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传奇]奇石里的神秘佛语[高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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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怎样炮制千古奇冤
博浪椎
时间： 2013-03-10 21:04:06
来源： 爱思想
公元228年1月，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大军出祁山，奔袭陇右，安定、天水、南安三郡响应，北伐形势一片大好。2月中旬，马谡与张郃在街亭展开决战，蜀军溃败，诸葛亮狼狈而归。事后，诸葛亮“戮谡以谢众”——即小说家津津乐道的“挥泪斩马谡”。第一次北伐以丧师杀将而告结束。
令人不解的是，同为败军之将的诸葛亮与马谡两人，在当时的遭际，在后世史家的定评，在千秋万世百姓们的心理定位，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一为千古罕见的道德楷模，至高无上的智慧化身，一为出尽洋相的跳梁小丑，纸上谈兵的千古笑谈。历史是如此势利，如此不公不正，如此不遗余力地作践小人物，垫高大人物，实在让自诩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辈不寒而栗！
本人仰而思，俯而默，中不昧良心，翻烂了一部三国志，穷搜了后世史家各种煌煌之论，现代人对此事的研究当然更不肯放过。穷数年之功，似乎找到了答案，一转念间又全部推翻。又经数年冥思苦想，如佛祖在菩提树下打坐，似达摩在洞中面壁，忽一日，心中豁然开解：原来马谡是千古第一冤大头，挥泪斩马谡是千古第一奇冤，而冤案的制造者，正是千古圣贤诸葛亮。诸葛亮靠锻炼冤狱，丑化矮化马谡而成就自己的圣贤形象，靠抹黑他人而打造自己的不败金身，其手段之巧、之奇、之匪夷所思，真不枉了三国演义里“三绝”之一——“智绝”的名头。
一
某不敢信口雌黄，用史为证。
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郃皆破平之。（《三国志•张郃传》）
（建兴）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 ，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三国志•诸葛亮传》）
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邰战于街亭，为邰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三国志•马良马谡传》）
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干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三国志•王平传》）
仔细检索跟街亭相关的几段文字，马谡最大的罪名是“违亮节度”，具体表现是:“举动失宜”“舍水上山”“依阻南山，不下据城”。既然马谡的罪名是“违亮节度”，那我们就要问，诸葛亮的所谓“节度”到底是什么？明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弄明白此时的战场形势和双方的军力部署。
得益于魏国事先毫无防备，以及赵云箕谷疑军欺骗计策得逞，当时蜀军已经取得阶段性作战的胜利，陇右五郡有三郡投降了诸葛亮，仅有广魏郡和陇西郡拒不投降。诸葛亮派魏延等率领主力昼夜攻坚，围攻月余不能攻克，此时形势发生变化。魏国已经判明蜀军战略意图和进攻方向，魏明帝曹睿亲自坐镇长安，派名将张郃统领5万精锐扑向陇山要隘街亭，兵锋直指诸葛亮大营。此时蜀军总兵力十余万人，却一分为三：诸葛亮居中，率3万人居西县；魏延等率4万多人继续攻围陇右未下郡县；派马谡率2.5万人前往街亭阻击张郃。战场整体兵力蜀军占优，街亭局部战场，魏军2:1处于绝对优势。
不过，当时诸葛亮并不清楚街亭张郃具体兵力，也不清楚魏军何时到达。据此推测，诸葛亮事先的指示应该是：当路下寨，占据街亭城池，死守陇山要地，待分兵掠地的魏延、吴懿等完全占领陇右各城，然后由诸葛亮自己统帅全部兵力与张郃展开决战。马谡的任务是死守，尽可能久地拖住张郃，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这个作战计划实现的关键是，必须有坚固的城池可以依托。实际的情况却是街亭城小，而且残破不堪，以前从未经历战守，毫无防御工事可言。蜀军野战能力比不上魏军，何况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即使诸葛亮亲临，也完不成守卫街亭的任务。
如果时间充裕，防守一方可以修筑城池对抗强敌。问题是，修筑一座有军事意义的城墙工事，需要多少时间？马谡有这个时间吗？诸葛亮考虑到了时间因素吗？张郃会留给他这个时间吗？
如果有坚城可以据守，马谡用得着“舍水上山”，在山上野营吗？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修城，还用得着“举动失宜”，“依阻南山吗”？难道马谡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显然，事实一定是，马谡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做出“依阻南山”的抉择的。
街亭之战是一场遭遇战，完全超出了诸葛亮事前的估计。魏军行动神速，到达街亭的时间并不比蜀军晚多少，马谡在仓促之下应战，无城可据，无险可守，失败已成定局。唯一明智的选择是迅速占领最近的高地，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利，固守待援。马谡的选择并没有错，并没有“举动失宜”。假设诸葛亮本人亲临，面对此境，能比马谡做得更好么？
如果马谡完全不违“节度”，依照诸葛亮战前指示当路下寨，占据街亭抵抗，结局肯定是被魏军包饺子，几个时辰内全军覆没，马谡或者当俘虏，或者当烈士。马谡“依阻南山”，虽被魏军断了汲道，但至少能坚持一天一夜（从人体缺水的生理极限推知），如果诸葛亮的援军能及时赶到，战争的结局也许会相反。诸葛亮并没有小说中那样神奇，那样算无遗策，并没派来援兵，所以奇迹并没有出现。退一步说，马谡虽然失败了，但由于他在面临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做了正确的的抉择，魏军的军事胜利打了折扣，即把一场酣畅淋漓的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蜀军只是溃败，并没有被歼灭，有生力量得以保存。
至此，我们已是心中雪亮：诸葛亮强加给马谡的罪名统统不能成立。马谡完全是冤死的，彻头彻尾是个冤大头。
二
史载马谡之死，“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条记载让人深感困惑。马谡如果真是兵败的罪魁祸首，将士们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将其明正典刑还便宜了他，现在却“为之垂涕”，并且有十万之众，无论如何，这不像是对一个罪不容赦的死刑犯应有的态度。这里头传递出一种信息，即三军将士，那些和马谡并肩战斗过的人知道实情，知道这是一桩冤案，知道冤案的制造者是谁，但又不能替他伸冤，甚至不能替他说话，所以才出现了“十万之众为之垂涕”的奇特一幕。
不是没有人替马谡说话。丞相参军李邈列举史例以劝阻孔明：“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诛子玉，再世不竞”。不料引得孔明大不高兴，将李邈免职后打发回了成都。李邈为马谡说的这几句话四平八稳，根本没有指责诸葛亮的意思，也没有替马谡开脱 ，只不过是说人才难得，不宜杀掉良将云云，诸葛亮何以恼羞成怒，竟至于将他罢官免职？千古贤相竟然可以这样以权势打压持不同意见者，以权势阻塞言路，钳制反对者的口舌？解释只有一个：诸葛亮心中有鬼，心底发虚，害怕有人替马谡说话。处置李邈，是向其他人发出严厉警告：你们帮马谡说话，要置我诸葛亮于何等境地？替马谡辨诬就是反对我诸葛亮，你们在政治上不要站错了队！于是百僚噤若寒蝉，十万将士只能无言“垂涕”。李邈是极少数的不合作者，看清了诸葛亮的真实面目，因而在此后成为了诸葛亮的政敌。诸葛亮死后蜀国百姓到处为之立庙，大臣联名上表恳请，一时成为风气，只有这个李邈上表后主说了实话：“……，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西戎静息，大小为庆。”结果因为说实话被后主处死。诸葛亮活着时可以以一己之私罢免李邈官职，死后淫威还能让政敌殉葬，这是何等不正常的政治气氛！
还有一个人为马谡说情，此人身份非同小可，他就是蒋琬。他是诸葛亮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诸葛亮历次出师北伐，都留蒋琬在成都做丞相府的总管家，总览后方朝政，简直就是诸葛亮的分身，对诸葛亮的意图应该心领神会。就是这个深获器重的蒋琬对诸葛亮处马谡以极刑不以为然，委婉进谏：“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涕答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这段话读得我目瞪口呆！历来的说法是诸葛亮持法公平，坦荡无私，后人以此服膺，可是，蒋琬与李邈说的话，意思一模一样，如果有罪，两个人应该相当，两人都应该免职，何以对两人的处置如此迥异！一个被罢官，灰溜溜地下岗了，一个继续高枕无忧地当他的接班人。看来，在诸葛亮大丞相眼里，所谓的国家律法，只不过是他对付政敌的工具，他说有就有，他说无就无，对付政敌、保全自己时就挥起法律的大棒，庇护亲信时法律成了空气。诸葛亮对法律的运用，真是妙绝。
面对亲信蒋琬的诘问，诸葛亮“流涕”作答。我们必须佩服诸葛亮的急泪，我都流泪了，你还怎么着？蒋琬还能怎么着？只有闭口不言了事。后面那一段堂而皇之的话，什么“用法明也 ”，那是极高明的鬼话，可笑后世人就此对他产生了膜拜之情，膜拜他什么？“用法明也 ”。蒋琬看着他所尊敬的老丞相所膜拜的三军统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样子，心中只剩下对这个鞠躬尽瘁的伟大形象的敬畏景仰之情。可怜的枉死鬼马谡，他的冤情就此被诸葛亮的老泪浇得无影无踪，当时再没有人替他说话，后世也再没有人替他辩诬，当然，除了区区在下。
马谡如果真的罪大恶极，又如何让十万将士为他痛哭？如果他真的是一介草包，纸上谈兵的小丑一个，又如何让李邈和蒋琬这样的智能之士为他说情？可见，小说家的话毫不可信，历史家们所写的，有时也不免把鬼话当成真话，后世读史者，可要多留个心眼。
三
马谡在“物故”前给诸葛亮上了一封遗书。
“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从这封遗书里，我又一次感到了困惑。依照常理，他应该悔罪悔过，痛陈自己给朝廷，给皇帝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给他尊如父亲的诸葛丞相的北伐大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然后自请处以极刑，这样的态度，才是一个战败将军应有的态度。主动把战败的责任一肩承担，才能替他尊如父亲的诸葛丞相摆脱战败的责任，才能使诸葛丞相的威望不致因战败受损。可是，我们从这封遗书中一丝一毫也看不出他认罪伏法的痕迹，岂不是咄咄怪事！
除非，马谡压根就认为自己无罪。“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他恨什么呢？
还有一点，以诸葛亮的贤明，假设他真有那么贤明的话，照顾马谡的家人子女，是他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诸葛亮视马谡如子，马谡视诸葛亮如父，几十年的交情，还用得着在死前如此郑重其事地拜请？两心相交，莫逆于心，后事之托，不言自明。如此唠叨，如此提醒，仿佛诸葛亮是个十足小人，并不值得信任，这又置诸葛亮于何地？古代讲求情义的统帅，对于为自己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部下的遗孤悉心照顾，抚养提携，不遗余力，这样的事例每朝每代都有，这样的将领每朝每代都有，看看清朝的曾国藩对待死去故旧的做法，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样的将帅才能得人死力，才能成就事功。不过，没有谁像马谡一样主动向领导提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说穿了反而不美。
除非，这是马谡临死前在和诸葛亮谈交易。
这交易的内幕我们做这样的揣测，应该符合真实。我马谡可以含冤而死，不替自己辩诬；你诸葛亮得答应我保全马氏家族，保全马家权位富贵。马谡以一死来换取整个马氏庞大家族政治上的安全与延续，也算是深通兵法的他兵行险道的极厉害的招数。不容诸葛亮不答应，因为这背后的潜台词清清楚楚：否则……，否则怎样？把事实，把真相全抖露出来，那就是鱼死网破的结果。
马氏家族势力庞大，是荆州的世家大族。刘备能在赤壁战后轻易取得荆州，与马氏家族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实力的家族常常左右政局，名门望族实为立国之基。当时马氏家族的族长是马良，在刘备集团里地位显赫，后来马家又积极支持参与刘备夺取四川的行动。可惜马良在夷陵战役里死去。马氏家族需要政治上的强势人物来确保整个家族的利益，马良死后这个担子就落到了马谡身上。而这时马谡犯事，最可怕的就是树倒猢狲散，偌大一个家族，失去了保护伞。马谡和诸葛亮的交易，也算是舍弃小我，成全大我了。
马谡不是君子，也谈不上是节义之士，这一点从他兵败后的行为可以知晓。马谡既没有收集败散军士，也没有像小说里说的那样主动到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做了最不光彩的选择：逃跑。
诸葛亮是不是君子？史上说他是，后世悠悠之口也多说他是，但据我们前文的分析，一点都不君子。两个都不是君子，所以两人一个以生命作为筹码，一个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做资本，一桩披着情义外衣的交易就此完美上演。
四
说马谡于街亭战败完全没有责任，这显然不符实际。如果马谡把诸葛亮死守街亭的命令置之不理，一哨探到张颌的进军消息立刻退兵，并火速通知诸葛亮做好决战准备，那蜀军的赢面还是颇大。马谡既然有时间把队伍拉到山上，就应该有时间组织撤退。可是，马谡太过拘泥，忠实地执行了诸葛亮战前制定的死守街亭，阻击曹魏援军的军事计划，马谡太迷信诸葛亮，不敢相信诸葛亮的作战计划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不敢大胆否定上级领导的错误的指挥，最终导致北伐的失败。这样说吧，蜀军战败不是因为马谡“违亮节度”，而是因为过于遵从诸葛亮“节度”。而马谡正是因为“违亮节度”的罪名被处以极刑的，这个罪名真让人大开眼界。完完全全地罔顾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恐怕也只有一手遮天的诸葛亮才做得出这种事！
街亭战败，完全是由诸葛亮错误的指挥造成的，他是罪魁祸首，要负起战败的第一责任。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间是228年1月中旬，街亭之战发生在2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诸葛亮没有考虑阻援的问题，而是忙于分兵掠地。这一个月里，魏国的皇帝从洛阳赶到了长安，张郃从荆州对抗孙权的前线赶回洛阳，又从洛阳组织5万精锐赶到长安，再从长安赶到陇右街亭。这一个月里，魏国的战场最高指挥官、关陇都督曹真早已判明诸葛亮的主攻和佯攻方向，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这一个月里，诸葛亮对于街亭这一战略要点完全忽视，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魏军增援陇右，除了街亭一路，别无他路可走，街亭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性的棋子。诸葛亮应该在一个月前就认识到，在街亭准备好高城深池，张郃无论如何都过不了这一关，陇右，甚至河西，都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诸葛亮于此犯下了致命的的错误，犯了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犯的错误。
为什么他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原因在于他错误估计了形势。北伐的初期胜利来得太容易，冲昏了他的头脑，以为陇右诸城唾手可得。他低估了曹魏在此地统治基础的牢固性，低估了敌方守军的意志力和防守能力，而又高估了己方的攻坚能力。要知蜀道崎岖，蜀军长途跋涉，不可能携带重型攻城武器。诸葛亮本来的计划是迅速彻底占领陇右，再回过头来从容对付从洛阳、长安方向开过来的曹魏援军。眼见陇右诸城难下，却没有适时调整战场重心，呆板地守着事先的作战计划，顿兵坚城之下毫无作为，白白送给曹魏一个月的应急准备时间，战场形势就此突变。
诸葛亮的战场应变能力实在太差，而且又被曹真下了套子。北伐开始时是诸葛亮给曹真下了一个套子，曹真还真被套上了。派赵云、邓芝兵出箕谷，做出兵锋直指长安的样子，曹真一开始还真是惊慌失措。不过，作为疑兵只能迷惑敌人一时，怎能让敌人一个月犯迷糊呢？曹真很快明白过来，反过来将计就计，又给诸葛亮下了一个套。本来他是关陇地区最高军事长官，长安又由魏明帝曹睿亲自镇守，理应由他曹真曹大都督亲自率领大军前往街亭，可他不，派自己的手下张郃前往，他自己稳坐长安，做出率领大军保卫长安，保卫皇帝的假象。其实呢，只有一万人的兵力拱卫长安，护卫皇帝，关中完全空虚，长安可以说是一座空城，重兵全让张郃带往街亭了，这个计划可真够大胆，这才是曹真版的“空城计”。当然，越大胆越能让诸葛亮产生错觉，以为张郃兵力不够尔尔，因而没有充分重视，这也就是街亭战役魏军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原因。是曹真的超级大忽悠让诸葛亮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说诸葛亮的战场应变能力实在太差，这绝不是虚言。当得知张郃逼近街亭时，不管敌方援军实力如何，他都应该重新审视战场态势，坚决改变用兵方向，尽可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实行围点打援战术。留下少量兵力监视陇右未下诸城，大军悉数开拔街亭。张郃军远来疲惫，这是聚歼的绝佳机会。张郃所带5万精锐，是曹魏集团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其他主力部队，远在荆州扬州抗吴第一线，被孙权死死拖住。打败甚至歼灭这5万人，整个关中将不战自溃，不日就可以占领长安，而从长安到洛阳，一路上也是基本不设防，只要取胜这一仗，再加上东吴出兵牵制，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毕生心愿，眼看就可以实现。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惜，诸葛亮做了最差的判断，做了最坏的军事部署，分散使用兵力，摆出被动挨打的架势，坐拥三万强兵，屯驻距街亭350里之远的西城，既不能及时知道街亭战况，及时调整，又因为距前线太远而不能及时增援，甚至连街亭战败后的溃散士兵也来不及收集，更谈不上整顿军容，重振士气，以求拼死再战。
说到这一节，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目光如炬，他读这段历史时的批注是六个字：初战亮宜亲临。诸葛亮亲临不就是改变用兵方略，以主力与张郃展开决战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以占领地盘为主，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换了毛泽东指挥这场战役，恐怕张郃的命运跟张辉瓒没什么两样，还有可能顺便俘虏在长安的魏国皇帝曹睿，假如他逃跑的速度比不过蒋介石的话。这当然只是后人看前人笑话之余的喟叹罢了。
其实即使在街亭战败后，诸葛亮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扭转局面。从事后他率领西县千余家百姓从容撤退到汉中一事可以看出，张郃给了诸葛亮足够的时间让他重整旗鼓。战胜马谡，已让他元气大伤，不敢直逼诸葛亮大本营，而是顺便去解救被魏延等攻围已久的城镇，去收复此前投顺蜀国的郡县去了。如果诸葛亮于此时一面召回魏延等军，一面收编街亭败卒，再加上一直没有出动，因而锐气丝毫未挫的三万生力军，仍然是以逸待劳，以多击寡之势，一举扭转败局的几率相当之大。可惜此时的诸葛亮，胆魄已丧，只想着安全溜回老巢，只盘算着如何找一只替罪羔羊为自己推卸战败责任，只一心谋划着如何稳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街亭战役发起前盲目估计形势，完完全全地瞎指挥，既没有考察街亭有无地利可依，也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张郃援军兵力多寡和增援速度；战役相持过程完全不在他掌控之中，不能及时增援，连战场情况都不能及时掌握，只能消极不作为；战后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街亭战败的第一责任人不是诸葛亮又是谁，他不是罪魁祸首还有谁是？
但诸葛亮却觍颜说：马谡才是。
五
且看诸葛亮事后如何划分战败责任，我们从他上给后主刘禅的请罪书来分析。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不能训章明法”是说自己的指挥命令没有差错，只是执行者出了偏差，“至有街亭违命之阙”则明指战败的根本原因是马谡违命，“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则说明自己的最大责任只是用人不当，“臣明不知人”则坦坦荡荡承认自己犯了知人不明的错误。“恤事多闇”四字含含糊糊，“闇”在哪里，相信当时蜀国君臣也不敢妄加猜测。“春秋责帅，臣职是当”是说自己高风亮节，把本来应全部由马谡承担的责任主动抢过来自己承担一部分。最后给自己一个“自贬三等”的处置了事。当然，放眼整个蜀国，从皇帝到大臣，谁能处分诸葛亮呢？没人吭声，那就自己从严处置自己以显示我诸葛亮的“用法明也”。
这份请罪奏章真是千古杰作，从来没有人能像诸葛亮那样，推卸罪责也如此漂亮，竟赢得后世一片彩声。诸葛亮用法严明，秉法公正，罪己甚严的形象深入人心。
更难得的是，诸葛亮在此事处理中始终表现得有情有义。请看《三国志》记载：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蒋琬求情时，又一次“流涕”，马谡死了以后，“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这番表演，真是太感人了，感动得人们不肯再去追究事实真相，可怜的马谡在历史上从此被定格为一个可笑的形象，唯一的作用便是衬托诸葛亮的崇高。
厚黑之学，三国时期的人运用起来，各尽其妙。据李宗吾先生之见，曹操长于“黑”，刘备精其“厚”，孙权不能专精其一，于“厚黑”各取一半。我觉得李先生还没认识到，曹之黑，刘之厚，孙之半厚半黑，终究不及诸葛之厚黑兼通，两者的造诣都臻于极致。他的厚黑功法施展开来，后世人丝毫不觉其厚黑，反而认为他是少有的千古完人。
马谡虽然在后人眼里是千古笑柄，其实他并不是傻子，多年在丞相帐下任职高级参谋，炼成了他的分析能力，从街亭突围出来后，他清醒地判断到了诸葛亮会让他背黑锅，即使几十年亲如父子的感情也丝毫指望不上，于是马谡撒腿就逃。马谡这一逃跑，更加坐实了诸葛亮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更加能够服众了。可惜马谡运气实在太差，被抓了回来关进大牢，隔离审查。
被告马谡，原告诸葛亮，审判官还是诸葛亮，审判结果是判处马谡极刑。判决书下达了，要公开执行斩刑时诸葛亮却犹豫了，万一他在刑场上口没遮拦怎么办？于是在行刑前夕，马谡莫名其妙地“物故”了。妙，监狱里什么样莫名其妙的事不能发生呢？谁去怀疑这里面的蹊跷？
39岁的壮年，刚刚从敌军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照理，身体没什么大碍。以他的行政级别，给他一间条件好点的牢房应该不成问题，牢房的卫生条件应该得到保障，所以突然染上传染恶疾的可能性并不高。他怎么就“物故”了呢？马谡被诸葛亮黑掉的概率太高了。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还不是这。人死了，还要抹黑他的尸骨。于是先帝的一则遗言恰在此时传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先帝的话，是在马谡的棺材板上结结实实钉上钉子，让冤死的人万世不得翻身。
刘备在夷陵惨败而归，在白帝城含恨而殁，死时留下的蜀国不是如磐石之坚，而是风雨飘摇，危如累卵，用诸葛亮的话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多少后事要安排，多少元老重臣要接见，阿斗太子能不能顺利接班，死后四川这块地盘还是不是姓刘，这才是早夜以思的大事，哪里有闲暇来管马谡这样的小角色可不可大用！何况，这时的马谡年纪轻轻，资浅位微，其分量不足以进入一代枭雄的视野。这一遗言，十有八九是假。
那这是谁捏造的呢？
刘备这一遗言，在此前不可能流传，否则诸葛亮怎么去“违众拔谡”?出现的时间点若合符节，恰在马谡死后，真耐人寻味。刘备的遗言只可能对诸葛亮说，别人不可能在场，那么，是谁炮制的这一遗言并别有用心地加以传播？答案不言自明。为了抹黑马谡，连已死的先帝都可以拿来利用，这就是诸葛亮的真实面目。
六
历史上每一次战败，事后都要有人承担战败责任，这是事实，承担战败责任的人选，却不一定就是那个犯有决策错误和指挥错误的大人物，必要时让次要人物顶缸，这也是事实。关键是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对上上下下有个交代，让谁来承担，是不是罚当其罪，这是次要一等的事，除了当事人谁会在乎呢？后世有太多的大人物，在这一点上成了诸葛亮的好学生。举两个最近的例子，一个是蒋介石，正是他的瞎指挥导致他军事完败，但事后每次开作战会议都成功地归罪于众将领，归罪于他们的执行命令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战败更加证明了蒋总裁的一贯英明一贯正确(有点像林副统帅文革时的语言风格)。还有一个就是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指挥红军西征，西征军全军覆灭，毛泽东总结说这是张国焘主义的彻底失败。
街亭战败，马谡负主要责任，这样处置上可以糊弄皇帝刘禅，下可以对那些沙场血战的士卒，对那些以血汗支撑战争的百姓们有个交代，中可以给魏延等对诸葛亮颇怀不满的军事将领一个说法。尤其重要的是堵住了政敌李严的嘴巴。
蜀国当时有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随刘备进川的荆楚集团，一是刘璋留下来的东川集团，一是益州当地的土鳖势力。第一股势力居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以诸葛亮为核心。第二股以李严为代表，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时委任的顾命大臣，对诸葛亮构成最主要最直接的威胁。第三股以谯周为代表，在权力金字塔顶层处劣势，但政治潜力大。第二股第三股势力同为北伐的反对派，有日益合流的趋势。街亭大败，蜀国政坛上暗流潜涌，政敌们虎视眈眈，一旦要问罪诸葛亮让他下野，荆楚集团的主控地位摇摇欲坠。皇帝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他毕竟是名义上的荆楚集团的首脑。
何况在危急存亡之时，国家需要一个强力人物维持局面。219年荆州陷没，222年夷陵战败刘备身死，228诸葛亮北伐惨败。一个小小的蜀国，十年里叠遭大败，元气尚余几许？此时的蜀国可以没有马谡，绝不能没有诸葛亮。如果把此时的蜀国比喻为一只漏洞百出，行将散架的木桶，那诸葛亮就是桶箍。专制政权每到穷途末路时候，必然缺少强有力的桶箍式的人物，这才导致大厦倾倒。诸葛亮究竟是生不逢时还是身当其幸？
刘备死了以后，当权的荆楚集团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充当他们利益代言人与利益保护伞的人选，无论诸葛亮战败的罪责有多大，他们不会去问责，反而要万般保护。即使魏延等人心中有多么不满，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服从集团大局利益，魏延毕竟是荆楚集团的一员干将哪！在大是大非面前，魏延等军中高级将领想必是紧密团结在诸葛亮周围，为蜀国的维稳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整个蜀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代替诸葛亮，东川集团、益州本土集团虽然反对诸葛亮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但他们也提供不了比诸葛亮更有威望更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国家。诸葛亮的威望是必须维持的，他的英明，他的伟大，他的神机妙算，甚至他在南征过程中树立起来的战无不胜的赫赫威名，即使出于宣传和震慑敌人的需要，也是必须大树特树的。一句话，诸葛亮就是当时蕞尔小国蜀国的红太阳和政治上的图腾。看看今天的朝鲜金家父子搞的那一套，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专制必定要制造强权，强权必定要制造强人。没有强人我们渴望强人的出现，有了强人我们赞美他，我们歌颂他，我们跪拜他。最后，强人控制了我们的一切，控制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强人剥削我们，压迫残害我们，肆意杀戮我们，我们还得维护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离不开强人哪！身处专制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以生命捍卫强人的威望。
这就是厚黑之术能够在几千年历史上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的内在的根本的逻辑。强人有恃无恐，他是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里最最重要的，全体人民最最需要最最离不开的人
这一次，以生命来捍卫诸葛亮这个强人军事上的威望的，恰恰是马谡。马谡的冤案，当然是各种利益激烈冲突精心计算维持某种微妙平衡的结果，但更是封建专制巨大齿轮运转之下理所当然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死得一点也不冤！
七
诸葛亮在后世逐渐走上神坛，成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这是历代人们意淫的结果。在人才井喷的三国时代，这样的人才一抓一大把，诸葛亮并无过人之处。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张昭、诸葛恪、荀彧、荀攸、曹洪、司马懿、张辽、毛玠、陈群、邓艾、法正、庞统等，或运筹帷幄，或决胜疆场，或干略优长、或清慎廉洁、或忠诚勤勉，诸葛亮的才能，并不在这些人之上。
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未出茅庐即已知天下三分的大势，这难道不是先知先觉，高人一等的明证吗？这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刘备正寄居在刘表处。北面曹操实力最强，东南孙权在江东耕耘已久，实力仅次于曹操，刘备有什么实力从这两家虎口夺食？刘备唯一的可能是向荆州益州发展，这个浅显的道理难道非得诸葛亮提醒才能知道？这样的策略又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呢？
刘备三顾茅庐拜请27岁的诸葛亮，并不是特别器重他的才能，主要是看中了诸葛亮背后所代表的荆州世家大族和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诸葛亮一家定居荆州已经三世，算是本地人了，又通过联姻的手段成为本土望族的一个代表。荆州的世家大族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知道刘表昏庸，在乱世中不是可以依靠的主，他们急于寻找新的代理人，而顶着“帝室之胄”光环的刘备恰在此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诸葛亮年纪轻轻，未经世务，隐居隆中，无权无职，此前从未获得表现机会，却屡经徐庶、司马德操等人推荐，并冠以“卧龙”之号，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是他们着力培养的政治新星，荆州在野本土势力的代言人！“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水”并不实指孔明，而是指他所代表的本土势力。三顾茅庐的佳话，实际上是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
诸葛亮大摆架子，一定要刘备冒了严寒，顶风冒雪，三顾后才肯现身，这是他背后的势力在试探考验刘备。赤壁战后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荆州，刘备三顾茅庐的早期投资，至此开花结果。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至少有三处硬伤。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是诸葛亮为未来设计的北伐路线图，纯粹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他把秦川作为主战场，而把荆州、宛、洛战场作为次要的牵制，这从根本上颠倒了主次。秦川崇山峻岭，道路艰难，不是理想的战攻之所，而从荆州方向用兵，一马平川，可以直接威慑曹魏都城洛阳，何处应该为主，何处应该为次，不是明摆着吗？以后的战争实践完全印证了这点。关羽水淹七军，打败于禁，兵锋所指，连曹操都动了迁都的念头以避其锋芒。而诸葛亮六出祁山，寸功未建，寸土未得，对曹魏毫发无伤。而且蜀国国小力微，有限的兵力还要分散到两个战场上去，两个战场相隔几千里，又如何起到互相呼应的作用？不正好给敌人提供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绝好机会么？由此看来，诸葛亮的北伐，在隆中对策里就已注定要失败。
隆中对策里这一致命的错误，还给蜀国带来了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就是“大意失荆州”。都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应该说是诸葛亮“大意失荆州”才对。诸葛亮既然没有把荆州方向作为未来的主战场，整个国家的重心就不会是荆州而是益州，就会对荆州有所忽视。本来荆州应由刘备或者诸葛亮亲自掌控经营，此地是三家必争之地，政治上外交上的措置远远要比军事部署重要，一勇之夫、刚而自矜的关羽根本不适合掌控荆州。还有，为关羽配置的部下差劲之极，既无文韬，又无武略，扯皮内讧倒是好手，投降当“汉奸”(蜀国号汉)争先恐后，这样一批人镇守荆州哪有不出事的？另外，诸葛亮如果充分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应该在荆州益州交界处安排一支规模较大的应急部队，随时赴援，因为以荆州一隅之地独抗曹吴两家，一定力不从心。可是，诸葛亮偏偏没预见到，没做这些防患措施，最后关羽毁败，蜀汉政权连支援的反应都来不及做出，这就是诸葛亮版的“大意失荆州”。失荆州在隆中对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第二处硬伤是死守联吴抗曹的外交策略而不知变通。孙吴的基本策略是联刘抗曹，但在取荆州的过程中用的是联曹抗刘，而曹操面临关羽的威胁时也采取了联孙抗刘的策略，孙曹两家的合纵连横之术何等灵活自如！反观诸葛亮，就显得呆板而不知变通了。必要的时候，为什么不联曹抗孙呢？荆州地处南京上游，对孙吴构成最大威胁，不夺得荆州，孙权寝食难安，而相对来说，曹操就不是那么垂涎了。保守荆州，我认为应该是“东拒孙权，北和曹操”的八字方针，而不是诸葛亮所说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就整个形势上说应该联吴抗曹，单就荆州一地而言应该联曹抗孙。可惜诸葛亮不知此种变通。
军事上注重批亢捣虚，先打弱小之敌，这是战争的规律。当刘备获得益州，又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时，刘备集团实力壮大了许多，没有必要仰孙权鼻息，此时调整用兵方向，不要把曹魏当成首选目标，而是先打实力相对弱小的孙权，相信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因为诸葛亮只知枯守成见，不知灵活变通，导致蜀汉国势一蹶不振。
第三处硬伤是把曹操定位为“汉贼”，而把刘备集团的使命定位为“兴复汉室”。这个用来做宣传口号是可以的，可以取得道义上的优势，但拿来作为行动指针就显得迂腐可笑。“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自以为祭起“兴复汉室”的大旗，百姓就会望风归附，实在不现实。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的百姓不但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反而有陇右诸城拼死抵抗，导致他分散兵力于坚城之下，腾不出手来跟张郃决战而饮恨街亭。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心已不思汉，汉室绝无可能恢复，“刘”字大旗也不可能有什么实质的号召力，靠这个去战胜敌人无异于痴人说梦。相反，还捆住了自己手脚。以曹操为势不两立的汉贼，以己方为兴复汉室的使命承担者，那就一定不能联曹抗孙，就一定要北伐中原，否则，就和“汉贼”没什么两样。这就让刘备集团失去了回旋余地，失去了战略上的灵活与机动。隆中对的最后一句话“汉室可兴矣”，真是害刘不浅。
上面文字对隆中对的分析，不过说明了诸葛亮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才，并没有在智慧上高人一等。
实际上，刘备活着的时候，诸葛亮在军事上从来未获倚重。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是刘备集团常驻孙吴办事处主任，外交上得以崭露头角；赤壁战后刘备收取荆州，靠的是关羽张飞赵云等战将；刘备收川，谋主是法正；攻取汉中，则倚赖张飞、黄忠。刘备带兵打仗，诸葛亮的任务是“足食足兵”，做的是后方大管家的差使。刘备夷陵战败，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句话怎么听怎么都有酸溜溜的味道，在军事上他在刘备心理完全没有位置。白帝城托孤时，刘备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至死都在军事上不信任诸葛亮。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很精准的评价。诸葛亮是个人才，但未必是那种不世出的奇才。
八
诸葛亮的智慧并没有后人所夸张的那样神乎其神，他的道德也远不是无可挑剔的。戮马谡，诛彭羕，废廖立，徙李严，把后主刘禅玩弄于鼓掌之上，一系列手段玩起来又阴又狠、又厚又黑，哪里有半点道德君子的形象！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的《出师表》在后世获得了极高评价，我以为这《出师表》也是一部厚黑杰作。后主刘禅此时已经是一个24岁、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但诸葛亮的训话口气，丝毫不把他当皇帝，甚至不把他当做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看待。这里还有君臣之道么？“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皇宫与丞相府已经成为一体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竟要从属于相权，丞相府的“陟罚臧否”，皇帝不宜异同！这是做臣子该说的话吗？诸葛亮之于刘禅，与曹操之于汉献帝，有什么两样？以无比忠诚恳切的语气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只有诸葛亮做得到。诸葛亮谆谆告诫刘禅“亲贤人远小人”，何为贤人何为小人？诸葛亮安插的亲信就是贤人，皇帝想任用的人就是小人。此时的刘禅没有任何人事权，还没有任命过朝臣，怎么就一口咬定刘禅用的一定是小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列举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所谓贤人，从以后的实绩来看，也没干出什么让人称道的业绩，“贤人”的称号有几分名不符实。重点是后面几句话，“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大大小小的事，皇帝靠一边凉快去，由诸葛亮安插的私人亲信做主。皇帝要是有一星半点想当家做主的愿望，对不起，一顶大帽子当头压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二帝也”，那你刘禅就是东汉桓帝灵帝那样的昏君。你如果乖乖地对我的人“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真是鬼话连篇，汉室不可能复兴，这话专门拿来骗傻子。
看《出师表》，不可被鞠躬尽瘁的表面皮相所迷惑，要看到表面掩盖下的厚黑术，这才能读懂这份文件。
后世人说到诸葛亮功业未竟，往往叹息他碰到的是扶不起的阿斗，言下之意是阿斗拖累了他，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是诸葛亮拖累了阿斗。刘禅在位26年，前十二年诸葛亮专权，诸葛亮死后，秉国政者为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蒋琬、费祎、姜维，所有大政方针一律因袭诸葛亮的成规，刘禅几乎无所措置，则蜀国之亡于诸葛亮之手无疑，刘禅不过是个受害者。即如人所诟病的宦官黄皓，也是直到最后六年才得以弄权。黄皓在史书里并无明显劣迹，没有杀害忠良，扰乱国政的记录，比之赵高魏忠贤辈的劣迹斑斑要好很多，其过恶最多与慈禧时的李莲英相当，我们难道要把清朝灭亡的原因归结到李莲英身上么？
邓艾率一万多人的兵力，自阴平小道偷袭成都，，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面对如此弱小的兵力，蜀汉只能选择投降，没有士卒愿意死战，没有百姓愿意死守，没有大臣愿意死节（除了诸葛瞻、刘谌之外），在谯周领导下上上下下一窝蜂投降了。这说明诸葛亮严刑峻法的治民政策，与穷年累月穷兵黩武穷尽百姓民脂民膏的战争政策，早已失去了蜀地民心！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又忠实执行诸葛亮遗策九伐中原，把蕞尔小国的一点点元气耗光了，百姓和益州本土势力巴不得这个外来政权早点灭亡。
当初刘备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而且成都被刘备围困时，“城中尚有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两下对比，英明的诸葛亮与暗弱的刘璋谁得人心一些？
邓艾一万多人兵临城下，成都竟然无可战之兵，这也是诸葛亮造成的。诸葛亮北伐倾尽全国兵力，兵士除留极少数侦查吴国动静外，全部派往关陇前线，即在不作战时，也往往把主力集结在汉中，做出随时伐魏的姿态。成都一旦有大的变故，根本来不及回援。诸葛亮的后继者们又忠实执行了他的方针，这种外重内轻，完全没有战略预备队配置，赌博式的兵力部署策略给了邓艾偷袭以最大的可乘之机。
刘禅于城破之日，舆榇自缚之时，是否想到正是他所尊敬的相父让他当了亡国之君？刘禅本是一大好青年，英武跟他老爸不能相比，但做一个守成之主还是绰绰有余的，他从没像孙皓一样暴虐，不是像南齐废帝那样的乖张荒唐之徒，更不是晋惠帝一样的白痴，怎么都不应该是亡国之君！观其投降后乐不思蜀的自保言论，是何等的明智。
九
中国是一个盛产冤案的国度，其历史和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漫长，其花样和手法代有创新。那些暴君酷吏不用说了，即使是那些备受称颂的圣贤，他们制造起冤案来，比之暴君酷吏不遑多让。在中国，冤死的人多如牛毛，何以马谡之死可以看做千古第一奇冤？
因为别的冤案，过一段时间会平反翻案，会拨乱反正。历史会给冤死的人一个公正，比如说赵氏孤儿，比如说窦娥，比如说岳飞，比如说彭德怀刘少奇。明朝的抵抗满清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崇宗皇帝寸磔而死，死时无知百姓争食其肉，够冤了吧？一百多年后他的敌人满清乾隆皇帝替他平了反。
马谡冤案之奇，奇就奇在过了将近两千年仍然得不到平反，而且看起来要一直含冤下去，永远不能予以平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了。为什么他不能平反呢？因为这起冤案的制造者诸葛亮身份太特殊了。
诸葛亮的身上有两块免死金牌，一块是“忠”，一块是“智”。这两块金牌让他高踞神坛，免于历史的审判。而且这两块金牌是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人在心里颁发给他的。
诸葛亮掌握蜀汉军政大权，对蜀国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刘禅而代之，篡权谋位，登临最高宝座，却自始至终安守本分。反观同一时期的曹操父子，司马氏家族，欺负人家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诸葛亮在这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不仅在当时，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罕有权臣能抵制住君临天下的诱惑，不迈出那登天一步的。这也算是千古楷模了，所以诸葛亮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代皇帝教育臣子的经典教材。历朝历代统治者，在获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总有不清不白，忌惮人知道的地方，最害怕别的人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或者对付他子孙，他们需要一尊神来做臣子们的榜样，这尊神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就此被宣传成了道德化身，千古完人。
在一般穷民百姓的心里，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是一个全知全能，超越人类智慧极限的神一样的人物。老百姓为什么把诸葛亮抬得这么高？首先，老百姓没有思想能力，统治者灌输给他们什么，他们都驯顺地接受。统治者宣传诸葛亮的完美，老百姓们就相信了，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演绎神化，重新塑造。
其次，小百姓们有一种单纯善良的幻想，他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特别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诸葛亮那样的好人，希望统治者是诸葛亮那样的贤人，希望有一个诸葛亮这样大智大慧、全知全能型的人来替他们做主。老百姓才不管诸葛亮其实才具一般，也不用知道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百姓过得并不轻松，老百姓是不理会历史真相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按自己希望的模型塑造人物。诸葛亮就此被老百姓塑造成智慧的化身，千古完人。
历史上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既能成为统治者力推的模范，又能成为老百姓崇拜的偶像。诸葛亮适逢其会，扮演了这双重角色，因而成为了千古完人。在千古完人耀眼的光辉面前，一切都要让路。于是周瑜的羽扇纶巾被强行夺下，成为了诸葛亮的标准像，赤壁战功，也被记载诸葛亮名下，没周瑜什么事。周瑜本来是个志量恢弘的人，为了和诸葛亮形成反衬，成了鼠肚鸡肠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人。司马懿和诸葛亮更是比不得，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诸葛亮毕生功业不能获得成功，连老天爷都成了人们迁怒的对象：孔明“虽得其主未得其时，惜哉”。
诸葛亮既然被认定是千古完人，就不能有缺点，不能有污点。凡是诸葛亮所赞成的，人们一律要盲从；凡是诸葛亮所反对的，人们一定要吐唾沫星子；凡是诸葛亮所打倒的，人们一定要再踩上一只脚，使之永不翻身。小小一个马谡，成为诸葛亮神坛上微不足道的祭品，又有何冤屈可言！
专制首先是一种权力，一种制度，然后形成一种文化，最终积淀发酵成为一种全民心理。马谡冤死，虽由诸葛亮一手锻炼而成，但马谡死后下去的炼狱，却由千百年来无数的人们锱铢积累而成，其中有你，也有我。马谡冤案的知识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白娘子被压在雷锋塔下，雷锋塔终有倒掉的一天，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后唐僧解救了他，马谡冤魂被重压，却永难看到咸鱼翻身的一天。千古第一奇冤，为之一恸！
蒙古人种接管欧洲
2013年4月02日
作者：解龙将军
蒙古人种，你们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完全接管欧洲？
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欧亚大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在沿海地区崛起了一连串以农业、工业和贸易为基础的富裕而人口众多的伟大帝国——西部有巴比伦、埃及、亚述、希腊、波斯、迦太基和罗马等，南部有印度河文明，东部有中国。而在辽阔的内陆，人类必须同极端的温度、靠不住的降雨量等等作斗争，因而顽强得多的社会成长起来；这些游牧部落依赖牲畜群生活，跟随它们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
沿海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永久性定居：人们居住在村庄和城市中，年年岁岁耕种同一片土地。而在欧亚大陆内地，社会情况截然相反：随着季节变迁，人们举家赶着畜群迁移，他们居住在可在一小时内拆除并运走的毡包或其它临时性建筑之中。
在欧亚大陆内地的所有地方，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是，这里最富饶的部分是一片大草原；它从50度纬线两边起，延伸4000英里，从西部较为茂密的乌克兰平原到东部气候恶劣、婉延起伏的蒙古丘陵。在这个大草原地带的南面．有一个半干旱地带；它在一些地方与地球上的一些最荒凉、最令人望而却步的沙漠相毗连：里海和威海之间的乌斯秋尔特、伊朗东北部科佩特山脉以北的卡拉库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克孜勒库姆、群山环绕的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和中蒙两国之间的唯一天然屏障戈壁沙漠。
由于内在因素所决定，这里许多牧场比其它牧场贫瘠，而且干旱或严冬影响牧草的生长，为此，亚洲内陆的各部落总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以争夺或保护决定着其牲畜和自身生死的草原。
游牧生活内在的危险和为争夺或保卫草原而进行的战斗，使强悍、好斗和有纪律性的、能够克服千难万苦的民族应运而生。
这些仅能拥有便于携带财产的部落总是为沿海地区的财富、安逸和奢侈的生活所吸引。他们的这种欲望是由来已久的，它造成了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和定居农耕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
倘若这些草原部落的纪律性能够得以发挥，它们可能会对沿海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在许多世纪中，这些游牧民族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为距离太远，而且缺乏从其广袤的内地出击的机动灵活的能力。它们只能在彼此之间争夺牧场，忍受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然而，公元前8世纪初，大概是在黑海北面的草原上，一些部落成员学会了骑马。这一发展使草原上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并且改变了世界。
这场巨变发生了，尽管起初这些游牧民所骑的马既没有马镫，也没有马鞍。虽然他们在几百年前发明的嚼子和马笼头曾经使制造带轮子的战车成为可能，但是游牧民们用了几个世纪时间才创造了带前鞍桥和鞍后拱起部分的皮马鞍，以便骑得安稳。又过了将近几百年，印度人发明的马镫才传遍大草原。
尽管如此，驯服马匹是大草原上的人民的最大一项成就；它使他们成为潜在的世界征服者。从那以后，这些游牧民便在马背上度过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他们几乎把马当作自己身体的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成了天然的骑兵，马使他们能够在整个大陆上驰骋。
在此之前起码10个世纪，草原人民开发了另外一种武器；它与马相结合，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士。这种武器就是组合式弓，通常由其后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远远超过100磅，而且短小，便于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 300码；这种箭装备上锐利的金属箭头，便能穿透最厚的盔甲。
这些骑马的弓箭手创造了空前的战术，其精髓是速度和突然性。马上弓箭手令步兵瞠目的是，他们能够迅速冲到敌军队伍面前，如同暴风骤雨地一阵放箭，从四面八方，袭击敌人，然后遁去，自始至终都不同敌人步兵的剑或矛交锋。他们所喜欢采用的一招是佯攻，即把马的快速奔驰同巧妙的控制和择时相结合，发动猛烈的攻击，然后诈败而后撤，假装惊恐，有时消遁到地平线下面去。只有最精明的和控制力极强的敌军才能抑制住冲动，不去追击佯装溃败的骑兵；在这一追击过程中，敌军超出自己的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丧失严密的防守队形，任凭部队和个人纷纷离散。这时，这些骑兵弓箭手突然重新组织起来，掉头迎击挺进中的敌人，逐个部队或逐个士兵地歼灭分散开的敌军。这一战术一次又一次地、一个又一个世纪地在与不熟悉它的敌人的战斗中，得到成功的运用。
来自大草原的骑兵弓箭手们冲出内地，袭击沿海的文明。这种袭击有时来自生活在草原边上的、一心想劫掠的部落。另外一些时候，部落间战争在欧亚大陆上的广袤地区造成的影响，使得一个个民族全体迁移，迫使生活在边缘地带的部落逃亡到定居文明的所在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年）之前的几世纪中，正是这些因素或这些因素的结合，造成了伊朗血统的锡西厄人向欧洲、波斯帝国和希腊的大规模迁移。在他们之后，来了另外一支伊朗血统的、更加好斗的民族——萨尔马希亚人；希腊人称之为马萨盖蒂人。他们不但派其男子作战，而且还把其年轻女子送上战场；有关亚马逊人的神话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
萨尔马希亚人还研制了一种新式武器，即用一把原始长矛武装着的重骑兵，以抵抗骑兵弓箭手的快速和放矢威力，并使骑兵得以同敌人的密集兵力较量。
萨尔马希亚人培育了一种比草原弓箭手的坐骑高大和有劲的高头大马。他们把这种马和长矛同由皮革或装甲保护着的骑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突击武器，它有时能经受住雨点般的箭的袭击，并提供了在近战中对装备着较短的剑和矛的敌人的决定性优势。
其他一些游牧民族借鉴了萨尔马希亚人重骑兵和传统骑射者的结合。他们频频发动攻势，以摧毁和掠夺沿海各帝国和较为虚弱的部落；这慢慢地使被他们打败的敌人学会仿效这些使他们获胜的技术。
然而，尽管西庇阿树立了骑兵战斗力的榜样，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重新依赖步兵。因此，从未对地中海沿岸世界产生充分影响的这种组合式弓，便成为一种重要武器。其结果是，罗马未能向东扩张。占领了伊朗和两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安息人以其骑射手和挥舞着长矛的骑兵有效地阻止了罗马军团的前进。最使罗马屈辱的事情之一是著名的“安息人射箭法”——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射箭。罗马人无法同这些难以捉摸的骑兵交手，而且无力抵御他们射来的箭。
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最终采用了包括骑射手在内的骑兵，作为其主要防御力量；类似的骑兵出现在整个中东。这些发展缩小了，但并没有消除大草原和沿海定居国度之间战争能力的差别。
萨尔马希亚人的身穿皮衣、挥舞长矛、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士是欧洲身穿昂贵盔甲和骑着高大战马的骑士的前辈。骑士是中世纪的主要武士。但是，西方没有采纳草原民族对骑兵作战的另外一项重大贡献——身穿轻盔甲或根本不穿盔甲的、骑着跑得很快的小马的弓箭手。
未能采纳这项贡献在西方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盔甲、剑、长矛和战马十分昂贵；因此，国王们把土地和农奴分给武士们，以使之获得收入来购买这些东西。这使武士们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级，使其余的社会成员变为一个奴仆阶级，只有与贵族联合的一个占少数的神职阶级例外。欧洲对单一一种骑士——重骑兵——的依赖，和由此造成的费用低廉的轻骑兵（和步兵）的贬值，在欧洲的骑士们同大草原上有史以来崛起的最伟大的军队交锋时，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
这支军队就是在12世纪末，在其可汗成吉思汗率领下崛起的蒙古人的军队。成吉思汗同其主要干将速布台一起，培养了蒙古人及盟友们以前从未获得的效率和纪律性，使草原战争的快速和诡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取得了对任何民族或帝国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胜利。
成吉思汗和速布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当中的两位。此外，成吉思汗还拥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使他得以联合所有蒙古人，打败蒙古人的主要敌人塔塔儿人，迫使塔塔儿人中的幸存者加入蒙古人的行列，并使阿尔泰山和满洲之间地区的其他部落加入一个统一的联盟。
1206年，成吉思汗权衡利弊。他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财源滚滚不断。但是，他的心思在贸易和征服之间分散。他最后决定进行征服。但是，一俟他使中亚屈服，他便希望恢复贸易，尤其是重新开放丝绸之路；这条路大约始于基督生活的年代，它把东方精美的产品带到罗马，主要换取西方的金银。
1218年，成吉思汗决定向西扩张并摧毁强国哈刺契丹。哈刺契丹挡住了成吉思汗前往穆斯林帝国花剌子模的道路。该帝国首都是应为虎思斡垛。它控制着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消灭契丹人之后，成吉思汗希望同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建立和平的商业关系，并使他相信，重新开放丝绸之路，将使通过他的领土的贸易增加，从而使他受益。
然而，成吉思汗不敢忽略与宋帝国为邻的两个强国。他们就是来自满洲的前游牧民族、控制着南到黄河为止的中国北方的女真人，和占领黄河上游的现今中国内蒙古和宁夏的西夏。
经过长达12年的艰苦征战，成吉思汗终于打通了从长安经塔里木盆地到喀什的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他忙于征服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宋王朝。
后方既然安定了，成吉思汗便迅速掉头，只留下一支小部队继续这场战争，而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仍认为是最大危险的契丹人身上。
成吉思汗发现了一个几乎不流血就能夺取契丹的大好机会。契丹国王、佛教徒屈出律由于迫害占其国民大多数的穆斯林突厥人而引起强烈不满。1218年，成吉思汗的元帅之一哲别率领两万大军从辽东出发，行程2500 英里来到中亚。他一到达那里便宣称自己是为恢复宗教自由而来。穆斯林突厥人欢迎了他；不出几个星期，成吉思汗便把他的势力扩大到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地方。
成吉思汗终于与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面对面了。穆罕默德的帝国大体上也是新的。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同时，穆罕默德把他的统治扩大到西南方的很大一部分穆斯林领土之上，并把阿富汗几乎到印度河为止的领土归为己有，把契丹人赶到锡尔河另一侧。这位国王能够动员20万人，大大超过成吉思汗的人马，其中大多数人是强悍的突厥骑士。虽然这位国王的军队不如成吉思汗的军队组织严密，但是他们也善于运用令人眩目的草原快速战术、组合式弓和长矛。
成吉思汗真诚地寻求与穆罕默德建立和平的关系，起码将这种关系保持一段时间；而且，重新开辟丝绸之路也是当务之急。因此，成吉思汗派遣一个使团前往萨马尔干；这个使团送给国王最精美的礼品，许下媾和诺言，但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对国王说成吉思汗把他视为自己的儿子，这表明成吉思汗把他称为臣民。
成吉思汗没有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人；他准备了另外一支有100头骆驼的驼队，满载稀世珍宝，在锡尔河下游渡河，进入了花剌子模的领土。驻守那里的官员夺取了驼队，并处决了其首领。成吉思汗以为这名官员可能是擅自行事，便派遣了由一名花剌子模人和两名蒙古人组成的使团，只不过要求处罚这位官员而已。国王砍掉了这名花剌子模人的头颅，给两名蒙古人剃光了头，然后将其放回；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侮辱。
按照蒙古人的传统，此仇必报无疑。成吉思汗只向这位国王发出了一个信息：“你已选择战争。该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听天由命吧。”
穆罕默德决定保卫他的北部边疆锡尔河。但是，他没有集中他的20万人对付蒙古人的15万人，而是将大多数兵力分散在沿河500英里的各个城堡之中。他的很能干的儿子札兰丁指出，没有来自萨马尔干的增援部队，这些要塞在一场大规模袭击下都是无法守卫的。但穆罕默德确信，蒙古人无法包围或攻占构筑了工事的阵地；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兵力优势，他决意要保持守势。
穆罕默德作出这一决定正中了成吉思汗的计策。成吉思汗拥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战争机器。它建立在四大重要基础之上：极强的机动灵活性、武器的优势、几乎万无一失的战术体系以及战略天才。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的两员主要干将哲别和速布台就是这种天才的榜样。这两位都在25岁以前升至高级将帅职位。
蒙古人的全部军队都由骑兵组成。在从黄河到多瑙河之间辽阔的沙漠和草原地带，骑兵因其快速和机动灵活性而对步兵占有决定性优势。此外，从6世纪以前的一段时间起，马镫便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普遍采用；马背上的士兵便有了一个跳板，以此同步兵一样容易地射箭或使用刀剑；骑兵便能够借助于马的力量挥舞长矛打击敌人。此外，每名士兵还带领着一群马前行，以便在一匹马疲劳时换马，从而全天全速前进。
虽然蒙古人拥有弩炮和其他围攻用的火炮，并且使用长矛、刀剑和投枪，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仍旧是组合式弓。
尽管在阿拉伯世界、拜占庭和中国，人们对弓箭极其重视，但是它在蒙古人手中效力更高，主要因为蒙古人依靠它，并花了许多时间来完善对它的使用。蒙古式的弓有防水油漆的保护，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它具有100磅至160磅的拉力，而英格兰式长弓的拉力只有75磅左右，因其是用单一材料紫杉木制成。这种长弓一个多世纪后才在法国的克雷西出名，它的射程为250码，而蒙古式弓能射350码，而且速度较快。
蒙古人拥有能够穿透任何装甲的箭，有远程箭、发信号用的哨箭和给房屋或屋顶放火的燃烧箭。
蒙古人的战术在理论上很死板，但实施起来却具有很大灵活性。在首领明确信号指挥下反复运用经过验证的兵法，有着极高的效率并得到了迅速应用，这使蒙古人屡获成功。
蒙古人的战斗队形有五排。重骑兵组成头两排，旨在进行主要的打击。这些马穿着装甲。兵士们头戴铁盔，身穿牛皮胸甲，胸甲上面带有铁制鳞片，拿着12英尺长矛、弓和短弯刀、战斧或狼牙棒。身穿轻盔甲或根本不穿盔甲；携带短剑、投枪和弓箭的轻骑兵组成最后三排。
轻装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即先锋和两翼——在主力部队前边很远的位置分散开来开展小规模战斗。假如敌人攻其一翼，与他相遇的轻骑兵便自动成为先锋，其他散兵部队转向两翼，主力部队正面迎敌。
一俟先锋与敌人交战，主力部队后三排中的轻骑兵便穿过重骑兵行列来参加战斗。假如蒙古人正在挺进，轻装部队便把箭和投枪雨点般地射向敌人。倘若敌人正在挺进，轻装部队便赶在他前面一边撤退，一边向后放箭。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打乱敌人的阵脚，不论它是骑兵还是步兵。当敌人阵营果然乱了时，轻骑兵便脱离战斗，转移到两翼，从而给重骑兵留出畅通的道路，以便其冲上来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倘若轻骑兵未能在敌人防线上造成必要的空隙，指挥官便会命令一翼上的轻骑兵从侧面攻击敌人的侧翼。与此同时，重骑兵包抄到这一侧翼后面，从其后方发动决定性攻击。
蒙古人最喜欢运用的战术是动用“曼古歹”（mangudai），即一支单独向敌人进攻的、经过特别挑选的部队。“曼古歹”在发动一场令人畏惧的攻击之后，分散并逃跑，以诱使敌人穷追不舍。这一招通常十分有效。敌人骑兵奋勇追击逃跑的蒙古军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胜利了。在后方看不到的地方，蒙古弓箭手设下埋伏。敌人骑兵在来到弓箭手们面前时，便被驱散，其中许多人被击中倒下马来。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对此时发动攻击的重骑兵毫无抵御力。
蒙古人的战略是一种用兵如神、出其不意和施展诡计的演练。它使敌人大惑不解，将蒙古军队置于敌人最没有料到的决胜位置。
成吉思汗将其主力集中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额尔齐斯河畔。他选中速布台来计划这场入侵。
速布台想要保护会师的蒙古军队免遭穆罕默德的突然进攻，他还想掩盖他的准备工作并确保秘密。1219年春夏两季，在速布台建议下，成吉思汗派遣他的长子术赤率领一支强大的蒙古军队向锡尔河下游（北段）进军。术赤大肆破坏了巴尔喀什湖以西直到兀答刺儿附近的乡村。到札兰丁率一支强大的花剌子模军队前来应付这场入侵时，术赤已经完成任务，将所有马匹和劫掠来的物资运送回去，焚烧了城市和田野，留下一片无力养活军队的荒凉土地。在与札兰丁进行一场后卫战斗之后，蒙古人点燃了平原上的干草，然后消失在浓烟和火焰后面。
蒙古人在数月中毫无动静。到1220年春天，哲别率两个有一万人的师（万户）从喀什出发向西前进。他从1.3万英尺高的、埋在深雪之中的泰莱克要塞穿过帕米尔高原。虽然蒙古人失去了绝大部分给养，吃了许多苦，但是他们到达了费尔干纳谷地，向浩罕挺进。浩罕保护着药杀水防线的南端。这样一来，哲别便直接威胁着穆罕默德的右翼和他的两个实力中心：萨马尔干和更西面的不花刺。
术赤前一年夏天在药杀水北段地区发动的焦土攻势使穆罕默德相信，蒙古人不会再次袭击那里；与此同时，哲别出现在费尔干纳谷地，使这位国王的注意力集中在锡尔河南段。穆罕默德加强了那一地区的河上防线，并把4万大军集中在不花刺，将另外一些兵力驻扎在萨马尔干。
此时，成吉思汗正在谋划在别的地方进行主要的打击。他已经把他的主要攻击力量分成三支部队。他把其中一支有三个万人师的部队交由术赤指挥，另外一支也是由三个万人师组成的部队由另外两个儿子窝阔台和察合台率领。第三支由三个万人师组成的部队和精锐的皇家禁卫军仍由成吉思汗指挥；速布台任先锋。
这三支部队加在一起，人数超过10万；现在，它们携带着全部粮秣，沿着敌人最没有料到的路线前进，即直接穿过被术赤变成不毛之地的那片土地。 1220年2月，他们出其不意地前出兀答刺儿，到达药杀水防线的左侧。在夺取这座城市之后，他们抓获了杀害蒙古使团的地方官员，并将其处决。
在大规模围攻兀答刺儿的战斗中．成吉思汗的4个万人师与他的儿子们所统帅的部队相比并不出色。其子所率领的这两支部队向南方挺进。开始清除锡尔河防线，攻下一个个堡垒，并向哲别靠拢；而哲别则攻克了浩罕，并向北前进，以便同他们会师。这些行动把穆罕默德的注意力固定在药杀水防线上；他把自己的所有后备力量都派到那里去了。
但是，成吉思汗所率领的部队没有随王子们的部队一起行进，而是不知不觉地消失在北面，它攻占了一座土库曼城市扎尔努克，只为弄到一个人；有密探对成吉思汗说，此人知道一条路，可以沿着一系列绿洲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
成吉思汗和他的4个万人师在这名扎尔努克向导带领下，安全地穿过克孜勒库姆沙漠，于1220年4月初出现在不花刺，即穆罕默德军队的后方，行程 300多英里，而且穿过据说是不可逾越的沙漠。成吉思汗仅以此惊人一击，便破坏了穆罕默德的整个防线，切断了他同西面各省的联系；而那里有许多部队尚未召来。这是战争史上最了不起的战略行动之一，也许还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战略上出其不意的实例。
成吉思汗和速布台留出不花刺的一个城门未加包围，以期引诱城中的主要守军到城墙外面的开阔地带来作战。这支守军主要由康里部落雇佣军组成；该部落属于钦察族，来自咸海彼岸。这支部队的主力——大约两万名士兵——冲出此门，佯装要袭击蒙古人，但实际却向南逃窜。翌日，阿姆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蒙古人追赶上来并将其消灭。
不花刺守军的其余部分逃入城堡，而城内的教长与绅士则献出城池。蒙古人驱赶着几千名平民百姓掩护其攻击，很快便夺取了城堡。战斗中城内大多数地方都着了火；成吉思汗下令拆掉城墙。
成吉思汗和其他三支蒙古部队在萨马尔干会师；穆罕默德仓惶逃走。5万康里军徒步走出城池来迎战蒙军。蒙军后撤，直到能够包抄到康里军两翼为止，从而将萨马尔干守军切割成两半。剩下的康里人表示愿意放弃花剌子模，声称自己是像蒙古人一样的游牧民族，并愿意加入蒙古军队。
被其守卫者们遗弃的萨马尔干人投降了。大约1000人趁着夜色从城堡溜走；蒙古人很快就攻克了城堡，杀死了其余的人。在城外，他们包围了康里人，并屠杀了他们。成吉思汗说：“一次失信者便永远不可信任。”
由速布台等率领的一支蒙古特种部队迅速追击穆罕默德。剩下几个省中的人民失去了对他的信心；穆罕默德于1221年1月在里海的一个岛屿上死于胸膜炎。为了保护其南侧，成吉思汗有条不紊地蹂躏了阿富汗；他的儿子拖雷屠杀了呼罗珊的大多数人民。
在仅仅几个月内，几乎完全靠使守卫者们无法应付的战略行动，成吉思汗便把一个大王国摧毁殆尽。他首先在南部发动攻击，从而使国王的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他的第一个主要打击点的地方，即差不多500英里外的兀答刺儿。然后，成吉思汗利用猛烈但是非决定性的攻击牵制敌军，使之被拖在锡尔河沿岸，从而得以包抄到敌军后方，切断其同增援部队的联系，夺取一个重要城市，并消灭首都的守军。在每一个决战地点——兀答刺儿、不花刺和萨马尔干——他的出其不意使他得以聚集优势兵力，尽管他的总兵力不如穆罕默德强大。
1221年2月，速布台和哲别率领两万军队开始了对西方大草原历时两年的侦察，以便为蒙古人进一步的征服开辟道路。这一行动迄今仍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骑兵袭击。虽然这支探险队的人数少得可笑，但是速布台和哲别消灭了格鲁吉亚、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不里阿尔和康里族等的军队；他们当中大多数兵力都要强大得多。他俩还用黄金招募了大批密探，以了解欧洲局势，并同威尼斯人建立了秘密联盟；威尼斯人在亚速海设有贸易站。作为提供有关欧洲地理和政治的情报的报酬，速布台和哲别答应在蒙古人所到的任何地方给予威尼斯人贸易垄断特权。
但是，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这使得蒙古人的计划暂停实施；这些计划包括征服伊朗剩下的部分领土、向两河流域进军、重新开辟丝绸之路，以及征服欧洲。成吉思汗仍然健在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但是，窝阔台一心谋划征服北方残存的女真族；1235年以后，他又投入了对南方宋王朝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在东亚进行的扩张受到海洋的限制。而俄罗斯大草原则提供了进行征服的大好机遇。这些大草原在1221年至1223年的西征中虽未被征服，却被分给了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速布台主张征服那里，以保护蒙古人的西侧，并使之为夺取匈牙利大草原充当跳板。有了这个天然牧场和基地秣马厉兵，蒙古人便能够逐个摧毁欧洲各国。
速布台的设想引起了很大热情；窝阔台向速布台提供了5万 [ 编者注：实际军队出征数约15万。 ] 名久经沙场的兵士，名义上由拔都指挥，以便在从当地征招的部队帮助下征服西面的大草原。
1236年，速布台征服了伏尔加河上游的保加利亚人和下游的钦察人；1237年冬季，蒙古人的12万大军越过冻结的伏尔加河进入俄罗斯。
在此后的3年里，蒙古人陆续摧毁了俄罗斯诸国当中的大多数国家，利用冬季结冰的河流为通道深入俄罗斯腹地。1240年12月夺取并摧毁基辅，使攻势达到高潮。俄罗斯的抵抗力量崩溃了。蒙古人很快就抵达了把俄罗斯同匈牙利分开的喀尔巴阡山脉。
此时，蒙古人便准备入侵东欧了。虽然欧洲的统治者们早在两年前就意识到蒙古人的意图，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竟无动于衷。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基督徒们的毁灭并不感到悲痛；但是，他对信奉天主教的匈牙利被入侵感到担忧。然而，他和统治着德意两国很多领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注意力分散在别的事情上。他们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激烈的权力冲突，因而他们无暇顾及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请求。抵御蒙古人的任务主要落在了匈牙利、波兰和条顿骑士的肩上——条顿骑士正在普鲁士、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地开拓殖民地。但是，波兰分裂为9个公国；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匈牙利的贵族还在要求国王贝拉授予特许产权，然后才愿意作战。欧洲的统治者们对蒙古人知之甚少；而速布台和拔都王子却有间谍和密探不断向其提供有关欧洲政局的情报。因此，尽管由于必须派兵驻守俄罗斯和保障与东方的联系，他们只能派大约10万人马去夺取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匈牙利，他们并不为此担忧。
1241年1月，速布台把蒙古大军集结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伦贝格（利沃夫）和普热梅希尔附近，离当今的波兰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不远。速布台的意图是强攻喀尔巴肝山的关隘，向多瑙河畔布达和佩斯西北25空英里处的匈牙利首都格兰（埃斯泰尔戈姆）进军。但是，鉴于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可能会袭击速布台右翼，所以直接挺进匈牙利是危险的。速布台必须粉碎这些威胁、并且防备奥地利公爵和波希米亚国王从西面进攻的可能性。因此，速布台将其军队分为四部分。他将三部分用于执行主要任务，即夺取匈牙利；第四部分用于消除来自右翼的危险。
这最后一支军队由拜达尔和合丹两位亲王率领，包括两个万人师。他们于1241年3月第一个开始行动，在以强力攻克的桑多米尔渡过维斯图拉河。波兰人惊恐万状，因为他们尚未集结起自己的军队。但是，拜达尔和合丹的任务是吸引波兰人和日耳曼人，使之无暇顾及匈牙利。因此，他们必须刺激敌人动员起来。
他俩将部队分开，合丹向西北移动，以便在波兰尽可能广泛的地区散播恐惧，并威胁奥德河以西的日耳曼诸国；而拜达尔则继续向西南挺进，直接威胁波兰首都克拉科夫，一路上烧杀劫掠，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拜达尔的军队在即将抵达克拉科夫时停下来并开始撤退，好像他们是一伙返回老巢的匪徒。像几世纪以来众多与草原民族遭遇的敌军一样，波兰的骑士们没有识别出其中有诈。确信自己即将大胜的他们完全丧失警惕性，放弃克拉科夫的城墙，骑着高头大马追击蒙古人。
拜达尔的兵士们四散逃避，放走了战俘。波兰人猛追穷寇。在离克拉科夫11英里的赫梅尔尼克，一支蒙军部队设下埋伏：聚集在一起的弓箭手们射出了雨点般的锥头箭，这种箭很容易地穿透了波兰人的盔甲。波军大多数阵亡。克拉科夫的居民们遗弃了这座城市，蒙古人将它付之一炬。
拜达尔和合丹计划在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会师。但拜达尔先合丹而抵达，发现该城居民焚毁了自己的城市，躲藏到城堡里去了。拜达尔获悉，西里西亚国王亨利在西面40英里处的利格尼茨（莱格尼察）集结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其中许多人是身穿盔甲、挥舞长矛的骑士，特别是亨利的西里西亚人、法兰西骑士、条顿骑士和波兰的残存骑兵。但是，其中大多数是波兰和摩拉维亚的封建士兵和在进攻性战斗中几乎毫无用处的、大多装备着长枪的步兵。
拜达尔获悉，波希米亚国王文西斯劳斯正在向亨利靠拢。拜达尔一面派人给速布台和合丹送信，一面出发，全速前进，以便赶在文西斯劳斯之前抵达利格尼茨。合丹在半路上与他会合；他俩于4月8日一起抵达利格尼茨。翌日，亨利出来迎战蒙古人；他不知道，文西斯劳斯率5万大军，离他只差一天路程。
亨利将其军队集结在城外的一个平原上。当蒙古军队的前锋以密集队形接近时，其人数显得很少，因此亨利只派一个骑兵分队应战。当这支小部队在蒙军弓箭的屠杀下溃退时，他命令其余的骑兵进攻。蒙军诈败并逃走，再次吸引欧洲骑士穷追不舍。欧洲人的冲锋很快就变成一场分散、混乱的奔跑。隐蔽在烟雾弹屏障后面的是埋伏好的蒙古弓箭手。当骑士们进入射程之内时，弓箭手们的射击使之纷纷落马，并使冲锋停止。然后，蒙古重骑兵攻击了混乱中的骑士们，杀死剩下骑士中的大多数。这时，弓箭手们骑马穿过烟雾屏障，射杀了步兵；同时，骑兵追上并杀死了西里西亚国王亨利。蒙古人把从敌军死者身上割下的右耳装满9个袋子向拔都邀功。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这支蒙古小分队奔驰400英里，进行了两次决定性的战斗。波兰举国震惊，一蹶不振；奥德河西面的日耳曼人退守自己的国土。蒙古人的这支部队基本上大功告成。
剩下的唯一隐患是文西斯劳斯。获悉在利格尼茨发生的灾难后，他撤退并且从图林根和萨克森征集增援部队。蒙古人发现，他的军队集结在格拉茨峡道中的克沃兹科；那里位于利格尼茨东南60英里。文西斯劳斯指望在这条峡道中设下陷阱来消灭蒙军。但是，侦察部队已经告诫拜达尔和合丹提防这一危险，因而他们没有中圈套。此外，他们在利格尼茨之战中严重损兵折将，因而对在硬拚中打败文西斯劳斯的强大军队没有把握。
然而，文西斯劳斯已经撤退到距离在多瑙河西岸上进行动员的匈牙利人250英里处。因此，文西斯劳斯的军队在战略上鞭长莫及，无法影响匈牙利战争的胜负。
为了确保长期地把文西斯劳斯牵制在北面，这两位蒙古王子佯攻西面，做出计划向德国进军的姿态。文西斯劳斯尾随而来。蒙古人此时化整为零，组成一支支小部队，迂回到波希米亚军队的后方，像拉网一样扫荡摩拉维亚，焚毁村庄和商店，以保卫蒙古人的侧翼。
一俟荡平摩拉维亚，王子们重新集合起部队，掉头向东南进发，去同速布台会师，准备一旦奥地利人前去援助匈牙利，便同他们决战。在这场出色的旋风式战役中，一支不起眼的蒙古军队彻底消除了比它强大许多倍的波兰、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军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然后还能及时返回到主力部队之中，以备不时之需。
速布台期待着这场侧面战役提供保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依靠它。调兵遣将的司令官的主要任务是使敌人误解他的目的，以防自己在路上遇到有效的抵抗。因此，速布台把主力分为3个纵队，沿着各不相同的路线进入匈牙利。由于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受到威胁，匈牙利人无法集中力量对付蒙古人的任何单一威胁，因为他们担心，另外两支部队会降临在他们的后方，抑或夺取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因此，速布台确信，敌人不会有效地抵抗三个纵队当中的任何一个，这三支部队都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多瑙河畔，在那里重新合为一支部队。
速布台依靠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惊呆的匈牙利人作出反应之前，在多瑙河畔部署了蒙古军队。 右侧即北方的纵队于3月初从普热梅希尔西进，其北侧受到维斯图拉河和王子们的侧翼小分队的保护；这支小分队早几天出发。
该纵队此时掉头南进，穿过亚布洛尼察和喀尔巴阡山脉中的邻近关隘，分成两支部队，绕了一大圈，于3月17日出现在多瑙河畔，夺取了河东岸上位于布达和格兰之间的瓦茨，屠杀了当地百姓。
与此同时，左侧即南方纵队绕了一个大弧，向东南挺进，经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突破关隘进入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兵力阻止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和神职阶层向布达派兵，另一部分兵力在速布台率领下沿着蒂萨河下游河谷疾驰；于4月3日到达佩斯。
最后出发的是中间的纵队，其中包括拔都和近卫军。该纵队于3月12日攻克鲁斯克关隘，沿蒂萨河上游河谷挺进。前锋于3月15日到达多瑶河畔，主力两天后抵达。这支前锋部队的行动是历史上最迅速的行动之一：在3天中经过敌国领土，而且是在很深的积雪中行军180英里。
4月3日，速布台在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城外集结了他的三个纵队。贝拉已将其10万大军集中在那里。虽然蒙古人现已控制了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领土，速布台的战略也已防止欧洲各国集结重兵迎战他，但是他对局势将如何发展仍然没有把握。他的兵力仍旧处于劣势，只有7万人，因为一个万人师仍在特兰西瓦尼亚，呆在西里西亚的侧翼小分队没有参加利格尼茨之战。如果在匈牙利大军眼皮底下强渡多瑙河，那将是很危险的。此外，他在河畔逗留越久，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们出兵援助贝拉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速布台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规模上实施了蒙古人惯用的战术诡计：他向东撤退了。匈牙利人立即断定，蒙古人是被他们的兵力优势吓住了；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追击他们以为正在逃窜的蒙古人。他们转忧为喜，从担心蒙古人袭击的情绪，变成了跃跃欲试，要分享战利品和荣耀。贝拉国王命令其军队追击蒙古人。
匈牙利人没有认识到，速布台是在引诱他们远离多瑙河这一屏障，并失去获得增援机会。速布台以缓慢速度实施撤退，用6天时间才抵达布达佩斯东北100英里左右的撒岳河。在绍约河西面不远、离它汇入蒂萨河处很近的莫希荒原上，拔都和速布台决定袭击追来的敌军。
4月9日，蒙古军队越过荒原，经过用石头筑成的唯一桥梁过河，继续行进10英里，进入了托考伊的丘陵和葡萄园西面不远处的灌木丛。在那里，蒙古军队找到了藏身之处。一支匈牙利分遣队于那天晚上越过石桥，进入灌木丛，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匈牙利人在荒原上安营扎寨；他们把马车围成一圈，用链条和绳子系在一起，在圈内设置帐篷。在匈牙利人的右面，是蒂萨河的沼泽地，在他们的正面，荒原对面，是绍约河，左面是丘陵和森林。
4月10日黎明前，战斗开始了。拔都率4万人向石桥发动袭击。匈牙利人顽强固守，蒙古人久攻不下，便动用了弩炮，用燃烧弹轰击，迫使匈牙利人撤退；蒙古人方才得以过河，来到西岸。
尽管如此，蒙古人仍很吃紧；敌军人数众多，二对一还绰绰有余，频频向蒙古骑兵发动进攻。只有弓箭的射击使蒙古人免于被密集敌军的冲锋所压倒。在令人发疯的两小时激战中，拔都和将士们经受住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攻；他们虽然兵力损失惨重，但是却完全吸引了匈军的注意力。
最后，速布台和另外3万蒙古军队终于出现在匈牙利人的后方。在拔都从正面牵制住全部敌军的同时，在匈牙利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速布台在绍约河下游“结筏潜渡” ，率部队袭击敌人。
这使匈牙利人震惊，但久经沙场的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有秩序地撤回营地。但是，蒙古人包围了营寨，用弩炮猛轰，用燃烧箭给马车和帐篷放火，摧毁了匈牙利人的信心。
这时，蒙古人集合起来进行一次攻击，但却在通往两军一天前进入荒原所经过的大峡谷的方向上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隙。虽然最勇敢的骑士们组成一个楔形迎战，但是更多得多的匈牙利骑兵冲向这个峡谷逃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扔掉武器和盔甲，以使马跑得更快。蒙古人用射箭和重骑兵的攻击摧毁了匈牙利人的阵势。
匈牙利人自以为逃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实际上却坠入一个陷阱。蒙古轻骑兵的马一般比欧洲笨重的大战马跑得快；他们在两侧追击匈牙利人，像击中无奈的猎物一样将其击落马下。在返回佩斯的30英里路上，匈牙利人尸横遍野。起码有7万人死在战场上或西逃的路上。
这场战斗的观察者们对蒙古人的快速、默契和步调一致印象深刻。蒙古士兵们一丝不苟地按照黑白旗帜所发出的信号行事。观察者们还对蒙军弓箭手们的箭无虚发印象深刻。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普莱诺卡尔皮尼的约翰所说，欧洲骑士们几乎完全依靠强攻战术，而蒙古人则“杀伤大量人马；只有当弓箭已将人马消灭殆尽的时候，他们才与敌军短兵相接。”
在绍约河畔的这场灾难发生后，匈牙利人的抵抗力量崩溃了。蒙古人挺进到多瑙河畔，将佩斯付之一炬，但却没有渡过河去。拔都和速布台养精蓄锐，巩固了他们对匈牙利东部的控制。教皇宣布了对蒙古人的一场三心二意的讨伐，但它没有产生结果。
1241年12月，多瑙河结了厚厚的冰；蒙古人于圣诞节这一天越过河去，攻占了格兰；格兰是匈牙利最富裕的城市和天主教大主教所在的地方。蒙古人将大多数财宝运走了。他们还洗劫了布达，并对奥地利进行侦察；与此同时，他们的另外一支部队掉头向南面的萨格勒布前进，并越过该市，以搜寻在绍约河之战中逃脱的贝拉，却没有找到。
现在，欧洲袒露在入侵者面前，没有任何屏障。不存在任何能够打败蒙古人的军队。速布台旨在逐个摧毁欧洲国家的原计划看来即将开始实施。
但是事与愿违。1241年12月11日，一名信使从蒙古首都和林带来消息：窝阔台病逝，其妻担任摄政，直到一位新的汗王选出为止。蒙古的王子们渴望着回去竞争王位的继承权，因而决定率近卫军返回东方。拔都知道，没有这支部队，他便无法控制匈牙利；但他认为，他利用征募的土库曼军，能够保持其余绝大部分领土。于是，他决定撤出匈牙利；蒙军有条不紊地撤退了，没有受到任何干涉。蒙军在撤退的路上摧毁了一切障碍，不论是房屋建筑，还是当地人民。拔都回到他的大本营、阿斯特拉罕北面60英里处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个蒙古帝国金帐汗国的首都。
蒙古人再也没有机会入侵欧洲了。对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像是一场恶梦和暂时的反常现象；他们捏造了种种神话，说他们如何打败和赶走了“鞑靼人”——他们是这样称呼蒙古人的。但是，只有蒙古汗王不合时宜的去世拯救了他们，因为蒙军的战士们同欧洲最出色的武士相比都处于优势，尽管欧洲人在人数和装备上较为强大。
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去世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迅速发展，蒙古人最终几乎完全控制了它。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丝绸之路长盛不衰。
蒙古人的战术之所以具有毁灭性，是因为士兵们等到弓箭的射击使敌军陷入混乱时才靠近他们交战。蒙古军队很少任凭自己被卷入到与欧洲军队的重骑兵的交锋之中，而是一旦看到信号便迅速撤离，在远处集结起来，再次用弓箭袭击敌人。他们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敌人被削弱，才动用重骑兵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
蒙古人将其军队限制为单一军种，即骑兵，从而获得了简单性和有效性。他们避免了使一个机动兵种和机动性较差的步兵相协调的必要性。而这个协调难题始终困扰着欧洲军队。但是，蒙古人之所以获胜，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几位这样的将帅：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其军队的出色机动能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蒙古人种，你们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完全接管欧洲？
这次将不再运用落伍的骑兵，而是运用强大的电子设备。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