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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攀高/权贵资本主义/中共對台的基督教統戰/毛泽东的自卑情结与反智主义
發佈時間: 3/19/2013 11:28:09 PM 被閲覽數: 2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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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实拍乌克兰小伙徒手攀爬高耸建筑(图/视频)

 
文章来源:
 
 


  “野马”徒手攀爬高耸建筑



  “野马”双手吊在悬梁上,看上去毫不费力

  据香港《文汇报》19日报道,一名绰号“野马”的26岁乌克兰小伙是著名的攀爬专家,也即“天行者”(Skywalker)。近日,他徒手攀登都市高耸建筑,单手吊挂悬梁,令旁人捏汗,但又引来阵阵掌声。

  有人拍下“野马”轻盈地攀爬城市高耸建筑的视频。画面中,他时而凌空踩铁管,在百米高的地方用双脚勾着横栏倒挂,直视地面。这些“玩命”的动作对他来说似乎毫无难度。

  “野马”说他不怕死亡,也不怕摔成重伤。从事这种高危表演已十余年,他最怕的只是被警察阻止,不让其攀爬。




 
 
 
 

授:中国已成权贵资本主义 要么改革要么文革

 
 
文章来源:
 
 

首届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幕。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在演讲中讲解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基础是建立在剥夺民权的基础之上。

比如,投资依靠的是高税收,政府拥有不经民众同意而征税的权利。比如,出口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民众不能因为工资低而游行。比如,城镇化是建立在对产权侵犯的基础上。中国的工资总额只占GDP总额的8%,远远低于25%的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某种渠道,如贪腐,积累在国家的财富进入了一些特权阶级的腰包,使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

如何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权,把属于民众的权力还给民众。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建国: 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让我很有启发,我主要讲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我想讲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改了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然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还有不能自由择业,还有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

这两个权利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做全控经济。

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记得费老讲,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经济模式呢?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组合。四个战略组合是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中国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的还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

第二,看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人权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你也要给一个定位,是给它鉴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就是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我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制度定位,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的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高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你收,那你的人权产权都不受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政府投资发展战略。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美日都要游行的,我们不给你游行。就是说只有有这些优势,我们才可以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们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市化,这个城市飞速扩张,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框架,是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

另外,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你承诺了,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就导致了我们内需是疲弱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拉动大部分以外,政府拉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转化成全国资本,我后面会说为什么会做这个转化。所以按照这个道理这个财富收到国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将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人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

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另外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刚才我们讲我们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的,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一个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抢了,福利低,环境差,我们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这是马云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喝水得肝癌,呼吸得肺癌,所以我们这是剥夺资源损害后代的财富,用我们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的资本,那么我这个模式值不值?我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另外老百姓允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块很快就会停止,它走不下去。

最后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刚才说权控经济,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搞资源包容,当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产生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官方是由官员管制的,官员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怎么改?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哪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你集中了,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想。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那么只有走这条路,我就讲完了,谢谢。

 
 
 
 
透視中共對台的基督教統戰
 
 
 
孟渊沛
 
     年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召開“宣教:對中國的政策研討會”,並在會議新聞稿中指出:“中國基督教兩會目前仍具有濃厚的統戰意識,除普世教協外之場合,目前並不適宜私自與之接觸。若非得必要與其接觸時,應注意不可自失信仰及台灣主體立場,提防其各種統戰的手段”。的確,所謂“兩會”並非基督教會,它只是中共政治工具。對內,兩會是信徒集中營,目的是控制、馴化信徒,使其愛黨愛共;對外,兩會是中共統戰部門的延伸、利用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實現其政治目的。
    
     眾所周知,中共奪得政權的三大法寶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其中統一戰線被列為首位,當年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就是大搞統戰而使國民黨政權分崩離析的:如在知識界除了殷海光、胡適等少數知識分子外,其他的都被中共拉攏、收買;政界的很多名人如宋慶齡、沈鈞儒都成為中共在國統區的發言人;國民黨高官如陳布雷、傅作義的子女也被其拉攏、控制。中共統戰之毒害威力,絕不亞於海峽對岸的幾千支導彈。

   
    統戰的秘訣在於尋找共同點,雖然你是國民黨,我是共產黨,但在一個中國上有共識,那我們聯手;雖然你主張台灣獨立,我主張統一台灣,但我們都是基督徒或都是佛教徒,那我們可以交往。通過這個共同點,加強聯繫,最終擴大共同點,消滅掉不同點。
    
    中共對台灣的基督教統戰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在國際組織普世教會協會(WCC)內長期對台灣長老教會進行刁難、圍剿,中國基督教協會累次給WCC施壓,力圖改變長老教會的國家立場;二是在台灣島內直接“入島、入會、入心”:三自會利用基督信仰的所謂共同點,與台灣基督教界建立關係,拉攏收買重點教會及重點人物,使其逐漸改變政治立場,輔助中共實現在台政治目的、並共同對付與孤立頑固敵人。直接說來,就是不擇手段收買牧師與名人,使後者與中共三自會合作,並聯合後者孤立和打擊不與中共三自會合作的基督教會與信徒。
    
    總之,正如《聖經》詩篇中寫道: “我們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為踐踏我們敵人的就是他”(詩篇60:12)我們唯有靠神的智慧和能力,才能識破魔鬼的詭計、攻占撒旦的營壘。
    
    原载《台湾教会公报》
 
 
 
 

“幸福是什么”?zt

 
来源:
 
 

“幸福是什么”?

大学时的好友假期出游,顺路来看我,就在家中住了几天。正遇上老公出差,
孩子感冒,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天下来,她感慨道:“看见你这样忙忙碌碌、身不
由己,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

我一愣:“你都看见什么了?”她同情地说:“看见你一日三餐洗煮烧煎,比保姆
还辛苦;看见你栉风沐雨(zhi),又接送孩子上学,又忙工作,几乎变成机器人;
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歇,要给孩子喂药喂水,像个苦役犯;还看见你的皱纹与
眼袋,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

她叹息:“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交付掉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你看我,工作时
无忧无虑,出游时无牵无挂,多好。”我笑了,对她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唯
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

她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是在自欺欺人吧?”

我告诉她,儿子刚上幼儿园,第一次吃鸡翅时,才两岁半的他,将鸡翅藏在白衬衣
的袖子里,晚上带回来要与我分吃。我至今记得,他津津有味地吸吮那半截鸡骨头
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
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

我告诉她,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
妈是近视眼,我是千里眼,我来保护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
“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
谦恭礼让。母亲,就是孩子心灵国度里最值得敬爱的女王。朋友爽朗地笑起来,她
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

我告诉她,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
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棵一
棵地。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就来到了这里。”花开得
那么好,却有人采摘,儿子就用水彩笔写下了这些稚拙的留言:“这是我送给妈妈
的花,请让它好好地开,不要摘。”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
母亲节礼物。牵着孩子的手,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听到这里,朋友的
眼神变得柔和起来。

我告诉她,就在前天,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验血。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
的时候,他一下子欢呼起来:“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
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
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

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享受到多少甜蜜,你也无法感受,我
生命中最深的温暖。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
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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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卑情结与反智主义

2013年3月20日 


    作者:芦笛
       

    毛泽东的第一个人格缺陷是深重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这是他最主要的心理疾患,若干其他人格缺陷尤其是妄想型人格失常(详见下),都可以看成是这一情结的衍生物。
       
    如同其他心理病人一样,毛的自卑情结也来自于青少年时代自觉遭受歧视或被忽略而受到的心理创伤。他受到的第一次刺激,是在17岁进入东山高等小学之后: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到北大图书馆打工后,他再度蒙受了类似刺激: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中央苏区与苏联留学生们发生的冲突,愈发强化了毛泽东原有的心理疾患。他不但被架空,而且失去了话语权。国际共运本质上是宗教运动,其领袖必须是“口含天宪”的所谓“理论家”。在动辄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海龟面前,这位没看过什么马列原著的土包子只能张口结舌,自惭形秽,自尊心多次受到强刺激。任弼时只是没点名地批评过他“狭隘经验论”,就被他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要反复提起。博古、李德等人告诉他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山沟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以及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笑话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都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以致他在得志后反复提起。
       
    这一系列心理创伤,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1948年,千家驹等人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毛问起千的姓名和经历,千回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毛的一顿牢骚。毛说:“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毛对张怀恨在心,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张申府是管理他的图书馆助教。张有次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却全部写错了,张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如此区区一件小事,却让毛记恨了一生。张却还不知道闯了祸,1945年毛到重庆,请张吃饭,开头还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只不过因为张在那书的扉页上题了:“润之吾兄指正。”中共建国后张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向毛求情,让张出来工作。毛却拒绝了,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怎么安排呢?”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遭遇,让他养成了对知识分子偏执的憎恨仇视心理,在当国后便动用国家暴力,持续歧视与迫害知识分子: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由此出发,毛堕入反智主义泥塘,以其拥有的巨大权力与感召力,将蔑视与否定知识的反智主义化为全民意识形态,更将全面系统摧毁教育化为国策:
       
    “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反智主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特有的现象,也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并不见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换言之,它不是从苏联进口的,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是与毛相伴生、相终始的历史现象。列宁和斯大林当然仇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迫害他们,但并没有迁怒到知识本身上去。相反,列宁的名言是:“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是个政治决策,亦即不相信旧知识分子能为己所用,但从未否定过书本知识与专门技能的作用,盼望的是用自己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知识分子取代老一代。然而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病态的偏执发泄,毫无理性可言。即使是在50年代初期学苏联办“工农速中”、“人民大学”那阵,他也从未像列宁那样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迅速掌握为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文化知识的重要,从未流露过迅速培养自己的专家去取代旧知识分子的急切心理。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就公开打出了反智主义的旗帜,“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成了国策,“大老粗”变成了一种尊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人人熟知的口号。
       
    毛泽东执政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奇特的独有的反智主义偏执,我看完全是其深重的自卑情结使然。他之所以在反右后抛弃了苏联那一套,转向反智主义,我看就是所谓“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诸如“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学有术,民主党派有学无术”等等诱发了他深重的自卑情结。令人悲哀的是,恰是毛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入骨鄙视与嘲骂,使得他获得了工农大众的欢心,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领袖。 [博讯来稿]

 

 

 
毛泽东忆北大图书馆往事:
 
职位低 大家没空理我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方勇 刘大禹    

    导读: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7年08期,作者:方勇 刘大禹,原题: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的几个问题考析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等人,这对毛泽东此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有关问题,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毛泽东是通过杨昌济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钊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馆,并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一、毛泽东初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出任伦理学教授。当年5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从长沙赴京,出任该职,6月,携家眷住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为此,毛泽东的同学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长沙启程,25日到达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组织事宜,并住宿在杨昌济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蔡和森很快见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议了赴法的各项细节[1](p7)。不久,蔡和森两次写信催促毛泽东,要求他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2](p44)。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杨昌济,并与蔡和森住在杨家前院南房一间客房里。不久,考虑到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经杨先生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迁居位于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八号)。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经杨昌济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3](p38)。
    
    二、毛泽东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毛泽东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回忆: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4](p54-55)。关于毛泽东与李大钊相见一事,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8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5](p41-43)。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3](p38)。以上说法都没有提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那么,毛泽东到北京后并任职北大图书馆与蔡元培有什么关系呢?
    
    据萧子升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6]。
    
    萧子升的说法是否准确呢?无疑,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需要征得北大校长的同意。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的许可,毛泽东是无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或许有过杨昌济请李大钊帮毛泽东在北京找工作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李大钊当时为了图书馆的迁移问题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解决毛泽东的工作问题。因此,如果说正式相见,毛泽东需要在蔡元培到校后并得其首肯,虽然并不一定需要面见蔡元培。当时几乎所有进入北大的推荐都需要先向校长请示并由其决定,既然杨昌济是经人推荐并由蔡元培邀请调入北大的,杨理所当然可以找蔡元培。蔡元培对青年才俊的培养与厚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方式也为杨昌济推荐毛泽东提供了可能,梁漱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证。梁是一个未能考上北大的学生,但由于发表的文章很有见解,蔡元培就可以直接聘请他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杨昌济对于资质俊秀、为学勤奋的得意门生,肯定会自信地向蔡元培推荐,从杨昌济邀毛泽东来北京,并希望他进入北大读书的信件中即可推测其后续行为。
    
    杨昌济是在什么时候与蔡元培说的呢?毛泽东又是什么时候与李大钊正式见面的呢?蔡元培1918年7月18日去北京香山避暑,9月20日主持了北京大学开学仪式[7](p226-227)。在开学以前,蔡元培不在北大。杨昌济向蔡元培推荐毛泽东的时间当为9月20日后。如果蔡元培同意了,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李大钊个性比较热心,乐于助人,也会尽快答应杨昌济先生的请求,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毛泽东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职位。在此之前,毛泽东与李大钊见面的可能性亦很小。1918年8月19日到北京后,毛泽东主要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直至10月10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都在统筹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虽然生活困难,也曾表示急需找一个工作,但筹备勤工俭学的头绪繁多,且到处奔波,根本无暇着手自身的工作问题。而李大钊在开学后一直忙于图书馆的搬迁,一旦蔡元培同意后,毛泽东就可以与李大钊见面并联系工作之事了。如前所述,毛泽东、李大钊均有时间见面当为9月20日至10月14日之间,而10月上旬见面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可以较有把握的说,杨昌济通过向蔡元培推荐,得到了蔡元培的首肯,然后再找李大钊帮忙解决了毛泽东的工作问题。即便有其他程序的可能性,蔡元培与李大钊两人都功不可没。
    
    三、蒋梦麟说法辨析
    
    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8](p123)
    
    蒋梦麟的说法存在明显的错误。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之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由于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离开北大。1919年7月23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梦麟代理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9](p94)。直到9月20日,北大新的学期正式开学的时候,蔡元培才到校处理校务。而此前的两个月便为蒋梦麟第一次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的校务[9](p99)。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10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梦麟是在1919年春就任北大教育系教授,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而是时毛泽东已离开北大,两者毫不相关。据梁漱溟讲,毛泽东北来,即投住杨昌济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10](p217)。也许蒋梦麟为其他图书馆管理员批过类似的条子,但绝非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当时并不出名,作为一校之长,为推荐工作批示的条子,往往不会具有较深的记忆。即便是蔡元培的各种回忆、书信,也无记载为毛泽东批过条子的事情。
    
    四、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具体时间
    
    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法。198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等书均没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而《青年毛泽东》介绍: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11](p90)。同样没有说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
    
    许多人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认为,由于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的工资,由此可知,毛泽东开始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当在1918年11月或12月。据工资单而认定其进入北大的时间为11月,甚至更晚为12月,此种说法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工资单可能丢失,曾在北大工作的许多名人的工资单就很难找到存根。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活动找到解释的依据。
    
    当时北京大学的开学日期一般定在9月20日。9月14日,李大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各职员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12](p58)。当时北大的新图书馆很快正式启用,10月,图书馆迁往新址即红楼。红楼第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分为21个书库,6个阅览室。也就是说,开学后,北大图书馆主要是搬迁工作。10月14日,《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从14日起,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办公[12](p59)。由此可知搬迁的时间是在10月14日开始。10月22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通告自即日起,一概在新舍办公事。10月26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告白》,告知本馆第二阅览室在新大楼第一层31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本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可随时入览[13](p60)。至此,毛泽东在图书馆正式上班的时间已非常明显了,即为10月22日到26日之间。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这15种报刊主要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中外文报纸。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解决了生计问题,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因为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招收一批旁听生[13](p119)。而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间当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是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14日,达到上海[3](p40),然后从上海转回湖南。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级的工薪。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4](p54-55)毛泽东对过去的抱怨不假,但当时在杨、蔡、李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却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毛泽东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积极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在北大,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其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一步。
    
    参考文献:
    
    [1]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斯诺:毛泽东回忆北大[A],肖卫主编:北大岁月[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
    [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J].台湾:艺文志,1967,(20).
    [7]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蒋梦麟.新潮[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9]马勇.蒋梦麟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10]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2]李大钊文史资料专辑[C],河北文史资料:第三辑[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13]李振东.北大校长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本文来源: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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