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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歌手/揭密最易患癌的省份/陈文茜: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文革广州杀人事件
發佈時間: 3/3/2013 2:08:40 AM 被閲覽數: 38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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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歌手》第七期 20130301 完整版

来源:
 

 
 
 
最新版中国癌症地图 揭密最易患癌的省份
 
 
     来源:生命时报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中招,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有5人死于癌症,人们一生中患癌概率为22%。其中,肺癌、胃癌、肝癌成为发病与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而乳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使女性健康受到威胁,这些高发癌症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肺癌
    

  高发地区:东北、云南
    
      在肺癌的发病原因中,东北和云南的一些高发地区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矿产业比较集中,严重污染的空气让大量致癌物质侵蚀人们的肺部,诱发癌症。实际上,随着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快速上升,地域和性别差异越来越不明显。如果不做好预防和筛查,可能在未来30年,肺癌的死亡率依然排在首位。  
    
    
最新版中国癌症地图 揭密最易患癌的省份

    
    中国癌症地图
    
      吸烟是诱发肺癌的罪魁祸首。统计表明,在10个死于肺癌的患者中,有9个是烟民。除了主动吸烟的人,受害更深的是那些经常被迫吸“二手烟”的人,他们发生肺癌的几率也相对较高。而日益恶劣的环境因素,如尾气、阴霾天、工业污染等因素,拉近了人们与肺癌间的距离,可以说肺癌是“人造灾难”。专家建议,公共场所要全面禁烟。更重要的是,45岁以上有吸烟史的人每年做1次体检,通过肺部低剂量螺旋CT筛查出早期肺癌。
    

  甲状腺癌
    

  高发地区:所有城市
    
      与乳腺癌一样,甲状腺癌也偏爱都市白领女性。甲状腺位于颈部前面、喉结下方、气管两侧,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承担人体摄取和存储碘,合成和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而包括雌激素和孕激素在内的女性激素,很可能参与了甲状腺癌的发生、发展,体内雌激素水平越高,越可能得甲状腺癌。20—40岁女性处于生命旺盛期,体内激素水平是一生中最高的时候,促进了甲状腺癌的发生。
    
      正因为甲状腺是重要的分泌器官,因此它对射线极为敏感,放射治疗用的放射线、自然界天然的放射源、高压电线的放射线是目前已明确的甲状腺癌致病因素。另外,碘摄入过量也会影响甲状腺正常生理功能。专家提醒,人们要有防护意识,尽量少接触辐射大的物品,白领女性、有甲状腺癌家族史,以及沿海地区居民等甲状腺癌高发人群,每年至少体检1次。
    

  宫颈癌
    

  高发地区:内蒙古、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
    
      中国目前每年新发宫颈癌病例有10万人,占全球病例的1/5。我国宫颈癌高发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略高于城市。宫颈癌发病高低与生活水平、卫生和受教育程度相关。
    
      宫颈癌的病因最明确,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消灭的肿瘤。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最大病因。与宫颈癌相关的其他高危因素还有:过早开始性生活,多个性伴侣;经期不注意卫生;性传播疾病导致的宫颈炎症对宫颈的长期刺激;吸烟;长期口服避孕药等。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宫颈癌疫苗,防止不洁性行为,积极治疗慢性宫颈疾病。
    

  乳腺癌
    

  高发地区:所有城市
    
      近年来,“女性杀手”乳腺癌发病越来越凶勐,其中城市白领所占比例节节攀升,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的平均年龄为48.7岁,比西方国家提早了10年。在女性高发癌症中,乳腺癌已经超越过去的肺癌成为第一。
    
      城市女性之所以容易得乳腺癌,与长期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晚婚晚育、频繁吃避孕药以及久坐不动、缺少锻炼有关。另外,由于化学物质大量使用,环境中许多有类雌激素作用的污染物明显增多,它们会通过皮肤、消化道和唿吸道被吸收,所以化妆品、洗涤剂、塑料用品等要慎用。而且女性最好要哺乳;有乳癌家族史;40岁以上未孕;过度肥胖的女性应该定期体检和早期筛查。
    

  胃癌
    

  高发地区:辽宁、山东、甘肃、江苏、福建
    
      胃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七成患者确诊时已经到了中晚期,这也是其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在胃癌的发病群体中,中年男性是“主力”。究其原因主要与暴饮暴食、饮酒过度等因素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饮食习惯,比如爱吃高盐、腌制的食品,特别是没腌透的食品,其中含有较高的致癌物亚硝酸盐。辽宁和山东人喜欢喝酒、饮食偏咸,而江苏、福建地区的人爱吃腌制食品,所以这些地方胃癌发病率就相对高一些。还需要提醒的是,有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的人患胃癌的几率也比常人高很多,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又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那就更危险了。
    
      专家建议,预防胃癌要多吃绿、黄色蔬菜;少吃咸、腌、干硬、发霉的食物;限酒;40岁以上的男性、有家族史、慢性胃病史,并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应定期去检查。
    

  结直肠癌
    

  高发地区:浙江、上海、江苏等
    
      几年前,结直肠癌(大肠癌)还未进入我国癌症高发病种的“前三甲”,近两年其发病率突飞勐进,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的发病率增速已远超西方国家。结直肠癌是个典型的“富贵病”。有研究显示,结直肠癌与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都有相同的基因发病机制。反映到生活方式上,主要是常年高脂肪饮食、缺少膳食纤维摄入,以及久坐少动、不按时排便等不良生活习惯。因此,生活上我们要做到“少吃多动”,少吃油炸、煎炸、腌制食品,适量增加运动量,促进肠道蠕动,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还应多吃粗粮、果蔬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另外,即便得了结直肠癌,如果能在病变早期就发现它,通过手术等方式治疗,几乎不会影响寿命。
    

  肝癌
    

  高发地区:浙江、广西、江苏等沿海地区,内蒙古、吉林
    
      从肝癌的地区分布特点来看,华东、华南和东北明显高于西北、西南和华北,沿海高于内地。
    
      肝癌有两个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即病毒性肝炎和黄曲霉素,这些高发地区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第一,沿海地区气候炎热、潮湿,为致癌物黄曲霉素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增加了患肝癌的风险。第二,沿海地区病毒性肝炎的感染率相对较高。一些农村居民喝沟塘水或受污染的水,也会增加患肝癌风险。对于东北来说,喝酒是导致肝癌的一个重要诱因,长期饮酒会使肝细胞反复发生脂肪变性、坏死和再生,导致肝硬化,最终转化为肝癌,而由肝硬化转化成肝癌的比例高达70%。
    
      由于肝癌发病的特定性,预防肝癌要从以下3方面做起:接种肝炎疫苗;少饮用沟塘水,以深井水和自来水替代;改变饮食习惯,少喝酒,不吃霉变食物,如花生、玉米等。
    

  食管癌
    

  高发地区:河南、河北、山西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林州市就因为食管癌高发而闻名全国。与其他癌症不同的是,食管癌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遗传、饮食等因素都是诱因。
    
      但饮食因素是可控的。长期吃得过快、过粗、过烫或饮酒,都可能反复灼伤或损伤食管黏膜,从而诱发癌变。专家建议,有家族史的人要定期体检;食物温度要在40度以下。
    

  “癌症村”出现转移趋势
    
      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2009年,媒体人、公益人士邓飞曾对中国“癌症村”进行过调查报道,并根据公开资料制作了《中国癌症村地图》。邓飞表示,当时“癌症村”还只出现在中东部个别地区,目前已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邓飞称,中西部地区此前发展相对落后,污染致当地的生态发生变化,而农民环保意识缺乏,话语权也更难找到表达的渠道。其次,污染企业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针对举报往往重视不够。此外,污染企业一般都在水源周边,所以河流两岸污染较多,河水的流动带来更大的污染。环保部曾公开表示,1.8万个化工厂建在中国的河流两岸,他建议,应要求各地公布化工厂地点、数量、污染排放量。
    
      邓飞建议,应加强透明度,加强信息公开,环保部门应垂直化管理,才能制约企业和地方政府;其次,放开公益诉讼;第三,要帮助企业建立环保体系,对积极保护环境的企业,应该给予税收减免或财政支持,为企业减负。
 
 
 
 
陈文茜接受专访 曝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贺莉丹
    
    陈文茜与李安(资料图)

    陈文茜接受专访 曝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李安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与他交往较多的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接受本报近两个小时采访,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
    
    陈早在2009年就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结缘,彼时台中市长胡志强曾力邀李安所在电影公司来台为该片勘景,因未编列预算险些流产,适逢陈文茜为外婆举行百年冥诞,胡志强出席,陈文茜当即以外婆名义捐款100万元新台币,最后用于影片选择拍摄地的花销。陈文茜与李安的家人也有多次交往,通过她详谈李安家庭成员的相处的感受,也勾勒出李安生长的文化环境。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几乎90%都是在台湾拍摄而成,李安也在奥斯卡获奖感言中特别提及,“谢谢台湾,特别是台中”。
    
    台湾像李安这样的家庭很多
    
    《21世纪》:李安的电影涉及很多文化源流,很多人看后会疑惑,他是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台湾家庭,但自己像“少年派”那样,接触了很多不同文化吗?
    
    陈文茜:李安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他父亲身上保有了一种中国儒家家庭传统,有一种很特殊的父爱,他父亲在当中学校长时,对学生特别关照,不苟言笑、要求严厉,但对学生却特别关注——这很像传统中国家庭的父亲,有种威严感,但这并不代表父亲对孩子没有父爱。
    
    而在台湾的教育体系底下,李安是一个失败的学生。李安那时的功课一直都很不好,以我们台湾的教育体系来讲,功课不好就叫失败,功课好就叫成功。李安从小就有电影梦,他就会自己写奥斯卡三个字。而台湾的教育体系基本是不给一个有奥斯卡梦的孩子提供鼓励的。
    
    李安念了他父亲当校长的学校,他的(处理)方法是,远远看见他父亲,他赶快就背着书包拐一个弯,假装没看见,逃离他的父亲。当时李安是一个失败的、受挫折的学生,他面对他父亲的方法虽然是回避,但他知道那是因为父亲对他的爱有所期望,而又有所落空。
    
    李安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他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这三部李安早期的电影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他处理和他父亲之间关系的过程。在《推手》里,面对一个同性恋的儿子,他爸爸的态度是什么?一直走路,一直走路……早就识破这件事,但不说破。
    
    李安不是一个同性恋,但在他父亲的内心中,李安是个不符合期望的儿子,可他父亲不说破,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关怀他。李安念台北“艺专”,就是连高中都没念,完全不符合他父亲对他的期待。后来他父亲也期待他出国读书,学费很昂贵,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他父亲一定是拿了很多钱让他去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上学;他需要一面打工一面读书,他又到NYU(纽约大学)念书,都是很贵的学校。他一直往前走他的梦,他的父亲也一直往前走,他们俩所希望的路不同,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有一种包容、有一条绳子紧紧地拉住这父子俩。
    
    我觉得那种父子间的冲突,却又包了一层包容,这个包容的文化在我们台湾社会的民间跟家庭里是非常强烈的,似乎在每个家族大体都如此。台湾社会这样的家庭非常多,他们不管内部怎样冲突,不管彼此之间感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们一致对外,彼此间很像拔河一样的拉锯战,而这场拉锯战里有条绳子使他们永远不会分开。
    
    所以当李安处理和他父亲的冲突时,他用三部影片去交待,这三部影片里每位父亲的形象都是沉默的,跟他儿子之间都是有距离的,父亲都有种威严,站得直挺挺的,都有种苦是往肚子里吞的;儿子用一种充满了理解的心去理解他和父亲的冲突,这个儿子等于是用一种进入他父亲的灵魂的方法去理解为何俩人是如此不同。
    
    在李安的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里,他说,是电影梦抓住了我。我访问李安时,问他,你对于这份电影梦的坚持,像谁?是不是跟你父亲坚持的性格一样?他跟我说,不,我像我妈妈。在那样的一个台湾外省家庭里,妈妈是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家庭(在台湾)没有其他亲戚。
    
    大概六七年前,李安的妈妈还得了台湾长青组(70岁以上的老人)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我问她,你为什么还会去打这个常青组比赛?她说,在大陆时她就是体育选手,在逃难时特别有力气,到台湾后,快60岁时,她得了五十肩(肩周炎),医生教她怎么甩手,她甩着甩着想,这不就是打乒乓球的姿势吗?那去打乒乓球好了。李安跟他弟弟李岗担心妈妈一个人,给她请了个外佣,她对待外佣就像对待家人。我在旁边看,那个外佣跟她的关系特别有趣,跟她像姐妹,天天一起去操场,去散步,去买菜……她把一个从菲律宾来的外佣训练成一个跟她一起打乒乓球的伴,她俩共同得了长青组比赛的冠军。这个故事是有一次我在他们家吃饭,李安的妈妈告诉我的。
    
    当时,李安的《断背山》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去李安的妈妈家吃饭,他妈妈也没有任何傲气,他们还是住在台北比较郊外、相对比较便宜的公寓里,家里很简朴,而他们家很会做菜,做各种不同类型的菜。李安的妈妈看到我就好像忘了她的儿子李安是我们所有人崇拜的偶像,就觉得像看到大明星一样,说,我终于见到了“小妹大”了(陈文茜主持《文茜小妹大》这档节目)……
    
    所以当我访问李安时,他跟我说他像他妈妈,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他在他父亲身上得到了挫折,所以他把他自己放得非常非常的低。
    
    我觉得,一方面,他父亲跟台湾的教育体系让他是有挫折的;另一方面,他母亲的爱、他母亲的毅力、他母亲看待事物的平淡,使他不认为这种挫折有什么了不得,所以他也没有愤恨、不满,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累积,某个程度他也想办法去理解和父亲之间那条绳子两端的拉拔,他永远没有忘记那条紧紧缠住父子的绳子。
    
    《21世纪》:从台湾整个社会文化来讲,会有一些氛围影响到李安吗?
    
    陈文茜:放大到台湾整个社会来说,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不太鼓励仇恨、嫉妒、不满。对我们来说,这种太尖锐的事可能会引起人们一时的注意,但最后这个社会就会渐渐远离那个太尖锐的声音。
    
    台湾的教育体系其实也有问题,它不会特别鼓励李安这种人。但是,台湾文化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放下;另外就是学习。台湾社会大的文化氛围跟一个家庭的氛围,要求你不断地替对方想,是一种要求放下恨、放下怨、放下不满的文化。所以我感觉,台湾的文化对人的嫉妒少了一点,对人的恨少了很多。在台湾,如果一个人很成功,我会去学他为什么很成功,而不是去恨他为什么成功,也不是第一个怀疑他是怎么成功的。
    
    台湾社会也不是完全都那么李安化,它仍有尖锐,仍有一定的仇恨,并不能放下。只是相对好点。那李安在这时适时出现,对我们所有活在这个岛屿上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他这么迷人?
    
    李安也不promote(凸显)他自己,他在任何场合都是感谢别人,他不会把自己凸显成明星。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他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里头的温柔,低到他可以超越他和父亲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既不会特别崇拜西方,也不会特别炫耀东方,他也可以超越宗教。
    
    要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社会整体上大的一项不同,我不得不说,台湾很小,小到它知道它在国际政治里头是没有角色的,国际经济里的角色即使有,它也不会觉得很自豪。所以它没有中国大陆曾历经的屈辱,也没有现在崛起的傲气,台湾没有这两种情绪。对过去没有太深的恨,对现在没有过度的傲气。这一点跟大陆的差别太大了。
    
    我的感觉是,某个程度来讲,或许我们整个台湾有一部分像李安,我们是(受)挫折的,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岛屿。台湾社会也不能说到处都有李安,但这个社会比较可能产生李安这种人。
    
    我刚讲的是,台湾能孕育出李安的大环境,可我告诉你,台湾社会未必会孕育出第二个李安,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李安不是一个大男人,而他碰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妻子。这个妻子说,他们也曾经吵过架,但是她后来突然就想通了,他把家事、孩子照顾得很好,她也可以好好去工作,家里也不欠钱,就这样吧。李安的太太是一个够独立的女性,李安个人也没有中国男人的自大与自卑。台湾太少李安这种男人了,台湾男人是很自大又很自卑的,他一旦自大不了了他就自卑,他自卑的时候又更自大。光靠自己的自卑与自大他就能把自己消耗完毕。
    
    “他低到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里的温柔”
    
    《21世纪》:你曾提到,李安的作品中贯穿了一种温柔又坚强的人性,这个东西没有变过。
    
    陈文茜:温柔又坚强,很多人都做得到,连我都做得到。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质,他把自己放得好低好低,低到他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的温柔;同时他是那么勇敢地坚持自己梦想,是一路追梦、面对挫折的人。后者难,前者更难,而他同时做到了这两项。所以在那些功名利禄面前,他的表情、他的样子才那么迷人,才会变成一个“李安热”,他等于在无言之间征服了所有的华人。
    
    他非常腼腆,但他很自信。这是他的迷人之处。
    
    我跟他对谈时,他会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向来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人,我也不知道诶……他讲话的语气就像一个小孩!
    
    我跟他同台那天,他们说,李安导演不善言辞,拜托我去。我去了后,我们几个算是很会讲话的人,只有他例外,可他当然是全场最迷人的人。他一讲完这句,主持人就问,文茜,你怎么看导演说的话?我说,我们上当了,让我们把场子搞热,结果我们话说得越多,越显得我们邪恶,李安就越纯真,主持人,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问我任何问题,我的标准答案都是,我不知道诶!李安就哈哈大笑,说他应该把这句话拿去注册,然后他就整个脸都涨红了说,好吧,那我承认我的确是有一点天分,我在片场时,我们遇到了浪啊、3D方面的困难时,大家很慌张,就看着我,我有一种天分让所有人都信赖,知道我可以解决,其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我在现场大家就觉得我是一个稳定的力量,我回去晚上都睡不着觉,一直想怎么解决,慢慢静下来,我想到了解决方案,第二天我就片场就指导大家解决。
    
    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在你面前像一个透明人,我以后不要跟你同台了。(笑)
    
    “他就是少年派”
    
    《21世纪》:如果李安没去美国,一直呆在台湾,你认为他现在会怎样?
    
    陈文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李安知道自己够小、台湾也够小时,他就知道他的电影梦一定要在美国完成,可他永远没有忘记他来自什么地方。
    
    他如果一直在台湾,我觉得他顶多拍得出《推手》这种片子,《Life of Pi》他绝对拍不出来,他的世界就停留在《推手》,甚至连(能否)拍出《喜宴》我都很怀疑。
    
    (上世纪)80、90年代,李安在纽约有一帮朋友,而我们在纽约的时间是有重叠的,他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跟我重叠的。我40岁生日party,他也都来,我们都在。他是很安静的人。我们台湾讲,那帮朋友很会“盖”,说话天花乱坠,每个人都像周立波似的。李安就不擅长言辞,就用他纯洁的眼睛看着大家,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nice的人,是个可爱的好友,可是大家认为他是这个圈子里头最没有才气的人。他的朋友里头包括了舒国治,一个后来小有名气的文人,还有画家、舞蹈家,也包括其他有电影梦的人,那些朋友中有大部分人都帮助了他拍《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可是李安当时的沉默让很多人误判,以为他是所有人里头最没有才气的人。
    
    尤其是李安6年在纽约完全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不断在看,不断在学习、观察、反省、累积。那时刚好台湾新闻局有电影辅导金,他的三个脚本都跟他的父亲、家庭有关,当李安跨越了他和他的家庭(关系处理的)过程,等于是跨越了他人生最难的课题——如何跨越他和他父亲的那条绳子。
    
    当绳子不再变成拔河关系时,他开始飞了,他开始拍各种不同的题材,《冰风暴》、《绿巨人》、《卧虎藏龙》……成为日后我们所有人认得的李安。他拍《绿巨人》票房很差的,他拍《断背山》之后也不是急着再拍下一部片子,他拍了《色戒》,没有得任何奖。他已经等待了很久,他不会被A、B、C奖所迷惑,也不会被功名利禄迷惑太久、太深。
    
    《21世纪》:据说2009年你曾跟李安电影团队捐款100万元新台币,让台湾最终成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取景地。
    
    陈文茜:这个事情不足挂齿。而全世界都在做城市行销,都在争取大导演到他们那里去拍摄。美国的电影公司有个规格,就是来看拍摄地的时候都要坐头等舱、携带家眷。当时有澳洲、曼谷、台北、台中等好几个城市争取李安,那(台北市长)郝龙斌也曾给我打过电话说,文茜,这种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行情……
    
    另外,大陆的人可能不了解台湾的预算制度,台湾的预算科目规定很严格,比如,(台中市长)胡志强要申请拨款,他们会问,片子还没拍,怎么拨款?以胡志强的能力,他要去募100万,台中市什么人都可以捐款哪!我觉得,第一,李安的电影拍得好;第二,胡市长有眼光;然后,那年刚好是个缘分,是我外婆100岁冥诞,我是台中人,就以我外婆的名义捐款给台中,那胡市长问我说可不可以做这个用,我说当然好啊。我跟李安认得,我跟他见面,我采访他,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那时他们坐飞机来的100万元(新台币)是我捐的,他到今天都不知道,这种不足挂齿的事情你跟人家提,不是很丢人吗?!
    
    《21世纪》:你在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时候,你还能感受到那个你熟悉的李安吗?
    
    陈文茜:我看了原著,也看了他的电影,再比对原著,看他把哪些部分舍弃或保留。日本保险公司雇员来看派,派给他们讲了第二个故事,这是原著有的,可是在电影里这个画面是干的,他们一直在讲话,而原著中很多煽情的部分都被他删光了……一个导演要有多大的胆量!可是李安告诉我,那是他最有力量的一部分。他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对,他多么有力量,他告诉了我们,人多么活在自己的成见当中。这一点,我佩服他,我没有他这个勇气。
    
    我访问他的时候问他,Are you the Pi?(你觉得你是派吗?)他说,yes。其实他一直是。
    
    他获奖的时候为什么下面有那么多人站起来鼓掌?因为这部影片对大多数导演来说,已经望尘莫及了。
    
    我在访问李安的时候,他压力很大,因为他有一次被选为全台湾最有公信力的人中的第一名,他说他那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那人家会觉得好得意。他觉得,完了完了,我被选为第一名,那我怎么办?我一定要做好榜样……他就觉得,他自己要更好。我们称之为荣耀的,他认为是责任。(笑)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文革广州杀人事件:6天死325人杀绝22户

    
    来源:羊城晚报
    
    
文革广州杀人事件:6天死325人杀绝22户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本文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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