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外滩/楚汉传奇/宪政面前那条壕沟/李克强的导师龚祥瑞/中国房价面临暴跌
發佈時間: 1/7/2013 12:36:44 PM 被閲覽數: 328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2013上海外滩新年倒计时4D灯光秀欣赏

来源:
 

 wenxuecity

[楚汉传奇]19--20 高清版 主演: 陈道明 何润东 秦岚 段奕宏 李依晓

来源:
 

 
 

 

宪政面前那条壕沟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从“世袭家长制”过渡到宪政民主体制,中间有一条壕沟。这条壕沟是用来埋葬人命的。在一个国家里,什么时候这条壕沟被生命填满了,民主宪政才刚刚开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韦伯对国家体制提出两分法:一种形态是“世袭家长制的”(patrimonial)的国家;另一种则是合理与法治型(rational-legal)的国家体制。一般认为,后一种就是现代的宪政民主体制。

就宪政民主政制的演变而言,德国要比英法两国慢得多、晚得多。但是,在早期日耳曼公社中,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立法等事项,并具有审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装参加,由王来主持。在开始时,王的权力并不大,王由民众大会选出,一般出于同一显贵家族。随着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现过“贵族议事会”。有关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事务,都先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再在民众大会上讨论。从早期日耳曼部落的这些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到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萌芽。

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众多邦国林立,封建主地方割据,为了解决教会的神权与皇帝的王权、国王与邦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间经常进行争斗,而每次较量的结果,往往会制定一项“诏书”、“条例”或“合约”之类的宪章性法律性文件,比如“鄂图特权”(Otto Privilegien)、《黄金诏书》(Goldene Bulle),以及后来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等。这些德国历史上的宪章性法律文件,与其说加强了德意志的统一,毋宁说它们承认并肯定了,各个时期的封建割据状态。但是,在这些宪章性法律文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王权的范围均做了一定的规定,并施加了某种限制,尤其是《黄金诏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为德国统一前德意志兰疆土上多元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商人法和城市法)的运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789年的法国革命,不仅结束了法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同时也对德意志民族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影响。1806神圣罗马帝国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对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和渴求德国政治统一的愿望。

从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欧洲各国的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两项内容之一就是制定以普鲁士、奥地利为中心的德意志诸邦国统一的德意志宪法。但是,维也纳会议在这一点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维也纳会议只留下了《德意志联邦档案》(Deutsche Bundesakte),决定了德意志联邦同盟(Der Deutsche Bund)。

1812年12月拿破仑在侵俄战争中失败后,1815年梅特涅(Metternnich,1773-1859)积极参加建立神圣同盟,他是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的核心人物,成为复辟势力总代表,积极主张镇压欧洲各国革命。他以抑制民族团结与宪政要求为手段,压制自由民主运动和德国统一运动的兴起。梅特涅1821年5月任奥地利首相,1848 年3月,奥地利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实行宪政,他被迫辞职,亡命英国。

1848年的巴黎革命爆发后,德意志南部各邦马上扩大了他们的国会制度,并且要求选出一个德国国会,从而要求实现德国统一。在这种情势下,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1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个由普选产生的德意志国民会议,史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这次国民议会共有809位议员参加,议员们对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达致了一致意见,准备仿照法国的做法,把对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和阐述,作为以后宪法的一部分,并以此为未来统一的国家提供依法治国的法律保障。德国国民议会还颁布了《根本权利宣言》,规定了人身自由和法律平等、经济生活自由、经营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择业自由以及不受任意逮捕等基本原则。

《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1933年)的宪法,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实现民主制度的宪法。它建立了一个议会民主制、联邦制的共和国。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部分条文。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1919年2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举行,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以262人支持、75人反对、84人缺席通过魏玛宪法。1919年8月14日魏玛宪法正式颁布。在宪法学里,魏玛宪法是一部近代史上重要的宪法,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其中或多或少被后来的他国宪法继受:

首部具有半总统制风格的宪法,总统可自由任免总理,国会除可对总理不信任投票外,也能提案罢免总统交付公投;不过总统亦可依相关规定解散国会。

总统有相当大的权限,特别是可以依规定宣布停止适用宪法部分条文的紧急状态权力,而且任期达七年之多。

明文规定公投制度的宪法。

障司法独立、引进违宪审查的概念,但联邦最高法院仅受理联邦与各邦、各邦之间非私法的合宪性争议。

落实社会国原则的理念于宪法条文,保障人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及基本人权。

率先将基本国策入宪。

同年,巴伐利亚议会召开,会议其间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暴乱,巴伐利亚政府逼迫迁都到班贝格(Bamberg)。1919年8月12日,巴伐利亚议会通过了史称“班贝格宪法”(Bamberger Verfassung)。165 票赞成,3票拒绝,1票弃权。“班贝格宪法”是巴伐利亚第一部民主宪法,除了西方宪法的自由、民主、平等条款外,这部宪法第一次引入“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之条文。巴伐利亚第一部宪法的诞生,非常艰难。因为苏维埃政权动乱,导致时任州长埃斯讷(Kurt Eisner,1867 -1919 )被杀。动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战后的巴伐利亚如何选择:走苏维埃道路还是走民主宪政的道路?结果,埃斯讷用生命换来民主宪政。

德国民主宪政的道路,一直以来都不是平坦的。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ßen,1795-1861)曾在1814年参加解放战争,对抗拿破仑的军队。1848年革命爆发,这位国王想以军队镇压革命,但在3月19日就决定撤军,并自任政府元首。他马上投入德国统一的事业,组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政府,并召开国民议会和下令草拟普鲁士王国宪法。但是,腓特烈•威廉在后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稳固后,就马上命令军队包围柏林,并在12月解散议会。1849年4月3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邀请他出任统一德国的皇帝,却被他拒绝。腓特烈•威廉认为,自己不能接受“拾取在沟渠上的皇冠”,结果令议会被迫解散。

德国5马克硬币有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的首像,他191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8年革命爆发后,组成社会党联合政府,1919年协助制订《魏玛宪法》,并被推选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在任期间受到左右两翼的攻击:左派以其曾镇压工人起义并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等知名左翼领袖而指责其为“革命的叛徒”;右派以其在十一月革命时曾强令德皇退位,并与协约国签署和约为由,指责其为“民族的叛徒”,且对其提出起诉。

普勒施 (Hugo Preuß ,1860-1925 )被誉为《魏玛宪法》之父,由于他的犹太人背景,致使他和家庭被迫害,虽然《魏玛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但是,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执政后,魏玛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

谨以此文献给《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杂志的同仁。

写于2013年1月6日星期日,德国班贝格


  

 

 

李克强的导师龚祥瑞


 

香港《苹果日报》2013-1-6


 

严家祺


    要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对有的人来说,一件事就足够了;对有的人来说,他一生做了许多互相矛盾的事,中年反对早年,晚年否定中年。这种人,不同人对他了解不同,因而有不同评价,龚祥瑞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三十多年前,因为参与筹办中国政治学会,与龚祥瑞多次见面共事。政法大学的杜汝楫也参与筹办。杜汝楫见到龚祥瑞,总是很冷淡,他断断续续与我谈起龚祥瑞的往事。有一次,我们一些人去拜访年已八十的钱端升,希望他出任中国政治学会的名誉会长。钱端升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是龚祥瑞的导师,一九四九年後,他曾举荐龚祥瑞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一路上,杜汝楫说龚祥瑞在“反右”时是如何辱骂钱端升的,龚祥瑞说钱端升是“大胆凶恶的反党阴谋家”,要在大学讲台上“吹倒共产党”。北大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等也受过龚祥瑞严厉批判,他们关系非常不好。我见到龚祥瑞时,他已年近七十,说话口音很重,一字一句,小心翼翼,总与人保持距离。

    政治学会是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张友渔负责筹建的。最早参与筹建政治学会的人,还有社科院的杜任之、李慎之、丁健吾、陈为典、北大的赵宝煦、人民大学的许崇德、外交部的胡其安、上海华东师大的王邦佐、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现任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我提交的论文是《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龚祥瑞的论文是《如何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
    我一看到“干部制度”四个字,就觉得龚祥瑞的文章像“应时评论”,但哲学所的杜任之对龚祥瑞的文章十分赞赏。杜任之与我住同一栋楼,我们常常见面,他要我好好读读龚祥瑞文章。我读後知道,龚祥瑞是要借鉴英国文官制度来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这篇文章没有当时一套“官腔”,直截了当谈自己看法。正是这篇文章,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西方文官制度”开始引起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和讨论。
   李克强的导师龚祥瑞

   
    李克强(后排右1)在北大上学时与龚祥瑞(前排左2)等合影
    受龚祥瑞多次谈“文官制度”的影响,一九八二年,我访问巴西回国途中,在纽约时会见了联合国技术合作部发展与管理司司长许乃炯,商谈如何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问题。联合国发展与管理司是主管审计、文官制度等咨询工作的。我从许乃炯处带回了英、美、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瑞典七国文官制度资料,由政治学所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外政治学》上发表,当时都送给了龚祥瑞一套。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六月,政治学所在联合国技术合作部的协助下,在北京举办了“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龚祥瑞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本《文官制度》的书,在龚祥瑞、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所的共同努力下,“文官制度”的观念在中国为愈来愈多的人接受。赵紫阳完全掌握了“文官制度”的精髓,一九八七年他在听取中组部汇报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时说:“将来人事制度划一大杠杠、大制度:选举产生的,实行任期制;非选举产生的,实行公务员管理。外国的政治家没有退休制,而公务员有。我们统统有退休制,这对改变终身制有作用。”赵紫阳把“政治任命”担任职务的人员与选举产生的人放在一类,指出这些人不按“公务员”办法管理。他说,这些人“任期完了,还可以做别的,比如国务委员或副总理任期满了。可以当选省长,中间也可以休息一段。隔一届,又选上了,也还可以干。有些人本来是选举产生的,到届之後,如有资格,还可以去当公务员。公务员也可以当政务官。”但“六四”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主张被否定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公务员制度在执行中变形了,吏治腐败日趋严重。
    龚祥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他的导师是英国工党领袖、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家詹宁斯。从英国回国後,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他的这一经历,在一九四九年後给他带来麻烦。龚祥瑞在教学中和政治运动中,采取了“左”的姿态,批判“资产阶级法学”,以此来保护自己。文革结束後,龚祥瑞才逐渐伸直自己的脊梁,到中国政治学会成立的一九八0年,他已年近七十,他开始直截了当地、毫无保留地把他精通的宪政、法治的思想和知识,在北大课堂上介绍给他学生,并利用各种方式传播他的理念。李克强是龚祥瑞的学生。英国 丹宁勋爵的《法律正当程序》一书,就是在龚祥瑞指导下,由李克强、杨百揆 、刘庸安译成中文出版的。杨百揆毕业後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六四”後被社科院清除“下岗”。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姜明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纽约州开业律师李进进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也都是龚祥瑞的学生。姜明安在谈到龚祥瑞讲课时说,他“激情、充满感染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几乎都会被他影响。” 我也曾反复读他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获益匪浅。
    “六四”後,非常瞧不起龚祥瑞的杜汝楫离开了中国。他去世前我们还通过电话,回忆当年政治学会的情况。杜汝楫为人正直、刚直不阿、从不向权势低头,是波普尔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译者,他在美国定居後,因心脏病去世。而龚祥瑞在“六四”後七年的“最後岁月”中,在北大、在中国到处讲学,结交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学者。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龚祥瑞的晚年,也许是衰老给他带来了心灵的充分自由,过去与他有恩恩怨怨的同事、熟人一个一个去世了,他已不再惧怕什么,也不怀有野心,这时,他用他一生积累起来的渊博的知识,不遗余力地宣扬宪政、法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等理念。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成了龚祥瑞的学生。一九九六年龚祥瑞去世前,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与陈有西大谈宪政。陈有西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龚祥瑞的早年意气风发,中年内心扭曲,晚年达到了心灵完全自由的境界。尽管他的中年遭受二十余年的屈辱,但终其一生,就像他在自传中说的,是一个追逐太阳、追逐光明的人。《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写于2013-1-2)
(2013/01/05 发表)

 

 

国纽大金融教授:未来20年 中国房价面临暴跌(图)

 
文章来源:
 

中国2012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降至7.6%,为三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总理温家宝7月时已两度对经济前景发出警告,表示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些机构和个人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与经济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内幕》专访时表示,中国在2012年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应该注意食品价格上涨和房价上涨的情况,只要政府一放松管制,房价就可能上涨,而食品价格即使政府小心翼翼,还是可能出问题。

   减少国企资金投入,帮助小企业发展

  中国央行规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向来很高,不只限制了银行的贷款,也影响了想贷款、却不容易贷到款的中小企业。谷雁翔表示,目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是 20%,银行希望准备金率低一点,如此他们就能多贷出去一点,但中国过去5年,货币发行量太大,所以中央银行只能靠提高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量,但控制准备金率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限制了银行的贷款,而银行为了提高贷款,就必须拼命去拉存款,会让银行的人觉得相当疲劳。

  但中国政府仍不太愿意放宽存款准备金率,谷雁翔对《内幕》解释,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实在太大,只有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才能减少货币量的增加。“中国大量发行货币的目的,一个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另一个是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是中国的企业赚了美元后,把美元交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按照当时的汇率给银行人民币,所以有一部份的货币发行其实是被动发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西欧一直公开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

  如要真正刺激中国的经济,谷雁翔认为政府不应该增加对国企和基础建设的投资,而是应该尽量减少,因为国企本身就很巨大,但效率低、浪费多,另一方面,则应该放宽对小企业个体户的管制,鼓励民营小企业发展。

  “政府会有重复建设的行为,因为用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不会像管自己的钱那样在意。”谷雁翔对《内幕》表示,重复建设在中国已经是10几年的老问题,因此对国企的投资是不合算的,不是十分必要的事就不应该做。

  重复建设指得是某一行业在供给能力已经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仍不断收到新资源的投入,造成生产和服务过剩的情况,例如一些公共设施建了又建,或建了没必要的设施,或是资源原可投入在更有用的项目上,但却投到了不必要的地方。

  而帮助小企业、民间企业发展,谷雁翔认为收效会比帮助大企业、国有企业大得多,因为这些小企业、私人企业是业主自己的,他们在经营上会非常地小心谨慎,且他们的发展也很有活力,会自己寻找市场,相对来说,他们对市场的变化也非常敏感。

  “中国就是因为对这些小企业一直限制太多,如果能够鼓励这些小企业发展,协助他们得到资金,对他们的管制也尽量减少,则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会明显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谷雁翔对《内幕》说。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在筹措资金方面,仍有难度在,银行多半不愿意将款贷给中小企业。谷雁翔解释,中小企业骗子多,有的人从银行借到几百万元,最后捲款潜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西方国家在100年前,这样的事也发生不少,由于信用不可靠,降低了银行将资金压在中小企业上的意愿。

    高利贷不一定不合理

  银行不愿意贷款,中小企业只能转向高利贷。2011年,长期倚赖民间资本的浙江温州企业,在高利贷市场不断扩张的情况下,终掀起风暴,由于同行之间互相担保,危机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许多公司倒闭,老闆潜逃到海外。

  着名经济学家罗小朋先前接受《外参》采访时表示,温州高利贷风暴背后的深层根源,是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限制私人资本的运用,因此私人资本只能另求出路,造就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罗小朋指出,本来如此大规模的私人资本,能做许多产业升级、出国创业的投资,也能进入许多高级产业链,但中共不希望私人资本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产业升级了就会与国家的产业竞争,政府害怕私人资本力量太大,将威胁自己的利益。

  虽然温州高利贷风暴让人记忆犹新,但谷雁翔认为,还是应该让民间信贷机构有发展的空间。“这样的事当然经常会发生,但政府必须容忍这类事情发生。国家银行不熟悉这些中小企业的人,也不熟悉这些企业的业务,所以不愿意借给他们,不想承担风险,那就让熟悉这些业务和人的本村、本镇的人,通过自己的渠道,给他们提供资金,在西欧、北美的早期发展阶段,这种现象多得很。”

  谷雁翔对《内幕》分析,民间的人相互之间都认识,可以确实知道中小企业的业主计画到哪边做生意。“如果你很可能赚很多钱,又愿意付给我50%的利息,那我就借给你,如果你想跑,我认识你,也认识你的家人。所以这些人不敢故意欺骗。”

  相对来说,借高利贷者也要承受非常大的风险,若事成可赚取高利息,但若失败则将亏损一大笔资金,因此谷雁翔认为收取高利息是合理的。“高利贷并不一定不合理,比如你现在要做一笔生意,你知道,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了,投资100万,可以赚300万,你愿不愿意付给高利贷50万利息?如果你赚300万,也还剩下150万,这是你自己愿意付的,他也愿意借给你。”

  谷雁翔认为,法律仍应监管高利贷的运作,但管的应该是故意欺诈的部分,如有业主不是真正想做买卖,目的只是为了骗取巨额资金,法律就应该介入,但不应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来管高利贷。

  “让他们自己去融资,中小企业就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现在是国家银行既不想把钱借给他们,又不想把权让给他们,这样的管制,就不容许民间金融的发展,其实是一种垄断的力量,这样的垄断应该被打破。”谷雁翔对《内幕》说。

    中国的房价暴跌一定会发生

  房价是中国政府近期严加看管的对象,为了遏制楼市泡沫,中央祭出包括限制个人买房数量在内的多种政策,也确实收了效,房价和地价经过了几个月的下降。

  但谷雁翔提醒,仍要注意房价可能的上涨,以及食品价格的上扬。“别的通货膨胀都不值得担心,但食品价格和房价是会发生问题的两条。中国政府现在对房价管得很严,如果政府一放松,房价还会上涨,食品价格,是即使小心,都可能发生问题。”

  谷雁翔对《内幕》指出,目前政府对房价的态度还很强硬,表示要坚决控制下去。“政府的控制是对的,现在存款利率这么低,股市一直很不好,又缺乏其他的投资工具,所以很多人把住房作为一种投资工具,以致于现在中国的空房很多。”

  虽然空房多,但刚结婚、想买房的年轻人也很多,一旦经过20年,谷雁翔认为空房会成为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再过20年,等这些生一个孩子的老人都去世后,中国就会出现大量的空房,所以中国的房价暴跌一定会发生。”

  谷雁翔对《内幕》进一步解释,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严格执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政策,等这些只有一个孩的老人进入平均死亡年龄后,许多人将去世,届时房价如果不大跌,会是件相当奇怪的事;这样的大跌会跌得非常严重,远远超过当年香港和日本房价下跌的幅度;香港在97年、98年时,房价曾下跌了 50%。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经济因素,所以中国政府的谨慎是对的,像这次美国房价大跌,我们感觉影响很大,但美国房价的全国平均跌幅还不到30%,而香港、美国、日本都没有一个夫妻一个孩的政策,也都出现了房价大跌。”谷雁翔说。

  房价外,食品价格也是一大问题。谷雁翔指出,过去几年,中国食品价格的上涨有时很严重,尽管政府的数据显示上涨幅度是6%、7%,但老百姓的感觉却是 30%、50%。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一为现在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很快,可耕地明显减少,二为气候问题,尤其最近几个月气候不佳,全世界的粮食价格都有上涨的趋势。

  “一旦主要粮食生产国的气候不好,价格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美国气候不好,玉米的期货价格已经明显上涨了,所以其实粮食价格上涨,在中国不是一个货币政策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以政策鼓励民众去生产粮食和蔬菜。”谷雁翔对《内幕》说。

 
 
 
 

 


上兩條同類新聞:
  • 楚汉传奇/《楚汉传奇》频被吐槽/中国宪政梦:奴才向主子要家产/1933年的新年献词
  • 楚汉传奇/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