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第六期 20130222 完整版
来源: 懂得起 于
独家揭秘： 国安副部长秘书叛逃CIA曝惊天内幕
2013年2月23日 本文选自《博讯》杂志2月号。
中共國安國保惡鬥十年大揭秘
本刊特約記者 森水
2012年5月，海外驚爆中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陸忠偉的秘書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反，此案於去年初中方破獲。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安部處長俞強聲(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胞弟)叛逃CIA以來，中國情報系統最嚴重的叛逃事件。事件震驚海內外，但中美兩國情報部門對事件均三緘其口，案情迄今不明。
《博訊》記者從美國接近CIA系統的人士獲悉，這位副部長秘書被策反後，向CIA出賣了大量中國情報和政法系統的機密，其中他透露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國國家安全部與公安部的內鬥情況。接近CIA的人士透露，這名節變者談及中國國安和公安內部惡鬥的激烈程度，堪可用「你死我活」形容，曾令美方大惑不解，繼而深為震驚。
據透露，這些年中國的國際環境相對緩和，使專責對外情報工作的國家安全部在中南海所受到的重視程度有所減弱，而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盪加劇，使專責「對內」的公安系統日顯重要。
其中，公安系統轄下的國內安全保衞部門(簡稱國保)，更是以維穩的名義迅速坐大，不但「越界」侵蝕原屬國安範疇的領域，甚至在工作的方法與手段上沿用國安那套，且涉嫌違規濫用，以至成為破壞社會和諧因素之一，在中共黨內甚至高層引起諸多質疑。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法委書記被降格，並逐出政治局常委，與此不無關係。
國安部建立割走公安部肥肉
據了解，國家安全部與公安部明爭暗鬥，從1983年國安部成立時就開始了。鑑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安全需要，1983年7月，由長期以來負責情報工作的原中共中央調查部為主，成立了國安部。由於調查部原來只負責情報收集，並無反間諜機構與政治保衛，故成立之時就合併了公安部政治保衛局，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的部分單位。尤其是把公安部的政治保衛、反間與技術偵察局（當時主要是主管郵件檢查與電信偵控）劃給新成立的國安部，大大削弱了公安部的職權。公安部一直不太服氣。
國安部成立伊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也參與國內安全事務，但主要負責情報與反間諜。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八十年代，中國與世界的接觸越來越广，情報收集任務日益繁重，海外進來的間諜也越來越多。國安部與公安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上世紀九十年代江澤民當政後，國家安全部地位大幅提升。原因除了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處於西方國家圍堵之中，急需情報突圍、發展中外關係之外，與江澤民更加注意國際形象和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江澤民利用情報治國，是體制內都知道的，國家安全部的權力有所擴張，尤其對國內「敵對勢力」的偵查與監控，主要由1989年後新成立的國安部反對敵勢力局執行。
法輪功圍中南海 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國安失職
然而江澤民執政晚期，兩起情報失誤釀成重大事件，令國家安全部地位大幅下降。一起是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二是1999年4月25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為抗議中共打壓，靜悄悄成功地包圍中南海。有消息指江澤民在得悉中南海被包圍後，曾在政治局會議上拍案大怒：「我們的紅色情報員都在哪里？！」兩起事件反映安全情報失誤，造成外交和內政被動，國安部因此「背黑鍋」。
此外，國安部在國內事務中地位的下降也是必然。六四後江澤民苦心經營十年，中國的外交關係基本理順，美國不再以「和平演變中國」為主要任務，所謂的「國外反華勢力」針對中國的活動也有所收斂。但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後國內矛盾經十多年積累，日益增多，影響社會和平安定的群體事件此起彼伏，而預告和處理這些突發事件，顯然已超出法律賦予國安的主要義務範圍。這個時候，公安國保部門開始登場，並發展迅速。
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錦濤上台，公安系統內的國保隊伍已經迅速坐大，不但人員編制急擴，還配置了各種偵查技術，包括竊聽與電信監控等以前只有國家安全部門可以使用的手段，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內「克格勃」。國安部的職能則被進一步局限於「對外情報與反間」。國安部眼見權力被削弱，也只能忍氣吞聲。
在香港，因基本法23條立法引發2003年50萬人反政府大遊行，令本來就低調的國家安全部在香港的工作更為低調。香港中聯辦一位工作人員透露，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按基本法香港要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使國安部門有法可依，大遊行後國安縮尾，但公安卻利用自己掌握辦理來往通行證特權，把手腳伸到香港。常常在香港監視異議人士，並以反恐、國家安全以及配合香港警方在內地抓人為理由，要求香港配合他們執行一些非法活動。
胡錦濤批準公安維穩可監聽公民
接近國安部的人士透露，過去十年來公安國保濫權的所作所為，國安部老謀深算的特工們都看在眼裏。國保權力膨脹，鑄下不少錯誤，尤其是以對待國外特工的手段對待國內公民，嚴重違反法治，侵害憲法。有國安人員表示，國安之所以被賦予監聽、監控與搜查公民通信的權力，是因為國安負責反間諜工作。而涉及情報與反間諜工作，世界上任何法治國家包括美國，都視其為合法，因為國家安全事關重大。
但是公安國保自成立並接收國安的部分工作後，把原本用來對付海外間諜的手段，用來對付自己的公民，造成共和國歷史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執法犯法情況，秘密監控、監聽，黑頭套等，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手段連無法無天的文革期間都沒有用過。
以竊聽技術來說，國安部使用竊聽有嚴格程序，一般針對有特嫌的人才可使用，少數情況是針對進入中國的海外人士，為收集情報而使用。國安部（包括前調查部）一般不得對政府內部人員使用竊聽手段。國家安全部的秘密條文規定，即便省級幹部涉嫌間諜行為，要對其進行竊聽也必須得到上級（部級）主管的審批。
然而，2004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批準公安國保部門可以以維穩為由，對公民使用竊聽等手段。此後，竊聽手段使用越來越氾濫，公安國保可以以維稳之名，對被拆遷人士以及一些對政府表達不、提出訴求的公民，使用監聽和竊聽手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監聽技術還被紀律檢查或行政監察部門濫用。地方官員被隨意竊聽。例如山西、福建、廣東、湖北、重慶的公安部門，就被曝光曾經肆無忌憚地竊聽官員的秘密與隱私，有些地方公安局領導還以此要脅上級領導要官要錢。王立軍在任重慶公安局長時，竟對到訪重慶的中央政治委員與他們秘書的電話進行秘密監聽，然後上報薄熙來，邀功請賞。
有消息指，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對公安國保權力的擴大難推其咎，他本人也多次利用公安的竊聽達到個人目的，包括整掉政壇對手、維護自己的利益等。
據了解，周永康支持下公安國保無法無天的做法，引起中共黨內甚至高層不滿，前年開始，中共十八大籌備小組收到不少來自退位或在位政要的投訴，指過去多年中央政法委縱容公安國保以維穩為名，濫施專政，執法犯法，造成眾多新矛盾，破壞社會和諧，要求中央對政法委削權，這些呼籲終於導致中央政法委在十八大被逐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表面上安然退位，實則在黨內狼狽不堪。
《博訊》新聞網2010年4月曾報道，國安部一位原負責監控網路敵對勢力的局長，日前與某門戶網站投資人與主管人會面時曾透露，國家安全部國內敵對勢力局有三個處負責網路動態監察。這位局長強調，國安只監控涉及國家安全的資訊和動態，對一般網民反貪污腐敗、要求言論自 由、批評領導人的言論等，「我們都能理解，只要不涉及國家安全，我們不會干涉。」
茉莉花事件北京市公安國安大火拼
另一宗可反映國安與公安國保政惡鬥的事件，是2011年初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受中東等地多國群眾上街聚會、最終推翻統治者事件的影響，中國內地多個城市也相繼發生群眾上街聚集事件。這原本是一起網民自發發起的事件，公安國保為避重蹈當年國安沒能有效預防法輪功包圍中南海而失去中南海寵倖的覆轍，動用一切力量打壓茉莉花運動，引發共和國歷史上又一宗殘忍的暴力專政事件。
不完全統計，內地前後竟有600多位公民被非法拘禁，經公開報道被毆打折磨者多達354人（另外一些人可能不敢聲張）。胡溫執政十年的成績與營造的聲譽，幾乎毀於一旦。茉莉花事件充分暴露了公安國保的無能與愚蠢。更可笑的是，他們竟懷疑事件本身就是內部人策劃，用來對付公安的，甚至將矛頭指向國安系統。
據透露，茉莉花事件時，北京市公安國保濫拘濫捕，並秘密逮捕了兩位為國安部工作的線人，令國安部門大為不滿，官司打到中央政治局，既是秘密警察頭子、又是公安最高領導人的周永康莫衷一是，要胡錦濤和習近平親自過問，並有可能成為公安國保的「滑鐵廬」，註定了政法委將要退出政治舞臺的前景。有北京市公安國保的頭頭至今說起此事，還堅持認為這是國家安全部門策劃的「陰謀」。
其實，國安系統對公安國保一直有微辭。《博訊》新聞網早於2009年4月就獨家披露，當年每年一度的全國國家安全安部廳局長會上，原本討論國安系統如何搞好廉政建設，但一位國安部高官突然離題發言，歷數公安部的腐敗行為，認為公安系統「應該好好整頓」，其發言獲不少與會者附和，不少人會意點頭。2012年7月《博訊》新聞網還透露，有國安部官員私下斥責，公安國保「就是一群低素質的克格勃」，指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果任由他們發展，中共可能會敗在他們手裏。
重慶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國安翻身
重慶事件爆發後，2012年6月，《博訊》新聞網就獨家披露，王立軍把持的重慶市公安局對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的紅線電話(即保密電話)搞竊聽，結果被國安部反間諜部門查獲。2012年9月王立軍在成都受審，其中不公開審理部份，就包括搞非法竊聽。這也是為甚麼2012年2月7日王立軍被國安部副部長從成都美國領事館帶回北京後，案件一直由國安部負責調查的原因。
《博訊》新聞網還透露，國安部這些年通過技術手段，掌握不少公安部門囂揚跋扈、非法對領導幹部搞竊聽的證據，並掌握了不少地方公安部門負責人的違法違紀證據。據悉，包括廣東省在內，至少七個地方公安廳長涉嫌擁巨額財產來歷不明，每人擁財都在六千萬元人民幣以上。
南方某省公安廳長一家擁有七個公司，在八大城市最貴黃金地段擁有頂層公寓或者高檔別墅。據悉，那幾位公安廳領導目前已不再兼任當地政法委領導，並被當局暗中調查，只是他們自己還不知情。國家安全部門的偵察顯示，湖北省公安廳長、福建公安廳長、雲南公安廳長、廣東公安廳長的財產都超過5000萬人民幣，有的高達3億元，這些都被善於在境外取證的國安部一網打盡。相對而言，國安系統領導比較自律，至今很少聽到國安系統高官因貪腐被立案查處的消息。
有消息指，國安系統對地方公安負責人的腐敗行為的秘密調查，原屬違規行為，一度引起公安內部非議反感，兩大系統曾經「歛拔弩張」，但重慶王立軍事件中，國安系統對王立軍的竊聽，意外發現他竟竊聽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的驚天陰謀，此後國安的做法得到中南海的肯定。
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王立軍事件令國安系統重新振奮。過去這些年國安系統一直「臥薪嚐膽」，利用十年收集了不少公安違規非法行為，尤其公安領導的貪污腐敗。來自國安部的消息指，這些資料未必全部「上報」紀檢監察部門，但如果公安某些領導在未來一段時間不知收斂，或許等待他們的將是監獄。
習近平近國安遠國保？
國家安全部與公安國保部門的內部惡鬥，已淪為美國CIA譏笑中國情報系統的一大笑話。但回到中國，無論國安還是國保，本質上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工具。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主政，面對依然如故的內政維穩問題，以及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是繼續利用名聲掃地的公安，還是重新重用國家安全部，備受兩大系統關注。
雖然公安、國安兩大系統都在利用各種機會，拚命表現自己，邀功請賞，但顯而易見的是，十八大政法委失勢，周永康被黨內千夫所指，肯定令習近平對公安有所避忌。但是，無論是警察(公安)治國，還是特務(國安)治國，都不符合現代文明國家的定義。習近平不會不明白，中共也不會不明白，只有實行民主憲政，中國才有出路。 博讯
中国百姓死于污染，官方首次提到“癌症村”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环保部门对严重污染导致出现“癌症村”表示担心，而这正是环保人士担心了多年的问题。 环保人士和一些记者几年来一直把靠近河流和工业区，癌症发病率很高的村子称为癌症村。中国环保部星期四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提到了癌症村。报告认为水和空气污染严重造成高癌症发病率。 据信，这是中国政府官员首次使用癌症村这个说法。
中国学术界的调查报告说，截止到2009年，中国出现了247个癌症村，主要分布在华中、华东、华南等省，仅广东省就有25个，名列全国癌症村之首。癌症死亡人数超过140万人。
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年发生大约1700起水污染事故，境内40%的河流被污染。 北京健康保护协会的水研究者赵飞红说，北京的100多条河流中，只有两三条河的水可以用作自来水源。其他河流如果还没有干，也被排放物污染了。
今年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从东北辽宁到南方的广州，许多城镇出现雾霾天气，空气污染达到损害健康的程度，长时间无法缓解。中国官方说污染是工业活动、建筑和普遍烧煤取暖造成的。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明朝史上震惊世界的一次大阅兵
来源： 凯迪社区
明朝史上震惊世界的一次大阅兵
——明朝十万人大阅兵震惊世界 西亚各国争相示好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阅兵既是宣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而在明朝历史上，永乐皇帝朱棣也曾经有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大阅兵”。
说到明朝阅兵，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立初期的“国际形势”。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起，但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国”三个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调动40万大军，分三路北进，把远逃漠北的北元皇庭彻底打成“游牧民族”，但此后，大量曾在元朝任职的蒙古族、回族官员，流亡到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外来的和尚”拚命地鼓动所在国君主对明朝采取敌视态度。
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权臣帖木儿发动政变，推翻西察合台汗国，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后，随即开始了远征中国的准备，派间谍到北京活动，并在接待埃及使臣时当众羞辱被扣押8年的中国使臣郭骥，随后在撒马尔罕召开“蒙古人大会”，高举起“反明复元”的大旗。但蒙古本部的鞑靼以及瓦剌反派使者至南京通报消息。
永乐四年，帖木儿大举东征，号称百万大军，实际兵力20万，而此时，明王朝在河西以及哈密早已严阵以待。然而不久后，帖木儿病逝于东征路上，一场大战烟消云散。
此后，帖木儿帝国诸皇子争位，陷入内战，所谓东征中国，可谓痴人说梦。
明朝方面，朱棣登基后，一面派遣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另一面派遣陈诚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的继任者沙哈鲁放弃仇华政策，遣使向明通好，恢复了朱元璋时代“宗主国”的关系。但是中亚各国“反华势力”仍在。
另一面，郑和在永乐十八年前五下西洋，却行至印度洋就返回，原因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红海流域，严禁东方船队进入。此后中亚以及西亚诸国正式承认了大明朝继元之后的“天朝”地位。但对于明王朝的真实实力，各国也存有怀疑，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宣示大明的强大实力，巩固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阅兵，恰是最好的机会。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明朝以陈诚为使，出使中亚，随后，中亚、西亚国家均组使团随中国使团回访。永乐十八年七月，这支云集了20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人的使团抵达嘉峪关，朱棣派遣6000精锐骑兵一路护送，沿嘉峪关经明朝九边军镇“参观”。在每个军镇，明朝都特意派遣在明军中的蒙族、回族军官接待，介绍明朝的民族平等政策，“明朝虐待蒙古和回回人”的谣言不攻自破。而明朝“九边”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在各国使臣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棣在北京皇宫接见各国使臣，诸使臣皆行叩拜礼，唯独帖木儿国使臣以“我国无此风俗”为由，坚持行鞠躬礼，朱棣却并不在意。
这次帖木儿使团的首领是帖木儿帝国宰相阿尔都沙，副使是曾跟随帖木的名将盖苏耶丁，在本国也是免跪拜礼的。外交礼仪后，朱棣安排使团先是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游览包括山东孔庙在内的诸多名胜古迹，亲眼见识中国大陆城市的富庶繁华，两个月后，各国使团接到通知，朱棣将在北京周边开始大规模的“狩猎”，邀请各国使团前往观览。永乐十九年三月，“狩猎”在北京北边的怀来正式开始，共调军队10万人，朱棣精心挑选的明朝“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了明军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军容齐整”、“步调如一”、“兵甲鲜艳”，“列国使节俱惊”，尤其是明朝“神机营”的火器操练，展示的“虎威炮”、“火龙枪”（骑兵专用火枪）、安南铳（抬枪）、“一窝蜂”（火箭炮）、“火龙车”（火焰喷射器）等诸多“高科技”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大规模的“狩猎”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阅兵结束后，朱棣在土木堡的行营接见了各国使节。
这一次，帖木儿国使臣带头下跪磕头，“叩首触地”，全然不顾“我国无此风俗”。帖木儿使臣更奉承说，这次帖木儿进献的名马，正是当年帖木儿国王的父亲帖木儿生前南征北战专用的“御用坐骑”，赠送给朱棣，正是为了表达“最崇高敬意”。朱棣则手书信札托使臣转交帖木儿国王，在信中表示“愿两国臣民永享太平安乐之福”。
这次声势浩大的阅兵无疑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次“观礼”的各国使节，总数达27个国家。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
有关这次阅兵的详情，也详细记录于中亚国家的典籍里。帖木儿副使盖苏耶丁在回忆录里坦言：“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使他保全了一生的英名。”
而另一个“连锁反应”是，观览阅兵的埃及使臣回国后，埃及随即解除了在红海对东方商船的禁令，而此后最后一次下西洋的郑和，也终抵红海沿岸，不但结好了红海地区国家，更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终生的愿望----麦加朝觐。
来源：老年生活报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不成为改革者 改革就没有希望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凤凰财经讯 2月22日消息，在今天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演讲中颠覆人们的普遍认识，提出：“既得利益者可能成为改革者”。
张维迎提出，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其次，假如“既得利益者”不成为改革者的话，那么改革就没有希望。
本文来源：凤凰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