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5”案专案组追捕糯康时在研究案情。
北京，深冬，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能俯瞰长安街的办公室接受《环球时报》专访，言语铿锵，目光坚定。2000余公里外，云南，“10·5”湄公河惨案二审维持原判，策划残杀13名中国船员的主犯糯康等人将在中国执行死刑。刘跃进是“10·5”案专案组组长。去年4月，糯康在老挝被捕，5月移交中方，此案犯罪过程发生在境外、案犯为外国人、侦查抓捕全在境外，为中国首例。有分析称，这次境外追捕难度超过美国在巴基斯坦捕杀本·拉登。仅从嫌犯一张 20年前的旧照开始，中国专案组的干警们抽丝剥茧、步步紧逼，在境外潜伏、布控、碰壁、突围，这是一场不断触碰灰色地带的境外迂回追击，目标只有一个：查办真凶。
迷惘：20年前的旧照是唯一线索
在54岁的刘跃进30年从警生涯中，“10·5”案是看似“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5月，专案组押解糯康回京，飞行中，糯康问了句“去哪儿”，此后低头不语。糯康中等个头，深肤卷发，棱角分明，过去几年，他是湄公河 “金三角”流域最大武装贩毒集团的头目。此时，他面容平淡得看不到任何心理活动。“10·5”案告破，糯康“王国”崩塌，人生终结，中国数十名受害者的冤仇终于得以昭雪。
而半年多前的案发之时，糯康集团还仅存于“传言中”。从2008年起，中国公安机关已经接到过湄公河流域中国船员报案28起，案件中16名中国人被杀，6人重伤。由于中国警方不能公开在他国展开侦查抓捕，境外一些地方武装势力盘根错节，“一直无法摸清，这些案子是谁干的！”
“10·5”案案发时，中国警方掌握的糯康集团的情报仅有：盘踞“金三角”水域的最大武装团伙，贩毒、运枪、劫财、绑架、杀人，以及一张20年前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糯康的旧照。“此人是否活着？是否更名改姓？率领这个团伙的是糯康本人，还是有人借糯康之名？”专案组一概不知，刘跃进抛下一句，“平地抠饼”。
2011年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通报湄公河惨案案情。13日，中国向泰国、老挝、缅甸三方提出紧急交涉。此案非办不可，非快办不可。从何入手？“传闻中糯康控制着‘金三角’贩毒水路，那么理论上说，跑这条线的贩毒者必然和糯康集团发生联系。”专案组最先锁定缅北一名毒贩，此人特务出身，人脉较广。
刘跃进指挥专案组干警化装潜伏，待此人被诱骗进入中国境内时，秘捕，审讯。“审了一周，他供出糯康集团底下一名小头目运毒者岩相宰。”专案组获知，岩相宰每十天半月就会从“金三角”溯流而上到缅甸第四特区。中国联手相关国家警方设下埋伏圈，在岩相宰的船经过时将其抓捕。必须押解回国审讯，中国干警乔装、收买、突围。这是境外执法的灰色地带，“要冒双重危险，糯康的武装打你，不明真相的外国军警也会出手。”
岩相宰被押至中国境内。其口供成为案情突破的关键。
转折：三号人物“军师”依莱落网
2011年末，依靠岩相宰的口供，糯康集团的组织架构在专案组分析下逐渐清晰：一号人物糯康，二号人物桑康，三号人物依莱，四号人物翁蔑。糯康的指挥部设于湄公河老挝和缅甸交界处的江心小岛孟喜岛，沿岸有百余名武装人员巡查警戒，这伙人边贩毒牟利，边以保护费为名勒索过往船只。
集团中分管贩毒运枪船只的依莱首先浮出水面。他是岩相宰的直接上司。刘跃进概括此人“老奸巨猾”，有一定文化程度，是糯康集团的出谋划策“军师”。2011年12月13日，依莱在老挝被抓捕归案。此前，他频繁周转孟喜岛、泰国和老挝，专案组捕捉到其从老挝万象乘车离开的情报，一场精心设计的抓捕令依莱落网。据“10·5”案专案组审讯组长描述，这伙人被捕后说，他们没想到，中国政府办案力度这么大。
“10·5”案幕后主使就是糯康。根据依莱的最终供述，糯康本人一手策划此案，并亲口下令“将船上的中国人全部干掉”。而“玉兴8”号和“华平”号上13名中国船员惨遭杀害，只因船主未缴保护费，且两艘船被误认为是缅军征用来袭击糯康指挥部的船只。中国商船在湄公河流域是吃水最深的，船大而坚固。
法网收紧，直逼糯康。
碰壁：急得差点想用20公斤炸弹轰下去
追捕过程中，糯康从中国专案组手中逃脱了三次。谈话至此，刘跃进蹙了蹙眉头。境外办案，中国警方处处受限，尤其是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只能请求、协同、主要依靠当地军警完成。糯康在“金三角”经营多年，势力由湄公河上总部孟喜岛发散至沿岸缅甸、老挝、泰国多地，他所藏匿的村庄或山头，住民会为其撑起一把保护伞，让追捕者进退为难，甚至遇险。
第一次是在老挝。2011年末，专案组将糯康精确定位于老挝波乔省湄公河沿岸村庄内，这是糯康小老婆的娘家。专案组协同老挝军警对村庄进行包抄，却遭到地方官员及部分村民抵制，“两方对峙在那儿，就是不许进去搜查，我们这边有当地警长，对方就搬出省级官员”。境外办案，中方无法直接出击，只能幕后迂回。刘跃进找到了一名老挝人民军高层疏通，“已经几个小时过去，很急，天要黑了，黑了就不能办案”。最终执法人员仅完成了6户定点清查，抓捕了糯康小老婆、组织成员数人，缴获枪械、巨款，但糯康不在。天黑下来，“根据当地习俗，落日后不能进行侦查、抓捕等活动”。行动只能中止。
就在当晚，糯康在夜幕掩护下被当地人护送离开，渡河至缅甸一侧。糯康逃进缅北的茫茫群山，一切又得从头再来。
一晃眼，“10·5”案案发过了3个月，形势更为艰难，专案组集体陷入情绪的过山车，在拨开云雾的喜悦、线索中断的懊丧、一时乐观和一时消极间大起大落，刘跃进也会偶尔问自己，“这真的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形势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情报的掌握和分析滞后，必须靠更加及时灵活的情报。找谁？怎么找？据信糯康使用泰国手机，但当时中国尚无成熟技术，能够控制外国号码并保证侦查人员在境外联络的安全。中方多个部门临时组队，紧张拉开科研公关。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攻坚团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称，在缉拿湄公河惨案元凶的过程中，北斗功不可没，用常规方式接入国外信号网络，往往会暴露位置和身份，此前糯康犯罪集团多次逃脱追捕，有此原因，专案组最后是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联络。
监听、定位、分析、筛选，目标锁定一名叫占拉的缅甸人。时不可待，专案组组织缅甸当地人员对其实施秘密抓捕、秘密关押、就地审讯。果然，当时替糯康出面打点“业务”的就是占拉，他供出了糯康在缅东北大其力山区的藏身处。
同一位置，七八顶蓝布帐篷，空中地毯式排查结果与占拉供述相符。这些人是糯康团伙吗？专案组干警手持热红扫描仪，在对面的一处山顶蹲守了三天三夜，“帐篷里的人活动规律很特别，白天有人睡觉，夜间有岗哨，不是山民”。
如何行动？通向糯康藏匿山顶的唯一小路坑洼不平，摩托车开到一半，须再步行2公里。每到夜间，糯康团伙在地下布雷、树上挂雷，四周布满了明哨、暗哨。
专案组有人曾设想，用无人机运载20公斤TNT炸药，一下子轰下去，“方案报上去后被否了，要抓活的”。这次是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打头阵，缅甸政府军殿后，急行军在蚂蟥叮咬、猛兽栖息的深山老林走到第5天5夜，帐篷已在几百米外。这是离铲除糯康集团最近的一次！
突然，一名队员碰到糯康的暗哨，开枪，但行动组的包围圈尚未合拢，糯康等人闻声四散逃脱。
震慑：拉登被打死，糯康要抓活的
2013年1月28日，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四艘巡逻船结束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任务，抵靠云南关累港，此次行动四方出动执法人员130名，为期4 天，航行486公里。这是中方与缅甸、老挝、泰国执法部门第八次联合执法巡逻。“金三角”和孟莫至孟喜岛水域一直以来是国际贩枪、贩毒犯罪的高发区域，特别是湄公河惨案案发后，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和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先后于2011年10月和11月在北京举行，四国联合巡航执法湄公河的合作机制由此奠定。2011年12月10日，四国联合执法巡航首航仪式在关累港举行，因“10·5”案中断的湄公河水路恢复通航。据报道，目前进出中国关累、老挝孟莫、缅甸万崩、泰国清盛的船舶数量已恢复至“10·5”案案发前水平，湄公河航运船只、船员和沿岸民众的安全感显著提升。
尽管有中老缅泰四国的联合执法，但糯康几次凭借狡猾的本能逃脱了追捕。对此，中国专案组制定了“斩首”、“断肢”并用的策略，让他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窄小，组织内部开始分崩离析，糯康手下骨干先后落网。2012年4月20日，集团二号人物桑康被抓捕归案。25日，专案组接到情报，几乎已是孤家寡人的糯康惊惶中从缅甸深山出逃。专案组敏锐地猜测到糯康想从重重包围的缅甸逃往老挝躲藏的意图，立即协调老挝警方加强沿岸布防。糯康的最终被捕不是一部惊险大戏。当天夜里，糯康和两名手下在老挝波乔省孟莫港附近刚一上岸，就被已部署在此的专案组及老挝警察擒获。此后，“10·5”案实施指挥者、集团四号人物翁蔑向缅甸政府军投降。至此，湄公河“10·5”惨案告破。
有了解内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错综复杂的湄公河流域和险象环生的深山老林追捕糯康，难度堪比美军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追捕本·拉登。毕竟拉登只要被打死就行，而糯康需要抓活的。“的确，在境外侦查抓捕针对本国公民犯罪的外国人，世界上只有美国干过这事儿”。刘跃进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执法合作，最多是要求引渡在中国犯罪后跑出去的中国人。“10·5”案是中国国际执法合作的一块新界碑。2012年5月10日，糯康被抓获后15天，被老挝政府正式移交给中方。在移交现场，糯康突然面向刘跃进跪下。刘跃进说，他当时“感到自己的背后是国家，是祖国，是民族”。
2012年11月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10·5”案，以故意杀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糯康、桑康、依莱死刑。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际上，这次中国警察在境外主动出击，其背景是老缅泰三国表明尚不具备给糯康集团致命一击的能力，而专案组在整个境外执法过程中，未出动军队，未伤及外国平民，“同时，专案组也未损失一个人”。但在伪装、潜伏时，中国警员不是当地人、不会说当地话，在境外一蹲点儿就是一个星期，引起当地人甚至执法部门的怀疑也在情理之中，“由于不能暴露身份，我们干警挨打的事也曾发生过”。
虽然离抓捕糯康已经过去了近一年，刘跃进谈起当时追捕以及遇到的困难时仍十分感慨。他说，“10·5”案很难成为中国国际执法合作的范例，“境外办案受法律等多重因素掣肘，‘10·5案’可能很难机制化”，但刘跃进认为，能够拿下此案就是一种震慑，以此向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中国公民和国家的海外合法利益不容侵犯。
纽时驻京记者：像被拴着的看门狗 不能自由到处跑
2008年，杰安迪成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而这些画则是他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以两毛钱一张的价格在新华书店买的。那时，中国正从“文革”的狂热中醒来，大多数中国人还穿着清一色的蓝色服装。1988-1989年间，他再次来华，在湖北大学当了一年英语老师。
跟杰安迪一样，《纽约时报》现有的5名驻京文字记者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中国背景。他们或在中国上过学，或大学刚毕业时来中国当过老师，或因不同原因在中国有段短暂停留。
加上另外1名驻沪记者和1名驻港记者，《纽约时报》驻华团队在2012年写了600余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权和社会公正等。
“被拴着的看门狗”
“作为更关注高层政治等领域的媒体，我们像被拴着的一条狗，不能很自由地到处跑。这种障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只是每个国家给你活动的篇幅不一样。你无法踏上那块土地，但是你又必须去瞧瞧那边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职责就是介绍这块地。”《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用中文说。
正如其著名的办报方针“报道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一样，《纽约时报》驻华团队的选题标准是“做记者们认为重要的新闻”。
“关键是‘适合’，‘适合’不是指文章所占篇幅，而是指新闻的‘相关度’和‘重要性’。”张彦（Ian Johnson）如此解释《纽约时报》涉华报道选题标准。他是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那时，他还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
2012年，由于中共十八大召开和一些特殊事件，《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治新闻进行了充分报道，对与政治相关的民族、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也同样充分。
尽管对于所有的外媒来说，去年中国最重要的报道主题是十八大，但是张彦认为草根阶层如NGO等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作为一个综合类报纸，《纽约时报》没有特别侧重某个领域的报道，除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也会关注大众流行文化。
当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在中国流行时，黄安伟（Edward Wong）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是北京分社的另一名骨干记者。黄安伟是华裔，伊拉克战地记者的经历练就了他对复杂局势的敏锐判断力，同事赞其“记忆力惊人，像电脑一样”。2008年，他凭借对伊拉克的报道入围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黄安伟关于《非诚勿扰》的报道，刊登在2012年1月1日的报纸头版，里面提到了节目的被整顿、金钱的魅力、嘉宾们在舞台下的丑闻，并且更多地分析了观众对低俗娱乐节目的需求与官方传统得体的观念间的冲突。
去年3月初，他们觉察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变慢的迹象，之后保持追踪，6月8日、9日和10日，他们连续三天报道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迹象。
当事件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时，他们也注重对中国的强调。2012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缅甸，缅甸面向印度洋，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够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提供一条便捷的运输通道。《纽约时报》在1,283字的报道中30次提及“中国”，称奥巴马对缅甸的访问使中国“震惊”；在报道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时，“中国”也被多次提起。
当然，中国国内媒体所关注的新闻事件，他们也没有落下。乌坎选举、因环保问题引发的什邡、启东及宁波的群体事件、陕西怀孕7个月的孕妇冯建梅遭强制引产事件、中国各地民众的反日游行等，一一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
至于中国媒体未能引起足够关注或未能报道的领域，他们也进行了“跨国舆论监督”。他们揭露了中国媒体有偿报道乱象，探析了中国的移民潮，甚至还有专门的文章介绍中国的“双规”。
“有人觉得我们是在闹事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去调查真相，做些突破，试着进去挖一下。”安思乔说。
《纽约时报》更有经济方面的调查报道。这个领域的报道主力是驻沪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他的中文名字很“中国化”，以至于曾有人误以为他是另一位华人“张大卫”——《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的社长。
2012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名为“The iEconomy” 系列的专题，分析全球高科技产业面临的挑战。该系列的第二篇《在中国，人力成本是建成一个iPad》（ In China，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聚焦中国，上了1月26日的头版。5,538个单词揭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涉嫌剥削工人的现象及其存在的安全隐患。
尽管做报道时受到了一些干扰或者限制，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在尽量一点一点解读中国。
“独家新闻固然重要，但是抢独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讲好每个关于当代中国的故事。”这是杰安迪的理念。
“比如，在写关于GDP的新闻时，我并不喜欢去查一大堆数据，我更关心经济下滑如何影响普通家庭，未婚青年如何应对飙升的房价等问题。”杰安迪称。
关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立场，安思乔的解释是：“作为一个监督的角色，媒体应该报道一切不被公开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我们都会去监督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对一些没有公布的社会现象，我们要去调查、去公布，但这些不被政府公布的事情往往恰恰具有负面色彩。我们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
“临界质量”
“2012年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多的政治新闻来找记者，而不是记者绞尽脑汁地去找新闻。而中国新闻也成规模地进入了美国读者的关注领域。”安思乔说。
但是，在2012年元旦时，驻华记者们还在预感权力交接年的政治新闻可能会“比较单调”。那时，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薄熙来的政治前途。然而，“在王立军2月6日出走美领馆之后，一切都变了”。
《纽约时报》开始了系列报道。除了追踪官方发布的消息，他们还报道了薄王事件涉及到的其他当事人，如一些房地产商和一些外国人，薄熙来之子在英美的奢侈生活，等等。他们独家采访了薄熙来的前妻。对于王立军“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他们也有相关的深度报道。
至于各方对该事件的反应，如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后中国各媒体的反应等，他们也做了解读。
大部分系列报道都建立在团队合作基础之上。尽管在去年3月份，他们未能第一时间抢到尼尔•伍德被谋杀案的一些消息，但是，对于薄王案的背后因素及情节，他们走在了独家新闻的最前沿。而且在后期，他们做了更多更深度的报道，因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求证”。
“如果中国市场化媒体能够在今年3月份把那些报道发出来，就能证明报道中国最强的还是部分中国媒体，而不是我们外媒。总体而言，我们在内部渠道与人脉资源方面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跑中国高层政治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场。但我们的优势是风险相对少。”安思乔说。
由于无法获得官方回应，求证过程就显得非常困难。《纽约时报》2012年的涉华报道中，除一组最受关注的经扎实调查的深度报道是建立在查阅大量文档的基础上的，其他全部来自二手消息源。
不同的二手消息源对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这时，记者的判断力和信源的可信度就显得至关重要。判断过程跟原子反应过程中的“临界质量”很像，即“维持核子连锁反应所需的裂变材料质量”，当各种二手信源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并且符合逻辑，记者们就基本可以写了。
至于独立的消息源，他们一般不会采用，不管该消息源有多好。所有的报道必须经过2-3名独立消息源的确认才能写。
“针对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内部各个圈子往往会有不同的说法，为了保持信源平衡，我们需要采访很多人。不过由于字数的限制，我们一般无法把很多细节或微妙的地方写进去。”安思乔说。
由于网络的迅速传播，关于访2012年的一些特殊事件，有些报刊登了未经证实的消息。《纽约时报》也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有媒体报道了，网民也在热议，他们被迫要去证实或证伪这些流言，而在过去，他们是能直接忽略这些的。
当大量匿名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境外网站满天飞的时候，《纽约时报》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力，谨慎地抵制住了这些“谣言”，尽管这个过程非常困难。
其实，这种困难是在中国做报道所长期存在的，只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集中过。由于没有直接与官方对话的渠道，在一些事件中，信息源也会出现不平衡的状况。
“不是说我们要做不客观的报道，而是根本无法获得官方的说辞，我们只能有时引用下《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平衡信息源。”杰安迪说。
有时候，他们也能从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得到一些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有时不是那么切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十八大“剥洋葱”
按照惯例，有党代会的年份都是记者们忙碌的一年，但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却让记者感觉“前所未有的忙”。
“2002年也比较忙，那时我还在路透社。但那种忙是自己设计的，觉得要对新任领导做一些人物特写。但是今年经常都来不及做这些，因为有的事情到最后一段时间才尘埃落定。”安思乔说。
为报道十八大，一名《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公司下属报纸）记者和一名《纽约时报》驻港记者也加入了报道团队。而此前，他们已经做足了功课：查阅了大量文献以更好地了解党代会背景。
十八大于北京时间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但直至9月28日，新华社才发布了这一消息。滞后的官方消息也给记者们带来了不便。
“我们一直在研究十八大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经济？外交？民生政策？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党代会的日期直至最后一刻才公布。我们不知道党代会的议程，也没有机会参加党代会之前相关的一些会议。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除了听工作报告，党代会具体是干吗的？”张彦问道。
对于十八大，他们最为关心的议题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军委人事安排和军委主席位置；如何设置未来的改革议程。这些在《纽约时报》网站名为“卫兵交接”（Changing of the Guard）的专题中都得以体现。
这组以十八大为主题的专题包括视频、图片和报道及分析。视频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人权状况等等。
截至2012年12月29日，该系列文章共有28篇。从7月到十八大结束后期，均有追踪报道。主题涉及十八大前期的军方需求、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日子、地方债务危机、中国的移民潮等；十八大结束之后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对部分新当选常委及习近平之妻彭丽媛的特写、新领导班子面临的挑战和各种社会问题等。
鉴于十八大会议之前存在着一定变数，《纽约时报》这组报道也在跟着变。最终结果也显示，他们的报道是紧跟变化并且准确反映了这些变化的。
胡锦涛做十八大报告当天，会场出现了一个小意外：所有外媒记者都没有拿到文字稿，只有党代表有。而此前的党代会，记者们都能提前拿到讲话稿，边看边听，分析讲话中的“新提法”。没有文字稿给记者当天的写作也带来了一定困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讲话内容。
新的领导班子与记者见面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肯定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放缓的经济增长、国进民退、移民潮、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等，同时就中国是否会实行改革打上了问号。
尽管对十八大做了系列报道，但是对于《纽约时报》记者们来说，很多事情仍是一团迷雾。如何把这些扬2012年剥离出来的各个细节拼凑成一幅更清晰的图，他们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那几天，他们甚至还配备了望远镜。“我想看看有没有领导人睡着了。”杰安迪开玩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