？崇祯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祯明瞭经济，他就会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祯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权），使得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祯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党专政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税政的支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祯。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稀里糊涂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劾了袁崇焕，最终导致崇祯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张居正变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祯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迹了。

笔者再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著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征税权）。旧殖民者通过占领土地获得征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征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征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征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征税权。

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摺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准非常简单：税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余年了，连一部像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如果，管理层又搞弯弯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历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着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元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然导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着什么？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并，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为了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将土地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产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拉美和南亚的现代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为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产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为浮云。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产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有制，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

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别是私人财产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众）仍然会沦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产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并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份子只能自觉地成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衡官僚买办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将成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为宪政体制。在哲学上，左右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进方向，在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平衡。

一部明史，万法皆备，何必去听洋人忽悠；回眸煤山，并不久远，不能允许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