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2日首访俄罗斯时，阎学通教授认为，这个消息至少印证了他之前的一个判断：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在增强。去年年初，阎学通在论述有关叙利亚问题上的中国决策时，曾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话题：中俄之间可以成为盟友吗? 他撰文提出，“朋友”(friends)与“盟友”(allies)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前者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后者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在目前国际环境下，中、俄没有选择加入西方阵营的条件。对中、俄任何一方而言，都没有比与对方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
当时此话一出，反对者众多。大多数反对理由认为，俄罗斯一贯缺少战略诚信，中国不能与之结盟。
但一年之后，阎学通反而更坚持自己的看法。“中俄接近对中国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利于民族振兴。”他说。
一种全新的全球战略判断
《国际先驱导报》：外媒猜测，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选择俄罗斯，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反制。您如何看待这次访问背后的美国因素?
阎学通：我以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将俄罗斯作为首个国家进行访问，并不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双边考虑，而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战略判断。
习主席说：“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判断。以往很多人主观认为，以后我们强大了，我们有了实力，我们的国际环境就改善了。然而，这种认识与客观世界完全相反。自古以来，都是崛起国越强大，其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就越大。观察一下我国的安全环境就可以看到，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海外投资的增长，海外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而非越来越少。
中国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全球性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的地区结构性矛盾以及国际体系压力都将快速增大。要防止不断增大的国际压力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实现，我们需要广泛结交战略利益相同的盟友，特别是有实力的国家。以此降低国际压力，为民族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我国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战略合作关系，但真正有实质性战略内容的只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要国家访问，并第一个与普京通电话，这说明中国将把俄罗斯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合作者。今后10年，中俄战略关系将有发展成为同盟的可能性，任何大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都将难以超过中俄战略关系的紧密程度。
不会形成中俄与美日对抗
Q：这次访问，对于未来中美俄三角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A：这次访问将深化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这对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影响将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目前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基础就是双方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双边战略合作不会改变目前中美俄三边关系性质，即中俄战略关系近于中美战略关系和俄美战略关系。不过，中俄战略关系进一步拉近，将使美国在防范中国崛起和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方面遇到更为强烈的反弹。
Q：如果把日本因素考虑进来——安倍就任首相后首访美国，那么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会对中俄美日四角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A：形成中俄和美日两个阵营对抗的可能性非常小。美日虽然是同盟，但美国不愿为了日本的利益与中国或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美国在经济上需要与中国保持合作为主的关系，在军事上顾及俄的核力量。日本为了降低与邻国岛争的国际压力，想把重点集中于钓鱼岛上，因此也不愿与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当然更不愿意为了美国的利益与俄罗斯对抗。何况中俄还不是正式的盟友，双方的政治支持也局限于具有共同战略的问题之上。因此，东北亚目前没有形成中俄对美日两极对抗的趋势。
由于中俄都与日本有岛屿争端，因此中俄拉近战略合作关系之后，两国在与日本岛争这一问题上会采取相互默契的态度。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将会更加孤立，日本想通过缓解与俄岛争而集中矛头对准中国的战略将难以奏效。中俄关系拉近，有利于俄罗斯提高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而俄罗斯缩小与日本在东北亚影响力的差距，将使得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相对下降。
中俄战略接近具有多维度利益
Q：有观点认为，中俄关系是撬动其它大国关系的杠杆，对此您怎么看?
A：中俄拉近战略关系对于其他大国的对华和对俄政策会有影响，但将之称为“撬动其它大国关系的杠杆”则言过其实，因为没有改变其他大国关系性质的可能性。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曾发生过性质变化，从敌手变成战略伙伴，这种变化都没有改变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习主席访俄不过是深化中俄战略合作关系，而不是改变双边战略关系性质。即使中俄建立军事同盟，即改变不了两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性质，也改变不了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
Q：中国与俄罗斯接近，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好处?
A：中俄拉近战略关系的最大好处是巩固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安全态势，确保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东部和南部的战略压力。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不但使我不能集中力量，甚至可能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境。另外，中俄拉近战略关系，在安理会会避免以一对四的孤立危险，为争取法国中立形成二对二均势奠定了基础，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可以创造争取法国支持形成以三对二的优势条件。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要素构成。中俄战略关系拉近，对促进两极化发展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只是举三个战略收益的例子。如果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进行仔细的分析，中国从拉近双边战略关系上获得的收益将是多领域和多维度的。
信任与否不是结盟的基础
Q：您之前就提出过中俄应该结盟的思路，现在您还坚持这一想法么?为什么?
A：我现在比以前更加认为中俄应该结盟，而且认为中国应主动提议结盟，并且应比俄罗斯为结盟多做贡献。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而且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是相对衰落趋势，它与中美实力差距在拉大而不是缩小，因此中国应为结盟多出力。我以为，随着我国崛起加速，国际体系压力上升加快，我对中俄同盟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此结盟比不结盟对我有利，早结盟比晚结盟对我利大。世界强国的基础不仅是物质力量，还包括了战略诚信和众多的盟友。《管子》说：“得半者霸，得众者王。”这是说得到半数国家为盟友的可作霸主，得到世上大多数国家为盟友的可以有王权。没有盟友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国的。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建立同盟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将无法塑造一个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
Q：一些网友在论证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弊大于利时，理由是俄罗斯在近代史上曾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因此俄不可信任，中国不能与俄结盟，这个反对理由是否充足?
A：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证了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利益，结盟的可靠性也主要取决于共同利益的大小。
美国并不信任日本，一直在防范日本发展核武器，但美国坚持与日本的结盟关系。法国在冷战时曾经退出北约，冷战结束后又加入北约，法国还带头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但美国仍然与法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以色列对中东国家多次采取美国反对的政策甚至在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公开对抗，但美国还是在联合国投票时支持以色列。二战期间，美英对苏联没有任何信任，但他们还是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今天，美国与沙特的结盟长期以反对伊朗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他们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任，但同盟却长期维持。以不可靠为由不结盟就永远没有盟友，因此任何盟友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没有可靠的盟友。
Q：俄罗斯国内也有一些人对预测中俄关系未来缺乏“信心”，同时碍于美国压力，中俄两国的“结盟”在操作层面很难实现。您认同吗?
A：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反对中俄结盟的人，他们的认识方法与我国那些反对中俄结盟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可靠的国家，上世纪50年代与苏联结盟，70年代与美国结盟，80年代不结盟，因此不能与中国结盟。这些人不知道与中国结盟是以双边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我想，普京抢在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之前，第一个给习主席打电话祝贺，这意味着他看重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而不是可靠与否。因此，我以为普京本人有建立中俄同盟的意愿，但他身边的人如何认识这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对外政策应随时局而动
Q：即使如您所说，中俄有结盟的基础，但如果结盟，将违背中国一直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A：中国并非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如果以秦统一以来的历史为据，中国的对外政策历来都是结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年至1981年的30多年里中国也是结盟的，只是1982年以后才采取不结盟政策。也就是说不结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个别现象，是一种权宜之计。放弃这个权宜之计回归结盟的主体原则是合理的。不结盟是冷战两极格局时期中小国家的政策，因为当时中国弱，把不结盟作为选项之一还有一定的可取性。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而且将是两极化中的一极，因此不结盟或已不适用了。放弃不结盟或许可以说是适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的。
Q：有学者担心，一旦结盟似乎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味道，不符合时代潮流，您怎么看?
A：结盟是当前的时代潮流，世界上结盟的国家多于不结盟的国家。人们误以为参加不结盟大会的国家都是不结盟的国家，这是错的，参会的许多国家都是结盟的国家。在发起不结盟运动的倡导国家中的埃及，当时是苏联的盟友。除中国之外，所有的世界大国都结盟。中国是唯的一个例外，因此如果我们要采取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策就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回归到结盟的主流中去。
把结盟视为冷战的充分条件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原因。有人把结盟说成是“冷战思维”，于是就推导出中俄结盟就会导致冷战。然而，结盟现象比冷战现象要早几千年，古埃及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结盟。冷战前的结盟没有形成冷战。历史上，结盟在战争、冷战、和平的三种状态下都存在过，中俄结盟与否并不决定国际社会处于上述哪一种状态。
冷战形成是需要许多必要条件的，当一个必要条件不具备时，冷战就形成不了。结盟只是冷战的若干必要条件之一，这个单一条件是无法使冷战形成的。冷战不仅建立在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之上，还得有东西方国家的相互不往来的条件，还得有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条件，还得有非信息化的条件，还得有全球市场没形成的条件。全球化条件下，大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经济、文化、社会的频繁往来和紧密联系使全面对抗政策无法实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大国冲突的主要原因。网络技术使得各国政府无法封锁消息，公共外交的结果导致政府无法阻止大国民众的往来。全球化的市场使得进行“代理人战争”得不偿失。现在想创造冷战所需要的充分条件都做不到了，以为中俄结盟就会造成冷战是过高估计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而低估了历史的惯性力量。 info.51.ca 无忧资讯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日本研究报告称：中日不和有利日俄靠近
2013年3月29日
来源：法广中文网
●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29日公布报告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与邻国关系越来越紧张。北京不惜与邻国摩擦的做法有可能最终使得日本与俄罗斯靠近。
日本防卫研究所29日发布2013版“东亚战略概观”，分析了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以及有关中国的动向，报告指出，中国因尖阁诸岛（中国叫钓鱼岛）问题同日本产生摩擦、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出现对立，日本政府“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报告称，中国采取强硬姿态的原因在于“综合国力及军力的增强”，强调伴随着习近平新领导层的确立，中国的对外战略将发生变化。
报告称，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去年9月尖阁诸岛国有化之前就开始为强化主张领土主权做准备，对两国在该海域可能发生冲突表示担忧，建议两国相关部门应举行定期会议。
报告还指出，俄罗斯重视与日本的关系，“俄罗斯认识到中国的海洋活动未来将延伸至北方，这促使该国谋求与日本在海洋安保方面进行合作”。
报告认为，尽管习近平刚担任国家主席就访问了莫斯科，但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比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毛值是俄罗斯的四倍，这种关系无法就无法平等。这种不平衡也导致俄罗斯愿意向日本靠近。
根据这个研究所的说法，俄罗斯向日方提出，愿意强化安全、尤其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
报告称，由于中国在朝向远海北部的活动日益增加，推动俄罗斯寻求与日本和美国的合作。12月份，普京与安倍达成了推动签署和平协议的谈判，这一协议因俄罗斯占领日本北方四岛而 受阻。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揭秘中国式特权者的生活：官二代靠父亲考研成功
文章来源: n 于
权力的地方，就有演化为特权的风险;
有特权的地方，就埋下了腐败的隐患。
许多人指责特权，纷纷义正辞严;一旦行使特权，往往沾沾自喜。
我们痛恨特权呼吁改革;有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为特权抬轿子。
生活中处处可见特权的影子;特权的正身如何界定?
——特权就处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地位上。但它绝不是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一样的特权生活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这是林谷整个上午第四次从同一间病房出来。巡房护士有点诧异地问道：“病情很严重吗?一上午查这么多次房。”他挥挥手，脸上微露疲倦：“不太严重，不过当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还难伺候。”
林谷是四川华西医院某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最近他接下一个通过“打招呼”进来的病人——据说是个正厅级领导。科室主任发了话，点名让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顾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过他太太总是过度紧张，半天就跑了几趟，不是说她丈夫头晕就是说精神不好，我说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亲自去看。”
林谷有些为难，正常程序是，只要没大问题，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时间，还要分析病人病历、与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或是探视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经分不开身的林谷，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官太太”的各种要求。
不过对于这类“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经习以为常，包括通过关系加号或者插队住院的。林谷说，医生们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时，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众多医院普遍存在就医难的现实情况下，普通病人对这些现象仍然颇多指责。
在某医院的病房区走廊上，一名脑瘤病人对记者说，当初检查出肿瘤后，医生告诉他，需要尽早做手术，然而住院部却称“暂时没有床位”，让他等。直至半个月后，医院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过道上的床位。
他无奈地摇摇头，“据我这几天观察，有病人比我后进来，却能住进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轻得多了。就是这些有关系的病人，挤掉了我们的床位。”
对于病人的不满，医生们也有无奈之处。在谈话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时间成本”这个词，“有关系的病人节约了时间成本，普通病人就要为此浪费他们的时间成本，而我其实也为此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尽优势，但现实情况往往很讽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临床医生告诉记者：“那些自以为有特殊权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优厚医疗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他讲述了一件医院同事写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领导夫人，患上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为领导地位颇高，院方为表重视，便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歧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他耐人寻味地笑了笑，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在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而且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病患来说，正是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剥夺了他们平等就医的权利，甚至会因此对医生的治疗抱有怀疑。采访中，一个病患对记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每天好多医生来看她，我听说还为她组织了会诊，来头肯定不小。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病人们不理解很正常，我们医生也不可能去点破。”林谷说。不仅如此，那些有来头的病患大多喜欢条件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林谷扬了扬眉道。
“曾经有一位厅级以上的退休领导，是个老太太，通过急诊被送来普通病房的重症监护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这边条件不好，非要转去高干病房。但因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症室待了几天，等病情稳定后才给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转过来，抢救了两天才转危为安。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说，类似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儿挺多的。
拼爹得来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号上午，何雨准时到武汉某高校参加研究生面试。候考的学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几号人，这让何雨觉得不太正常。英语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表情很夸张地用英语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吗?”何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算什么题目?最后，他在稀里煳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潦草的面试让何雨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也是父亲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体检排队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两名考生大声地谈论着当天的面试，从二人的对话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试，是特别为没过线却有过硬关系的考生专设的。他们来，只是走个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从北方某高校毕业。远在武汉的何父数次勒令他回去考取当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却一心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一名技术类杂志的编辑。
“北漂”三个月后，何雨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时任武汉市某重要职能部门的党委书记。
此时距离笔试时间已不足半年，要从头准备肯定来不及了，何况何雨的基础本来就不好。父亲让他先专心温习英语和政治，却对专业课只字未提。
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陆续参加了几次饭局，席间有何雨所报考大学的教授，还有院长、系主任。让何雨有点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给予他“特殊照顾”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介绍给各位教授，说是让他先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何雨并不清楚父亲是否还在背后做了其他动作，但这顿饭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笔试前半个月，何雨拿到了专业课的完整题目。一直以来都知道父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权力的行使可以这样轻而易举。
他用几天的时间背下了所有题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考试。放榜后，何雨的专业课分数极高;然而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他只能凭实力考，最后，他的英语分数没能过国家线，挂了。
何雨把笔试结果告知家人后，父亲依然很冷静，只是说：“等等电话吧。”何雨不懂父亲的用意，不过电话很快打来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学校面试。
“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因为我记得校方网站上公布的面试时间是12号，我还特地问了一句，不是12号吗?对方说，是13号。”当时的何雨一头雾水，接下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令何雨解开了谜团。
面试回来，何雨质问父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父亲说，他早就得知校方会留出一部分机动名额来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诉他是不想让他觉得，这个研究生的身份来得太过容易。最后还警告他：“你不要以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今天和你一起面试的这批考生，是校方反复研究之后的名单。”
何雨明白父亲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势力，可能比父亲还要强大得多。校方给了父亲这个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结果。
“我曾经想找我爸帮我一个哥们儿，他考研笔试成绩还挺好，就是面试怕被刷下来。但是我爸说，非亲非故就不好帮了，何况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会买账。”何雨说，这个哥们儿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学校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尘埃落定。“在校园里，常会遇到跟我同天面试的那些同学，大家都认识对方，但却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何雨露出一丝文青式的伤感，“我想，我是彻底向这个充满特权的社会屈服了。”
研究生毕业后，何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武汉某大型国企。“有研究生学历，进来得很轻松。”他似乎渐渐接受了父亲对他流水线似的帮助。
如今，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准备继续攻读个在职的博士学位，“选一个和现在的岗位关系密切的专业，对以后肯定会有好处”。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们儿，据说在考研落榜后去当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现在与我联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来，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很难。”(文中林谷、何雨均为化名)
特权的六个便利通道
有人说，特权是特权者的通行证。
到底特权能助特权者在哪些方面恣意通行?本刊梳理了“特权通行证”的几种类型，与读者共商。
A、福利享受型
代表：公款吃喝、旅游，奢华接待，超标办公室、超标车，额外福利……
编辑感言：职务消费完全可以照章办事。问题在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章制度不断被试探着挑破，口子越撕越大，天价账单曝光不少，职务消费染上了特权的色彩。民众对“三公”长期不满，实质就是对特权腐败的反感。
即使“八项规定”之后，一些人还顶风作案。一顿公款吃喝花费1.5万元，1月25日晚，海南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王群被免职;8个人，一餐消费7064元，2月24日，福建莆田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签单者被停职调查;“学酒哥”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少强2月5日晚间被停职。
领导的超标车、超标办公室更是花样不断升级。2月21日，山西吕梁粮食局长超标住豪华办公室被记过。网友爆料，贺海昌办公室配备3万多元的沙发、能热水冲洗的高档坐便器、豪华双人大床。
2010年被曝光的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某航班，享受免费升舱待遇，还是由县政府发函给航空公司要求的。
B、破坏规则型
代表：交规无奈特权车。
编辑感言：规则面前，人人公平。但是特权车眼里，没有规则。
交通规则，是最清晰的一个规则，维持的是社会基本运行秩序。而特权车横行，动不动警车开道，既霸道，又招摇，招致百姓戳嵴梁骨。
如果这么简单明晰的规则面前都讲特权，那么法制社会，不是显得太遥远?好在，太原交警毛丽、广东区伯们会越来越多。
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交警小陈，头一天当交警，拦下一辆闯红灯的“军×”牌照宝马车，司机把驾照往他身上一丢，开着车子扬长而去。第二天，这辆宝马车又开到正在值勤的小陈身边，司机冲他晃手中的新驾照。“从那时候起，再有军车违规，我就当没看见。”小陈无奈地说。
虽然深受特权车牌号之苦，但面对媒体上取消特权车牌的呼吁，小陈却并不领情：“一眼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能给我们省掉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据说，一次值夜班时，小陈发现一辆挂着普通牌号的车正在逆行。他上前拦车，猛然看到车后座上那张常在本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出现的面孔。反应机敏的小陈立刻“啪”地敬礼，“注意领导安全”，还没等他说完，小车就“呼”地开走了。
C、抢占资源型
代表：特权房、特权医疗
编辑感言：资源越稀缺，追逐越激烈。作为社会的掌权者，在稀缺资源面前，不是忙着完善规则，反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忙着为自己、为身边人抢占资源，用公权谋自肥。让稀缺资源更稀缺，让普通人的追逐更艰难。
2010年，山东省日照市被曝在市区“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官员住宅。同期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陕西省眉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专供市直机关，却被转手大肆高价倒卖。2011年，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第四期安居工程涉及的850套龙港限价房，分给乡镇368套、县机关单位318套……在分房事件曝光后，当地官员则称之为县情决定，“分房有先后。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因群体太大，比较难控制。”
D、安全堡垒型
代表：某些特供食品基地
编辑感言：最近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北京的雾霾，他特别高兴，因为空气不能特供。很大程度上，人们不是对特供本身的愤怒，而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曝露在危险中，有些人却在享受特供，用公权力砌起一个堡垒，“让自己先安全起来”。民众的安危被隔离在外，食品安全的呼声，触不动这些人的职责所在。
今年初，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文章里写道：早就听说一些省市机关有食品特供基地，不曾想到的是，县这一级的科局单位也有了。
春节期间他与一些地方领导聊天得知，某县农业局就有其食品特供基地，位于山清水秀的地方，雇农民种植，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采用农家肥，人工除虫和锄草。
相隔仅仅十天后，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两会上，他把10颗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又展示了几包鸡蛋精，这种鸡蛋精添加在鸡饲料里，就能让鸡蛋变黄，并且鸡吃了后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他说：“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食品，很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E、思想意识型
代表：我是XX、我爸是XX。吉林一环保局长：“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方大国夫妇：“如果没有我们，你连饭都没得吃。”
编辑感言：人人生而平等。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某些特权者还躺在权力的云彩上盲目自大，分不清自己的权力、权利与职责，甚至，对自己的角色都没认清。意识上一旦自我膨胀，态度上难免气势凌人，行权时又如何会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不过，不怕领导干部有特权意识，就怕社会失去监督特权的力量。舆论对特权行为的监督，会让自以为是的特权者失去赖以骄横的权力资本。
动手打空姐的广州市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被停职;掌掴讲解员的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与团长丈夫陈伟一起被免职。两个事件里，都体现了网民舆论监督力量的强大，更多的官员行事说话越来越谨慎，但有些人长期在内心自我强化的特权意识，总是难免不经意间流露。
今年1月1日晚，海南三亚河西区市容执法大队副中队长郭锋斌，到华严宾馆旁的饭店吃饭，想将车停放在宾馆前，被宾馆保安以将有旅游大巴停放为由拒绝。郭拿了个证件出来晃，问保安知道他是哪的吗，随即把车开走。没多久，郭带来几名市容执法队员，给宾馆门前停放的几辆车贴上了罚单。
第二天，郭锋斌因滥用职权被辞退。
F、大树乘凉型
代表：跋扈官二代、领导亲属吃空饷、子女凭领导特权就业经商
编辑感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力的荫蔽作用，往往被发挥得不遗余力，阳光雨露福荫后代。
去年9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一次调查中得出，94%的受调查者选择“优先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特权”为最不能容忍的“特权腐败”。
如果社会定型为龙生龙、凤生凤，让鲤鱼失去跳龙门的机会，渠道封闭，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失去向上的希望，将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一次公开招聘的报名条件被曝光，其中要求“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本区事业单位工作”。内蒙古鄂尔多斯(600295)市公安系统招聘明确规定公务员子女笔试成绩加10分。江西省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出台“限招政策”，只允许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与“萝卜招聘”的高曝光率不同，更有隐蔽性的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子女交换进入对方部门工作，这种做法俗称“换手勾背”。
领导干部荫蔽其子女经商更是一路绿灯。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曾和别人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
李勃因此“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少交地价款1.2亿元。
而商家与公权勾肩搭背，也能过一把特权的瘾。“未经县委、县政府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2011年，媒体曝光安徽省怀宁县有一家三星级酒店挂着这样一块“保护牌”，落款是“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