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蝴蝶行动/口红】30集全 - 唐一菲/齐奎/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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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而这些死因包括文革中的各种罪名，如：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反革命破坏分子、流氓犯、流窜犯、跳梁小丑……等等，每一种罪名都可以判人死刑。
图为被审判的“流氓诈骗犯”周春桂。
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
[芦笛之声] 慕崖：但余看這種事，從來認為只用一點原則就足夠：成本，有形及無形的，表層與深層的；譬如維穩體制，財政支出是一個有形的表或深，但同時造成濫權，形成民間厭惡，就是無形的表或深，環境惡化，治污要錢錢，要官僚合作，正如建高鐵，建得成，是因為官僚大家有得分贓，此者，成，則會是令人民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增長，因而平衡了財政支出的增長，算是打和，但或可令政權的形象公與信力上升，不過腐敗令成本加高許多，財政負不負擔得起到是治污成果算是令人感滿意是個問題，而且要治污，或可能牽連工業效益下降，當然治污錢錢補上，在GDP上或可是數字變化不大，不過就業上是否不造成赤字便難說，正如巴斯夏認為的，考慮到“全盤結果”，評估政策帶來長遠的影響，考慮什麼是可以觀察到、而什麼又是不可以觀察到；無論改不改革，維持現政治秩序就得付上成本，當然是納稅人掏腰包，納稅人掏腰包後是否感到不滿意致使革命發生，內中存在極多條件，有時候也不是人民想革命發生便可以發生的，當年要是無蘇聯撐腰、無美國拉攏，垬獨兩面逢源，大概蔣總裁第六次剿匪可能徹底成功﹝鄭義有文題為《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有時候還真是N 個偶然當中，有三幾個是變動了，結果就不一樣噜﹞，而政權之維繫之成本得由人民身上吸取，總有一條界線是標誌人民的承受力的極限的，比方蘇聯，據某一聲勢越來越大之結論認為，可說是，首先是人民再不願意負擔道德淪喪作為政權維繫之成本而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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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
作者按语：本文是一项中国专题研究的第三稿，第一稿曾于2010年3月30日发表在“选举网”，第二稿发表在2011年8月第41期的《领导者》。第二稿的修改比较大，现在的第三稿则进一步按照“冷酷实证”原则进行“客观中立化”处理，力求“既不亲华、亦不反华”。列宁说：“谁不和我们一起就是反对我们，中立的人最危险”。我深信列宁时代早就过去了。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谜，而且是一个远没有被解开的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谜，中国的政治发展更是一个谜。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内外的不少观察家一直在预言中国政治的崩溃，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本身反倒似乎不太妙。对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崩溃的人来说，“中国为什么没崩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谜。
1，“冷酷实证”方法论
本文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揭开这个谜。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这个“中国之谜”，这个办法叫“冷酷实证法”。“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价值主张。
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现实的判断，以致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
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文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总之，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2，中国的“崛起”与“被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和“没崩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里先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然后再着重分析“没崩溃”的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明万历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落后进一步加速。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到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才突然开始发力，并在10来年内连续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中国进一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再过十多年中国将可望超过美国。
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连续四次每八年翻一番。从近代历史上看，一国GDP翻一番的时间，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是47年（从1839年起），日本是33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亚是17年，韩国是11年。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中国则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中国城市早已超过了200个，远远多于美国和欧洲同等城市的总和。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连续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仅有中国一家。
当然，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GDP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只有1２%左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的比例可能可以调高一些。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国崛起”的人，则偏向于只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及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府在崛起，权贵在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规模，强调人均，还是强调问题。但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涉及规模，也不涉及人均或问题，而是强调“制度”。根据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长久稳定。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有些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几乎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未必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主观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动车”依然滚滚向前时，观察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并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文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作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并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经济中继续发展。
抛开中国现存问题的好坏不说，这种“不崩溃的发展”本身确实是一种奇迹。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溃”的“西方观点”出问题了，还是“中国现实”出了问题？到底是“西方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现实”错了？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国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本文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文关心的是：在西方的“三个不可能”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是符合现实的逻辑？
3，中国人的怨气又是哪来的？
中国没有崩溃，但中国人的社会怨气却随处可见。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几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令人产生了“2012世界末日”的联想。
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常被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人认为，这个“供需矛盾论”正在让位于“分配矛盾论”。中国网民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如果从社会怨气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需要，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发泄-排泄矛盾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人们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
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可是，中国人现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现代政治学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的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
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中国似乎早就从“大鱼吃小鱼”进入了“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4，“社会加速溃败论”
2010年，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篇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文章说：“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因此，“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孙立平还进一步挑明了话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
5，“崩溃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
孙立平从一般的“社会动荡”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溃败”分析，确实代表了中国自由派解读中国社会的较高水平。“社会溃败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二是“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
历史上的“崩溃论”存在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失控崩溃论”（清朝末年）、“扩张崩溃论”（蒙古）、“内讧崩溃论”（太平天国）、“腐败崩溃论”（蒋介石）、“残暴崩溃论”（秦始皇）、“松动崩溃论”（戈尔巴乔夫），另外还有章家敦的“经济崩溃论”和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崩溃论”等等。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一个专制王朝的“溃败”都是什么引起的呢？历史学家給出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比较共同的一点是：“统治者上层”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统治者的“德能”出了问题。历代的“治世”无一不是因为有“贤君明主”，而“乱世”则无一不是因为存在“昏君庸主”。统治者的“德能”又为什么老出问题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统治制度”本身。
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代，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终身专权和继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王朝崩溃其实就是大白话说的“皇帝镇不住了”，我主张说是“基因悲剧”使统治上层无能，换一个视角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下层太乱。当然，也有人主张用“官僚队伍的扩大和农田触目惊心的集中”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或者用“枪杆子”来解释政权的“刚性稳定”。大家知道，官僚和分配集中问题最有名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用“分利同盟”来解释国家衰落的理论。但是，“分利同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朝代持续那么长，有的却那么短。所以，我倾向于用上层制度而不是社会中下层的“分利同盟”去解释，上层的“基因悲剧”是社会中层的“分利同盟”和社会底层的“破坏能量”失控的关键。
枪杆子很重要，但说服力还是差一些，因为如果是上层的统治无能，有枪杆子也镇不住，而且枪杆子可能反倒成了内部分裂倒戈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都是死在手下大将的刀下并被取而代之，所以，还是统治者上层的“德能”以及相关的制度最关键。２０１１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中东革命”也证明了，不是枪杆子不重要，而是最高统治者有没有能力控制枪杆子更重要。
我们知道，北朝鲜有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有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如果中国现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鲜那样的“家族政党制”，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基因悲剧”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排除。孙立平说“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可是，他忘了进一步问，开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这是个极其关键的一问，这一问当然就问出了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大过渡。这个大过渡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贤君明主”问题吗？既是，又不是。
一般认为，中国虽然不是“家族政党制”，但实质上还是“一党领导制”。但这种“制度主义”还是存在“逻辑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毛邓大过渡”的本质不是别的，是“一党领导制”或“一人领导制”向“一党限任制”的过渡。这个“一党限任制”现在当然还没有走到“分权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集权”性质本来就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性质则由于邓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发生质变，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实现；２０１２年的“胡习交接”则会是这一新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已经从“家天下”经由“旧党国体制”变成了现在的“新党国体制”。
这种变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中共历史上开创性的“和平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而且，是这种交接所包含的“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等制度变革。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就是“新党国体制”的开始，其中的“限任化”包含了明确的年龄、任期、年限等方面的制度化内容，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法治化性质。
当然，这种制度化还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党民主立宪，其实质仍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在学术上，我们没必要因为某种“憎恨情绪”而否定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的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张的，而是我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我这里只涉及“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涉及“价值主张”。我关心的不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好不好，我关心的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发生了没有，又会导致什么结果。
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一方面克服了置“苏共模式”于死地的“权力继承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统治的“基因悲剧”，统治者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被打破了。还要注意的是，中共的“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同“军委主席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选拔出较具“德能”的领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然，中共的新体制能否真的占尽“优越性”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体制使中央的制度权威更大、更巩固了，1994年的分税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新的中央制度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得到了加强。
然而，“新党国体制”的确也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府费用占国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孙立平所说的改革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这确实是错误判断。更明确地说，孙立平的“权力失控”判断，其逻辑上的漏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区分“上层权力”和“中下层权力”，把“中下层权力”的失控简单化为“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下层权力”的失控仅仅是一种“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种“事后失控”。
我们知道，“上层权力”的制度化和巩固，也体现在中共的纪检和司法还在不断地强化，干部任免考察制度也依然有力，危机处理和事后补救也非常快速。这意味着，整个政治体系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的迅捷，弥补了与社会监督相关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不足。因此，中国政治的“事后纠错机制”不仅存在，而且运行得力；尽管社会有怨气，但整体的内部约束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腐败的事后惩处，也表现在对群体事件和自然灾害的事后处置。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纠错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也靠“强人政治”，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反腐打黑就颇为有效。
与官权的事后约束相比，对民权的约束却具有明显的事前特征。中国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其实正好反映了“中下层权力”根本没有失控。2011年的“中东动荡”之所以没有波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方面的控制。
“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实际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内部约束的无效”，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体制的“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特征上的内在制度矛盾，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内部约束失效”的判断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更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
我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关键之处是理解中共高层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
孙立平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双重误读”呢？我的判断是：因为他对“权力失控和腐败”非常不满。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更倾向于表达不满，还是应该更倾向于冷静分析呢？平心而论，如果我现在不是身在美国而是像他那样身在中国，我很可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如果设身处地，我很可能也不能避免类似的“规范冲动”。但是，“规范冲动”的确会导致“选择性失明”，导致夸大一部分事实而忽视另一部分事实，而如果忽视的事实碰巧更重要，被夸大的那部分事实就会接近于完全错误。
6，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溃败论”在“内部约束失效”上的判断，一方面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那么，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权力市场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放在一种国际视野中考察。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于1997年提出的“精英-机会分析框架”。约翰斯顿在2004年的《腐败症候群》一书和2009年的“民主能抑制腐败吗？---对中国和印度的考察”一文中（与孙燕合著），运用并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分析框架，它涉及“精英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两方面的分析。约翰斯顿认为，“精英独立性-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一但出现失衡，“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产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由于选民和市场的力量，精英的可接触性超过其独立性，经济机会也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市场型寻租”中，私人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赠或非法贿赂的双重腐蚀。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触性高，政治机会充裕，但经济机会却相对不足，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带关系影响，“分权型寻租”就加剧了精英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倾向。在传统专制国家（缅甸），精英垄断了政治经济竞争，裙带关系盛行，腐败呈现出“独裁型寻租”的倾向。
当代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过控制政治门路来获得经济利益，充裕的经济机会又使竞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以“官僚权贵”为特点的“集权型寻租”。这种类型的制度逻辑就是“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捞钱”。辛子陵就认为，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１９８０年代利用“双轨制”的漏洞的官倒时期，二是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包揽大型工程时期，三是幕后交易的国企改制时期，四是官场商业化的买官卖官时期。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反映的是“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结合下的内在制度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扩大财权，却对地方预算外、非预算项目、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严加控制，这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开支上甩包袱，又对地方分权让权不足，这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又要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密的控制，这也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地方发展经济，又不给地方积极性和灵活性，这又是鱼和熊掌的两难。此外，中央要改革开放多元发展，又要解决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隐蔽信息与隐蔽行为）；中央依靠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驱动的“政治升迁”，又要地方官员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中央要地方保证社会稳定，又在土地产权、人员流动、问责权利等方面控制过紧；中央要地方官员保持政治忠诚，又要限制地方官员中“关系型文化”的滥用；等等等等。
在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着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着枪“专打出头鸟”，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交易费用”问题。表面看上去是“内部约束失效”，实际上却是省费用减负荷的办法。都说腐败不利于发展，但腐败确实经常是发展的润滑剂。但更深一层的矛盾是，当前的政治制度对“分权制衡”和“民主问责”所包含的“多党自由化”的不确定后果充满了顾虑，因为 “问责制衡”到“多党自由化”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呢？可能存在。一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市场型寻租”、印度的“分权型寻租”，还是缅甸的“独裁型寻租”、中国的“集权型寻租”，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权贵资本主义”都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带病运行”，无病运行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多党自由化”只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类型，却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本身。
在另一方面是，中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邓氏高招”；在内部约束上信息严重不对称时，“问责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层可能使用的办法，变通和创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绩效合法性）并没有因社会抗争而彻底丧失，中央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因社会不满而下降。还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分化利用”和“行政吸纳”实际上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也在不断缓和社会矛盾。
当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从制度本身获得一定利益时，制度就会取得自我强化的力量，因为在重大的变革到来之时，人们考虑的首先是失去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人性的弱点是：他伤总比自伤更感疼痛，参与总比排斥更引顺从。政府把异己力量“体制化”和“内部化”经常会有意外的效果。
在社会危机到来之时，政府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公众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动的，因为公众面临着协调集体行动的大难题。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在强制个人守法上有组织效率方面的优势，而公众要统一行动，进行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许“自由结社”（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公众在组织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不守法；公众在包括目标和方法的偏好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随机应变，随时拉拢和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不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问题”，正是公众统一行动的难点。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中国是一个“明规则”与“潜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
7，结语：“新党国体制”可持续吗？
不可否认，中国的问题非常多，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复杂；你如果注意观察对比，你还会发现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也特别明显。如果你只想看坏消息，只关注中国坏的一面，你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坏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续”和“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正如你只关注中国好的一面，就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国正在崛起”的结论一样。同样一个中国，崩溃与崛起，看法竟如此大相径庭，全看你在想什么和怎么想。好在两者不可能都对，只是一个比另一个会错得更多些。
在“崩溃论”预言一浪高于一浪时，中国政府依然还没有崩溃，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一定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关。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你也可以说是“枪杆子”、“加强控制”等等，我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别的，是“新党国体制”的初步形成，是本文讨论的“执政党四化发展”，即“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等等。
总之，“溃败论”忽视了中共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误读了“中央制度权威”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国的“权力失控”是“中下层权力”而不是“上层权力”的失控，“中下层权力”的失控是“事前失控”而不是“事后失控”。现在的问题是：“新党国体制”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
《觀察者》 当代中国第一大恶政：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评傅高义们的美国伎俩
来源：全球博客文摘经典周刊
中国尚未变成苏联的70年大限，但海内外所有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当然也不乏精心策划者，以期收获杜勒斯们的预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盛世危言成为共识，尽管官民上下解读与所持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不是一般的距离，但聚焦走向一致，即困惑与矛盾，瓶颈与危急，甚至走向广泛的社会焦虑与社会断裂。社会状态是政治经济矛盾的必然反映，非技术性的社会管理和轻描淡写的技术管理机制创新所能为。
当今若干历史，尤其近代史恶性大循环，正渐趋再现：
（1）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
（2）放则活洛与暴富，奢乱日趋加重并快速两极，两极化后非中产坐大，非祥和稳定而是加速反向两极运动，并资源与权力加速向寡头垄断，大户豪门，望族大家倾斜，朝廷、政府、国家、政党现有公器变私具，成为私产党、家族窃国、贵族经营天下之乱政的私具，小群利器，两极化加速涌动，不断瓦解公权力、公资源、公器，摧毁天下为公建构与机制，甚至瓦解家天下的半公半私和假公济私，寡头贵族大户干政、乱政之结果；就是纨绔子弟的官二代、富二代的拼爹族的衙内作恶，无法无天之现实可能；就是酷吏重刑，贪腐剥削，强奸民意，糟蹋党纲国法，官逼民反和逼良为娼，从而随时随地引发社会哗变，天下造反，人民革命的危局。
（3）富则奢败，不公而富，奢华世界的暴乱弊政，浮华世风加剧奢靡和社会急剧分化，社会分化、阶层固化、世袭罔替，走向全面的封建分封和私家大户豪强专政，进而全面腐化堕落，从政到经，由文到性，由礼到乐，直至改朝换代。
毛泽东时代是近 5000年文明，即中国阶级社会与统治以降之最伟大、最深刻、最高速、最合理的历史时代建构和社会发展演化态势。不但一举逆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所谓李鸿章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处处被动挨打，彻底土崩瓦解，而且开启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新篇章和历史新纪元。其同列宁、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伟大腾飞时代，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与经济史上的两个最高峰。
然而伟人忠魂大家离世。侏儒小玩闹开启一盘散沙，离心离德的天下为家之私路，渐趋使当代中国步入旧日阶级社会的沉渣泛起，浊浪排空的邪路之上和死轨之道。
当代中国驶动此途的最大的恶政，当推准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不同于苏联与东欧各国。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缔造者的政治资本和民心向背，是极为强固的。中国的社会性的反叛与离心离德者，基本上来自于极右翼知识分子和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其在中国当下，总体上不会超过百万，是个不大或较小的数目。但其掌控资源和左右形势的能量却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文化大革命和共产党执政及其党建、军建和全部的社会运动、过程和结局，当然同一切事物一样，会存在缺点、错误，都有后遗症。社会主义模式，当然不可能完善，更有亟待改进的方面，但问题的要害在于战略突破口应放在哪里？尤其是改革背后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应该是什么？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文明演进和政治改革的联动手段和终极目的又应该是什么？
这一切重大的战略性的选择，均在贫困的哲学和无聊的理论旨趣之下，在实质上的庸俗和西方思想家称之为粗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之下，匆忙启动，渐渐步入不归之路。
为什么说是不归之路呢？总设计的思路与明示，叫先富而后共赴，不可能产生新阶级，若产生了就走上了邪路。甚至到了后期明确说明，若出现了千万富翁，其就成了历史罪人。手段是区域均衡发展，税收调解，国家掌握公有制和枪杆子与政权。然而现实运动着的改革开放，一旦启动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高速而大规模地走上异化道路。这就是真实的现实不可遏止的犹如脱缰的野马般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右派和官僚买办集团的联动，给以解读和自然演化成，中国只能“先走一段资本主义”。而到了关节点和下车之时，本应逆转，却出现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时代癫狂。结果，在与国际接轨，现代企业制度，全球化和所谓民族复兴的口号下，变成了先富永远无穷无尽的继续其国际接轨，共富成了纸上谈兵的天下掉馅饼的梦幻化画面。
做一个爱因斯坦式的思想试验，会在社会经济研究中和中国电路解读中形成有意的结论。试想，市场经济的资本人格化，全球化下的金融资本运作和跨国公司及其发达国家超联盟性的区域一体化，会不存在资本拜物教？而由资本家带领社会共富法？老虎不吃肉？何新批判新自由主义，全力反击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尤其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然而，何新却恰恰看不到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同当下中国的绝对即使不是完全的南辕北辙，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读一读列宁的全部界定，回望列宁在先签订不平等的布列斯特条约，几个月后，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败后，立即废除条约。改革开放何时何地曾有过列宁如此灵活多变，驾轻就熟的国际与国内政策驾驭和动态变轨？列宁新经济政策，一言以蔽之，建设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当下中国，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超级富豪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在诸多真实资产阶级法权建构上日益同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无论从范畴理念，社会价值目标，国家经济结构，人民大众的社会身分地位和现实承受，都完全不是一回事。进一步说，想当年国家都要甩包袱，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所谓现代企业化后的改制资本私家企业，会自动主动的带领人民奔共同富裕？
黑洞、灰色收入、国际财富转移，社会财富经营与生成过程中的浪费、分配严重不均、机会不均等下的效率损失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基本问题：高增长-低发展，奇增长-低财富效应。权势大户高歌勐进的“发展”，国际资本大赚而特赚，贫民社会买单，透支性泡沫性增长，结构几乎原地踏步，甚至有恶化趋势。
如此社会动态与轨道的全部的症结和要害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恶政。此政策原发动议是容许一部分人靠劳动先富起来。国际大气候的判断是误把逃港事件和其他风波，简单类比被西方精心设计和包装后的柏林墙倒塌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同资本主义的大尺度、长时段地并依旧具有优势的国际博弈，错误和简单化的锁定在经济建设和增长速度问题上。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绝非庸俗化的穷与富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也绝不是单维度的共同富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是全方位的，系统而庞大的。
那种把世界与时代问题，通过抽调灵魂、价值观和政治判断，变成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看似大道至简，其实在掩盖本质。和平与战争，发展与落后不是简单的普适性的机会与算数问题。
调动所有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平发展，跨越式推进，绝不可能放弃国际警惕，国家安全，阶级较量，社会主义长时期的处于防御性的弱势和欠发达的历史与现实，要求的应是警钟长鸣和艰苦奋斗的全民共振、共建与共享。
然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彻底打开了基本战略防御体系大门，任由资本和所有的腐败反动的力量，迅速集合，完成了全部的攻防换位的历史大调位和态势大逆转：人权中国攻势变成了人权劣势，民族融合优势变成了民族对峙劣势，大一统国魂全国一盘棋，变成了四分五裂，纷纷各行其是的八仙过海，甚至坑蒙拐骗。物价改革必然引向产权改革。而所有制变更后，要求资本市场兑现。资本市场价值实现后，变成了全方位的资本人格化的市场经济资源整合。
地球上的任何存在都不可能打破地球引力，人自然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甚至无法仅仅是离开地面。资本运作，市场经济，利润中心，资本家全体可以不是资本人格化？近两千前中国就在几十年间，先后出了两本《钱神论》，货币资本拜物教在当代的中国，会全然消失，资本家都变成了红色资本家，人民的公仆？
那么，爱因斯坦的思想试验是明白无误的。只有蠢驴和偏执狂，才会否认这一切。现实又如何呢？
结果号称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尖端和一流均统统不是世界第一，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国内300多亿美元，海外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
号称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第一大古董、艺术品市场大国（超过美国）。如此的文化把玩和艺术投资，能是大众化文艺和人民艺术吗？如此眩富和投资，同洗钱有何异？
号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可能色情产业黄赌赌之公开性、廉价性，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
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制与政治，大族豪门的一夜暴富，比之魏晋南北朝和外族统治历朝各代的晚期与末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仅仅逊色于俄罗斯的七大家族金融寡头的一夜暴富。这等混扽的令人乍舌的无根无据，空手套白狼，华丽转身的暴富，连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群体，都觉得不可思议，瞠目结舌。
白痴精英们尚嫌不够，还要大踏步地向世界资本富足大家靠拢。在国内首富，世界首富的斗富比阔游戏之下，可能有共富的任何一丁点空间和余地吗？古往今来，哪一朝哪一代那一世，放任商贾，不加平准，不进行义利之争，本末之辨，轻重之权衡，经纬之权宜，在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下，能够产生公平和谐发展的社会秩序来？还不要说什么共富规划和共赢奢望？伟精英们是揣着明白装煳涂，还是处心积虑，又装腔作势？
如果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发现，伟大政策与机制创造，那么普鲁东、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甚至一大批有胆有识，有理论、学问，有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历史实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实业家、实干家，从美国殖民时期的潘恩到傅立叶，到圣西门，不是早就在美利坚大地，欧洲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了伟大而光辉的社会主义，还会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出现？还需要毛泽东主义么？
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定义为第一大恶政，并非说仅仅此一政策主张和导向，就能整个地颠覆社会主义。事实上，由此突破口，为了保证所谓的政策连续性和共产党说话算数，形成了包括韬光养晦，搁置争议，放弃斗争，基本上摈弃独立自主，并且在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就业体系上，日益走向附庸化、边缘化、无足轻重化。
在经营权和治权，包括金融、汇率、管理、评估、标准甚至建制上，逐步地进而几乎缓慢地消解和丧失经济主权。
毛泽东时代压根儿就不是平均主义，更非绝对平均主义。其大体上的分配原则，第一是劳动贡献，第二是才能才干，第三涉及到品格、社会地位、官阶等等。除了第三方面的万金油们有些的官僚外，基本上是公平的，向上的，奋进的。知识阶层既没有旧社会里的大知识分子集团那样显赫，也没有达到斯大林苏联的专家独特激进待遇，但知识分子的条件与待遇，普遍性的存在比工农几乎是量级上的优越。
由于根除了资本的要素的剩余价值索取权，不但保证了社会积累和工业化的强势推进，而且保证了如此资源与积累的匮乏下的工业化完成，并在社会公平和欣欣向荣之下完成。这是伟大的境界，是最完美的经济实体，超过了斯大林苏联的创制。
改革开放的源头驱动和战略突破口，本应选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这一还有明确社会主义结构与价值意图，并规范了根本性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建构和技术物质文明指陈的伟大跃进上。通过政治的文化和社会的重新评估和适度的经济物质利益手段辅助，全面调动各个社会主义阶层的积极性与创造欲，在此基础之上的民族复兴的整合中，形成团结一致地向前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新局面和伟大时代叙写的创新时期。
然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快就在价格双轨制，靓女先嫁论，吐谈论，冰棍论、温水煮青蛙论，进而补课论等等鼓噪之下，在民营化外衣下的私有化，市场化外衣下的资本化，全球化外衣下的国际资本化，国际大循环外衣之下的对外依附化，现代企业转制改型化外衣下的化公为私化，教改、房改、医改和综合的城市经济改革的外衣下，渐趋实现了大资本集团的横空出世。
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群、旧有国有大小企业的社会资本群、所有房地产财富群，甚至原有的巨大的共和国的文化无形资产群，统统成为资本猎头和权力寻租的黑箱操作，甚至明火执仗的暴力强拆，大量的血腥、残暴、黑暗的社会反抗，被权钱色交易黑幕下的稳定压倒一切，并最后走向强制维温，给掩盖起真正的政治、经济含义。全国性的举世的毛泽东热，红歌大潮，社会主义唿唤，被简单、粗暴无礼地打上过左、极左、文革余孽，或怀旧情绪，并适当配合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给掩盖了过去。
资本主义一出世，其创造和整合财富，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就是惊人的，但为什么几乎从资本主义诞生日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提到了日程？仅仅一、两百年，完全彻底的替代思想体系，就会在资本主义的最发达的地区伦敦出世？马克思就是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完成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创作和写作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效率，同其社会公平正义的非人道和最广泛的最精巧的、最恶劣的剥削与掠夺是并行不悖的。
千辛万苦，以数千万先烈的代价而换取的政权与资源平等结果，社会主义的建政与建构，为什么竟然会演变到把经济领导权和文化管理权，无端地让出去呢？
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就像苏联的公开性和休克疗法一样，对社会主义造成了致命性的毁灭作用。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恶政的联动系统工程的直接社会结果，是首先和最为重要的容许数以千万计的工农工人阶级下岗失业。何新对此政策耿耿于怀，认定这是极为冷血、残暴、无情的政策作为。那么，与此相关的抓大放小，丝毫无经济理性，完全是胡作非为的乱政吗？其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在原发设计上，都既非疯狂，也不含有明显的政策阶级偏向和社会歧视。原来的说法是，靠劳动使一部分先富起来。这听起来既合理也动听。抓大放小的经济理性，来自于国际竞争下的产业规模经济，日本式的挑战和咄咄逼人，美国大资本集团都应接不暇。因此，这为集中产业优势兵力，有所作为，通过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看来不但理性，而且天衣无缝。但一则双轨与特权，二则改制、地方分权与腐败黑洞，所有的基本政策倾向，大体都在伪精英的鼓噪下，走向原设计的反面。摸着石头过河的看起来帕累托改进和最优的改革开放进程之主导，变成了精英权贵的以他人在前冲锋陷阵，趟出路子，而后幕后操盘手赢者通吃，统统搞定。
重庆模式何以能在小小的山城，以不足四十三分之一中国人口的重庆，如此强烈地刺激和震撼中国，深得民心，引致全球聚焦呢？孔雀东南飞的深圳，十年后的浦东特区，而后的天津开发区和海南岛大开发，哪一个不是举全国之力，在国家政策层面与经济格局经纬上，举足轻重？为什么偏偏重庆模式让国人魂牵梦绕？
有的人，甚至连林彪的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态度和劲头都不如：所谓学马列要精，要管事儿。自己没读几本书，把马列大部头看作是专家学者的事，形成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不读书，不看报，就要管用得多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比林彪式的学习、读书还要荒唐。连原作、大部头都不读，那里来的完整的准确理解？又是哪里的什么完整的体系？读都没读，又没有虚心向真正的专家、学者请教，那余下的不就是小聪明，拍脑袋，聊聊天吗？如此的态度与知识结构，认知水平，不用说发展创新，就联合格的学生都不是。
中国老话说覆水难收。德里达认定语言一出就独立存在，诠释学更加重要。文集、讲话、文本都在，读书和写作论文全在，是全然不可能躲避和抹杀掉的。
如此的政治与贫困哲学，哪里来的独到的理论？魏晋竹林七贤，一帮才子狂徒，也未见的如此的不学无术？
任何一个政党、国家、军队，任何一个组织、社团，领袖的魅力与领导作风与风格，是至关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无正梁，却硬要造神，下必魔鬼成群，群魔乱政，不堪收拾。
我泱泱大国，原超世间一切文明大系，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礼乐诗经，有典有册，经典史籍，文韬武略，高度兴旺发达。举贤治能，群贤毕至。即使平庸之君，只要善用，照样创造盛世辉煌。
君可以擅权，但却不可以窃贤。君可以智能平平，但决不可以耍小聪明。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治天下。没有了前两者，以无为造成的无不为，必定是世间之荒谬，人事之卑劣。
胡诌了《日本第一》的包装着哈佛学者外衣的傅高义，在整治了日本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耳闻目睹，韬光养晦在中国已完全没有市场，毛泽东之治的红色狂潮，正在全世界汹涌激荡，便急不可待地要宣布中国的政治时代，总把自己打扮成学者，可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日本与中国》等等这些分量巨重的扛鼎之作，鸿篇巨制，没有任何可比性，却不断地以记者、专栏作家的弱智低能加无聊的政治把戏，试图为美国的战略做舆论上洗脑，甚是荒唐可笑。
哈佛的堕落由此可见一斑。哈佛大学的堕落就是美国的堕落，其同中国北大的堕落清华的堕落，就是华夏的堕落一样。最高学府的堕落，思想理论的贫困必然会引发大国的灾难性后果。
傅高义们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动？为什么在他们精心策划和布局了鼓噪翻案两位被罢黜前领导人未果，原本是要弃邓而加速颜色革命，却反过来由一个过期的所谓学者，抛出什么邓小平时代来呢？原来是对中国神州大地的人民主权的全面觉醒和人民解放军的再毛泽东化的极度恐慌。学者和思想的堕落，是民族、国家和世界的人类最大堕落，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孔圣人两千五百年前尚且大言：“国家有道，谷。国家无道，谷，耻也”。当代的所谓独立精神与风骨的知识分子，充当资本马前卒，权贵战略策划师，不是更加让人恶心吗？（中国公共信用信息网 www.aaacr.net；联络本文作者：bricsaaa@gmail.com）
本文来源：全球博客文摘经典周刊 _(博讯记者：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