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战略性部署。其重点步骤之一就是在中国广大的西部和西南部偏僻山区建设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以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保存工业的生产能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批原来在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向西部和西南部山区进行了搬迁。这种搬迁不仅仅是硬件设施，也包括这些企业的干部和工人。政府提出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要求这些背井离乡的员工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延续对国家的责任。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长达16年、横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如果算上三线调整改造，则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巨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露宿风餐，肩挑背扛，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陲地区的社会进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公开见诸报端，如今也鲜为当代青年人所知。当年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十几年的三线建设是如何实施的？三线建设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存在怎样的失误？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命运和悲欢，有着怎样的传奇？
这些问题，多数年轻人都找不到答案，也不曾引起更多人、更大范围的关心。当然，部分疑问业已成为史家研究的课题。本刊记者近日前往“三线”，走进一个普通的三线家庭，试图通过我们的笔触，为读者勾勒“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三线第二代人的命途。
破旧的中巴车在贵黄公路(贵阳至黄果树风景区)上重重地喘着粗气。车厢内污浊不堪，车窗呼呼地灌进凉风，多少减轻了刺鼻的气息。察觉到我的埋怨，车上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说，我们厂与十多年前辉煌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都是云马大客，准点发车，非常舒适……
车到清镇，下高速，过平坝，沿途很多当地农民模样的人，上车，下车。在一条十来公里长凸凹不平的泥路上颠簸半小时，中巴车便嘎然停在大山深处的黎阳机械厂(代号460厂)。中年妇女这时说，现在都是个体营运，厂里的大巴早不开了；以前，都是凭厂牌上下车，地方上的人是不能乘坐的。
从她的不满里可以判断，黎阳人显然不复当年的优越感。
下雨如过冬，这是贵州民谚，盛夏的山里这时陡添几丝阴冷。这是一个三线老厂：雨中的黎阳厂是凄清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出奇地慢，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慢条斯理。商店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样儿，封闭式销售，货柜陈旧，透着一股腐朽气息；需要什么商品须得唤服务员从架上取下，不同在于商品丰富了许多。厂里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一个还算标准的足球场，草皮尚好，平时却以“维护草皮”为由，不让进去活动；舞厅在职工俱乐部底层，周五至周日，开放3天——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黎阳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罗娟说，这几年不太有人爱这玩意了。
多年没放电影了，空旷的礼堂最近在搞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硕大的横幅悬在舞台上方，周周正正。四周的饭馆门可罗雀，了无生趣。
好人好马上三线
回到40年前。1969年的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将中国推向紧张的战备状态，因“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半瘫痪的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个高潮。
王广芝一家就是这一年来到贵州。
2005年8月17日，73岁的王广芝在家里上网，通过新浪网和安顺信息港，他想了解这几天的“黄果树瀑布节”和“中俄联合军演”的更多信息。“电视和报纸上都报道得太少，不过瘾。”自从孙子王慧宇给爷爷装上ADSL，王广芝除了遛狗外，又多了一项新的爱好。
王广芝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世同堂。父亲王文治尚在世，93岁，一个人住在三区外的平板瓦房里。40年前他们住沈阳大东区，王广芝在黎明厂工作——这是张作霖建的一个兵工厂，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家兵工厂，第一台发动机和第一架飞机都是从这里出厂的。5岁丧母，“战争，饥饿，动乱，一个不落，全赶上了。”
父亲王文治在厂里(当地人称“满飞”)做车工，一生交给了航空工业，“那时节，一天出厂几十架飞机，全往珍珠港飞，成了二战期间日本人的杀人机器。”王广芝1951年进厂做工，修理发动机；妻子高桂清1955年进厂当会计；1957年大儿子王敏华出生，1959年生女儿王丽华，1963年有了老三，儿子王敏瑞。
王广芝先家人3年来到三线，之前搞了两年“四清”，“文革”参加工作队，及后响应毛主席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老人说，凡四清工作组成员都来了，被分散在011基地(黎阳厂属011)各个企业，“像他妈拉屎一样！”
到了山里，瞅着全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常有狼豺虎豹出没，还有猴和獐子，“心中装着朴素的情感，所以从未叫过苦”。整个黎阳厂前期的水、电、风，都是王广芝带领着建设的。1966年9月，厂房建了几栋，但几十个建设者，仍然住在牛棚里。
给妻子高桂清的信里，王广芝写道：“冬不冷，夏不热，民风淳朴，这边风景独好。”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对“独好”风景的向往，1969年3月，高桂清带着王广芝的父母(继母)、4个孩子(其中有王广芝5岁的妹妹)，来到贵州。
“一片荒山啊，”高桂清说，来了就后悔了，“抬头看不出几里地，全是山，憋屈啊。”
一家人开始了艰辛的生活：没有家属楼，住在厂房里，用草席隔成十来个空间，每家一间，王家8口住一间，晚上睡觉8个人躺在一张大床铺上。在厂房外的空地临时搭个小灶台做饭，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管，一逢雨天，水里全是黄泥，接到盆里要用白矾过滤，很难喝。没菜场，得骑自行车到20多里外的县城去买菜。
先后盖了家属房，高桂清说老头子发扬风格，照顾困难的或者比他先来的同事，一再谦让，王家两年后才分到房子。高桂清至今后悔，“如果早来考察一下，我就不会来了。”
令她后悔的真正原因倒不是生活的艰难，二儿子王敏瑞因医疗条件有限而落下的永久残疾让她抱恨终生。
她至今不能原谅自己。敏瑞2岁那年发烧，医生用青链霉素打针造成药物中毒，母亲发现儿子聋了、不会说话时，孩子已经4岁。1966年“文革”开始，医院乱了套，没人管，儿子的病无法医治，等平定下来，一家人又调往三线。这里可没有医院，没有聋哑学校，就一小门诊，职工看病还得到百公里外的省城贵阳。
高桂清耐心，勉力帮助儿子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刚上学时敏瑞还多少能说一些话，哼几句曲子，但同学的嘲笑加深了他的自卑，索性不愿讲了，耳朵也慢慢失聪。母亲给儿子配了助听器，身边的孩子们好奇，抢过来把玩，敏瑞更不愿意戴了，便彻底聋了下去。初中时已无法跟上课程，退了学。
“不来三线，至少可以(让他)进聋哑学校，在沈阳，我还可以解决他的就业。”高桂清说。聋哑儿子一直在厂里的服务公司工作，没有正式编制。
革命时期的青春
2005年8月20日。
清晨4：50，王广芝的大儿子、王敏华一家3口起床了，煮了头天做好的饺子吃过，背上行李出了门。这一天是王敏华的儿子王慧宇上学的日子，舅舅开车送他们到贵阳乘火车。 88次，7：50开，武昌站下。
天还黑着，小雨，路灯昏黄。偶有晨练的人，顶着伞，顺着家属区到厂区惟一的道路跑过。车出厂区，母亲提醒儿子，“身份证、学生证、车票都带上了吗？别落下。”舅舅特意把车停稳，儿子顺从地翻开手提包，取出证件检查，确认无误，再小心地放回去。父亲一路都在叮咛，火车上要小心，别轻易上别人的当。
3 南方人物周刊：“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车上，母子俩谈论毕业找工作的事，询问记者广州本田、一汽大众和神龙富康的底细，打听北京、上海、广州的就业情况，比较三地的消费水准，咨询生活习俗，事无巨细。儿子在武汉理工大学念书，车辆工程专业。一线城市是他们的期望，不让儿子回贵州，则是一家人的底线。
3个小时后，恋恋不舍送走儿子。夫妻俩本计划逛逛商场，却没了心情，郁郁返厂。
王敏华长期患痛风，按他的说法，血液里含酸太多，来回上下在血管里串，天一凉，左右腿轮换着疼。他一瘸一拐给我斟茶，再一瘸一拐从房间取出一张《卫生报》，递给我，一版硕大的标题：痛风等于不死的癌症。空气顿时变得悲壮起来。
这是一个坚强的汉子，1969年随母亲来贵州时只有12岁，到贵州后，重读4年级。没想到重读这一年，竟错过了1972年的招工和技校招考，在他之前的同龄人，都进厂当了工人，王敏华1973年初中毕业，却赶上了“上山下乡”。
那时候，子弟们惟一的出路，就是进厂当工人。附近的县里虽然有高中，但没有人把孩子送去念书，当地人给这些来自东北的外乡人的感觉是“野蛮”、“埋汰”(东北话：脏)，而不愿融合，厂里自成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幼儿园、商店、集市、学校、礼堂，甚至居委、法庭，绝大多数的人几十年与地方上没有丝毫往来。
王敏华1974年11月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个农场，山包包上盖了几间房子，成立了一个知青队。他是抓生产的副队长，凡事都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王敏华说，“我是头，个个方面都得带头，那时的思想是，不能落后。”
1976年下半年，知青里传出风来，说马上要招工、考试了，很多人开始看书，宿舍里出现了初中课本，大家开始研讨习题。先前成绩不好的，四下里散播读书无用论。
1976年底，厂里有招工指标，因有名额限制，知青点上互相评比。1977年2月，王敏华因表现优秀，由知青点推荐，经群众评议，带队干部、厂里招工人员的分别考察筛选，与其他3名知青进厂做了徒工，引来无数人的羡慕。他的工作是仪表测试，测试、校验、维护飞机发动机成品。徒工干满3年才能转正，王敏华两年便提前转正了，这一干28年，从未挪过窝。
在母亲高桂清眼里，她这个大儿子实在是敦厚老实，任劳任怨，“一心扑在工作上，完不成任务不回家”；生活却极尽简朴，别人开始穿的确凉衬衫时，他说有工作服就满足了，其实那时候他“特别羡慕穿军装的”。
王敏华说他那批知青进厂至今都是业务骨干，为什么？因为那时进厂很困难，所以备加珍惜这份工作。
青工岁月
在插队的农场，进厂几乎是所有知青最大的愿望。虽然当徒工时每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但是铁饭碗，“福利好，一生从此有了保障”。
除了工作，青年王敏华几乎没有其他爱好。别人开始恋爱，他的心思全部都在仪表里。加上性格内向，同女青年来往的机会并不多。后来陆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交往了几回，不合，“所以算不算恋爱我不知道”。1982年别人介绍第三次时，成了，第二年便结了婚。父亲王广芝说他这儿子古板，不太想这方面的事情，心里只有工作，“他受我的影响大”。
那时的恋爱：去她家里坐一坐，或者上一趟省城，到贵阳的公园里玩。坐早班5点的火车，河滨公园兜一圈，照张相，吃顿饭，商店逛逛，坐晚班的火车回来。我家里人多，她常到我家来，吃吃饭，搭把手。
王敏华着实娶了个好媳妇，父母人前都夸，这媳妇跟女儿似的，贴心呐。结婚那年，厂里要送爱人王敏到北京培训，为了新婚丈夫，她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妻子王敏家姊妹4个，当时只有她有工作，3个弟弟皆待业，她还得照顾弟弟们。王敏性格好，从不和人吵架，与丈夫为数不多的几次呕气，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白开水一样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过来了，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两口子有不同的看法，丈夫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妻子反对粗暴以对，重徇徇善诱。孩子的学习方法是王敏华这二十多年来除了工作以外最大的情趣，朋友们来家作客，话题也止于此。“我是不是很没生活乐趣？”王敏华问我。
4 南方人物周刊：“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因学历低而吃亏开始在生活中全面体现。尽管干活比别人都勤力，分房子、评职称、提干、调资，处处都落人后。1985年以后身边很多人脱产上了电大，车间却一直不放他。他是业务骨干，领导说脱产学习耽误工作，就是不签字。王敏华争取了几次，也吵了几次，一次回家竟哭了，还是走不成。“现在想来，真是耽误人。” 1989年王敏华憋着气上了业余电大，学机械加工，那时儿子刚5岁，身体不好，老是发烧感冒拉肚子，下了班接孩子，做饭，晚上上课，夜里12点才回。烟也是那时抽上的，为了解闷。
他现在的职务是，仪表室主任；技术职称，副主任工程师。中级职称也拖到2001年才评上，如果早一两年评上，他能分到两房一厅的房子。现在他们还住着一室一厅，儿子高三那年，夫妻俩睡了一年的客厅，把里屋让给了儿子。
评职称时碰上了全国统一的外语考试，“之前都没这要求”。读电大英语是选修课，所以没学好，职称考试王敏华考的是日语，临时抱佛脚，考得不理想，获“省内合格”。黎阳厂属于国防工业，须得60分以上达到“国家合格”。第二年才勉强考过。长期从事军工产品的测试，磨炼了王敏华认真负责品格的同时，却也令他从此沉默寡言，以至于不善结交，不好吃喝，朋友自然不多。
1979年，三中全会开过，三线企业纷纷在深圳、珠海设置窗口。父亲王广芝领着3个人去了珠海，任分公司经理(正科级)，“那时珠海不及黎阳厂一半大”。厂房建了起来，开始生产，王广芝却回来了，“儿子有残疾，父亲‘文革’中留下了精神后遗症”，王广芝丢不下贵州山里的一家子。
“那时借着父亲的势头出去的话，很容易，但我没想过。”王敏华说，我是长子，奶奶身体不好，弟弟有问题，万一有什么事，身边没人怎么办？
总算有一家搞计算测控的公司看上他，却已是20年后的2000年了。这家成都公司的老总把他叫到平坝县城的宾馆，让他考虑考虑。王回绝了，这时的顾虑却是，爷爷老了，母亲身体不好，一大家子人，离不开我。其实私下里还有原因：“商业公司，用我一时，不能照顾我一世。我学历不高，他看中我无非是我的经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两年时间我带出一支队伍，我的用处也就完了。”
深圳珠海从前的知青、同事多次邀约，“出来看看”，一一谢绝。“我这个年纪，不是创业的年龄了。厂里如果觉得我还有用，就干下去吧。”语含无比的沧桑。
儿子王慧宇对父亲的评价是，太保守。保守也有保守的追求，这个名牌院校大学生的父亲几乎年年拿先进，科协先进、双文明先进、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五一劳模，一大堆证书，摊了一床头。每月1300元的工资，属15岗(按工资比例划分为24岗)，和新来的大学生差不多。
值得这位48岁的父亲欣慰的还是儿子，儿子就像他的作品，多年雕琢总算成了器。“我们厂很多长期在外工作的父亲，孩子成绩都不太好。”妻子王敏附和。
如果人生可以多一次选择的话——最近他常常这样想——肯定要学习，要上大学。“自己做不到的，不能让儿子耽误了，所以一定要让他出去，别回来。”
幸福吗？先吃饭吧！王敏华招呼我吃饭，避开了这个问题。“家庭和睦，子女成长，还算吧。”妻子说。
孤独的母爱
李琳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8月20日那天拿到了，母亲王丽华却高兴不起来。女儿念的学校是武汉科技大学，属于“二本”，学费高昂(每年1万多)。女儿记得刚告诉妈妈考分(445分)的时候，“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能和哥哥王慧宇在一个城市，李琳杰暗自欣喜。她并不明白妈妈的愁苦。
此后几天，王丽华坐着聋哑弟弟的三轮摩托车去5公里外的白云镇帮女儿办理户口迁移，因有人与女儿的身份证重号，她连续去了3次，才算办妥。还没拿到通知书，就有朋友登门祝贺送礼金来了——女儿考得不理想，王丽华本不想办酒(贵州风俗，逢大事办酒宴客)，却推脱不过了——酒宴定在8月24日，川黔酒家——厂区最好的餐馆。
5 南方人物周刊：“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丈夫李晓云在女儿高考最后一天回了家，给女儿参考填志愿。呆了不到两个月，8月1日又走了，这一次，去了合肥。
从1992年6岁念小学始，李琳杰的假期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深圳，惠州，海口，北京，北海，广州，上海，父亲在哪儿，母女就去哪儿。
李晓云是那阵席卷全国的“下海”潮中的一员，之前他在第二设计研究所(属于黎阳集团)工作，搞测试。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大亚湾的招聘启示，就赶了过去。那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刚成立正好需要人，李晓云赶上了机会，居然聘上了。他走时是秋天，女儿刚好上小学。
然后就在全国各地游走，“我也说不准他平时干什么。”王丽华说，每次一家人聚在一起，都是不同的城市。今年上半年还在银川，丈夫说他的公司“要收购银广厦”，下半年竟又去了合肥，说公司收购了一家纯净水企业，他在那里当头儿。
王丽华那时候并没意识到丈夫出去就不回来了，只是觉得“一天到晚把时间耗在麻将桌上，不像个爷们”。离厂时请的长假。后来深圳公司决定要他，发商调函，黎阳厂却不同意，索性辞职，辞职也不同意，后来是以“长期旷工”为名开除的，“之前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没有用”。
那时候，辞职或者被除名都不见得是光彩的事，却得到了岳父王广芝的支持：“研究所，研究个屁啊，人家都是研究生，你还呆着干啥？”也只得到了岳父的支持。
这时候，李琳杰，坐在敞亮的家里和我说着自己的理想，这个自称周笔畅“粉丝”的女孩觉得也受了父亲的影响，“在贵州，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也要出去闯。”她不知道母亲为了她，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3岁前几乎每礼拜发一次烧，日后老生病，身体抵抗力差，厂里流行啥病，小琳杰准得啥病。“我在身体上给她下太多功夫，学习上就忽视了，这孩子贪玩，我的要求也不太严格。”王丽华说她有点悔意，“她爸爸埋怨我，说是我给惯坏的。”
孩子去年高考就没中，复读了一年。奶奶高桂清说，丽华上了火，闹耳鸣。在厂里医院，开了很多中药，吃了不管用，到贵阳医学院附院治了一个月，才知道竟然患了“世界疑难杂症”，不知道病因，打了一个月吊针。医生说必须要系统地治疗，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康复的，女儿要考大学，她没法让治疗成系统。接受我的采访时她戴着助听器，仍然不断地让我重复刚刚说过的话。她形容她的烦躁：脑子疼，耳朵嗡嗡地叫；晚上躺在床上，像听见下雨的声音；平日里又像日光灯的电流声，或者开水要开时的声响。
王丽华在黎阳厂(公司)社区工作部工作，类似于居委会的职能(工人们还是习惯把它称作居委)，她的工作是：居民管理、离退休职工管理、人民调解，具体到小区的治安情况、文明劳动、家属区的乱堆乱放问题、邻里纠纷打架什么的，经常，要下去解决。
她的经历：1975年初中毕业，16岁插队两年，1977年“顶替”退休的爷爷进了厂，在厂办干打字工作，1995年到法庭干了3年，当书记员(那时提倡企业办社会。因人少，其实干的是审判员的工作)，1998年法庭移交地方，转入居委。
同哥哥王敏华一样，当过知青，吃过苦，因而备加珍惜这份工作。其实青年王丽华有自己的理想，她想从医——下乡前在厂里医务室学了4个月的医术，插队后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派上了用场，给知青们处理一些小伤患，为老乡看病，足够用。
进厂时丽华想继续到厂医院工作，不愿干打字，请求中层中部的父亲走走关系。父亲严厉地拒绝了，斥责她：无数人羡慕你这份工作，还不知足？
父亲王广芝是家长制作风，虽不粗暴，但子女都畏惧他。有一次丽华和朋友到安顺烫了个头，归家时晚了，没有厂车，打电话向父亲求援，父亲叫了个车把女儿接回。回来后古板的父亲看到丽华满头都是卷儿，气得浑身直颤，大骂女儿，说“早知道你弄了个鬼头，我才不去接你呢”。这是1979年，丽华刚参加工作。
16岁下乡，18岁进厂，这份“不喜欢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她也动过换岗位的念头，领导唬了几句，就不敢再吱声了。“现在想来，当时如果主意正一点，坚持一点，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6 南方人物周刊：“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因为“这工作没技术含量，学不到什么东西，没出息”，在农村耽搁了两年，王丽华说该学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1977年“不知天高地厚参加高考”，“差得太远了，很多题都答不出来。我其实就想试一把，不甘心。后来就再也没有动过这个心思”。之后参加了3次成人高考，最后一次过了关，1992年拿到党校的专科毕业证。
“那时想法单纯啊，把工厂看得很重——不夸张讲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把工厂看得很有前途，希望厂子好，厂也是我们全部的希望和梦想。一家人都在厂里，靠厂活着，感觉谁也离不开谁。”王丽华说。
她其后的丈夫，李晓云，1977年知青返城后考了技校，进厂，念了电大——“属于那一批知青里的高材生”的李晓云，最后还是“背叛了她的梦想”——他要成就她的更好的未来。王丽华，一生就谈过这么一次恋爱的王丽华，她爱他是不容质疑的。
在妻子看来，丈夫的出走还因为——他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但在厂里很不得志，评职称，文凭不够；分房，资历不够；与大学生、研究生相比，得不到重视和重用。
丈夫离厂的好处，很容易在她们家里体现出来——三房一厅，装修华丽，家具时尚，有3台空调，是我本次采访走过的七八个家庭里条件最好的一家；丈夫离厂的坏处，也很容易在王丽华，这个中年妇女的身上找到——她看上去比现在的年龄显老，不自信，谨慎犹豫。拿8岗工资，接近1000块钱，“工作了一辈子，才挣这么点钱，挺窝囊的。” 她甚至开始自我总结这一生，说，“太老实不好”。
与丈夫分居的十余年里，王丽华也尝试过改变现状，早在1993年女儿念小学二年级时，她“心就活了”，办了停薪留职，去了深圳——丈夫李晓云的朋友帮她联系了个出纳的活。但一年后，王丽华就返回山里，母亲高桂清追问过几次，丽华敷衍说是“牵挂琳杰”。“看来她是不适应。”高桂清判断。
与哥哥王敏华严厉管教儿子不同，王丽华说父亲不在身边，她对孩子有些放纵，好在父亲与女儿关系不错，“他们常在电话里交流”。但李琳杰告诉我，父女间还是有些疏远，父亲每次回家来，她都“不太习惯”。
按工龄算，王丽华明年将干满30年，然后办退，“该想办法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了”。“孩子啊，还是要早点送出去，锻炼成长，飞！我们以前的观念落后了。”
同样问到幸福值，小姑王宏岩快人快语：王丽华幸福个屁！有事憋在心里，憋出病来，耳朵都聋了。
残缺的爱情
8月22日上午，我和李琳杰到黎阳锅炉安装公司找她的小舅舅。“王敏瑞在吗？”琳杰问门卫，没反应，李琳杰又问：“哑巴，哑巴在吗？”“有俩哑巴，你找哪个？二楼去吧。”
敲开二楼一间办公室，王敏瑞迎了出来，吱吱哑哑比划着。李琳杰大声地凑到他耳边说，记者来看你。第二次见到我，憨厚的王敏瑞显得很高兴。工人们在房间里打麻将，他给我们找了个屋。办公室女同事说，从沈阳来看敏瑞大哥啊？真好，怎没人来看我呢？她还说，王大哥对人挺好，就是有点脾气，没人惹他，我们都尊重他，他办事踏实，很好的。
可这个有点脾气办事踏实的王敏瑞是母亲高桂清心里永远的痛。他的工作，他的爱情，甚至他的爱好，他们为此操碎了心，却都没有善果。“我们曾经想过办法，还是解决不了进厂指标，只能到服务公司，修汽车，修锅炉，什么都干。”
没进过聋哑学校，王敏瑞不会手语，与他交流，要朝他耳边大声喊：“吃饭啦！买菜去！上贵阳去！”他能听到一点儿。“还小时，眼巴前的话他也能说一点，说不好，别人听不明，就不爱说了。”母亲说。虽然念到初中，却年年全班最后一名，现在也认不得多少字了，不忍心逼他学，“他要是个女孩就好了”。
但王敏瑞人缘好，朋友也多，有求必应，小哥们儿常在一起，买包烟大家一起抽，吃顿饭他抢着付账。尤其喜欢车，修车一看就会，就爱。
“谁都知道黎阳厂的哑巴开车开得好。”高桂清说，所以儿子生她的气，她不让他去考驾照，母亲担心他出事。每次修完汽车他就要开两圈，在厂里兜一兜。
7 南方人物周刊：“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1978年开始修车，直到去年，服务公司不景气，修车业务撤了，合并到锅炉安装队，维修、安装锅炉，做一些简单的工程。
高桂清说儿子对他们的埋怨有二，一是没有正式工作，二是没有驾驶执照。“所以我们对他很内疚，总觉得对不住他。家里人都让着他，他心情好一点，我们也会好一点。婚姻失败对他也有些影响。他这人啊，心高命薄，以正常人自居，比如‘谁谁开车没我开得好啊’。”
如今，哑巴儿子，41岁的王敏瑞，住在爷爷原先一房一厅的房子里，孤独而淡然。“不想再娶”的他曾经也有个貌似幸福的小家庭——1996年经人介绍，与一位聋哑女青年小红结了婚，喜事办得很隆重，请了很多桌，车接车送的。
小红娘家在不远的170厂(后并入黎阳集团)，也是从沈阳内迁三线。她会织毛衣，手也蛮巧，家务活都能揽着干。1998年有了孩子，男孩，取名王慧强。
母亲奶水不够，喂牛奶孩子吃得不好(不爱吃)，就放在奶奶这里帮着照看。“媳妇也挺明事理，孩子长得挺好。”
甜蜜的爱情稍纵即逝。俩人开始吵架，怒目相向，小红把孩子抱着回了娘家，一个月回来后，孩子满身的湿疹。1998年的初夏，一个工人阿姨匆匆跑来告诉高桂清：“快来呀，小红要跳桥了！”
高桂清赶紧通知小姑王宏岩，小姑脚快，跑到厂门口的黎阳天桥，小红站在桥上，比划着说她“闹心”，这时孩子刚四个多月。
大家好不容易把她从桥上劝下来。这之后，吵架打架于夫妻俩是常事，小红不断带着孩子回娘家，来回折腾。“我儿子就有点烦了。”高桂清说。
有一天，小红的哥嫂、父母开来了好几台面包车，闯到家里来，说“你儿子打了我姑娘了，今天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越说越僵，大家都说了气话，最后不知谁说：到底过不过，不过就分吧。
后来是在平坝县法院判离的，理由是“感情不和”，这是1998年8月。此后高桂清就再也没见过孙子。老人给我找她孙子王慧强的照片，口中念念有词:“想想该7岁了，念小学了吧。”
平日里，王敏瑞在母亲这里吃完晚饭，便回去睡觉。“哪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高桂清感叹，“他一个月300块钱的工资，够他零花，抽烟喝酒，不够时我会给他一些。再给他找媳妇，他心气高，我们看好的他说不行，一般的人还看不上，算了算了。”
从王敏瑞哥姐那里我得到证实：想找个健全人，有一个健全的婚姻，这是王敏瑞一直的梦想。家人后来也慢慢理解了他对婚姻不满的根由。
第三代·未来
回武汉之前，王慧宇带我去看望太爷爷。在厂区西侧、最老旧的平房里，93岁的王文治柱着拐杖，蹒跚着在院子里踱步，呼吸很粗，要对着耳朵很大声地说他才能听见。
“太姥，你这里怎么了？”曾孙子指着太爷爷青紫的右脸颊，急切地问。“前天进杂货屋，被柜子绊了。”老人口齿尚清楚。王慧宇要帮老人移开碍事的床头柜，太爷爷急了：“别动它。”
曾孙子无助地看着我。墙上的时钟有些年头了，嘀哒嘀哒，声音清脆。窗前是一片玉米地，风一过，哗哗响。
王慧宇要走的头晚，爷爷奶奶照旧召集全家人聚餐。孙子要回武汉念书了，爷爷王广芝最舍不得，他所有的情感又将寄托在“欢欢”身上——“欢欢”，是王慧宇从贵阳给爷爷买回来的哈巴狗，“和爷爷最贴心了”。
除小姑王宏岩和丈夫周永兴因加班没来，一家人都在。吃罢饭，孩子们要回家看“超级女声”五进三的直播，爷爷家里又冷清下来。“习惯了。”王广芝说。
这之前，王慧宇几乎天天陪着爷爷，他的手机里有大学女朋友的头像，他取出来给爷爷奶奶看，老人们只顾笑，“好啊，好。”老人明白，孙辈们日后再难与他们过上朝夕相处的日子，他们的世界，在大山的外面。
从初三开始，王慧宇就有危机感：考不上高中就没有出路，考不上大学就当工人——这是老师们常挂在嘴边鞭策学生的话。“厂里太落后了，贵州太落后了，那时我就下了决心，一旦有机会，就再也不回来。”王慧宇觉得，爸爸这代人，根本就谈不上幸福——生命中除了工作，加班，加班，就再没有其他。
整个暑假，妹妹李琳杰都挂在QQ上，和同学聊天——这是最没有负担的一个假期，唱歌，看小说，看自己最喜欢的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1995-2005夏至未》，无拘无束地热爱“超女”周笔畅……
她甚至等不及了，她想象着武汉、长江的模样，憧憬着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而这个厂，这个该死的厂，她的确呆烦了，腻了，“没什么娱乐，没电影，没KTV，没夜市；连白天都要停水，洗头洗了一半，水没了；有时接水忘了关，晚上来水时家里没人，屋里全淹了……”她数落着厂里的多般不是，激动起来。
每天晚上，女工部主任罗娟都领着二十来个青工在工会三楼排练舞蹈，在两个身材姣好的文工团演员的示范下，身材不一的工人们舞着手中的手绢，在老式录音机里放出的陕西民歌中，夸张地扭动着腰肢。他们还有一周的训练时间，然后到贵阳参加贵航集团的比赛。
我采访的当口，正值黎阳公司第二届职工文化艺术节，21岁的女职工张莹参加诗歌朗诵比赛。8月23日这天，她在工会宣教室排练，和着钢琴曲《秋日的丝语》，张莹充沛、洋溢的声音在大楼里回响：
……
年轻的朋友们，你可知道？
肩上有千斤重担，
脚下有遥遥征途，
让我们共同托起黎阳明天的辉煌，
让机器隆隆的优美旋律，
永远回荡在黎阳山谷！
……
黎阳机械厂是国家60年代在贵州三线地区建设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生产线之一。当时，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统一指导思想建设。现为中国航空工业动力装置的重要生产基地，位于贵州平坝县境内，现有职工3000余人。工厂生产以航空发动机为主的军工产品，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下属国家大型企业。
王光美最难原谅的女儿 企图偷渡国境被判刑(图)
1967年1月，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 写下了了轰动全国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涛是谁？
1948年８月，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这是结婚后，刘和王分别抱着王前的孩子：刘丁和刘涛。王前，1925年生，曾在新四军文工团工作。1942年与刘少奇结婚，生一男一女，即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
刘涛企图偷渡国境被判二年徒刑。
1976年秋，在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处，边防部队抓获了一伙企图偷越国境者。其中的一位女子突然大胆地说：“我想见华国锋，请你们把我护送到北京，我是刘少奇的女儿。”这女子就是刘涛，这次越境行动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精心策划的。她被关押在监狱2年，后被判2年徒刑，押期抵刑期，宣判服刑的日期，也就是她“刑满释放”的日期。1985年公安部作出一分报告____《对刘涛同志的复查结论》，称刘涛在文革中，因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走的，不是出于对党对祖国的仇视。原定刘涛犯有“偷越国境罪”是不对的，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1990年中组部决定恢复刘涛党籍。党龄从1965年7月（入党时间）起连续计算。
四人帮垮台后，刘涛弟弟刘丁首先与继母王光美和好。而刘涛呢，王光美暂时没有原谅她。
重回刘氏家族
1990年，刘涛退休，过着平民生活。1998年，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会隆重举行，昔日叛离家庭的刘涛又重新回到了大家庭中，年迈的王光美还是接受了她的加入。
2001年9月，刘氏家族在北京钓鱼台为王光美过生日。后排右2为刘涛，右4为刘丁。
揭秘：周恩来是否曾经策划离间毛泽东和江青？(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散木，原题：《揭密：周恩来曾策划离间毛泽东和江青？》
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她的这些回忆，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盾，“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宥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膏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1974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
正当周恩来受到批判时，“维特克事件”发生了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钟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
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人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1975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多严肃的史学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1975年的“《红都女皇》事件”。《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13册则根本没有收录这一“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1949年至1976年的部分，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周恩来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认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而已。
其实，毛泽东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几乎形如陌路。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毛泽东和江青从1966年9月始就分开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钓鱼台），但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来毛泽东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或者说，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她而已。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相见的时间，1970年、1971年这两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即在毛泽东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收录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的“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作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时毛泽东不愿见江青。
3月20日，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月27日，毛泽东又给江青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当时，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大闹政治局。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了她的过分举动。
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显然，毛泽东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23日给自己的信上批示道：“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江青则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翌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时，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周恩来与“四人帮”有一场较量，毛泽东则在提出“四人帮”这一称谓之后，多次批评了江青。
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一“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显然，尽管毛泽东和江青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毛泽东也看不惯江青的许多做法，但他们毕竟是夫妻，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话语是温存的，也是与人为善的。因而，如果依此来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真的如传说中的周恩来所料，“不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
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
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