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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歌榜/美对中国并不像对苏联/苏联解体的多种说法/国家繁荣时为何爆发大革命/带头文革,可贺可乐
發佈時間: 1/7/2013 8:30:55 PM 被閲覽數: 47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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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届中歌榜年度盛会 201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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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xuecity

 

 

国专家:美对中国并不像对苏联那样要颠覆(组图)

 
文章来源:
 
 

 核心提示: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表示,美国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对苏联推行遏制政策。该政策的明确目标就是瓦解苏联,通过政治和军事联盟颠覆苏联政策。不过,在中美国关系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元素。 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表示,美国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对苏联推行遏制政策。该政策的明确目标就是瓦解苏联,通过政治和军事联盟颠覆苏联政策。不过,在中美国关系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元素




  GTS-825工程是防护水平最高的抗核打击掩体。它能够经受住10万吨当量的核打击。工程位于塔伏洛斯(Tavros)山体内,有两个通往不同方向的出入口。GTS-825建有地下水道,修理船坞、储存燃料和润滑剂的仓库,以及藏有核武器的军械库。

  

  从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湾这头可以看到水道入口。在紧急情况下,重达150吨的沉箱可以把入口堵上。另一个出海口位于山的北部,同样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封堵出口。两个水道都隐蔽得很好。

  

  这个大山洞可以驻泊14艘代号为615工程的潜艇(北约代号魁北克级,或Q级,是苏联设计建造的一种装备AIP(闭循环柴油辅助动力)的常规动力潜艇——译者注),还可容纳至少3000人,相当于巴拉克拉瓦市当年的总人口。

    

  小镇本身也于1957年废弃。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大多数当地百姓还真的以为是在修建电话站。

  

  山中藏有许多长长的隧道。如今游客可以亲自前往体验。

  

  一旦出现核危机,整个地下工厂就成为自给自足的堡垒,能够让3000人在里面呆上3年。

  

  工厂有自己的医院、面包房和食品库。每一处都用长达数公里的隧道连接起来。

  

  进到小房间,偶尔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物件,比如这枚鱼雷。

  

  这个地方是组装鱼雷水雷设置成临战状态的工作台,用于存放和检修潜艇的弹药。

  

  这条长达505米的巨大隧道是整个工程里面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这是苏联最绝密的地下军事基地之一。工程代号为GTS-825(GTS为政府电话站之缩写),不过这个是保密代号,真正的称呼已不可考。工程建于1957至1961年,出于冷战的需要。如今它成了苏联境内规模最大的秘密工程。

    

  地下水道能一次容纳多达9艘潜艇,并具备所有维修和诊断所需设备。

  

  上下高近30米,宽度在8到12米之间。

  

  呆在这里特别冷——温度接近12摄氏度。想像一下,要挖这么大一个作战基地得耗费多少人力啊。

  

  游客能在这里看到空空如也的弹药箱,这些箱子用来存放潜艇弹药。

  

  这段地下水道直通大海,游客可以看到水道尽头的阳光。

  

  干船坞和潜艇模型。船坞用来维修潜艇。

  

  17b、干船坞和潜艇模型。船坞用来维修潜艇。

  

  必要时,潜艇进入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工人们降低水位,并开始检修潜艇。有时整个检修工作需要持续三到四个星期。

  

  必要时,潜艇进入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工人们降低水位,并开始检修潜艇。有时整个检修工作需要持续三到四个星期。

  

  这里就是武器库,曾经储存着各种弹药,与核鱼雷放在一起。

  

  军械库分为本地用和专用两部分。本地用库房可进行所有维护检修并储存弹药。专用库则供军械库自己使用。

  

  这就是沉箱,可以保护人体不受核辐射。

  

  这些大门用纯钢制成,门内灌以混凝土。一道门重20吨。

  

  起保护作用的封锁门,也是由钢制成,重达480千克。这种门在什么时候都很难打开,为此还专门在上面开了个小门供人进出。

  

  博物馆内又一个潜艇模型。

  

  最初的几条隧道之一。很可能电脑游戏《半条命》就是以这类工程为原本创作的。

  

  整个工程找不到一处荒唐的情况,因为参与者都是高级人力资源,而且整个工程处于绝对保密状态。

  

  用于运送弹药的传输线。

  

  还有储藏核武器的仓库。

  

  储藏核武器的一个仓室。

  

  军械库有些地方现在看来像是博物馆。

  

  613工程柴油潜艇模型(苏联战后第一代常规潜艇,中程攻击型,北约代号W级,即著名的“威士忌”级——译者注)。

  

  690工程潜艇“鲻鱼级(Kefal)”“萨得阔(Sadko)”动力站的操控台。该操控台用于控制潜艇的运动。“不得用手触摸”

  

  690工程潜艇“鲻鱼级(Kefal)”“萨得阔(Sadko)”动力站的操控台。该操控台用于控制潜艇的运动。“不得用手触摸”

  

  690工程潜艇“鲻鱼级(Kefal)”“萨得阔(Sadko)”动力站的操控台。该操控台用于控制潜艇的运动。“不得用手触摸”

  

  “重物下严禁站人!”

  

  反潜舰模型,带遥控器,至今还能工作。

  

  鱼雷的头部。

  

  敲一下表示“感觉如何”,敲六下表示“打开LOH”。

  

  喷气式轰炸机图-22M3的橙色黑匣子。

  

  在军械库专用部分的主要电子设备。“不要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但是要对你说的每个东西了然于胸!”

  

  基地主廊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误打误撞闯进某些门的话.....

  

  游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这似乎又是一条传送线。

  

  这条线通往武器库的第二出口。它本是用来传送重要武器装备的

  

  这个出口也受到沉重的抗核打击门的保护。

 印度教徒报1月6日报道称,为了消除中国对美国战略东移的担忧,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称,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针对不只是在中国,还包括印度。

  在 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时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东亚事务高级顾问的贝德,曾在华盛顿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北京清华大学进行演讲时,贝德透露称,美国2011年11月宣布的战略东移政策,源于许多亚太国家对华盛顿对中印两国崛起关注不足的担心的回应。

  他说:“2009年开始参加工作时,我曾反复听到东南亚地区高级官员的抱怨,称美国对该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缺乏关注,令他们感到不高兴。”“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也看到了处于另外一端的印度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小国,你会本能的希望有更多大国介入,而不是更少。”

  报道称,近几个月来,许多中国分析家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视为北京面临的最大外交政策挑战。不过,现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贝德认为,奥巴马政府和新一届中国领导层,能够有效的管理两国关系,避免敌对。

  贝德称,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两国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不像媒体报道描绘的那样,处于“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合作和扩大共同利益的关系。”

  他表示,美国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对苏联推行遏制政策。该政策的明确目标就是瓦解苏联,通过政治和军事联盟颠覆苏联政策。不过,“在中美国关系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元素。”

 

苏联解体的多种说法



[史海钩沉]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张全景、周新城、张旭等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斯大林”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坚守或否定的结果。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长期坚守“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坚持“非斯大林化”的说法。“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 “非斯大林化”说则认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40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完全实现了。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发生的转变不会开始。”美国作家乔治·哈夫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滿的结果。苏联本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捆绑,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大伤苏联人民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可以避免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苏联部长级的高层领导人B.A.米哈伊诺夫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继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得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定,包括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题目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内容。如果能实行安得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同时,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苏联解体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结果”。

合力因素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米罗诺夫认为,“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经济一体化的危机,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性的中央集权之上,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经济竞争失败,精英的蜕变,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观点综合起来才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舆论失控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他们还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赵强认为,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这都对我们全方位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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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国家繁荣时为何爆发大革命 



[博讯论坛]  编者按:2012年末,《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经由中央领导推荐而再次为国人所熟知。朱学勤教授曾在共识网“共识书会”上谈到《旧制度与大革命》,演讲稿后经《南方周末》整理后刊发,本文为朱学勤教授授权发布的未删减版讲稿。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今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两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黄河,即看不到成片的绿色,黄一块,白一块,就像瘌痢头。13亿人口大多数挤在东南季风线的一侧,过度开发,拥挤不堪。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一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人“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符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以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3000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这种畸形局面,和北京还真有一点像。今天在座的可能有部委机关,也有北京市管城建的头头,大家想过没有,一场八九学运为什么能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灰头土脸?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有人提,但托克维尔则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你不是找死吗?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国时期我们学术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国初期,共产党搞学潮,天天跟他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组织上比“89”学生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能把当局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共产党对学运、学潮的控制能力远远超过六四时候的“高自联”,说人家“高自联”后面有黑手,可真抓出来有几个?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真要抓“红手”,那可是一抓一大把,现在都在写回忆录了,成了革命前辈、党国元老!当时共产党组织之严密,高自联这些娃娃无法望其项背,社会中人无法想象,带队南下,长驱千里,冲进南京政府,逮住政府大员就打,政府还不敢开枪,那个气势非今日学生能够想象,但是有哪一次能把南京政府搞到像后来“六四”那么张皇失措的地步?没有,从来没有过。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把三个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一城摇晃,全国板荡。当时的法国也是,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那我们北京呢?不也有同样的感觉,“北京嘛?全中国都是北京的部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我经常听见有新闻说全国各大城市都搞大学城,一个个全是小北京,小海淀。这是在自掘坟墓,和平时期这是一个城市行政首长的政绩工程,将几十所大学集中在一个区域,到动荡年代他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找死。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连润之先生都知道临终前要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地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凡尔赛宫廷文化诞生艺术奇葩,比如说芭蕾舞、歌剧、油画等等,特别发达。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沙龙文化。三千贵族集于凡尔赛,男人们可以骑马打猎,可以到宫廷里面去搞阴谋、搞政治。女人干什么呢?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沙龙里语不惊人死不休,话要说得越新奇越好,这样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贵妇们争奇斗艳,除了服饰,另一个斗艳的项目就是我收养了什么什么样的文人。某某出生贫寒,但到了巴黎一鸣惊人,这一“鸣”就是从我家客厅开始的!我们可以看看卢梭的发迹,从一个外省青年,一个文艺愤青,最后成了巴黎人人争睹的时髦人物,一路上经历过多少贵夫人的沙龙?我们现在讲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很少有人去看它下面的物质形态是什么?就是女人办的沙龙。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解决了分散的地方贵族的忧患,把他们集中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管。但这些贵族们把女人带到了凡尔赛,却在他眼皮底下集中起来挖他的坟墓,这是要到他的孙子才能应验的一个魔咒,而他当时是感觉不到的,所以才说“朕即国家”,实际上是“朕即坟墓”。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面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节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说这是自由化,非把你灭了不可。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织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的时候,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的、最落后。

  经济上呢?那个时候是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毛时代没有发生革命,最多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但“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相比,规模不能相比。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一只手松开,另一只手又想合拢,收收放放的时候,当另一些势力突然想把这只手合拢,这个时候学生就频繁上街了。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我们以前读的教科书是错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南方周末》,带头文革,可贺可乐

黎阳

2013.1.5.

 

看了《南方周末》闹的“新年特刊风波”,尤其是“前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和“南周编辑部”的公开信,差点让我笑破肚皮:南周的老爷们哭了半天,知道哭的是谁吗?闹了半天,知道闹的是什么吗?不是别的,正是你们拼命诅咒的文化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按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行事。拼命骂文革的人自己带头闹起文革来了,难道不可笑?

 

文革是怎么闹的?自下而上,一造反,二夺权。

——自下而上:“矛头向上”,下级抓上级,专整当权派。

——一造反:“造反有理”,根据某某理论某某原则,某当权派这不对那不对,出了这问题那问题,因此要揪出来批判,轻则当众检讨坦白交代,重则打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

——二夺权:罢你的官,夺你的权,由我取而代之。

再看看如今《南方周末》是怎么闹的?同样是自下而上,一造反,二夺权。

——自下而上:跟主管自己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叫板,跟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叫板,难道不算“矛头向上、下级抓上级、专整当权派”?

——一造反:“南周编辑部”声称“我们不惮于冒犯”、“我们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说白了不就是“造反有理”吗?《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风波”、“前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和“南周编辑部”的公开信说了那么多,意思也是“造反有理”,也是“根据某某理论某某原则,某当权派这不对那不对,出了这问题那问题,因此要揪出来批判”。要某领导“引咎辞职并公开道歉”跟“当众检讨坦白交代打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其实不就是一回事吗?

——二夺权:《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风波”实际是“夺权风波”:一夺话语权——不仅只需自己任意篡改别人的文章,不许别人审核自己的文章,而且从此要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党报不准党领导。二夺人事权——直接勒令顶头上司下台。此例一开,从此共产党任命干部都要由《南方周末》批准,由《南方周末》统一指挥的媒体批准,共产党的领导权自然立即崩溃。三夺全部政权——《南方周末》自己搞的“新年特刊”的核心是什么?“宪政”——“中国梦,宪政梦”。所谓“宪政”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权力。陈有西在《南方周末》元旦约稿文章“宪政是法治中国的基础要求”里直言不讳地宣布:“宪政的实质是解决权力配置问题”。张千帆在“真正落实宪法就是政改”一文里说得更干脆:“最高领导人要有改革的意愿,要放弃一些不适当的权力”——闹了半天“宪政”,真正的意思是夺权。为“宪政梦”今天大起风波,是为了明天大动干戈:“宪政梦”是假,夺权梦政变梦才是真。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文革时的行为特征一对照,《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风波”可不就是文革再版吗?整天咬牙切齿大骂别人“文革余蘖”、大喊大叫“不准文革重演”的人,敢情自己再带头闹文革,滑稽不滑稽?讽刺不讽刺?

当然,毛泽东的文革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南方周末》的老爷们的“文革”是“对共产党造反有理”,虽然都是“造反有理”,矛头却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因此虽然行为逻辑一样,但永远不可调和。说《南方周末》的老爷们是“文革余蘖”、“贼喊捉贼”未免冤枉。人家对毛泽东、对文革的刻骨仇恨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如此,这场“风波”的意义才格外深刻,因为这证明即便最仇视文革的人也无法否定文革揭示的阶级斗争规律:自下而上、造反有理、彻底夺权。不但无法否定,而且还不由自主实践了这些逻辑。这就更有意思:反文革的英雄好汉们个个如同孙悟空,闹了半天,骂了半天,折腾了半天,到头来也没能跳出文革揭示的阶级斗争规律这如来佛的手掌心,不知不觉闹起了他们的“文革”,而且还自鸣得意。这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文革揭示的阶级斗争规律是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以至于最激烈咒骂文革的人也不由自主按文革的逻辑办事。这才是最讽刺又最深刻的东西。《南方周末》的老爷们的“新年特刊风波”歪打正着,让人们见识了如此有意义的东西,难道不可贺?(今后破口大骂别人“文革余孽”、“复辟文革”时得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否则指不定骂到谁头上去了。)

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毛泽东的文革是悲剧,而《南方周末》的老爷们的“文革”是笑剧,或者说,笑剧兼闹剧。新年伊始便有幸观赏如此笑剧兼闹剧,难道不可乐?

《南方周末》,带头文革,可贺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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