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局势依然纷繁复杂，美国“财政悬崖”虽然推迟了，但风险仍然存在;欧洲在衰退中前途未卜,中东叙利亚的结局依然扑朔迷离……我们是走在摆脱危机的路上还是正接近另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发了一篇查尔斯•埃默森的文章，题目为“灾难前夕为什么这个世界在2013年看起来和一战前夕的1913年惊人的相似?”，把今年和100年前的世界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原先全球领先的力量恰恰处在了相对衰落期，它们为国内的政治危机和不断遭到侵蚀的经济发展所困扰。同时，崛起中的国家正在世界各地争先恐后地寻求自己的位置。它们当中，有的正为自己在当前的全球秩序中寻找新的一席之地，有的则对这一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民主和专制制度共存于一个不安的竞争体中。通过人员、贸易、货币流通以及史无前例的无视距离的新技术传播，世界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内联在一起。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道德意识，正在兴起。小镇上的美国人正在搭乘华尔街的高速快轨。亚洲再度崛起，哦是的，中东仍有麻烦事。

　　听起来很熟悉，对吗?

　　1913年的世界，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我们通过时光好奇地回放时，在许多方面，100年前的它似乎和今天的世界不怎么相像。若是我们把一个世纪的时间都压缩到眨眼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带着一种丝毫不觉得神秘的感觉来看待它。不过，回溯我们曾祖父母曾经生活的世界真的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吗?

　　让我们以一种预见的方式得到那些警告吧。历史不会重演——至少不会完全重演。一个时期同另一个时期从来没有完美的类比。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

　　2013年，美国的长处和短处都跟100年前的英国不太一样。英国倚仗自己世界银行的身份以及金本位制度下的地位在政治上获益。今天的美国尽管凭借发行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从政治和经济上同时获益，但和那时的英国相比几乎处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位置：美国有庞大的国债负担。(有人或许会争论债务是否应该算作美国的大问题，因为目前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是中国。不管怎样，如果北京没有从华盛顿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它是不会抛售美国国债的。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事实给人一种感觉，即美国正在衰落。而这种力量此消彼长的感觉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如何对待它们的态度。)此外，2013年的美国和 1913年的英国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这点和当今国际秩序中的美国不同。从来没有一个单极英国时刻。1913 年，英国已经在工业上落后德国几十年了，是个越来越依靠老本的国家。2013年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它还是最有活力和最具创新性的。

　　此外，21世纪全球范围内势力强弱的消长与20世纪初是不太一样的。1913年，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大部分来自欧洲)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土。在非洲只有两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独立国家。2013年，联合国成员中有超过190个独立国家，其中的 52个国家都是非洲国家。1913年，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生活在欧洲，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少于十分之一了。现在，把这个世界联系起来的国际法律和法规要比 100年前厚得多。我们不应该忘记，用于战争法的海牙公约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海牙国际法庭的前身和平宫是什么时候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呢?你猜对了，就在1913年。

　　事实上，历史角度的类比是不完美的。 1913年和2013年之间的类比也是如此，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毫无用处的。那只是表明它们需要小心严谨的解释。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但它会押上韵脚。” 我们的任务就是倾听历史的韵脚，核对我们所听到的，以便捕捉到它们。

　　对于决策者或政策分析师来说，历史的效用并不是一包来自于当今世界、包装得整整齐齐的教程，从书架上拿下来之后就可以公式化地放之四海而皆准了。相反，它需要我们找出一种方式来思考变化和连续性，偶然性和机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提醒我们那些使国家和社会运行中止的惊人事件，同时还可以检验我们的热情，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与众不同的。1913年的世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年，20世纪的大灾难正处于萌芽状态。当然，误用历史是一种罪过，而滥用历史更甚。但是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错误：想象一下我们已经逃离历史了。

　　技术是一个常见的罪魁祸首。历史如同亨利•福特所说，是骗人的鬼话，而科技却常常提醒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超高速的时代，一个拥有革命性创新的时代。当创新表现为闪亮登场的iPhone手机时——其亚原子的运作方式非常接近于魔法——人们很容易屈服于技术的狂想曲。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代，这和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同。然而，激进的技术变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1913年，世界已经有了技术革命。无线电报被引入，提高了海上航运的安全，人们无需电线就可以访问全球各地的市场和战略信息。汽车已经走下了世界第一条生产线——它位于福特在底特律的高地公园工厂——并被运往世界各地，它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蒙古的佛教僧侣。石油取代煤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的燃料,这些变化将英国海军部推向伊朗南部的石油业务，并开创了现代中东的石油外交。世界上第一部完整长度的好莱坞电影在这一年年底开始放映，第一部印度电影也到达了孟买的电影院。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甚至在他上一年度的总统选举活动中使用了电影作为宣传手段。(这部电影的主题也非常适合2013年：向富人收税。)

　　最后，显着的技术进步对事物的改变会超出我们的预期——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是很难预测的，但从发明到第一次应用，这中间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新技术第二次或第三次应用带来的冲击也会越来越迅速。一个技术不管有多么先进，最后总是被移植到相对较老的技术上，然后才应用于人类个体、社区和国家。之后，最先进的技术可以被最落后的个体所操纵。不到10年，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人类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和解放)的成果就被用于空投炸弹了：用飞机进行空中轰炸发生在1911年的利比亚，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地区。同样，20年前当互联网被人们誉为帮助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力量时——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认为——独裁国家已经开始使用它为自己服务了。世界第二古老的行业——间谍——也迅速适应了这个开放的线上世界。技术或许是驱动历史变革的动力，但它也会屈从于历史背景。

　　从历史角度看，特定主题或是特定“韵脚”通过历史(人类的贪婪、操纵技术、决定军事行动时地理的重要性、塑造政治时信仰的力量、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坚定信念)重现是不足为奇的。你觉得2000年以来，债务推动的繁荣是不同于其它时期的繁荣吗?答案是错误的。古希腊人，在熟知人类的贪婪、自我欺骗、骄傲自大以及因此所招致的惩罚后，无需哈佛商学院的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就能很好地解释2008年的金融危机。你觉得有了激光制导弹药和无人机，平息阿富汗将是小菜一碟吗?事实并不这么简单。你觉得全球化是注定要永远持续下去的，洲际战争是不可能的，且向前的民主步伐是不可避免的吗?打住，难道在1913 年人们没有这么认为吗?

　　100年前整个世界的关键，对今天的世界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它在不那么遥远的过去，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尽管并非与我们当今的世界完全不同)四分五裂了。究其原因，并非因为人类社会是被无法控制的命运之力所左右，或是因为他们的极端愚蠢。只是人们没有预料到事情会朝后来的方向发展。经历了1913年全年的人们并没有把这12个月看成灾难的前奏。现在回想起来，在地平线上曾聚集着风暴。但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自己正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或者他们只是有其它的事情要考虑。

　　1913年的世界是动态的、现代的、互相联系的和智能的——就像我们当前的世界一样。1913年，现代欧洲的军械库艺术展征服了纽约。同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局，它成为之后全球金融力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今天，以一种大致相同的方式，作为一个全球性交易货币的出现，中国的人民币为中国将来挑战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1913年，圣雄甘地在南非被捕，澳大利亚人确定了他们的新首都，俄罗斯芭蕾舞团在欧洲掀起了一场风暴，然后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和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获得了同样的辉煌。1913年，当时中国最大党派的领导人宋教仁被暗杀。这次谋杀就像一年以后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913年，列宁还在加利西亚山上过着流亡生活。俄罗斯正处于工业繁荣的中心，很多人认为最大的革命危险已经过去，沙皇俄国将在欧亚大陆占据主导地位。还是1913年，日本，这个60年来一直隐居在世界舞台之外的帝国开始向外扩张，作为一个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它被其它大国视为对手而存在着。日本国内，新天皇刚即位的不确定性和对最后一位幕府将军的哀悼同时并存。在一战前的最后一年，德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让伦敦和整个欧洲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即尽管英德在海军军备上进行着竞赛，但二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国际工人们的团结没有阻止战争的来临，那么全球金融自身的利益也会阻止它。

　　当然，和任何其它时代一样，1913年也有预见到黑暗和厄运的预言家。世界各地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员，他们将自己周围的一切国际化进程——从测量时间到战争法的所有事情——都看作是水到渠成的历史演化的宏伟计划。“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个大陆是单独存在的，“ 英国历史学家，古奇﹒G.P.在1913年写道，“全球合约化之后，人类对他们的统一性更加自觉了。思想、理想和试验造就了全球化之旅。文明已经国际化了。”很多人指出，经济全球化使战争无利可图;有些人认为这使战争成为不可能。像往年一样，1913年举办了国际展览会，以纪念世界的进步和走向更大的整合。而举办国比利时在会后一年内就颤抖在炮火的轰鸣中了。1913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一些人视为国际上的和事佬。就在几年前，加州和伯克利大学的校长还打算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呢。

　　那么，上面说的这些和2013年的世界有关吗?

　　这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边缘，在读了这些之后，应该逃往山林并祈求最好的结局。未来大国之间的冲突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预示全球贸易的崩溃——尽管我认为这些情况实际上比10年前更容易发生。不过，回顾1913年的世界可以提醒我们，关于全球化的连续性，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几十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有体系内，存在很多独特与貌似合理的冲击，让我们的预期疯狂地偏离了航线;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很难预测和参与，但我们可以为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间接的准备。

　　一般来说，把2013年的美国和1913年的英国做类比不是很合适。不过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比25年前更像100年前——它是一个竞争的多极化世界。正如1913年那样，技术、贸易和金融把我们今天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理性的利己主义告诉我们，这些力量所带来的整合是不可逆转的。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贸易保护正在抬头，全球贸易谈判破裂，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完全不足，互联网出现分裂。有一种激烈的、认为其会自我应验的言论认为，西方的主导地位——作为世界规则制定者的地位——正在终结。

　　人类注定要永远生活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但是从历史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不确定性，纠正偏见，质疑假设，并延伸我们的想象力。通过了解其它国家——尤其是那些重新在世界上取得显赫地位的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心态、期望和恐惧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未来如何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个由过去的事件所决定好了的进程。

　　1913年的世界——一个辉煌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为我们提出了警告。在这一年里，世界的运行机制被许多人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在 2013年，当面对类似的全球变动时，我们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设想现存世界的运行机制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漫步到未来，未来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我们希望它变成的样子。这些令人欣慰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为一个更为艰难的旅程做好准备。

要复兴中华，就必须恢复汉服

　　汉服是满洲征服（清朝）之前的中国国服，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汉服曾经的中华国服地位，是文化竞争和民族融合的结果，因为汉人文明程度和数量，在东亚大陆各族中据有绝对的优势，中原王朝从来没有象满清入关所行那样，以屠刀把自己的服强加在别的民族身上。因此，汉服曾经的国服地位，是有道德合法性的。

　　但有的华人，特别是满族人（文化消亡后的满洲人后裔），一碰上对汉服倡扬，就如芒在背如针扎臀一跳三尺高，必欲狠狠抡起大棒，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狠狠敲打。这种观念和心态，都非常的混账和荒谬：
　　三百多年前，入侵中国的满洲人以大屠杀（即“薙发易服”政策），踏着上千万汉人的尸体消灭了汉服，满洲入侵者专制到头发到衣饰的这一极权暴政，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它是不折不扣的、以文化灭绝为目的的种族大屠杀。尽管满洲人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旷古所无、罄竹难书，“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袁世凯等中华民国领导人，并没有报复满洲人的后裔——满族人，从没有要取缔他们的旗袍、马褂和语言文字，相反，中华民国政府还以对待外国元首的条件，厚待当年的满洲征服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与当年爱新觉罗集团入关后，对中国正统王朝朱明皇室斩尽杀绝的刻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中国大陆的汉服运动，并非要以汉服取代满族及各少数民族的服装，甚至并非要重树汉服的国服地位，只是为了恢复汉族人的传统。因此，部分满族人对汉服运动的指控不仅无理，而且混账无耻。
　　汉服之美，是其他任何服饰无可替代的；唯有汉服，才能流畅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美和神韵。当然，西服同样很美，但是，鲜有中国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能以西服穿出欧美白种人的气质和风采，就如同西方人穿和服、韩服，很难穿出日本人、韩国人的品味一样。

　　为什么唯有汉服，才能流畅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美和神韵？其根本原因至少有两个：

　　一是由于人种关系，也由于育婴时期的睡姿（东方人一般以仰睡育婴，而英国人、德国人、北欧人和美国主流白人以俯睡育婴），俯睡育婴的传统，造就欧美白人更具立体感的头面和身材，且白种人又天生比黄种人更加肉感。因此，比较贴身的西服，能够充分展现西方人的长腿、翘臀、女人的丰胸、男士坚厚的胸臂和挺拔的身材——君不见，西方男士穿上紧身裤后姿态优雅，而舞台上的芭蕾舞中国男演员，是否总有不伦不类的感觉？

　　比起西方白人，中国人不仅普遍矮小，而且单薄缺乏立体感，因此在形体仪态美的表现上，就不宜采用较贴身的西服，而宜采用婉转表现的服饰。汉服就极具这一优势：
　　汉服以斜襟开领口，内衣、内领衬以白色（与西服暗合），V形的领口，令男女的颈部更显修长，亦有素洁之美，这是竖领的满装难以企及的；比之直襟和满装的折襟，斜襟有更优容的调整空间，微巧的调整，令女性的颈部和胸沟若含若现，楚楚动人，引人遐想，而折襟的满装无此优势。
　　懂美学的人知道：曲线美于直线，这是美学的常识。由于不刻意准求贴身，汉服无须工整的折叠直线，能够兼容大量的皱褶曲线，皱褶不仅不易破坏汉服外观，反而赋予穿者飘逸、灵动、洒脱之感，且能完美地修饰黄种人形体外观的缺陷。

　　“锦袍玉带”是汉服的特征之一，汉服的收腰特点，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汉服褶皱的曲线美，并使得腰身看起来更加修长，它与飘逸的特点结合起来，能令文者优雅，令武者英飒。
　　而满装（不包括民国初年经上海改革后的女性旗袍），由于强调折叠线式的平面化工整，又不收腰，所以既不得贴身美，也没有飘逸感，完全丧失了东方民族的灵逸之气，套在身上笼统如企鹅，徒具保暖功能。
　　后来为世人交口称道的现代女性旗袍，其实根本不是满人的原味旗袍，满人女人的原装旗袍和男人的一样，都是不收腰的，上身着马褂式短衣，把上下半身裁成水桶式的两截。优美的现代女性旗袍，是民国初年上海的汉族服装设计师改革旗袍后的产物。

　　从内在气质上讲，汉服婉转、雅致、飘逸的特点，能够完美地切合中国人的气质和神韵；而西服切合的是西方白人好动、进取、冒险、直率等气质特征，古中国人穿西服，很难穿得出西方白人的品味来。

　　悲剧性的是：焕美绝伦的汉服被满洲征服者的铁蹄和屠刀消灭了，由于满清的统治长达两百六十多年，今天大多数汉族人都忘记了汉服，甚至普遍把满族的民族服装当作“唐装”。不仅我的亲戚们不懂汉服，连我的良师益友陈泱潮老先生也无所谓汉服，2011年年初，我陪他逛曼谷唐人街时，他不顾我的劝谏，应将一件直襟布扣的满族马褂，当作“唐装”买来穿上，陈老前辈深以为：穿这样服装可以张扬中国人的民族性。

　　用不着多说满装之丑，满装的丑陋，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轻易感受到。我读初中时，同班有个无心读书的学生唐某某住在我家附近，经常一起骑车上学，时值《武则天》、《射雕》、《侠女十三妹》等连续剧风靡大陆，此兄作业能不做则不做，《武则天》和《射雕》每集必看，单独不看辫子戏《侠女十三妹》，余怪而问之，答曰：清朝的服装太丑。他认为唐代的服装最好看、最潇洒。我的母亲是老资格的桂剧爱好者，她虽然不谙历史，但也从戏装上坚定判断：清朝的服装，在历朝历代中最难看。

　　日本人最完美地习得和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如唐装和隋唐建筑），但对中国的太监、科举、缠足始终拒而不纳，对清朝的服装更是嗤之以鼻；韩国人明朝时还在大力学习中华的一切，至满清入主后则变脸相向，深为鄙夷。对比日本和服和隋唐戏服可知：日本和服其实远比中国的“唐装（满装）”更接近唐朝的汉服。而《大长今》等韩国古装剧中的服饰，简直与明朝汉服别无二致。
　　2001年春，我携未婚妻去台湾人开的影楼“薇薇新娘”去照婚纱艺术照，遍寻衣饰都找不到汉服，而我又实在不愿穿那龟孙子般的长袍马褂，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与妻子选择了日本和服，我这般“钻牛角尖”，当时夫人还颇不理解，但照出来的效果却令她喜出望外，惊叹曰：原来穿上和服比旗袍还漂亮啊！我至今后悔自己不会做人，没有顺带称赞她像山口百惠。
　　但是，我的和服婚照，却为好些同事所看不惯，以大义凛然的姿态，一个个笑骂我是“汉奸”，只有一个去过日本的同事私下说：照片中的男主角还真有点像三浦友和；我的一位穿了“唐装”，照出了龟孙子婚照的朋友，看了我们的和服照，私下里也后悔不迭，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
　　为什么中国人穿上和服能收到惊喜的效果？就是因为和服与汉服息息相通，有着一致的内在神韵。日本和服是日本人借鉴唐代汉服的结晶，和服的斜襟、收腰兼容和飘逸感，与汉服神似，但和服的风格又比汉服来得质朴，且保存了隋唐素洁美的特征。

　　多尔衮、顺治、康熙等满洲征服者之所以消灭汉服，是为了消灭汉人的民族特征，进而实现消灭汉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目标，他们很阴毒，也很成功。被暴力阻断的汉服理应恢复，不恢复汉服，就不足以重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是空谈。
　　但这些卑鄙的文化灭绝者，心里却很清楚汉服优势：雍正、乾隆都按奈不住汉服美之吸引，自己偷偷摸摸地在内宫里，率一班宠妃、亲信穿上汉服，让画师画像，但别人穿，就得人头落地，据说这涉及到“国家安全”。

　　　法轮功做了许多错事，但举办汉服大赛是他们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大德善举，因为这有汉服比赛和表演，深有助于弘扬汉服推进中华复兴，这点我深深钦佩和感谢他们。2009年，我于曼谷苦热的困境中，通过网络看到法轮功举办的汉服表演，不禁眼前一亮：原来中国人也可以这样高贵、优雅和飘逸！原来中国人本来是这样高贵、优雅和飘逸！我当即通过SKYPE把我的感受告知去过比赛现场的刘路，刘路认为：感觉汉服特别美是因为满装太丑，这很正常，因为满清统治者是没有文化底蕴的野蛮人。
　　　入狱前，郭泉先生衣着他亲身制作的汉服现身大学讲台，是那样的英姿洒脱和优美，简直有脱俗之感，和身着西装、夹克的他简直判若两人！郭泉先生因言遭重判十年，损失最大的不是别的，而是汉服的复立、中华民族的复兴。

　　在黄蓉版《射雕》东邪西毒的片头中，随着那首由罗文、甄妮演唱的、不朽经典《一生有意义》旋律和唱词，郭靖和黄蓉相拥而转，在青青大德林际和原野，和着那洒脱飘逸的汉服、方巾、广袖、欢襦、腰饰、鬓丝、刘海...恰如两只焕美的蝴蝶缠绵翩飞，那种清纯、素洁和浪漫，哪里像在人间？所以，法轮功宣称中华文明本是“神传文明”，是深有道理的。
　　《射雕》中脱俗的浪漫美，通过汉服才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诸位试想：如果相拥而转时，郭靖穿的是龟孙子长袍马褂、顶着半吊子光瓢葫芦，脑后拖着猪尾，黄蓉身着不收腰的水桶旗袍、留着无刘海的抓髻、头上顶着板块式的“大拉翘”，“二人转”转起来猪尾乱舞、马褂翻飞...这是一幅何等的不堪情形？

　　　如果《红楼梦》中贾宝玉不是秀发鬓丝紫金冠、锦袍玉带黄丝带...而是半秃头、猪尾巴，长袍马褂马蹄袖...一幅随时打千请安的样子，红楼中诸位佳人都是桶旗、抓髻、“大拉翘”...《红楼梦》中大观园式的时装盛宴、那无与伦比的考究、细腻、清丽、浪漫、凄美、参透红尘的超脱之美...还表现得出来吗？所以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满装版的红楼梦，尽管《红楼梦》批阅成书（批阅者曹雪芹，作者为明末“空空道人”）。
　　还有一点颇勘玩味的是：由于当年满人没有把“薙发易服”的屠刀伸向寺院，中国的僧衣便一直沿袭汉服式样，从来没有满装版的僧衣。这难道是偶然？

　　现今的中国大陆，深陷道德沦丧的泥淖，与道德大沦丧同时强烈表现出来的是：是赤裸裸的美丑不辨。美丑的不辨，实际上是道德大沦丧的内在表现，试看今日中国无比丑陋的婚俗（如“闹洞房”）、“大鸣大放”的节庆...这难道是古已有之的？汉唐的俊朗和两宋的优雅哪里去了？
　　无所谓美丑，也就无所谓善恶。本雅悯说“没有美，也就没有善”，这是很深刻的。因为求美，是人类最强大的动力，如果求美的意志横遭压抑，人们也就丧失了求善的动力。


　　在此等道德沦丧、美丑不辨的泥淖中求“复兴”，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人美丑不辨的根本原因是无所依托，无以凝聚，因为满清以后，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本真。中华民族有许多糟粕，但也有璀璨的精华，汉服就是这璀璨的精华之一。汉服之美，蕴含中国人纯洁的本真——现已失落的本真。唯有通过汉服这个独特的入口和通道，才能去往那失落的世界寻回这本真。

　　奉劝习近平先生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尽早恢复汉服，唯有汉服之美，能够凝聚起主体中国人求美求善的强大的动力，这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

　　曾节明　成稿于2013年元月十二日下午于暖冬雪融纽约州



郭泉君汉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