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索的南坑村
钟兆武独自吃饭
钟兆武生火做饭
钟兆武和女儿
南坑村几乎空了。除了钟兆武父女，这个村子不再有任何人。关于这座村庄的故事，也变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村子位于赣西北，隶属于安义县，距离江西省省会南昌市只有80余公里。自去年夏天起，南坑村就只剩下钟兆武一家。没多久，他的妻子到安义县城帮二儿子带孩子，这个原本有32户人家、136口人的村子，就只剩下钟兆武和他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
每天早中晚，钟兆武家的房顶总会升起袅袅炊烟，表明这里还住着人家。但放眼四望，满地的野草和落叶，以及邻家门窗上的蜘蛛网，都在叙说着这个村子的萧条。
要不是这个身体干瘦、个头不高的老人还坚守在这里，南坑村恐怕会像那些早已消失的村庄一样，远离人们的记忆。
过去的10年，中国消失的自然村近百万个。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也要搬走。我现在就是在打发日子。”65岁的钟兆武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呆呆地望着出入村庄的道路。这条窄窄的水泥路，承载着他最大的期望。他总盼着，有人能走进这个村子，和他聊会儿天——那样的话，时间会过得快点。
能走的都要走，这个地方留不住人
天刚蒙蒙亮，钟兆武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到厨房生火做饭。炊烟升起时，南坑村一天的故事开始了。
钟兆武自然是故事的主角，他那38岁的女儿以及他养的两条狗、4只鸡，只是故事的配角。主角外出的时间，南坑村几乎没有故事。
早饭他从不含煳，一定要炒几个菜，吃干饭。多年以前，他就在附近的公路段找了一份临时差事，负责维护公路。这是一份体力活儿，不吃干饭，肚子撑不了一上午。
做好早饭后，钟兆武踩着“嘎吱嘎吱”响的木头楼梯，爬上二楼，再踏过一段“嘎吱嘎吱”响的楼板，叫醒女儿，并叮嘱她穿好衣服。女儿还在襁褓中时，发高烧“烧坏了脑子”。现在，她的嘴里只能吐出几个简单的音节，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冷暖都不知，全靠老父亲照料。
女儿下楼后，钟兆武给她套上毛衣，扒拉上几口饭，就骑上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去上工。陪伴他的是小狗“小黄”。他走到哪里，小黄就跟到哪里。即使他骑车到25公里外的县城，小黄也一路跟随着。
南坑村有17栋房子，大都为木结构，分布在村中小溪的两侧。一些房子的外墙木板已变得黝黑，显然建起来已有些时日。有一栋土木结构的房子，屋顶已塌了大半，完全不能住人，杂草也早已封锁了入户的路。还有一栋房子的房顶，被主人用塑料布遮起来。
很多房子门窗俱在，透过窗户，还可看到屋内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家具。一些人家门前还堆着柴火。自来水管也能放出水。
村中有一块水泥空地，是村中议事谈天娱乐的地方。空地一侧的土墙上，白底黑字写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字样的标语。
通往外界的路，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路面不宽，仅可容一辆小型轿车通过。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南坑村。南坑村的后面，则是一座大山，大山的深处没有人家。
沿着这条路行走两公里，就可到达大路。不远处，就是南坑村所隶属的安义县合水村。
这一段两公里长的距离，一度将南坑村隔绝于繁华世界。早几年，村里甚至没有手机信号。前年，移动公司到这儿修了一个基站，但几乎没有开放过。
从1990年代以来，南坑村的人就陆续外迁。有一年下大雨，两户人家的房子被山洪冲垮，他们就在距离南坑村两公里外的合水村，盖了新居。这算是最早的外迁。
大规模的外迁，则在2005年之后。先是青壮年出外谋生，后来老人和小孩也被接走。慢慢地，村里就只剩下钟兆武一家及他的一个堂兄。堂兄是五保户，去年被送进了养老院。
钟兆武的两个儿子，很早就跟着同乡，到外地做铝合金门窗的生意。去年，他的二儿子在重庆做生意赔了本，一家5口人便回到安义县，在县城租了个房子住下。
很早之前，钟兆武的生活就被定格：照顾女儿，维护附近的公路以及种水稻种菜。自去年他的妻子进城帮儿子照看孩子后，他的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为妻儿送粮食送菜。菜和米都是他自己种的，比买的要合算。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很少有波澜起伏的地方。
白天，钟兆武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度过。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月能拿到800元工资。
在公路上做事多年，他熟知每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很多村和我们村一样，空了，没剩下几个人，净是老头儿老太太。”钟兆武说。
这些年，几乎每过几天，他就能看到一支搬家的队伍。起先，他还会和搬家的人家打个招呼，嘘寒问暖说上一阵。碰到老交情，他还会塞上一张百元大钞。后来，他看到搬家的队伍过来，不再打招呼，只是呆呆地看着队伍驶近又走远。到现在，他甚至连头也不抬了。
搬走的人多了，老钟已经不再向人道别。
“没什么好说的。能走的都要走，这个地方留不住人。”他喃喃地说。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
对钟兆武来说，一天中最容易打发的时间是白天，最难打发的时间是一天收工后。
老钟所在的工作组，共有3人，负责10公里长的道路维护。有时候，他们能凑在一起说说话，玩会儿纸牌。即使他们不在一起，沿途也能碰到不少人，钟兆武寂寞的时候，就随便找人搭个话。乡里乡亲的，大家几乎都认识。一天下来，钟兆武偶尔还能发出些笑声。
一回到那个只有一个不能说话的女儿、两条狗和4只鸡的家，钟兆武几乎一言不发。他也不知道和谁说话。他和女儿的交流，仅限于对女儿的训斥。但无论他说什么，女儿只是笑着。
这个村子的其他配角，一到黄昏，也消失不见。那4只鸡，只是在白天，偶尔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觅食；那条黑狗，几乎很少出现在钟兆武的视野中；而白天始终不离老钟左右的小黄，一回到家，就再不出现。这些生物，似乎都不依赖钟兆武生活。他偶尔拌些吃食，一连几天，鸡和狗都不会动。
这个家实在太寂静。因此，生火做饭的时候，老钟时不时故意用铲子敲打一下锅沿，以感知自己的存在。有时，他会突然吼上一句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他会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有时，他还会把那台不离身的小收音机打开，听一会儿“刺激带劲”的歌曲。
即便如此，当那300多元的电视机播放出《新闻联播》的结束曲时，钟兆武就习惯性地结束一天的生活：上床睡觉。“晚上没事干，不睡觉还能做啥？”
事实上，老钟并不是一个容易困觉的人。去年妻子和孙女在家的时候，他也很少困觉。要是搁在更早的过去，他很少在晚上10点以前睡觉。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钟兆武偶尔也会冒一点诗意的话出来，“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子，人活着真的没有意义。吃饭睡觉，和猪有什么区别？”
因此，他常常怀念从前某个热闹的午后，大家一起打牌玩乐。他甚至认为，人民公社时代的政治学习，也比现在有趣得多。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大家学一阵，“就想打个牌”。一有人提议，大家就围着火坑打牌。直到火坑的火熄灭，才一个个回屋睡觉。
然而，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了。大家搬走的同时，也带走了老钟对生活的热望。
“现在我就盼着有个人来和我说说话。”钟兆武说。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地人看到报纸上关于老钟的报道，专程来找他。老钟留此人住了3天。每天，他还特意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到集市上买一条鱼。客人走时，老钟又骑着电动三轮车，将他送到25公里外的安义县城。
最近的一次热闹，发生在半年前。当时，他的嫂子去世，哥哥一家到老家办丧事。
哥哥钟兆文一家，早早就搬到安义县城。他搬去的理由很简单，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孙女在县城上学，需要老人照顾。
办丧事期间，南坑村出现过短暂的人气兴旺。钟兆文是南坑村的长辈，因此，几乎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回村里帮忙。一些近亲的年轻小伙子也赶回南坑。
钟兆武还记得，当时的南坑村，大约有10栋房子开了锁，简单打扫一下，晚上就住下。晚上没事的时候，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打打麻将。
这是钟兆武久违了的一个场景。他没事时，就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他也到集市上打了10斤酒，买了鱼和肉，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副麻将牌，招呼大家到他家喝酒打牌。不少人去了，他就呵呵笑着，忙不迭地给大家递烟。其实，他不吸烟。晚上闹腾到一两点，他一点也不觉得困。
热闹稍纵即逝。他的嫂子安葬后，钟兆武又过上了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妻儿一周的粮食和蔬菜，到城里去看望家人。半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
一到晚上，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回到南坑，照料他那只会发出简单音节的女儿。
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钟兆武很难想象到南坑村现在的萧条。那时的南坑，和现在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当时，南坑是姑娘们争先恐后嫁过来的地方，更因吸引一个上海女知青嫁到此地，而成为四邻八乡热议的对象。
南坑村背靠大山。早些年，山上有很多两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在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靠着木材加工等副业，集体收入在当地首屈一指。
“到了60年代，我们一个工分最高值两块多钱。别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最多才7毛钱。”钟兆武回忆说。他曾做过生产队的会计。
每年年终分红，南坑村的劳力，扣除一些费用后，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走出去，都以自己是南坑人而自豪。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一听说是南坑来的，旁人都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哪家姑娘要是嫁到南坑，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她“享福”了。
上海女知青张凤莲当时决定嫁到此地，部分原因也是因南坑“光明的前景”。
1969年，南坑生产队所隶属的合水大队，迎来了一名上海女知青，她被安排到合水小学当民办老师。在这里，张凤莲和南坑一名民办教师相爱。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当她了解到南坑村的生活后，认为“留在当地也不错”，就嫁了过来。当然，她更愿意说自己和丈夫的结合，是“因为爱情”。
“人是三截草，不知道哪截好。”如今的张凤莲说。在那个时代，她认定在南坑生活不会比在上海生活差。
和当时南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铆足劲求上进，以图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南坑的历史上，上海女知青张凤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擅长教学，在1980年代初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还曾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以及全国妇代会的代表。
在她的努力下，合水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凤莲通过关系，为合水村要来了平价的水泥和钢筋。在当时大队的支持下，合水村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学。
回顾这段历史，张凤莲认为，当时的村子与个人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南坑发展了，南坑人就能受到重视；南坑人发展了，就能让南坑更好地发展。因此，“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那时，南坑也经常有一些招工指标，不过，大家认为当工人不如在南坑当社员合适，因此，基本没有人去。
不仅张凤莲，钟兆武也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年代，钟兆武也曾想象，如果按照当时的节奏发展下去，说不定他也能脱离“农门”，到公社当个干部。尽管他没成功，但他的堂弟钟兆良成功了。钟兆良现任安义县城建局副局长。他从南坑电影队放映员起家，做到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又做过乡镇的副职，最后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然而，公社解体后，张凤莲所看到的那种相互促进关系逐渐淡了。“现实很残酷。那时，南坑是大家的骄傲；现在，南坑就是一个符号。”时隔多年，坐在安义县城租住的家中，张凤莲唏嘘不已。
另外的变化也在发生。进入1990年代，合水小学的生源一直在减少。先是5个年级减少到3个年级，再后来，连3个年级的生源都困难。在1997 年前后，这所小学终于关门。合水村包括南坑村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到距离南坑村10多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上学。从那时起，合水村有孩子的人家，就开始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通常是丈夫在家干农活儿，妻子陪着孩子，在乡政府所在地租个小房子，就近上学。
伴随着教育衰落的，还有经济上的衰落。南坑的集体收入开始锐减，尽管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办法为村民增收，但最终未能让南坑“再度辉煌”。
2005年安义县进行封山育林，南坑的收入一下子断了。生活以及孩子教育无着落的情况下，南坑村以及周边村的村民，纷纷开始搬家。
回不去的过去
回不去的家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不密封的门窗，挡不住小溪的流水声；窗外的两条狗，偶尔叫上一阵。钟兆武眼睛盯着电视，不一会儿打起盹来。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钟兆武一激灵，站起身就接。不小心还碰倒了火盆，他也顾不上扶起。
电话是二儿子打来的。父子二人的对话特别简单。
“爸，吃了吗？”
“吃了。”
“我明天回家一趟。”
“嗯。”
“挂了？”
“嗯。”
放下电话，钟兆武突然活泛起来。他打开客厅的灯，开始收拾屋子。
客厅中摆满了杂物。前几天，公路上两侧的护栏粉刷，留下一些橘色的油漆。钟兆武便带回家，把一张方桌、两条长凳刷成了橘色。
等一切收拾停当，他便打开院子的灯，用扫帚打扫院子。院子很干净，早晨他刚扫过。打扫完后，他望着黑漆漆的远处，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热闹过了。妻子一走半年，从来没回过家。倒是二儿子有时会带孙女回来，但也仅仅待一会儿，从来没在此过过夜。他几次欲留儿子过夜，哪怕让孙女陪他一个晚上，但他说不出口。老人也清楚，儿子生意赔本，心里烦。
在他的床头，还贴着几张女明星照，以及两个kitty猫的卡通图像，这是大孙女留下的杰作。
这天晚上，钟兆武没有像往常那样，伴随着《新闻联播》的结束曲上床睡觉，而是打开了话匣子，谈起自己的生活。
“连人都没有了，南坑不是一个村子了。”钟兆武叹息道。
2012年的春节，他感触颇深。
正月初一那一天，老钟一家人早早地准备好丰盛的饭菜。早先，他还特意到集市上买了当地比较流行的白酒，就等着晚辈上门拜年。
钟兆武是这一钟氏家族的“兆”字辈，他父辈的“大”字辈已经无人，因此，“兆”字辈就成为南坑村辈分最高的人。
当天，钟兆武几乎迎来了村里所有的晚辈。有些孩子进门就叫他“爷爷”，但他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的孩子。
一天的时间，迎来送往，客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几乎没人留下来吃顿饭。一桌子菜，几乎没人动。村中的长辈分散在各个角落，他们得赶时间去拜年。
钟兆武感到有些失落，但也毫无办法。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些孩子有一家没走到，定会落下个不孝之名。
儿子也曾劝父亲搬到城里去。可是父亲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有多种考虑，比如支出的问题，比如女儿的问题。他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关于这个村子、这个家族未来的考虑。不过，他只和自己的哥哥钟兆文讨论过此事。他不想和别人说，怕别人说他“虚伪”。
他用现实的理由堵住了儿子的口。他对儿子说，我要搬进城里，得多租两间房子，自己一间，女儿一间。目前，他的二儿子在城里租住了两间房子，每间每月80元。
老钟还给家人算过一笔账。现在全家的吃喝，几乎全部从他种的田里出。南坑村虽然人均只有两分地，但大家把地抛荒了，老钟就捡了起来。要是他也到城里，就意味着要买菜买粮，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搬到城里“划不来”。
当然，钟兆武也非常清楚，这个家，儿孙是回不来了。他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不可能回来了。
这天晚上，两条狗叫了很长一阵。老钟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到院外看个究竟。他还打着手电筒朝路上晃了几下，没看到什么，只好又关门睡觉了。“儿子说明天才来呀。现在会是谁呢？”他嘀咕着。
第二天上午，儿子回到了家中。尽管从头天晚上就开始盼见面，但当老钟见到儿子时，还是刻意摆出一副父亲的面孔，表情严肃，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昨晚接到电话时的兴奋，与现在的若无其事，在他身上奇怪地并存着。
大孙女没来，但给他买了两只兔子。儿媳妇说，是孙女怕他孤独，给他买来做伴儿的。说这话时，钟兆武坐在凳子上，晒着太阳打瞌睡，眼皮都没眨一下。儿媳找了一个箱子，在箱子上打了两个眼，把兔子放进去。钟兆武始终也没来帮忙。
傍晚老钟收工回到家后，儿子儿媳已经走了。纸箱中的兔子，一只跑了，一只死了。钟兆武将死兔子扔到沟里，不住叹息：“这个孩子，一只兔子20块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一个家族解散了，我们对不起祖先
一个人待久了，自然而然地想一些玄奥的问题。有时，钟兆武会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我相信人有灵魂。我们的祖先都在看着我们呢。”他说，“要不山里的野兽从来没来过！”
南坑靠大山，山上经常有野猪等野兽出没。不过，这些野兽从来也没侵犯过钟兆武。
有时，他又会想，现在大家都搬走了，是不是对不起祖先？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曾和大哥钟兆文讨论过。
南坑村的男子，只有一个姓，那就是钟。钟家祖先究竟来自何地，南坑村没人能说得清。老人们只知道，自己的祖上有钱，为躲避战乱，来到安义县的山里。祖先买了南坑村所在的那座山，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钟家的祖房，原在半山腰。张凤莲还记得，要下山挑水，需要走180级台阶。分田到户后，村里人才把房子建到谷底。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从集体分到了上万元，他们就用这些钱，盖起了新房。
然而现在，钟家的人，一个个都搬离了祖先选择的地方，只留下钟兆武及他的女儿在守护着这块土地。
作为“兆”字辈的老人，钟兆武及其在县城租住房子的哥哥钟兆文，更关注这个家族的发展。
钟姓家族有一份家谱，曾保留在钟兆文的手中。他是南坑村年纪最大的人，1937年出生。根据惯例，钟兆文对钟氏家族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由于人人各奔东西，钟兆文已经认不得几个大家族的后代。即使他弟弟的3个孙女，走在大街上，他也很难认出来。
“一个家族解散了，我们对不起祖先。”钟兆文多次和钟兆武说。
他还多次劝弟弟，要是能留在南坑，就留在那里：“咱的祖先都在那里，不要让祖先找不到我们。”
作为南坑村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人，钟兆文这个家族元老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他曾经保留的家谱中，只记录了10代人的字号。“兆”字辈，已经是家谱中的第7代。现在，第10代的“思”字辈人已经出生。不远的将来，下一辈人的字号眼看就没着落了。
“现在有家谱，大家都有个字号，见面还知道是一家人，以后根本不知道了。要是那样，我们这一族人，就算断了脉了。”钟兆文说。
为此，钟兆文委托在广东打工的晚辈，带上家谱，到广东寻根。他听说，在广东有很多钟姓家族。
受委托的年轻人，在广东寻找到多支钟姓后裔。每找到一支，他就查对方的家谱，希望能接续上扎根到赣西北的这支。对方一听同是钟姓，都会热情地让他查。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家谱怎么办？一时间，钟兆文也没了主意。
不过，更多的时候，“兆”字辈的人，也无法考虑这么多。现实的生活以及后代的教育，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为此，当钟兆武一见到他的堂弟钟兆柳时，就忙不迭地问对方，能否给自己的女儿解决一个五保户的指标。钟兆柳是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侄女也无能为力。
钟兆武仍旧一趟一趟奔波于南坑村和安义县城之间。至于奔波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
1967年周恩来为何遭江青打耳光？罕见老照片(组图)
本文节选自《“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 作者：丁帆 原载于《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孙维世的一个主因。
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周恩来违心在逮捕证上签字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
文革中的周恩来遭受病痛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与江青
周恩来在文革集会上发言
志得意满的江青与若有所思的周恩来
文革群众集会上的周恩来与江青
文革群众集会上的周恩来与江青
图为文革时期的周恩来，周恩来的“谦虚”凸显了江青的“傲慢”。
图为周恩来与江青在群众集会上。
图为文革时期周恩来参加集会
图为文革时期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
图为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图为文革时期的周恩来与王洪文等人在黄浦江上。
图为红卫兵访问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周恩来等人迎接。
图为群众集会上，周恩来带头高呼口号。
图为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接见、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中，毛泽东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他们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泽东，甚至与毛泽东握握手，很快，毛泽东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周恩来迅速倚扶栏杆，居高临下，不断挥动右手臂，指挥现场秩序。
图为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冒雨参加群众大会。
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冒雨参加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1966年9月，周恩来等接见来北京串联的各界群众和红卫兵代表。
1966年9月，周总理和康生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大会上。
1966年11月，周恩来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1966年12月，周恩来和受他保护的陶铸（右一）、陈毅、贺龙在批斗会上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与王洪文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接见红卫兵
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林彪检阅红卫兵
文革初期的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在群众集会上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带病做报告
周恩来在群众集会上发言
文革中一次大型集会上，周恩来指挥红卫兵高唱革命歌曲。
文革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与红卫兵交流心得
周恩来与解放军战士
1976年，周恩来追悼会现场。
“递套教授”性学家彭晓辉:谁对性不感兴趣？(图)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中国90%以上的人是性盲”，媒体热衷于他的语出惊人，他也乐于利用媒体扩音。在报道、围观、争议的循环中，性学专家彭晓辉一点一点开垦自己的阵地
去广州的电视台录制节目，辩论大学该不该开辟恋爱场所；去遵义参加《中国性科学》大会，发表演讲批评婚前守贞教育；回武汉给本科生开设《性科学概论》；去沈阳一所大学举办公益讲座，这是华中师范大学人类性学教授彭晓辉最近半个月的行程表。
媒体、研讨、高校……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发声的机会，甚至在网上主动揽活儿。一位法制安全教育基地的警官预告要给高一新生讲解早恋的危害，他马上私信对方“要么让自己去现场打擂台，要么就撤掉讲座”，结果，他收到了警官的邀请。
采访的当儿，他每隔十几分钟就转向变黑的电脑屏幕，移动一下鼠标。在他的实名微博主页，一场说理与谩骂包裹的性观念碰撞，经他一句“大学应该设立恋爱场所”的建议激发，迅速上演，火花四溅。
这不是彭晓辉第一次经历舆论高压。去年5月，他在南师大的讲座中说，如果一个女性，经过反抗或使用其他手段都无法抗拒性侵犯时，最后一道屏障是递上避孕套，以最大程度保护自己。从此，他多了个外号“递套教授”。今年2月，他以私人朋友的身份，邀请前AV女优进课堂和大学生交流，又添了个“性工作者”的称号。他不急不恼，照单全收，感受到敌意时，就回一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中国90%以上的人是性盲”，媒体热衷于他的语出惊人，他也乐于利用媒体扩音。在报道、围观、争议的循环中，性学专家彭晓辉一点一点开垦自己的阵地。
谁对性不感兴趣？
11月的武汉，周末的夜晚，华中师范大学主干道两边，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年轻的情侣们并排坐着轻声细语，而不远处的科学会堂，呼啦啦涌进了六百多人，过道里、墙角边，双双炙热的眼睛注视着台上的彭晓辉。他一手握话筒，另一只手配合说话的重点握拳、挥舞，有如交响乐的指挥，引领听众的情绪起伏。
“有人说，一起吃饭，一起打水，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就是谈恋爱。旁边还坐着人，你能说情话吗？能说‘我爱你’吗？说不了吧，所以你还得给人家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吧。这错在哪里呢？”
话锋一转，他把火力对准了“鼓励大学生谈恋爱”的抗议者。
“当然要鼓励，学校不鼓励谁鼓励？难道你明天结婚，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把人一介绍，马上入洞房，那跟拉郎配有什么区别？”
笑声和掌声中，彭晓辉微微一鞠躬，露出标志性的8颗白牙，“谢谢你们，看来我们的心是靠在一起的。”
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掌声。
讲座结束后，有女生追着他要签名，有男生围着他聊异性。夜深了，他才捧着主办方送的一大束香水百合“脱身”。
第二天再见面时，他指着那束花一脸懊恼，“现场有个女生告诉我昨天是她的生日，我要是反应过来，就应该把花送给她。”
“想到自己现在会这么火吗？”
“没有。这个领域虽然研究的人少，但它恰恰成了热点，从这里转走的少有像我这么受欢迎的。”
20年前，兴趣驱使加上渴望成为自己的学术主宰，彭晓辉一头扎进了人类性学的“蓝海”。问他“为什么对性学有兴趣”，他斜着头反问“谁对性不感兴趣”。
咽下去的后半句是“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
他翻译了德国著名性学家黑伯乐先生的网上性学档案馆，李银河在博客上推荐的当天，网站就因来自中国的访问量过多而一度崩溃。
他指导的性科学协会是国内高校首个涉及性科学领域的学生社团，现任会长王芝告诉记者，许多会员是招新结束后偷偷来向她报名的，因为担心周围同学知道了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彭晓辉记得，决定从医学转向性学时，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只是提醒了他一句：拿不到博士学位，以后竞争可能会吃亏。因为性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国内尚未被承认，不具备硕博士授予资格。
早年，他一直梦想着去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深造，拿顶博士帽回来，但碍于高昂的学费未能成行。临近退休，他开始和学位和解。
“我没有博士学位，这是肯定的。尽管遗憾，但不后悔。如果选择别的专业不是拿不到，但我不愿意在不感兴趣的领域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人生目标不能光追求表面，而要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夹缝里的生存之道
彭晓辉出生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行动受到限制，把尚在襁褓中的他送到湖南的舅舅那里。直到4年后，舅舅家也吃不饱饭了，母子才得以重逢，为此，全家照了合影。在这张没有父亲的黑白相片里，细瘦的彭晓辉身后的母亲，双腿浮肿。
三年级时，有高年级的同学辱骂他父亲，叫他“黑五类的狗崽子”，他找对方打架。打赢后，全校没有人再敢惹他，而原先被欺负的同学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被打的同学不服，找他母亲告状，母亲先是打他，问清原委后，转而打自己，他赶忙拉住，母子抱头痛哭。
童年的经历教会了他两件事，第一，要比别人强，不给母亲丢脸；第二，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不退让。
1990年，国家教委和卫生部共同颁布《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其中规定：“普通中小学必须开设健康教育课，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
这个“应当”成了彭晓辉手里的“令箭”，1992年他面向全校开设《性科学概论》的选修课，目标是Sexuality Education（性科学教育），而不仅仅是Sex Education（性健康教育）。这个学期开始，《性科学概论》入围武汉市7所部署高校的共选课名单，为了“走穴”，彭晓辉减去了本校的一个课时，对学生们而言，这张需要用“人品”刷的听课证更加一票难求了。
20年来，70后、80后、90后相继加入，他们共同的感受是，上课如“洗脑”，在一步步走近性科学的同时，对性固有的认识被彻底颠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