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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吴秀波，孙淳，应采儿，王雨ep01-06

来源: 家有3宝于 201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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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从经济的走火入魔到权力溃败

孙立平：从经济的走火入魔到政治的权力溃败

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本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定物质财富的依托，同时也要改善其他的方面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很少见到一个国家为了经济而如此不顾一切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既有的利益格局严重依赖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在这个不断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原来给的不但得继续给，每年还得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新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出现，这个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中来。所以这个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增量依赖症。从微观的层面说，只有经济高速运转，只有不断上项目，尤其是上大项目，相关的利益集团才能从中获益。

   第二，越来越脆弱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其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任何政权都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这样，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力图将过去完全靠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第三，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这个社会已经别无依托。上面说到，如此强调经济发展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尽系于此，但还要看到更深的一层的原因，这就是由于这些年的破坏，我们除了钱和财富之外，已经别无依托。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使我们周边的环境乌烟瘴气，人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然，享受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只图环境别给自己马上带来疾病。社会生态的破坏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人对人的友爱和关怀，更多的是戒备甚至互相攻击。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已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没有寄托，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托？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慰藉？于是只能靠“发展梦”来填充空荡荡的灵魂与人生。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何以成为可能？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可以在一时之间轰轰烈烈，成果辉煌。于是有时也会引来无数人们的艳羡，据说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有一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羡慕不已。势利的学者也会不失时机地营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的。因为它背后需要一种体制。

   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一种极为自负的体制。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前三十年是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改造了社会；同样地，也是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后三十年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发展了经济。而现在又要把这种自负进一步地推进到所谓“中国梦”。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体制化的结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举国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在体育、经济发展和救灾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其实，明白了体育，也就明白了中国经济。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举国体制是总体性权力的产物。它建立在两个东西的基础之上。一是权力的全面控制和渗透能力，二是社会各个部分的不能独立运转。因此，举国体制只存在于总体性社会中，在专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制社会调动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举国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发展体育赢金牌是如此，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出于政治考量，为此不惜违反自然规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价。

   举国体制的第二个特征，是运动式的运作方式。有人将这些年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文革”，就是这个意思。正如童大焕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这种"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过那时候是"政治挂帅"，实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则是"经济挂帅"，实行的是"经济文革"。

   举国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全面调动资源，用尽一切手段。比如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拆迁中，政治与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会的手段，社会的手段甚至株连九族，经济的手段等等，轮换交替使用。这因为权力是总体性的，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直系亲属停职停薪，停止子女上学等作为威胁手段，其他的社会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举国体制与此前的举国体制不一样的。新的举国体制是在催生了市场，并用权力重组了市场因素之后形成的。如果对这种举国体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内部的具体机制。（1）动员机制：可以体育、救灾、盛会和高铁为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过新举国体制延伸出来的；（2）动力机制：可以以强制拆迁为案例，看看权力驱动与市场驱动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3）控制机制：可以以舆论和互联网为案例，权力和市场式如何配合的。现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在体制上将两种机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权力式的，又是市场式的；（4）吸纳机制：可以以两会为案例，看看是如何对社会精英进行吸纳的；（5）整合机制：如组织系统；（6）汲取机制：可以以房地产为案例，看看政府与企业是如何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汲取社会财富的。

   这种举国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权力溃败，最应当正视的问题

   三年多前，我提出“社会溃败”的概念，并指出，社会溃败的核心是权力溃败。所谓权力溃败是指，权力系统内部的规则和约束机制失效，权力结构的整体性丧失，权力的不同部分各行其是，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权力既专横又无能的状态。而这已经是我国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权力的专制特性与内部的溃败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对权力的溃败抱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人们乐于见到某种专制权力的弱化，另一方面这种弱化过程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可能又会带来更为恶劣的结果。

   这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专制权力溃败的过程，表面上有点类似于走向民主社会中多中心的趋势，但其实质是非常不同的。第一，多元社会中一般有政治、市场、社会、宗教四种整合机制，政治只承担有限的功能，哪个一时失效都不至于引起整体的危机。而我们社会中政治是唯一的，权力溃败意味着唯一整合机制的失效。第二，多元社会中政治内部是有规则的制衡，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权力溃败社会中政治的各个部分则是各行其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第三，在多元社会中，即使是分权式的权力，也受到社会的有效制约，而在权力溃败的社会中，各个主要权力的拥有者都是别人无法制约的、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出现的权力溃败，是在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正是这个表面矛盾的两个过程，构成了我国权力演变的基本特征。由此，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


权力溃败发生的原因

   发生权力溃败的原因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官方往往将这种趋势归因于理想主义和信仰的丧失，很多学者也将其归结为核心权威的衰落。但我觉得更要注意如下的一些因素。

   第一，在理想主义消失之后，利益交换成为维系权力内部关系的纽带。第二，在中心权威衰落的同时，权力的总体性特点没有发生变化，分化的权力的每一个部分都仍然是总体性的，甚至是可以逐级复制的。第三，在权力不可避免的分化的同时，没有努力去建立相应的制度化规则，以约束分化了的权力，反倒总是一厢情愿地想以重建中心权威来解决问题。第四，在权力系统纵向约束不断失效的同时，不想建立横向约束机制，即民众对分化的权力的约束，结果使分化的权力成为上下左右约束都没有的无法无天的力量。

   表面的大一统与实际的各行其是形成了一种默契。在溃败的权力结构中，上对下的控制主要依靠三个机制。一是官员的任命权，二是模糊的政治压力，三是以反腐败等为手段的对不效忠的惩罚措施。第一个是主要的。同时，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也越来越有限。一是完成我的政绩目标，二是别给我惹事。其他的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由此，给下层权力留下了至少三大空间。一是不作为的空间或虚与委蛇的空间。二是暗中抵制的空间，底线是要给上面留表面上的面子。三是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的空间。

   总起来说，这种权力溃败是发生在过去总体性社会权力结构瓦解的过程中。过去的总体性社会是建立在再分配经济基础上的，资源的控制和垄断是单一的，权力是单中心的。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想努力建立的新总体性社会中，资源的控制开始多元化，权力单一中心的基础已经失去，权力多中心的趋势开始出现。但新的体制拒绝在权力多中心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约束权力的机制，由此导致权力既无上下的纵向约束，又无左右的横向制衡的状态。


权力溃败的第一阶段（80年代）：解决集权的思路导致总体性权力在地方的淤积

   80年代是在对文革进行反思中走过来的，但这种反思是很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没有触及实质。文革前实际是极权，即权力高度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集权的问题，即行政权力集中在中央。于是，当时的改革明确了纵向分权的思路（尤其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但却拒绝横向分权的思路。

   因此，即使是下放的权力，仍是总体性的。这就导致：第一，下放的总体性权力在地方淤积起来。第二，下放到地方的总体性权力仍然是没有横向制衡与社会制约的。第三，由于目标不明确，无法建立真正有约束力的规则。第四，社会与舆论一直无法成为制约权力的力量。第五，摸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导致了对无规则权力的纵容。

有三个原因既得利益者可能推动变革

来源：《财经》杂志作者：张维迎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现在的体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至少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家都看，其实他的第一本独立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他的成名作，是最值得推荐给今天的中国人的。

    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的感觉是，其实人类是很无知的，我们每天做的事，想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后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加强统治的方式也可能变成摧毁统治的结果。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要想着只要脑子里有个目标，有个顶层设计，就可以达到目标。好多改革的成功，都是歪打正着，革命的后果更难预测。

    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大家对现在的体制不满，就是要求变革，改革和革命是变革的两种方式而已。能不能告别革命关键是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因此，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现在的体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至少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既得利益者可能推动变革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推动变革？我总结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们有了新的理念。大家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好多推动者也是贵族。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统一的利益体。我们一讲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有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比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得多。

    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现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社会。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宪政和民主？就是因为旧体制下他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有特权，但都没人权，互相伤害，最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导致了宪政的出现。英国19世纪之前的变革，主要是贵族跟国王、教会之间以及贵族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被统治阶级有了利益诉求，你不能满足，他们就可能起来推翻你。好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地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

    他们做起来可能勉勉强强，但不管怎样，还是做了。英国从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不断扩大选举范围，最后到1928年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就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那么做自己就走不下去。

    总而言之，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

    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也不一定比原来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大家慢慢认识到，如果当时不是太着急的话，也许情况比现在好得多。

    现在我们的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在某些方面还不如100年前。像宪政这样的东西，100年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讨论，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讨论。

    时代需要政治家而非官僚

    这是从乐观的角度讲。从悲观的角度讲，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体制的危机在哪儿？它不是那么有效运转。一些党政部门，嘴上说的好像跟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一样。一些号称维护党的领导的机构和官员，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削弱党的统治、党的领导。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对党负责，实际上只是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已。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在挤兑共产党，像储户竞相提款挤兑银行一样。

    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是，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类人，现在成了一类人。

    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

    官僚是经过一步一步循规蹈矩过来的。政治家出自官僚，理念就没有了，魄力也就没有了。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办法可怕在哪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想你刚被提拔成一个副县长，你离县委书记中间有几个台阶？五个！每个台阶至少两年，运气好的话，十年后你可以当上县委书记。当上县委书记大权独揽，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还要不要进步？要进步就得当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五级，又十年。副省长到省委书记又十年。

    大家想想，这三个十年过去了，只有两种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彻底出局，或者已经磨得没有理念、没有棱角，成了彻底的官僚。结果就是官僚领导国家。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体制上已经走到法治、宪政、民主，那还好办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需要伟大领导人的时候，而这个体制本身不是产生伟大领导人的体制。

    美国的运气在哪儿？美国的开国元老经过了三四十年轮流执政，比如华盛顿干八年，亚当斯干四年，杰斐逊再干八年，麦迪逊又八年，这四人一共干了28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台湾的幸运在哪儿，蒋经国去世之前就认识到这个事情，开始做，所以台湾也走过来了。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种权威，但不做那样的事情，邓小平也没有来得及做，时机错过了，一误就是60年。

    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阴差阳错碰到一个人，他也许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强的使命感，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磨难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