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8日,中国维权律师斯伟江在其财经博客上,发出一封"中南海来信三",该文模仿"中南海执政者"语气,表示即将告别中南海时,听到民众更多骂声,因此向公众解释"失败的十年"也有不失败之处、成就和政改难行原因等。
信中表示:"大家在评论我们这十年,似乎是失败的十年,其实,我看来未必算失败,我们也算熬过了一次危机,就是金融危机。我这十年,也算基本建立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和部分养老"; "时势未到,如勉强启动政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被干掉的,就算戈尔巴乔夫,也是差一点。我们这十年,时势未到。经济至少还能撑下去,政治气氛也未成熟,几个政治人物是压不倒整个利益集团的,诸多隐忍,只能由自己的政治继承人完成"。
文中谈及新执政层时表示:"再说说继任者,这些人中,有几位担大纲者,人品都不赖,也是成熟的官僚,是不会冒险,也在小心谨慎地等待时机,不会贸然进行政改,条件成熟了,风暴来临时,他们中有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该文发出后,斯伟江财经博客上的文章即遭删除,其博客账号也遭关闭。其它各大网站上也全面封杀网友转载的该文章。中国成人网站"草榴网"逆向而行,于3月20日登出全文,一同登出的还有斯伟江早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发出的"中南海来信一、二"。前两封信同样以"执政者"口气表示"中国问题积重难返,政改难行、政改会乱、代价更高"等。斯伟江为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代理李庄案、陈克贵案、钱云会案等维权案件。
2012年3月8日
小斯:
伤离别吧?我就马上要离开中南海了。权力漩涡,这十年,爱与恨,毁与誉,都走了。我在位时,很多人不敢公开骂我。我刚走,很多骂声就调高了。正常。我们这个国家,威权国家,在位时,必须保持威严,否则,就无法震慑下属、黎民。相信,新来的主子,也不会让你们随便骂的。当然,人在私下骂,现在谁也管不了了。制度是这样,大家都曹随萧规,人心也一样,喜新厌旧。
大家在评论我们这十年,似乎是失败的十年,其实,我看来未必算失败,我们也算熬过了一次危机,就是金融危机。你知道在拉美,每一次经济危机带动了一次次政治危机。我们八九不也就是如此?我们的前任们,以唯物论清扫了多数人的思维,再说,人也多数是利益动物,光理念,如何能打动人?能被理念打动的,多是些热血人士,终究是少数。作为执政者,管住这少数,其他的,只要经济对付得过去,不会有什么大乱的。我这十年,也算基本建立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和部分养老。你老家浙江,财政富裕,应该是不错的。农村稳,这天下,也乱不到哪里去,朱毛(朱元璋)是起不来的。
你知道小平公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吗?可以说是谦虚,也是方便。出了事,有台面上的人顶,有了功,是总设计师。他跟随主席多年,主席最烦国家主席要招待这个,出席那个,不当这虚名,想见的都可以见,不想见的,让国家主席见。关键是马甲必须忠诚。他确实也学到了一些精髓。这也是一方面。你想想,我这十年,有没有谁马甲的影子呢?
人治社会,人是最大的粘合剂,你看晚清,不管局面如何,只要老佛爷在,曾文正、袁世凯算是枭雄,也还是在股掌之中。老佛爷一走,十个摄政王也没用,关键是,人治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忠诚、驾驭、手腕来完成政权机器的运作的。同样一件事,是恩公吩咐的,和是不相干的人吩咐的,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恩公,不光是提拔,必须是在你心理和外围都有这种氛围,在权威虚弱时尤其如此,看湘军、淮军,还不都是子弟兵,才有战斗力。曾国藩说过,得他人之卖命,无非是功力恩德。国外也是,组阁必须是自己的人,政令才能达到最大的畅通。我们这些人,各管一块,坦白说,我也管不了有些领域。
我已全退了,不妨也说点体己话。我们这种官场浸淫数十年的人,你其实是看不出我心里想什么的。我平素口不臧否人物,面上也喜怒不形于色,这是养气工夫。不管你给我贴什么标签,我心里想什么你都不清楚。但仔细看,你应该能看出什么。
很多人把这十年的账记在我头上,固然,我不是纯马甲,但,也不是纯自由。小平同志对某港督说,治理香港难,你来治理大陆试试?无非是说,这国家大了,不同山头,利益集团多了,即便一言九鼎的毛,最后想扶持谁,也未必行,你得军中有根基才行,不然,你看,他一死,军队就联合他人把他老婆亲信给清洗了。慈禧也想废掉光绪重新立储,刘坤一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也就罢了。而我这十年,最后布局都欲采苹花不自由,谈何责任,有权才有责啊。
有句话说,鸡叫早了,会被杀掉的。天不亮,光鸡叫,是叫不亮的。时势未到,如勉强启动政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被干掉的,就算戈尔巴乔夫,也是差一点。我们这十年,时势未到,经济至少还能撑下去,政治气氛也未成熟,几个政治人物是压不倒整个利益集团的,他们没有看到迫在眉梢的危机,就算在晚清,武昌炮响之后,满族亲贵,仍在争议是否死硬到底。何况彼时是汉族人掌握军队。现在呢,所以我说,时势未到,戒急用忍。大国和小地方不一样,不要拿台湾来比。苏联是可以的,但戈氏改革,也是经济快不行了才开始,而且,千万注意,是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勃活着,老家伙们在,也改不了。苏联垮台在前,对利益集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利益集团认为,必须互相忠诚,保住政权,谁敢触碰这个底线,谁就会下台。诸多隐忍,只能由自己的政治继承人完成。
古人说,观其友而知其人。现在天下汹汹,说我无能、保守,你仔细看看,我提拔的人,法科生,大海,潮水,难道还不够开明吗?比比别人安排的人,恐怕够说明问题了吧?见微知著,我上面说了,政治人物的面具都很厚,在危机来临之前,天亮之前,不是看鸡叫不叫,而是看选择,疾风知劲草,到时,你会看到,我的真正政治倾向。品评人物,十年太短。我自信,对得起这个国家,当然,这评价,不该由我来作。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样,可能是需要接力才能完成,也才平稳。
再说说继任者,可以说,这些人中,有几位担大纲者,人品都不赖,也是成熟的官僚了,是不会冒险,也在小心谨慎地等待时机,不会贸然进行政改,以犯众怒,这个众怒是指利益集团,记得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的例子吧?条件成熟了,风暴来临时,他们中有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当然也会冒很大的风险。
你会问,什么时候风暴来临?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人都是很卑微的。不要以为我这种传统人物是完全无神论,我和祖宗一样,其实也相信命的。你说,我们这种出身平常的人,能到这个位置,没有积德、天命是不能理解的。命,和运,结合就是成就个人的辉煌或者平凡。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这十年,心力交瘁,我其实早不想干了,也是为国尽点力,尽力把自己认为优秀的,品格过硬的人才,推荐、安排到领导岗位,这中间,你说没有权力争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我的风格是顺其自然,强斗是要沉船的。B下去,也是顺势而为,但是,什么火候出手,才是关键,所以,别看我温和,其实,我也有我的霹雳手段。
我知道你不想移民,尚存点关爱乡土的士大夫味道。我告诉你吧,留着是有点风险,但,我们不也留在这里,我们的风险,多少比你大一点吧?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爱国。今后这十年,看老佛爷的命,也看国家的经济能撑多久。如果通货膨胀,或者房产泡沫破灭,要想不改革,基本上不可能。很多人担心国家军阀割据,这是不用担心的,但我以前信中说的民族问题,真的是大问题,欠债太多,一时很难还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双刃剑啊。我们在宣传时,你以为是大汉族主义,何尝不可以是大X族主义呢?这种基于朴素感情的东西,加上利益分歧,非常难以处置,你看英国的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分裂势力,纠缠了多少年月?
很多人在谈这种政改方案,那种政改方案,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明白,典型的改革,无非是从言论自由开始,启发民智,交流观点;从市场自由开始,普及私产,有恒产者有恒心。然后逐渐开放政治市场,最后才会有机构之间的改革制衡,司法改革这种都是在最后制宪时才会触及,司法是内核,和军队一样,是权力的核心,没有一个政权会轻易放弃这日常最有用的武器,而倒持太阿!
你要知道,这种不管是以基层选举入手,还是以国企私有化为主的改革,都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利益集团中,大多数或者中坚力量,认为,不改的危险大于改革的危险,才会启动。必须要看到危机,你知道,经过多年的逆淘汰,体制内人才不多了。这主要是基于人治的需要,能人不是那么听话的。清廉的人,也不是那么听话忠诚的。所以,短视的人多了,必须要他们看到明后天就要出大事,而且,难以控制时,他们才会觉得,哦,是该改革了。不然,小车不倒自管推。
我还是不和你谈军队,免得你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很多时候,也是军队。千万记住,军队,多数是年青人,中层军官,也是中青年,他们血气方刚,基本都没打过仗。我在主政外交期间,其实是注意韬光养晦的,就是避免有什么由头。一个政权,如果说有掘墓人,最快的事,是战败。如今,军官年青,多数也受社会影响,未必是那么容易听命,我说过,东亚经常发生下克上。
不多说了。你好自为之吧。听说你有点小麻烦,被查XX,都会过去的。我虽然位高,却帮不上什么忙,这是你个人的造化,这一关,必须过的。未必不是好事。人生苦短,有些磨砺,远比顺风顺水好。你上次来信说,不可能从政。我信你,但是,别人未必信。
奉劝你几句,我也算你长辈,少发牢骚,多交朋友。既要襟怀豁达,又要心力劳苦,与人为善,与社会为善,千万不要以为就你自己能干,要把自己看低,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意思,还是多用黄老,少用儒法。我看你,修养工夫,还是欠缺。树敌太多,激愤多于倔强,讽刺多于劝谏。如黛玉劝宝玉,该改改了。
再见了,这应该是最后一封信了。以后要写,恐怕你也不看了。我们相识多年,居然也未见过面。不过,你最近拍的视频不错,至于未来十年展望(上、中),在我这种惯看秋月春风的人看来,未免没有切中要害,要害处也无法和你说,一定是要你自己遇到了,才能体会,和妇人怀孕生产,一样,什么时候产,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笨一点的,自己都会搞错。所以,韦伯说,政治家三素质之一是判断力,一点都没错。但我告诉你,一旦胎动起来,你所经历的痛苦,远远超过女人生孩子。我敢断定,许多人或许会怀念现在的安宁生活,甚至会怀念我们,虽然很多人现在骂我们。但,肯定也有很多人庆幸变革,一得一失,在乎境遇只升降。
这封临别的信,不是给我们自己辩诬,而是把金针度给你,待人察物,务在观察细节,不是人云亦云;观察政治,务在看清大势,厘清脉络。如同做事一样,把权力核心梳理清楚,把利害关系梳理清楚,庶几可以少犯错误。少激愤,多积累。你说,我这种经历到底算幸运,还是不幸?全靠政治继承人之命运。坦白说,我们如同老僧,功力是逐渐输送给了继承人,自己油尽灯枯。继承人要失败,就功亏一篑。政治人物退休,厌烦了各种人脸,只想山中岁月无人问,闲敲棋子落灯花。但往往是,中国梦,梦相反。
最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二指禅打字速度已经快多了,这封信,我就只打了二天。
临别居然有些伤感,是老了!问好,握手!
XXX
2013年3月18日
来源:搜狐
【提要】在34年前的今天,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的边境战争,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进程及胜负如何,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军事专家杨达对德国之声记者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相互靠拢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以及双方的领土争端。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据颇具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但军事问题专家杨达认为,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1979年2月17日,中国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但中国军队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扩大的政治考虑,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
杨达对两军装备情况进行了对比:"那时候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不强,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比如说解放军的坦克很容易就被越军打垮了,坦克质量很差,有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所以如果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行动,对解放军是很不利的。"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越军士兵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
杨达也谈到了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技术上来说,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做为。
对中国人来说,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
举个简单、但却令人无言以对的例子: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识别符号,指挥官都是从本单位挑选出来的,士兵籍此来辨认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中指挥官阵亡后,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士兵不承认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长官,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杨达在谈到战争对中国军队的影响时说:"战争对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影响是,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战争给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军队要正规化,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放弃。"
历史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越南自1986年起也开始他们的改革开放。到80年代后期,中越双方认识到,军事对抗没有意义。杨达介绍说,1990年前后中越边境还有放冷枪的,但此后就回到和平、几乎没有控制的开放的边境。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改变使战争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场战争除了给交战双方造成损失外,对东南亚地区政治也产生很大影响。
杨达分析道:"这场战争对东南亚是很重要的。1978年越南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政权后,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反越阵营,一个是亲越阵营。中国当时是支持反越阵营的,在中国的支持下,东盟一直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所谓合法地位,包括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以从1979年一直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虽然没有控制领土,但仍占据联合国席位,所以说东南亚也有它的冷战。"
中越之战也对亚太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美国80年代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在新疆建立监听系统,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多。而苏联则与越南越走越密,80年代苏联在金兰湾拥有海军和空军基地。中越战争也反映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
中越战争极大锻炼了中国军队。79年战争,中国军队其实无论各方面都是不如越南。素质上,越军历抗法,抗美,数十年战争中度过,军队战斗力极强。中国大米,苏联援助大量军火及缴获美军的军火可以供它再打一场越战。武器装备上,士兵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同期中国士兵还用56式半自动步枪。越军炮兵尤其了得,打得奇准不说,单口径就比中国军队使用得大,且射程远,威力大。79年中国军队就吃了越军远程炮火的大亏。空军方面,米格21和23苏联援助已是制式装备,而中国同期还是使用歼6,即米格19。后勤方面,中国军队是深入敌国,补给不便,越军则是守株待兔,毫无后顾之扰。另外中国军队的指挥,通讯系统极其落后,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造成79年战斗中许多无谓的伤亡。经过79年一战的教训,中国军队痛下决心,改革军队作战体系,更新装备,改善后勤,恢复军衔制,强化通讯和指挥。到84年广西法卡山之战,中国军队已是焕然一新了,走上了现代化军队之列。
第二,中越之战拖垮了越南。越军于78年入侵柬埔寨,精锐尽出,却深陷泥潭。中越之战又从北方拉开,令越军两面受敌,疲于奔命。国家经济建设无法搞起,军费不继,民生凋敝,只好不断向苏联伸手。多年积累的家底最终耗尽。而中国是个大国,资源丰富,又加上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迅速上升,从84到88年期间,基本上是将越南当做练兵场,各大军区轮流派兵作战,锻炼军队战斗力,测试新式装备,培养了一代军人。同时也是直接支援了柬埔寨的抵抗力量,令越南无法喘息。当世界进入九十年代,回头一看,亚洲各国早已纷纷崛起,经济迅速发展,而越南却还在喝稀米粥。大好十年发展机会,就这么白白浪费在无谓的战争之中了。
另外,中越之战,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还包括,苏联也被拖入越南这个无底洞,其亚洲扩张野心受到遏制。每年数十亿美元军费投入越南,变成的仅仅是一堆堆白骨,其余一无所获。中国和美日欧更加靠近,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已不攻自破,再无意义。反而在中美联手压制下,特别是美国利用星球大战计划等军备竞赛手段以及欧洲的铁幕围堵,和平演变,亚洲中美合作,苏联经济日益衰弱,最终被拖垮,国家四分五裂,一代枭雄灰飞烟灭!越南从此失去大靠山。虽说俄罗斯继承了苏联衣钵,继续使用金兰湾,同时提供援助,但也不在是免费黑面包加土豆牛肉了。一切以硬通货为准。柬埔寨也从此再次摆脱越南,其扶持的傀儡政权洪森转而向中国示好,老挝也开始更多转向北京。中国凭借其强大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再次称雄亚洲。正可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中共政制還不如前蘇聯
高新
先說前蘇聯,當時的蘇共政權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創建了“人民監督委員會”,同年並頒布了第一部人民監督法;一九六八年其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又頌布了人民監督條例及《關於處理公民的建議、申請和控告的程序》等相關法令;一九七七年在新憲法上正式確立了人民監督機關的法律地位;一九七九年又依據憲法制定了新的人民監督法;對人民監督機關的基本任務、機關系統、設立程序、職能、權限等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到一九八一年,前蘇聯已經有了四千六百個不同等級的人民監督委員會和一百二十七萬多個人民監督小組和人民監督崗。
另外,匈牙利從一九五八年開始設立“全國人民監督委員會”,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在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之下也有類似的組織。
除了上述國家,當時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還有波蘭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則設立相對獨立的憲法法院,規定用專門的司法手段強化對憲法實施的監督。特別是在南斯拉夫,憲法法院的決定具有普遍的約束力,甚至連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要服從它的決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還要保證它的決定的執行。
鑒於前蘇聯及當時的東歐衆多共産黨國家的經驗,三十多年前中共政權在否定“文革”的前提下制定“八二憲法”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界和法學界考慮到南斯拉夫等國設立憲法法院的形式似有學習西方“三權分立”之嫌,所以只敢建議中共治下的中國人大制度在憲法監督方面的取向,應該汲取當時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在憲法中規定建立全國人大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屬下的各級憲法專門委員會。
當時,在彭真主持的幾部憲法草案討論稿中,還出現過有關建立憲法委員會的的設想和章節,但討論來討論去,最終還是被鄧小平等政治元老一手遮天的中共決策集團所否定。
據當時曾參與其中的中國大陸的法學工作者撰文回顧:一九八二年在爭論是否應該建立憲法委員會時,持反對意見者認爲:我國已經存在中國共産黨這個憲法監督的領導和核心力量,也建立了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爲主體的憲法監督的體制。只要保證黨和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充分發揮憲法監督的作用,同時也充分發揮其他憲法監督力量的作用,我國憲法的實施就會得到有效的監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從旁設立一個獨立於這兩個體系的第三個憲法監督體系,必然會打亂既定的權力平衡,還要分散精力去協調它們之間的權力關系。
從這段文字分析,一九八二年的這場討論,要害其實是“三權分立”的問題。此前東歐國家雖然建有“憲法委員會”和“憲法法院”等機構,但這些國家當時的政體從根本上講同西方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還不是一回事。但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對此仍然感覺不能接受。
“八二憲法”公布實施以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界、法學界部分人士及全國人大系統中的一些專職工作人員,基于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號召,強烈要求通過立法形式和建立必要的專門機構,保證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憲法實施的監督“經常化、制度化、專門化、司法化”。
他們認爲:無論執政黨、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都有自己特定的職責和任務,這些職責和任務也都是國家和社會生活要求必須實現的,不能設想,它(他)們可以無視或抛棄自己的主要職責和任務而去專注於憲法實施的監督工作,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即使是憲法明確地賦予憲法監督職責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設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也要同時處理其他許多重大的國事,不可能把一切精力和時間,甚至不能把主要精力和時間用到憲法監督中去。更何況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主要是以集會的方式處理國事的,由於會期固定,會時有限,不可能對憲法的實施進行經常性、制度化的監督。
當時有少數法學界人士及人大各級工作人員,更是大膽地發表文章,論證南斯拉夫等國建立憲法法院的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立傳統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監督制度的一個發展趨勢”。
鑒于這種愈來愈強的要求和宣傳呼聲,當時的中共主要負責人及人大負責人曾經允諾進行人大監督“專門化、制度化”內容的理論探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和法律委員會也已經開始組織進行有關“監督法”方面的立法研究工作,萬裏擔任七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更是借中共“十三大”規定政治體制改革任務的機會,夥同現任中共黨首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向政治局彙報了人大常委會內在人大監督“專門化、制度化”方面開展工作的計劃,並著手組建“監督法”起草班子。但這些討論及工作計劃都因爲“六四”事件的發生而中止。
自一九九零年開始,習仲勳事實上已經提前退休,萬裏等人無疑是懼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壓力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中止,再也沒有提及監督工作制度化、規範化之類的問題,制定有關監督程序方面的法律和建立監督工作的專門機構等問題更是不敢再提。
喬石自一九九三年春天從萬裏手中接過人大委員長職務之後,公開強調過要在他的本屆任期內,強化人大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維護憲法的尊嚴和法制的統一;強調“人大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進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監督”。
從喬石接任人大委員長至今,時光又過去了整整二十年,中共新黨首上任之初重提維護憲法尊嚴的口號,口號兌現的可信度有多高,可能性有多大?愚筆會在本專欄的下一篇文章中再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