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述弢
    
    核心提示：斯大林一怒之下，命令逮捕雅科夫之妻尤丽娅·梅尔策，罪名是给德国人当间谍。尤丽娅在古比雪夫蹲了一年半的监狱，直至雅科夫去世的消息传来方才获释。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作者：述弢，原题：斯大林长子雅科夫被俘及死亡真相
    
    雅科夫的全名是雅科夫·约瑟福维奇·朱加什维利，他的生身母亲是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1907年，叶卡捷琳娜不幸病故，斯大林从监狱中赶来奔丧，父子俩在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首次相见，其时雅科夫尚不满周岁。此后一别13年，斯大林都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雅科夫则由姨妈和舅舅、舅妈一手带大。1921年，雅科夫从格鲁吉亚来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家中，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居高位的父亲，后妈阿利卢耶娃，同父异母的妹妹斯韦特兰娜和尚在襁褓中的弟弟瓦西里。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大家相处倒还融洽。难的是学业，雅科夫对俄语一窍不通，满口格鲁吉亚语，学习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在所有的国际象棋比赛中独占鳌头，足球踢得特棒，且风度翩翩，很快成了女孩子的偶像。1930年，雅科夫考取铁路运输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吉尔汽车制造厂工作；1937年，又听从父亲的意见考入炮兵学院指挥系。因已有大学学历，他获准从一年级跳到四年级，上学期间，与芭蕾舞演员尤丽娅·梅尔策喜结良缘，并育有一女加林娜（小名加利娅）。
    
    1941年6月23日，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雅科夫就上了前线。临行前来不及见父亲一面，只通了个电话，斯大林说：“去吧，好好打仗。”
    
    雅科夫在奔赴前线途中，从维亚济马火车站给妻子寄了一张明信片，其中说道：
    
    亲爱的尤丽娅。照顾好加尔卡和你自己。告诉她爸爸雅沙很好。等一有机会，我再写一封长点的信。别担心我，我一切都好。你的雅沙。
    
    多年后，女儿加林娜听邻居说，父亲走后，母亲哭了很长时间，就像乡下女人哭死去的丈夫一样边哭边诉——该不是感觉到她的雅沙再也回不来了？
    
    雅科夫一直没有寄来“长信”。1941年7月11日，德军攻入维捷布斯克市。苏方三个集团军落入包围圈。其中就有雅科夫上尉担任榴弹炮连连长的第44坦克师第14榴弹炮团。战争初期，被围困部队的惊慌和混乱可想而知。当时苏联对于德国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损失惨重，仅仅三个星期，苏军阵亡人数即高达百万，7万余人被俘。
    
    部队首长并未忘记雅科夫。他们知道一旦斯大林儿子牺牲或者被俘会是什么结果。因此师长瓦西里耶夫上校给特别处处长下了死命令：撤退时务必把雅科夫拉上汽车。据炮团团长报告，命令已经执行，然而当7月16日夜间该师余部冲出重围时，却不见雅科夫的身影，且不知为何并未加紧搜寻。直至在大本营的朱可夫下令立即弄清雅科夫上尉的下落并报告方面军司令部后，才自7月20日开始搜寻。由政委戈罗霍夫率领的摩托化部队士兵，在卡斯普利亚湖边遇到了红军战士拉普里泽，据拉普里泽说，他是和雅科夫一起突围出来的。7月15日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将随身的证件埋到土里，在弄清附近没有德国鬼子后，雅科夫决定稍事休息，拉普里泽则一直往前走，碰巧遇到那批摩托化部队的士兵。政委戈罗霍夫似乎不明白自己在找谁，带着人就往回走了，他认定雅科夫已经归队。
    
    雅科夫的好友伊万·萨佩金上校的一封信将事情经过讲得比较清楚。这封信于1941年8月2日发出，寄给雅科夫的弟弟瓦西里。信中说：
    
    炮团落入包围圈。师长丢下他们不管，登上坦克离开战场。坦克从雅科夫·约瑟福维奇旁边驶过，甚至都没有关心一下雅科夫的命运，自己坐在坦克里同炮兵师长一起突出重围。
    
    雅科夫同数十万同胞一样，从此杳无音信。除了拉普里泽外，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说明雅科夫神秘失踪的人了。
    
    1943年8月13日，德国飞机从空中撒下传单，上有一张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的照片，身着红军的大衣，周围是德国士兵，图下的文字是：“这是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长子，第44坦克师第14榴弹炮团榴弹炮连连长，7月16日在维捷布斯克附近同数千其他官兵一起投降当了俘虏。你们也学习斯大林儿子的榜样，投降吧！”
    
    雅科夫被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大林处，这无疑是对斯大林的一大打击。祸不单行，战场上处处失利，如今又加上个人的不幸。德方的宣传攻势有增无减，8月份又出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
    
    亲爱的父亲，我被俘了，身体还好。不久就要到德国一个军官战俘营去。待我不错。祝您健康。问大家好。雅沙。
    
    苏联军事侦察机关试图摸清雅科夫的下落，派出了几个营救组，均无功而返。许多地下工作者和侦察员在向莫斯科通报雅科夫的情况时暴露了身份。德寇兴高采烈。斯大林一怒之下，命令逮捕雅科夫之妻尤丽娅·梅尔策，罪名是给德国人当间谍。尤丽娅在古比雪夫蹲了一年半的监狱，直至雅科夫去世的消息传来方才获释。
    
    本文来源：同舟共济

    
    来源：《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八二宪法也被称为邓小平宪法，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中国宪法　
    

　
    作者简介：田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导语：在八二宪法而立之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应当树立对自己宪法的信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经由宪法实现社会进步的救赎希望，才能保持对自己宪法的忠诚和热爱。因此，八二宪法三十周年之时，对于宪法的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是中国宪法理论重新出发之刻。

宪法司法化与宪法学司法化
    　　
    在一些宪法研究者看来，我们的八二宪法从来没有“立”起来过。当我们将美国的1787年宪法称为一部“活宪法”时，我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八二宪法并未能“活”起来，或者说它一诞生就进入休眠状态，需要一种司法化的机制将其唤醒，因此就有了弥散在当下宪法学界的一种失败论调：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实际上，八二宪法不仅自身已经成功，而且在这部宪法之下还发生了中国崛起的故事。因此，失败论必须解释：一方面，宪政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中国虽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宪法，但距离宪政还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宪政”，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取得了那些宪政国家所无法想象的社会经济成就。在当下，通行的论述策略是将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成就进行切割处理。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碰到这种论调：中国虽然有了经济意义上的崛起，但如果不能实现宪政，现在的成绩就终将烟消云散。
    　　
    但本文认为，简单的切割无法取代艰巨、严肃和体系化的学术建构工作。宪法研究者只要抛开那些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理论眼镜，跟随常识和逻辑来观察我们的实践，就应当承认，我们在八二宪法治下的三十年内至少是做对了一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同意，宪法学者应该从实践出发去发展理论，而不是用未经反思、缺乏根基的理论来规定实践，也不应总是动辄以独立性为由来进行碎片化的批判。
    　　
    由于中国“有宪法，无宪政”这一学术迷思，宪法学内部弥漫着一种“预备”宪法学的心态。有时候，宪法学者会“自嘲”为屠龙术的演习者。但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或许未能意识到一种更为隐蔽的破坏作用：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研究议程的控制力。长期以来，我们的前沿研究看似追随欧美宪法学在当下所讨论的话题，却很少自觉思考如何回应中国宪政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所取得的进步和所陷入的困境。当然，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也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前沿”研究的成本，同时让我们的宪法论述更碎片化、即时化，很多时候无异于新闻摘要或简报。
    　　
    在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的时刻，宪法研究者应当在内心深处生出一份厚重的历史感。但很多时候，中国宪法研究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历史感：我们只是在消费八二宪法，自己却并没有生活在这部宪法中。预备心态让我们向前看，学习心态让我们向外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八二宪法之上和之外来旁观中国宪政实践。
    　　
    在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十多年过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宪法并没有司法化，但我们的宪法学却基本上被司法化了。司法化的范式一方面遮蔽了由现实政治所提出的、应予理论回应的真问题，另一方面认定中国的宪法问题应当得到一种“司法化”的解决，否则就是“反宪政”的，而无视司法化在八二宪法体制内本身即可能是反宪法的。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宪政的历史尚未终结，中国一部分反宪政理论的政治实践，并不是折射出中国距离理想宪政形态的距离，而是为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提供了由实践去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学术富矿，但真正开掘这一矿藏，就要求我们摆脱理论前见的桎梏，直面事实本身，进入八二宪法的实践。在此意义上，需要“立”起来的与其说是中国宪法，不如说是中国宪法理论。

宪政的两个维度
    　　
    宪政是什么？
    　　
    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学术争议。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研究者来自规范宪法学还是政治宪法学的阵营，因为宪法必定有其规范性，同时也有其政治性。高全喜教授近期曾提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左右之争，但这也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于宪法而言，我的“左”或“右”是不重要的，真正的宪政主义者只能对宪法忠诚，而不应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偏好混入宪法中，他们只能发现“宪法中的最好”，而无权单方面推行“最好的宪法”。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宪政。
    　　
    中国有宪法但无宪政的迷思来，一种舶来但被认为普适的宪政观，即将宪政理解为司法审查或者宪法的司法适用。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有一种司法性的机构进行宪法解释并有权宣告违宪立法无效时，宪政才得以确立。本文没有必要批判这种司法化宪政的范式，但如果“这就是宪政”的话，中国确实还没有宪政。而就我的判断而言，这种韦伯意义上的自动售货机式的宪政设计，我们的宪法问题从入口处输入，在出口处即得到解决，一方面是对欧美国家宪政发展史的误读和浪漫想象，另一方面也不适当地简化了中国宪政问题，事实上，宪法审查在中国体制内可能并不能解决宪法问题，它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本文所给出的宪政定义很简单：所谓宪政，就是最高的政治。这或许是一个司法化论者难以接受的判断，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宪政何以“最高”。如果只是因为宪法是高级法和根本法，宪政就是高级、更高乃至最高的政治，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论证，而且很容易再次陷入宪政即司法审查的误区。在我看来，作为最高政治的宪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加以把握。
    　　
    宪政的时间维度：
    　　
    宪法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的法律，因此宪政就是一种长时段内的政治，宪政决策也就是在为子孙后代立法，其决策的效力不仅会发生在决策者的有限任期内，它所写下的是那些常规政治无权加以改变的根本法则。马歇尔大法官在著名的美国银行案中对此有过精彩的阐释：“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而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多长才算长”？在中国宪法论述中，邓小平对香港人做出的“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是一个经典例子。一国两制要求香港在回归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邓小平和香港基本法第五条又为这种不变加上一个期限：即著名的“五十年不变”。在此意义上，“五十年不变”构成了《基本法》的“基本法”，它一方面限定了北京对香港基于一国之主权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也限定了港人在两制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决策权。更重要的是，“五十年”当然是邓小平所无法看到的时间范围，但从来没有人因此担心邓小平“五十年不变”这一“诺言”的实效。在中国宪法体制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代际政治模式后，宪政作为最高政治在时间维度内就表现为那些超越代际政治而不变的法则。
    　　
    宪政的空间维度：
    　　
    1978年11月，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出访新加坡时曾经对李光耀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1979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告诉麦理浩一句话：“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在改革开放起步之时，在面对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型地区或国家时，邓小平的两句肺腑之言生动地展示出宪政的空间维度。
    　　
    在这里，宪政的空间维度基本上表现为“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而且，中国作为大国所具有的时空差异性也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宪政的空间维度。马歇尔大法官在美国银行案中也曾阐释“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政治的决策者，他个人的空间感来自于数十年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练。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中国”。更重要的还在于，邓小平不仅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在每一职位上都是独当一面、统领全局的领导人。这种由政治历练所形成的空间感并不是短期内走马观花所能速成的。这也可以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有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谈的，它要求“通盘考虑”的能力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感。
    　　
    因此，宪政作为最高政治，是相对于一时一刻或一时一地的政治而言的，在中国的政治运转中，它基本上表现为那些超越代际政治、并且在多元格局内一体适用的法则。我们所要发现的中国宪政，也就是存在于这种时间和空间尺度内的最高政治，它管长远而不是管一时，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

真实的中国宪政问题
    　　
    “管”如今是一个不那么学术正确的字眼。但宪政作为最高政治，落实到实践中就必定表现为一个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将八二宪法称为邓小平宪法，所指的其实就是邓小平至少在1978年至1992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宪政问题的拍板人。
    　　
    就此而言，如果不理解邓小平的政治理论以及改革策略和路线，我们很难把握八二宪法的时代精神。但如果将宪政落实为“由谁说了算”的问题，宪法学者或许会认为这一判断本身就是反宪政的。
    　　
    但现实从来不是如此简单，本文在此只需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由九位大法官(非民选、终身制、不可“上诉”)“说了算”的政治设计就是宪政，而同样由最高决策层说了算的政体就不是宪政，这种区别的理据何在？
    　　
    实际上，现代宪法理论所讨论的往往都是权力切割术。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宪法学说，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司法审查、隐私权，都是在预设国家权力为恶的前提下探讨如何“由野心来制约野心”。
    　　
    但是，政治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必须要有人或有由人所组成的机构“说了算”，区别只是在于由哪些人、多少人、经由何种程序、在何种领域内说了算，这就构成了一种观察中国宪政运作的理论视角。
    　　
    根据傅高义的记述，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关注过美国的分权制度，当时在众议院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奥尼尔议长也曾指出，邓小平尤其着迷于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分权与制衡的制度设计。而且，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也强调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但奥尼尔后来也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
    　　
    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论述在路线上的紧张根源于所处理问题的不同。我们知道，即便在邓小平痛陈“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时，中国的政治也并非铁板一块。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比谁都更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就是向地方分权让利，而且邓小平之所以有向地方分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两个积极性”的宪政实践。但宪政问题不能化约为公共政策论证，而中国应当避免“分权制”就是邓小平在最高政治的层面上所给出的判断。
    　　
    傅高义在叙述完邓小平的一生后也指出：“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因中国的体制不符合美国三权分立就认为中国没有宪政，恰恰相反，如何实现最高政治层面上的统一领导才是中国真实的宪政问题。
    　　
    傅高义在其邓小平传记中称，邓小平曾向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交待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傅高义对此评点道：“对于他来说，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领导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而江泽民在2004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时也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当年决定我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的。”
    
    本文来源：新浪历史

南方周末的两份新年献词         2013-01-08 10:36:40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03/16/5769371_257876567.shtml 戴志勇：中国梦，宪政梦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先败于英，后败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国士人。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这一点，很多人早就努力践行这一点。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 　　你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梦想，并且兑现梦想！ 　　为你的梦想鼓掌，为这个国家的梦想加油，这就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是他们不大不小的野心。他们忠于新闻，更忠于内心。愿你也有个玫瑰色的美梦；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赋。 　　总会梦想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街头卖艺； 　　总会梦想人人内心有爱，即使罪犯也未必穷凶极恶，总有恻隐之心自由闪动； 　　总会梦想阶层只是引人自由流动的动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视的天堑；总会梦想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为改善人类的现代处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转转一百七十年，美梦成真何其难！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温天命之谓性；依然有人坚持要求权利一一落地，政治复归于正，公义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难，梦想终会落实为宪政良制，风行为敦敦美俗。 　　先辈们筚路蓝缕，践义成仁。如今，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 　　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称美古人，赞扬邻居，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他们眼中洋溢的快乐，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 　　宪政之下，才能国家持续强盛，宪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强大。兑现宪政梦想，才能更好地外争国权，维护国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最终必得落脚于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脚于人人可以我口说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梦。 　　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利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针对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万物自在，各正性命。这就是古人的梦想，先辈的梦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梦想。 　　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万物诞生，因梦想不灭。梦想就是生生之几，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倾听你的梦想，期待你敢于做梦。你从苦难中爬起，他们为你加油；你尝尽人世冷暖，他们为你加油；你收获美好生活，他们为你加油……他们别无所资，惟有对梦想的执着；他们别无所长，惟有对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 《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刊载于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第1版。　　 　　梦想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 　　这是我们第一千零五十七次和你相见，也是2013年的第一次。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你守护你的生活，我们守护这张报纸。让我们彼此祝福，愿你我都能够在新的一年离梦想更近一步。 　　梦想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而这期许常新。我们曾创造灿烂古国延续千年，但1840年的炮火惊醒天朝旧梦，我们始觉昨日之弊。开眼看世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肇始于此；变法维新肇始于此；革命共和肇始于此；五四呐喊肇始于此；而南湖游船上的畅想、天安门上的宣告、改革开放的号角，亦肇始于此。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从来不能脱离时代的进程；“苟日新，日日新”，唯有融入文明进步的潮流，期许才不会退化为桎梏。 　　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而我们必须对自己一诺千金。农民从种子里收获一个好年景是应然之事，孩子从学校平安归来也是应然之事；先贤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应然之事。 　　在2012年年末，梦想的火焰又一次被点燃。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奋斗，蕴藏着中华民族固有的“家国天下”情怀，更包含着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站在新年的起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是因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样的时代强音，因为宪法正是国家对万千生民的梦想所签署的契约。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是因为“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样的民生承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民族复兴之梦必须将广大人民个人小梦串联汇聚，把国家与人民真正连为一体的承诺正是汇聚的闸门。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已处于能够兑现梦想的时代。我们梦想权利一一落地，公义自在流淌；我们梦想国家的强大成为人民福祉的保障，让每一个人都从国家的发展中收获自己应得的成果。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祭奠那无数舍身成仁的亡灵；兑现这一万一亿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令人欣慰的是，从新中国“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新世纪“强起来”，我们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我们倾听你的梦想，我们期待你敢于做梦：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做梦者才杰出。我们别无所倚，惟有对期许的追求；我们别无所长，惟有对承诺的执著。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1/07/2164404.html 引起整个闹剧的导火索在于元旦的新年贺词，我目前没有买到原本，据大家的说法，基本上有三条最为严重的错，其一是2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据称位于封面，其二是将众志成城写作众志成诚，据称出自封面文章，其三是“这是我们第一千零五十七次和你相见”，实际上这却是1507期而非1057期。 这几处错误说实话让我很怀疑，这些错误就一个作品而言，并不是疏忽就可以犯出来的，恰恰是必须经过精心编排才能犯得如此准确。2000年前大禹治水，出现在最为醒目的封面上，一千零五十七，出现在正文第二段，而第一段只有一句话“梦想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也就是说两个数字上的错误完全被摆在了最现要的位置，基本上属于怕你看不到的地方。我可以肯定这两个错误不会出自坨哥之手，第一个错误不管改版时间多紧迫，只需要百度一下就可以避免，而第二个错误假如是坨哥所为的话，试想他会在自己并不了解出版刊数的情况下去细心地写下一个四位数字吗。 令我比较敏感的是2000多年前的大禹话题，已经有人指出，2000多年前是王莽新政时期，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事实上证明大禹在献辞中出现历经挫折。据现在流传的消息称，总编辑黄灿将大禹治水的封面上交后被要求替换为航母。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大禹治水的故事哪里犯了忌讳。后来才明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时使用的是息壤，此物见土即生迎风即长，以此堵水却没法抑制潮流，终于失败而领罪受死。大禹接任治水后的核心政策是：以疏代堵。 至于疏什么堵什么，国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壅。这个以洪水比民意的道理与大禹暗合。 至于第三条错误的解释，或许是我太神经质了-------众志成城改为众志成诚，是否意味着众志需要“言”而不是“土”，需要的是大禹疏导出的民之口，而非鲧抛下之后四处堵塞的息壤。 这就是大禹治水如此敏感的原因，南方周末的原意是指，中国梦的起点，从以疏代导开始。但是现在变成了2000年前的大禹治水，可否理解为，我们所期待的大禹治水以疏代堵，不过是一场新莽乱政。这样看起来，2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更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抗议。 然后是1057期与1507期的区别，表面上这只是一个数字的差别，但这里面跨越了8年。1057期的南方周末出自2004年5月13日。根据《2004---2008年南方周末25年纪事》的表述，这一年是南方周末成立20年，从这一年开始南周第五次扩版，将32版发行全国，该年度新年献词为《这梦想，不休不止》 于是我手贱地找来了1057期，发现了这货和这货。 图片有点小，这是1057的南周，其中2篇新闻题目值得关注，红框中的“不会忘记的承诺”，与“法治的梦想有多远”。而现在修改后的贺词题目就是“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其主题句就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 《不会忘记的承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00年庆典的现场讲稿，其中有多处g点： a“沉溺于历史者有可能失去当下”，去年我在参加某著名高校的校庆时就曾说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总是追溯自己悠久的历史，展览其高贵的源头，有时不仅可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反映了她的今天已不那么辉煌，甚至可能是——她已不再辉煌”。 b不仅如此。我们选择今天，也还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日子；用我们对于这个古老民族和对于这个年轻事业的热爱把五月的这一天锻造成一个金色的日子，一个令人激动、值得怀想和纪念的日子，或者说，一个象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象征；借此，在这个新的百年开始之际，激活我们的想象，凝聚我们的信念，焕发我们的追求，表达这一代北大法律人乃至中国法律人对于我们自己，因此也是对于我们横卧在万水千山中的祖国的一个郑重承诺。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后辈问起这一代法律人，我们会用这样一句歌词回答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 《法治的梦想还有多远》作者为郭国松，文中历数了中国法制历史进程，并且出现了一句无心插柳的内涵： “从“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到不久前国务院提出要用10年时间建成法制政府，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觉和信心：中国正在朝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前行！” 该文是上一次民众对组织怀有新希望时写下的，当时国务院提出10年建成法制政府，当时是2004年。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以上两条新闻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综上所述，1057与1507的关系就在与前者在8年前提出了疑问，而现在同样的疑问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为当年给出答案。1057与1507的差距不在于一个笔误，而是告诉你，经历了8年的追梦，人们回到了原点。人们以为已经接近了梦想，却不得不再次和8年前一样追问，“法治的梦想还有多远”。这个错误不是坨哥搞出来的，不是对南周历史了如指掌的人犯不出这种错误。 这就是说，大禹治水的错，众志成诚的错，乃至于1057与 1507，都更像是一次秘而不宣的示威。考察戴本原文，并没有出现1057，出现1057的是后来南周公布出来的所谓编辑本，正是在这个版本里给出了 1057，并且用“离梦想如此之近”和“承诺”作为对8年前1057期的回应，因此我觉得，造成这次风波的核心原因，就在戴本与省委审查之间的阶段，而并非是传言中的坨哥本。据网上流传的修改流程看，戴本成型后经历了编辑史哲的改动，改名为《中国梦，梦之难》。之后又由黄灿交由省委宣传部批示，在领导的指示下完成了现在这篇《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也就是说戴本之后的文章多次历经南周之手。我想既然省宣部不会对南周的过去如此熟悉，那么故意以这几个错误表达消极抗议的想法可能是在南周那里形成的。这也符合了事发时坨哥不在广东的信息。即便坨哥确实在发布之前插手此事，也必然不是几处错误的创作者，最多是使之变得更和谐一些，却绝没有发现南周人隐藏起来的别致用心。 所以说事实上现在南周的义正言辞，看起来其实更像是次顺水推舟而已。如果不只是顺水推舟的话，那后面的设想就随大家便了。 由看风景张贴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