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西北根据地爆发了左倾错误影响下的“肃反”，当事人习仲勋后来回忆称：“要是毛主席晚来几天，我就会被活埋了。”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原本是各自为战，后来才慢慢走向联合。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由于领导机构不一，根据地内矛盾重重。“九一八”事变后，南梁游击队被改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二支队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当时部队进行整顿，谢子长事先毫无征兆地委任了执法队长，突然收了二支队的枪，打死了二支队的一个骨干，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没有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后率部投敌了。这些冲突为以后“肃反”埋下了祸根。

　　1935年，西北革命根据地部分领导向上海临时中央局报告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右倾”、“富农路线”，临时中央遂派遣朱理治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1935年9月底，朱理治抵达根据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的肃反运动。他们先是抓刘志丹严刑拷打，之后将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成为屠戮的对象，最后发展到别钢笔的、戴眼镜的都在该杀之列。这些干部后来有230人遇害。

　　此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不久，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被逮捕。而给习仲勋罗织的罪名颇为可笑：骂群众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被扣押后，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顶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他后来回忆：“他们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这批人埋掉。”习仲勋的很多战友确实也被他们活埋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后，局面有了转机。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后，马上派人解救了习仲勋等人。

    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日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然后，党中央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西北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及时、果断的，也是慎重、严肃的。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供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同日，党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会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迎战第三次“围剿”苏区的敌人；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

　　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了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了瓦窑堡，与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的人员，给予他们亲切的安慰与鼓励。

    (明镜网)　《内幕》: 从我们的对话看，你似乎对未来比较乐观？
    
     　　李伟东: 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他们的江山稳固，没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和国内的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问题、多起社会矛盾冲突，内部利益摆不平,发生那么多起群体性事件啊，现在已经到了他们不得不改的程度，从经济上改变土地财政、改变分配方式，向民众倾斜，政治上一定要压制无法无天的政法委，适当保持司法中立，宣传口径方面要适当放开，有弹性的、有一定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不改，确实面临某种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习近平面临的现状与压力。形势逼人，我觉得他非改不可。 
    
     　《内幕》: 前些日子，在纽约长岛召开的 「胡耀邦赵紫阳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我不改，你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解释非改不可与「我不改，你怎么办」这种矛盾呢？
    
     　李: 你不改，那就是革命了。革命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在2012年的1月1写了一篇「民间社论」——《迎接自由平等》，这篇文章说到，第一，自2000年之后，极权统治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屏蔽已经被颠覆了。信息屏蔽的标准模板——1.0版就是朝鲜，就是我让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有广播、收音机，我就给你抓起来送集中营、枪毙。全民族都只知道衹有金家对我们好， 全世界衹有朝鲜经济上最好，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百姓衹要对金家感恩戴德就是。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状态叫2.0版，它意思是说信息还有部分控制，但有部分已经解密，言论自由已经大幅度提高，正因为如此，才导致网络上对历史的揭露，对现状从各种角度的抨击。它仍然用传统方式在压制信息，屏蔽、修改、甚至伪造信息，统治手段没有变。
    
     　　现在的情形是走向3.0版，也就是说，你怎么控制都立不住了。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微薄等翻墙软件等，现在任何一个造假的话语，分分钟就给揭穿了，执政党想竭力掩盖的事情，全世界分分钟就知道了。事实上这种极权统治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到了一个革命发生的临界点。中国现在正到达这个临界点。以信息屏蔽为手段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信息的开放度开始朝向3.0版。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是一个历史趋势。象温家宝家族财富事件、习近平家族财富事件这样的信息，尽管仍然被封锁，但仍然在中国广泛传播。原来《人民日报》上的东西，也就是百万人知道的规模，但现在看这二大家族财富事件的人何止百万？说不定有数亿人知道。
    
     　第二点，经济方面的压力，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走到尽头。经济增长率正从10%到7%甚至6%靠拢，中国将面临一个中速增长期。尽管5-6%的增长速度在中国看来有点不够，但在全世界仍然是一支独秀，因为别的国家是1-2%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的领头羊这一点仍然没有问题，这说明增长速度方面的经济业绩还是可以维持，我说它必须做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调整是因为中国自身的资源和环境以及资源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难民带来的压力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它的经济拐点不取决于经济速度，而取决于经济结构无法再继续运行，长期的高达60-70%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以及生态和环境的大幅度破坏，平摊式佔用土地这种模式已经到了尽头。经济拐点的到来说明它必须向内涵式再生产、改变土地财政、进行某种程度的公平分配的方向转化。
    
     　国企的长期垄断导致了对技术进步的遏制、民间资本无法成长、金融迟迟不能国际化。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本来可以率先倡导亚元，但由于自身金融制度的屏蔽，中国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去说这个话，整个国家在节汇，导致大量外汇积存，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通胀压力之下。
    
     　尽管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已经降到了1.9 ，但是经理人指数PMI持续低于50%。经理人指数是指采购量，等于经济不活跃，购买力无法实现。购买力无法实现导致物价降低，现在的物价降低，并不是一件好事，1.9%这个数字意味经济在萎缩，所以中国经济拐点的到来不是经济增速的降低，50%以下的PMI, 1.9%的CPI, 50万亿的GDP,然后是接近25万亿的大口径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小口径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则达到10万亿， 罚没收入3万亿，企业上缴利润3万亿，社保基金3万亿，土地出让金3万亿，还有3万亿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灰色收入，也就是说，整个50万亿的GDP中，财政拿走了25万亿。
    
     　直接吃财政饭的人有600-700万，甚至到1000万规模（取决于统计方法），还有3000万左右吃财政饭的，有人说，真实算的话，吃财政饭的可能达到5000万人。这么多人吃财政饭所产生的腐败已让人无法容忍，同时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搞了30年市场经济，政府还没是投资主体，甚至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还在加强。
    
     　所以我说，2012年，中国当局是遇到了经济拐点加上政治死胡同。经济上隐含大问题，这大问题首先来源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导致富人暴富，穷人特穷，基尼系数达到了0.5，人均5000美元收入之后，民权运动的高涨这种普遍状态在中国也出现了。一方面，百姓在争取民权，一方面，当局在压制民权；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到了极限，所有的大江大河都被污染，所有大中城市都严重缺水，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纔刚完成三分之二左右。如果就农村人口转移而言，这个城市化过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现在，经济上随时随地可能爆发问题。
    
     　《内幕》: 我听过不少人说中国面临经济危机，但这个狼来的故事中的狼一直没有出现，我也听到过2012年中国崩溃论，但中国看起来没有崩溃，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 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3年前，大家都跑到广场去喊民主自由，老百姓在底下不接茬儿，衹是看到军队来杀学生，百姓不干了，他们认为学生是自己的孩子，不管学生对错，军队不能杀人呀。这个时候百姓才出来上街堵军车，但百姓并没有接过学生当初提出的口号。这30年，民权的压力纍积之后逐渐到了一个临界点。
    
     　现在有四股力量，可以称之为极大的爆发性力量：
    
     　　1. 10年前，「三无农民」（土地被佔，宅基地没有，加上没有工作）是三千多万，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番；
    
     　　2. 每年扩招的大学生有800-900万，每年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即可以养活自己，同时养活1-2个孩子，老婆可以基本不工作，还可以租得起房子，这是一个个人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赚的工资能满足这几条？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衹要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叫充分就业，衹能说在生存线上挣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达到充分就业的估计400%都不到，其他的我们称之为屌丝一族，这些人在大城市飘动着，游走着，跟家里人说自己现在很好，实际上哥几个挤在一个几平方米的房间，比着跟家里要钱，这样生活的大学毕业生比比皆是。这些大学生网络技术非常好，估计可能纍积到了5000-6000万之多，他们可能是社会的爆炸性力量，而且是茉莉花革命的主要来源；
    
     　3  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复员军人，他们集团式地闹事，几万人一起，要求改善退转待遇，在郑州，复原军人们找自己原来的团长、营长，跟军队建制一样出来闹事。导致政府不停安抚，给小钱，接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
    
     　第4拨人，就是宗教人士，这个量非常大， 这是一股坚定的反对极权主义，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人群。我估计这几股力量加起来，差不多会有一亿人成为社会的反对力量，这是原来不曾有过的。这是一股随时可以爆发革命的力量，这个革命可能没有任何组织和明确的领导者，瞬间就自发产生了。
    
     　由于这些势力的存在，中共内部、国际社会以及反对派力量都会拿这些人说事，当局可能对他们处理举措失当，导致危机，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从很小的事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