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2013-03-29 完整版
来源: 懂得起 于
“尊孔兴儒”实乃亡国灭种之祸因
关怀备 于 2005/5/16 5:58: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尽管董仲舒的热脸被汉武帝的冷屁股蹭了一下子，但总算还给了个一官半职，虽然不是非常称心如意，但有总聊胜于无，更何况儒家信徒自此可以不再担心帽子被皇上抢去撒尿用，能大着胆子出门上班去了。董仲舒还是蛮感谢汉武帝给了自己充当御用文痞的知遇之恩的，所以当下左手按《春秋》，右手过头顶，口里念叨着“三纲五常”立下了毒誓：吾辈儒生谨以孔子的名义宣誓，今生今世、子子孙孙甘愿卖身官家为奴，从今以后：全体成员均须以贩卖儒术来维护主子(注1：提醒后世的信徒务必注意本教有奶便是亲娘的优良传统，不论主子是何民族、种族、国籍)的利益为终身事业，全心全意地以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己任，坚决贯彻以愚弄中国普通百姓为乐事的原则，)……，凡是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先进的东西我们都要诋毁，凡是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改革的力量我们都要反对，凡是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事物我们都要阻挡，只要能阻拦住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吾等儒教将不惜动用一切的理论和手段，既要使用“为尊者讳”隐瞒历史真相，还要会采用天意“灾异之变”置其于死地等等。总而言之，一定要誓死捍卫老祖宗既定的“古训”和《春秋》大法，如若有被誓言者，按照“天人感应”的规则，必得天打五雷轰之“天谴”。
故而那孔子老先生“至圣先师”“儒家始祖”的桂冠戴的实在是名不副实，这顶“始祖”的大帽子似乎更应该戴在董仲舒的头上，或者后世儒家应当尊称董大师为“亚圣”，对了，亚圣也不行，儒家二老爷孟子会跟他玩命的，看来只能当个“三把手”了。
被后世儒家信徒所津津乐道的汉武帝“重视”儒学而专为儒家信徒设置了“五经”博士，这件事情也非常可疑，因为具体承办这件工作的也是一个鸿儒公孙弘。公孙弘是很受汉武帝后来信任一个儒家所称的“叛徒”，他很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私自将汉武帝授意他承办的原意为朝廷设置容纳诸子百家中其他五家学说的“法家、墨家、黄老、名家、阴阳家”等为“五经”博士来了个偷梁换柱，改成了置所谓儒家的五种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博士，借“五经”博士之编制职位做了手脚，以安插自己儒家的党羽和亲信，壮大儒学势力。后世儒家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强辩称“六经”中的《乐》因为是配合《诗》来演奏的乐谱，本来就没有文字，所以缩水成“五经”，以此来解释汉武帝按学派所置的“五经”就成了儒家学说的“五经”，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首先，自春秋孔学形成以来，孔子学说中经典的构成一直称为“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其次，在汉武帝之前，儒家信徒往往为了诽谤贬低其他五家之学说而经常“菲薄五经”，显然，被儒家信徒所菲薄的这“五经”绝对不会指自家的经典。再者，汉朝所设置的博士之职百家都有，这是自汉初便形成的一个惯例，故只有按各家学术流派和学科来给博士分类，如现今的法学博士、医学博士或经济学博士之称，似乎不太可能按一家流派中所学的书籍来划分，比如医学博士中还能再分为“内科”博士、“外科”博士、“儿科”博士、“妇产科”博士么？大概是由于公孙弘通过这么一个不光彩的手段徇私舞弊，“五经”博士便全成了儒家信徒，遗憾的是，那汉武帝原意是为了广纳百家学术的这一宽厚之举却让正发愁寻不到缝隙下蛆的儒家徒孙得了掌控文化舆论、操纵思想传播的大权。
汉武帝自己不信儒，但喜欢把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信条用来愚昧其他中国人，把孔子学说神学化后强调的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更容易麻痹和统治劳动人民和其他非主流社会阶层。而他自己却始终没有让儒学理论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自己心里所遵循的统治法则却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形成了有汉武帝特色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表现出典型的“儒表法里”或被称之为“外儒内法”的特征。
汉武帝的这种“儒表法里”的两面性不但招致了儒家信徒的暗暗不满，就连非常蔑视儒家而且向以正直敢言著称的元老大臣汲黯也看得非常透彻，这老头儿确实说话很直率，他就敢于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毫不客气地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此话说白了就是直截了当地骂汉武帝是个言行不一的两面派，口是心非，直气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因汲黯老老臣所言非虚又言之真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汲黯对他的这番“鉴定意见”，这话也就是从不信儒的汲黯老先生敢说，换了无论那个儒生，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汉武帝“儒表法里”留给汉家子孙的遗产是一笔丰厚的“强汉盛世”美名，其身后的几代汉室皇帝虽然缺少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精明强悍但也还算能规守祖业。但儒家信徒们在汉武帝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想在他的后代身上打主意。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后，儒家信徒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看着刘弗陵年幼，董仲舒的嫡传弟子眭宏，这个“少时好侠，斗鸡走马”后投靠儒家势力爬上来的混混儒生此时觉得有机可乘，借了其死去多年的“先师”董仲舒之言蒙骗天下，还欺哄小皇帝刘弗陵应该“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赤裸裸的逼刘弗陵“禅让”来“改朝换代”。其结果可想而知，刘弗陵的皇冠没有被“禅让”，反而倒是眭宏大而简单的脑袋先被汉武帝指定托孤的大将军霍光“禅让”了。那眭宏也真是急昏了头，忘了自家的董老师得志便是靠着“三纲五常”来博得在汉家朝廷有一席之地的，如今忘师训而掉脑袋，事实也证明他命里确实只能是个“斗鸡走马”的高手。
汉昭帝刘弗陵的皇帝宝座是母亲的鲜血换来，在他小时候又差点儿被儒家“禅让”了去，刘弗陵自然是对儒家学说十分地不“敢”感兴趣。汉宣帝刘询自襁褓中便失去双亲流落民间，从未参加过皇室子弟中的“以儒弱智”竞赛，更何况自己的爷爷刘据便是死在了被儒家信徒栽赃陷害的“巫蛊事件”中，那汉宣帝刘询当然不但不信儒，更对儒家之徒是恨之入骨。
后来继承汉宣帝刘询皇位的太子汉元帝可是自小受过皇家正规的“以儒弱智”教育竞赛的，曾因一时多嘴劝父亲多用些儒生。对儒家有深仇大恨的汉宣帝听了很气愤，斥责太子并解释说：儒生大多都是些太不识时务的东西，由于戴的帽子被咱老祖先刘邦当了尿盆子，脑子里进了水，总是受潮短路，所以总是鼓吹古代的政治制度好，自以为聪明的要批判当今的政治，天下的百姓也被他们胜过了赵本山的“卖拐”技术忽悠得区分不清好坏，怎么能随便用他们呢？
太子的脑子自幼被儒化“弱智”的教育体制定了型，那里能找得着北。汉宣帝工作太忙，忘了放松了对太子“痛说革命家史”，只能后悔地叹息道：“乱汉家天下的，必是太子无疑啊！”其后不久，汉宣帝还真想废掉这个被彻底儒化了“弱智”冠军皇太子，可能是想到自己从小便是个没娘的孩子，看在太子自小也是没有了亲娘的份上，稍一心慈面软，便把废太子的事情撂到旁边去了，岂不知后来果然应了他的预言，直把老祖先传下来的江山从此开始便让儒家信徒MBO(管理层收购)去了。
汉朝的汉元帝、汉成帝等几任以后经过了“儒化弱智”教育的皇帝，大都昏庸无能已极，更兼“弱智”冠军汉元帝上台后，一改以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大量用儒家管理朝政，实行了纯儒术的统治，天下马上大乱，国势日下。汉元帝以好儒著称，儒学的原则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儒家的文化专制政策已达极至，儒教帮派已自成一股能左右朝政的“士大夫”集团恶势力，中国汉民族的自然文化遭到重创，把个国家搞的乌七八糟，汉王朝的元气大伤，即使经过了“光武中兴”，但由于中华民族的思维被儒术一家野蛮桎梏，最终也没有补救回来。西汉末年的汉成帝更是好儒，在位二十六年，昏庸无度，荒淫纵欲，宠爱飞燕、合德姐妹俩，连性命最终也断送此爱好上。他白天混在儒生堆里，晚上泡在女人窝里，整日在儒生和女人中寻找治国之术，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能接替刘家祖宗家业的“三好学生”儒教模范王莽，故而才有了史称“汉代之衰自汉成帝始”之说。
这个儒生王莽接管汉家财产的手段如同董仲舒的嫡传弟子眭宏一样，只是更为毫不客气，根本就不理会儒家提倡的“禅让”之策，而是利用担任大汉帝国皇家弱智校长的职务之便，一不骗二不哄，仅仅是板平了脸，就直接把自己教导的小皇帝、才2岁的学生孺子婴手里的驰名商标“汉朝”牌巧克力来了个“和平演变”的魔术换到自己的手里，津津有味地咂吧起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儒生出身做皇帝的朝代“新”朝。
王莽有了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儒生出身做皇帝的朝代“新”朝的光辉业绩，心里那个高兴啊，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几百年来儒家门里的新秀，或者自己是众多被人家诬蔑为“腐儒”里一颗冉冉而升的新星，或者建立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由儒生掌握的国家政权是个新生事物吧，于是踌躇满志地改国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大大地要为儒门信徒出一口鸟气，要替儒家光宗耀祖。
王莽新星一上台，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儒门的学兄学弟，立即启用咱儒门自家人，要带掣更多的儒家新星来照耀“新”中国，于是首先就任命了被后世儒家信徒评选为“中国二十大杰出儒家人物”之一的西汉大儒刘歆为咱“新朝儒家大帝国”的新国师，按说这待遇很高了，但这刘歆却不象王莽那主儿的记性差到一见到“汉朝”牌巧克力便忘记了加入儒门时立下的“三纲五常”毒誓，而且刘歆同志对誓言中大难临头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投降的条款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当后来天下纷纷兵起，王莽的“新朝儒家大帝国”眼看着要被推翻的节骨眼上，刘歆同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叛变原主子投降新主子的既定方针，背着王莽前去与原汉朝的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讲条件，图谋背叛王莽，后因事机不周消息泄露而自杀。也幸亏刘歆同志有了及时背叛同门儒生小兄弟的这一壮举，所以才能以“西汉末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功勋荣获“中国二十大杰出儒家人物”的光荣称号，当然了，因为毕竟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排名显然只能在先辈公孙弘、董仲舒的后面。
儒门新星王莽亲手缔造的“新”中国虽然短命，但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唯一的由儒生掌握中国命运的国家，功劳可谓空前绝后。但他却是让儒家信徒们感到很尴尬的一个人物，他们不但不以王莽小兄弟为自豪，反而耻于与他为伍，由儒家信徒把持的后世正统修史者无不义愤填膺地把王莽定义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贼逆，觉得这样还不解恨，还要赠送王莽一些“篡弑盗贼”“相貌丑陋”的恶言，儒家人物甚至拒绝承认王莽本人就是儒门弟子。遍查正史，关于王莽个人学历文凭出身的资料只有含糊其词的五个字：“被服如儒生”。儒家在编修正史需要言明王莽的身份时实在躲不过去了，只好又使出“为儒家讳”的惯招，言下之意就是说“啊，这个王莽嘛，咋说呢，好象是穿了一件俺们儒家的衣服。”
澄清几点对于儒家的误解 2013年4月02日
作者：吴钩
许多人骂儒家，却不求甚解，甚至歪曲了儒家思想的本义，以自己错误的理解来栽赃儒家，然后痛骂。下面我列举几个最容易被歪曲的说法，略作澄清。
【君君臣臣】
1、“君君臣臣”这句话，常常被人拿来证明儒家具有绝对效忠思想，甚至被演绎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其实，“君君臣臣”表达的是一种对等的义务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首先要像个君的样子，臣才有效忠的义务；君若不君，则臣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义务。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儒家思想，跟西人的“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观念，同样具有宪政品质。
2、按照孟子的君臣思想，他认为，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而对于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意思是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可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甚至，儒家还主张，若君主无道，臣民可以起而革命。
3、用孟子的话来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革命就是“诛一夫”。汉初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也体现了孟子“诛一夫”的思想。黄生认为君臣各有名位，上下有别，君主有过，臣下当正言匡过，而不是搞什么汤武革命。辕固生直接否定他：汤武革命乃顺应天道，合乎正义。这里隐含着一个宪政命题，即在儒家看来，臣民天然地具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
4、总结一句：有这样一种契约性的关系，由双方缔约订立，以此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依据礼法，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一方如果不履行他的义务，另一方都有权利解除双方缔结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下的两个人，当然可以说是自由的。——没错，我说的便是西周封建制下的君臣关系。封建时代的君臣是契约性的，也是自由的。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
1、许多人都说儒家主张“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以此来抨击儒家是专制的帮凶、皇帝的奴才。然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之说，未见之任何儒学典籍，也没有一位知名的儒家说过这种话。倒是在明清通俗小说与戏曲作品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西游记》第七十八回，猪八戒说，“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猪八戒当然不是儒家。
2、只要了解先秦儒家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当知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可能是儒家的观点，因为它与儒家赞同的“君君臣臣”之道严重相悖。考虑到这类说法流行于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而明清恰恰又是秦后最专制的时代，可以想见这应该是专制体制下市井小民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不是儒家正宗，而是揉合了法家“为人臣不忠，当死”（韩非语）主张、俗儒愚忠思想的政治宣教。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1、“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被许多人引述来形容“家天下”的专制程度，甚至被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相提并论。这当然是天大的误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先秦民谣《北山》中的一句，整首诗说的并不是“家天下”之意，而是在表达臣民对于国王分配徭役之不公的牢骚。
2、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而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更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民间的土地流动，有一套自成体系、地方性的习惯法在行使规范，国家一般不加干预。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被今人歪曲地解释为“贵族拥有特权不受刑，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之意。甚至鲁迅也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鲁迅真的不知道“礼不下庶人”的准确含义么？
2、其实这句话的涵义已记录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的弟子冉有曾经向老师请教：“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解释说，不是的。大夫犯下罪行，也要受刑罚，只不过应当照顾贵族的尊严，令他们“自请罪”，若所犯罪大，则叫其“跪而自裁”；而所谓“礼不下庶人”，乃是说庶民劳碌辛苦，不应责之以备礼。
3、按照周礼，贵族如被指控犯了“五刑之域”的大罪，“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这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治罪场景：“白冠厘缨”是罪人所戴的帽子，象征有罪；盘水，即盘中盛水，象征公平；加剑，象征礼法制裁。而制裁通常就是自杀。——像不像日本武士道？既为贵族，当视荣誉重于生命。我们可以发现，“刑不上大夫”强调的是贵族对尊严与荣誉的自觉；而“礼不下庶人”则表达了对庶民的宽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认为有愚民之意。学界还为如何断句争论不休，为孔子辩解的人主张这么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本意并没有愚民，反而有教民之义。我原来也这样想，后来看了微博上师友之论，又看了台湾学者周德伟先生对儒学与哈耶克思想的参研，改变了看法。
2、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符合孔子本意。不能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恰恰相反，这反映了保守主义的精义：对于传统（礼俗），人们不需要去知道为什么（知之），只需要遵循它（由之）。孟子说过一句话，正好非常适合拿来做注脚：“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人不可能洞悉传统的全部奥义，即使聪慧如孔子，对传统的态度也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语》中有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许多人写评论文章都引用它。但有些人读书不求甚解，头脑中有启蒙主义教育的铭印，以为传统除了专制，还是专制，一看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四字，就以为这是钳制言论的意思，“可见封建统治者对老百姓的自由言论是恐惧的，像防止洪水一样堤防着”云云。大谬！来看看完整的引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表达的恰恰是“言论要自由”之意。
[博讯来稿]
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芦笛之声] 慕崖：《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正是《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中第五節《无限政府与治乱循环》的詳細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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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从《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一表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表：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钱也是很难买到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
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
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
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
1995年12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
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
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职务不终身，待遇却是终身的。国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退休了，还继续拥有退休前的汽车、司机，直到逝世。上行下效，到地县级，退下来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本书作者2009年到北方某大省一个地级市开会，得知市委“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退休后还有办公室、汽车。他们年纪大了很少出去，司机闲得无聊，老领导过马路理发也急忙出车。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选官制度为古今中外所重视。古人云：“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然而，要正确地“任官”，必须有一个好的选官制度。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停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按门第、血统任官的“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制。参加考试的人不需要地方官推荐，自愿报名，优胜劣汰，依据考试成绩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这就使得广大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识分子，只要有学问，都有入仕的机会。当然，随着专制社会的腐朽，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超过了它的好处，到清末不得不废止。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沿袭委任制。在委任过程中，党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下级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在民主集中制比较健全的时候，在任命下一级领导班子时，一般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在党委讨论前还要进行考察，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过去这种制度还是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
但是，随着民主集中制的削弱﹝慕崖：史太林、毛賊，他們只示範集中，根本不興示範黨裡有民主，來制衡自己！﹞，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失去了制衡，委任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很多单位是根据第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择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一些有心计的人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对他唯命是从，吹拍逢迎。有真才实学的正派人不屑这样做。这样，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他所选出的不可能是人才，而只能是奴才。在不少单位，第一把手说一不二，权力没有制衡，将手中的干部任免权力作为谋私的手段。他拿着这种权力待价而沽，谁跑得勤，说得甜，送得多，谁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好处更大，就把权授给谁。像拿着一块肥肉招引苍蝇一样，一些想升官且心术不正的人就围着这块肥肉嗡嗡乱转。他们千方计地讨好他，迎合他，费尽心机地投其所好，托关系，走后门，送礼品，为了得到这块肥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金钱和色相也成了交换“乌纱帽”的资本。近年来，卖官鬻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期间，受贿卖官，得人民币13万元。山西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6名县级干部，大肆卖官，还要把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乌纱帽”卖给一个有贪污前科的买官者。这两个被揭发者只是显露出选官制度弊端的冰山一角。虽然舆论一再曝光，社会一再谴责，但卖官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新华社记者殷学成在他的报道中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邢党婴，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树春，原淮阴市教委主任陈广礼等四人在担任县委书记职务期间，大肆卖官，获取暴利。他们共为46人提升了职务，为31人调动了工作，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要想富，动干部”，成为一些卖官者的生财之道。他们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干部调动频繁。如邢党婴在1995年4月一次就变动600名干部，陈广礼在调离涟水前不久，1995年11月和12月，两次突击任免了326名干部。
黑龙江省绥化市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在任期间曾卖官，但没有揭露，反而升任省人事厅厅长。接替赵洪彦任绥化市市委书记的马德，在1995年到2002年间，买官卖官，索贿受贿，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最后认定受贿人民币502万元、美元2.5万元。马德案涉及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县以上干部50%以上被卷了进来，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就有50多人。马德被判死缓。马德在受审期间交代曾向原省长（后调国家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行贿10万元，向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韩桂芝行贿80万元，向省人事厅厅长赵洪彦行贿15万元。事后查明，田凤山除接受马德10万元贿金以外，还大量受贿，他本人承认共收受贿金17笔，共498万元。经审查，韩桂芝从1993年到2003年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为多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700多万元，韩桂芝被判死缓。赵洪彦在任省人事厅厅长期间多次卖官，被判15年有期徒刑。如果不是马德暴露，恐怕田凤山、韩桂芝这样的高官不会落水。
通过卖官方式委任的干部的素质可想而知。殷学成在上述那篇报道中介绍，一个叫袁茂堂的人花6万元从黄登仁手中买到计生委主任一职后，迫不及待地用新得到的权力捞回本钱，他将公章和财务收款收据装进提包内，随身携带，坐收坐支。还私自盖章调入计生委系统40多人。一个叫叶志连的乡党委书记，群众对其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反映不断，黄登仁不但不查处反而向上级推荐他当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又让其兼任县粮食局长。叶志连担任粮食局长后也大肆卖官，从1993年到1997年间，在调动提拔干部过程中，先后42次收受粮食系统22人贿赂的16.7万元。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过去，某人升了官，人们认为他能干，对他表示钦佩。现在，有些能力不强、业绩平平的人突然被委以重任，没有人钦佩他，反而怀疑他的人格：“这家伙搞了什么名堂？是怎么捞上这个官儿的？”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事才会暴露于天下。
种种形式的卖官鬻爵就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近年来领导干部群体犯罪比较多，就是因为干部任命中已经形成了不正当的团伙关系。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是豹子 普京称金砖五国像5种动物
来源：共青团真理报
金砖国家有5个成员国，而在非洲，数字“5”具有特殊的意义。俄罗斯消息电视台27日报道，俄总统普京将金砖五国比喻成非洲动物中的“五大巨头”大象、犀牛、水牛、狮子和豹子。
报道称，这5种动物在非洲受到当地人最高的尊敬，但是普京没有解释哪个国家代表哪种动物。
从逻辑上看，水牛能体现印度对牛的崇拜；而非洲总是习惯性地与大象联系在一起；虽然豹子也是非洲的图腾之一，但这更能代表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过俄罗斯和巴西分别代表哪种动物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本文来源：共青团真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