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蒋介石与林彪谈话纪要
来源：观察者网
资料提供者：秦孝仪（曾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国共蒋介石林彪毛泽东国共合作抗战建国三民主义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下旬，林彪来重庆谈判时，周恩来与林彪在红岩合影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午后五时，于曾家岩官邸）
委座：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
林彪：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今天晋谒对此诸问题，谨面呈梗概。先就中共对抗战建国之观察言：此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必获最后胜利，固属毫无可疑，因此，中国抗战必胜，亦属不成问题。现在轴心方面德国与日本所有力量，业已尽量使用，尤其德国虽倾其全力进攻苏联，但至今不能决定战局，其兵力已遭受惨重损失，彼之官长士兵皆系久经训练而成者，一旦伤亡，短期间即无法补救，将来第二战场开辟之时，德国必感兵力竭厥，无以应付。至于苏联，过去虽丧失许多土地，但已予德军以极大消耗，而红军兵力尚极雄厚，今后不仅可以防御，而且可以进攻，例如斯大林格勒之战，红军抵抗，至为激烈，于势必可固守，即令万一失陷，亦必可达到拖延时间之目的，使德军不能于冬季严寒季节降临以前侵占此城。其他如北路之列宁格勒与中路之莫斯科，去年德军既不能攻下，今年工事业已加强，防御力量更増雄厚，以后更无法攻破，所以苏联抗战足可持久。英美两国因见苏联对德尚可支持，故于其本身实力尚未准备完成之时，迟迟未辟第二战场，但一旦时机成熟，必向德国进攻则无可疑，否则，如任令德军在欧洲获胜，则英美在欧洲之势力尤其在地中海与近东方面之基础，必将全部沦于轴心之手，此为英美所决不容坐视者，故苏联坚信抗战结果，最后必胜，不过时期稍长，损失重大，战后须从新建国而已。
至于英美对于日本，将来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国与苏联亦可协同从陆上进击。校长所说日本之失败，必从海上开其端，殆为事势之所必然。但我国之胜利，必须从整个战局发展中，盖尽自己之努力，始可达到目的。故要支持此抗战局面，始终牵制敌人，以便反攻获得胜利，必须依据目前国内之情形，力求政治与经济之进步，方能充实力量完成任务。
我国抗战之目的，在建国；抗战胜利以后，即须积极进行建国工作。审察我建国之条件，较之并世列强，独为优厚，如历史之悠久，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饶与乎气候之适宜于生产，民族之统一而单纯，皆为列强之所不及，余曾旅居苏俄，见其国内民族之复杂，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字均不一致，而天气严寒，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亦少于中国一倍以上，其他英美各国，论人口之众庶与历史之久长，亦皆不如我国。我国处在亚洲大陆之上，东连太平洋，拥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战时可出兵员自二千万至四千万人，且皆坚毅勇敢，堪称举世无匹，即如上海抗日之战，比之前此英国新嘉坡之防御战，则勇怯强弱，判然可见。故我建国之条件，堪称世界第一。
我欲建国，是否需要甚长之时期始能成功？苏联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建国，仅二十年即告完成，至今日乃能抵抗强大德国之侵略，考其所以成功之原因，即在于政治上能团结，而于建设方面能聘用外国技术人才，运用外国资本与新式机器，故能事半功倍。吾人今后建国，如能效法苏俄，则以我国各种条件之优越，亦必可于二十年内，大告成功，以创造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家。反之，如我建国失败，则敌人仍将入侵，我国家即有灭亡之危险！
再讲吾人要建设何种之国家，无疑的，乃是要建设一三民主义之国家。在民族方面，务使国内外民族一律平等，而不主张向外侵略，在社会方面，必须依照孙总理民生主义之理想前进，而非走向资本帝国主义之路。但是否要建设一苏俄式之国家，则以我国条件之不如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强求，因此我们目前是要建设一个以总理的主义与校长的领导为根据的新国家，对内乃最能团结，对外乃最不招各国之攻击。此种国家，如能建设成功，即可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
其次，为国内统一与团结问题。此一问题关系根本重要！吾人要求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须国内能够团结，能够统一。否则，即无成功希望。此次余离延安来重庆时，毛先生一再告余，今后吾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此乃国际国内环境促成我党思想之进步，而认此种思想完全可以实践，只要大家于委座领导之下，能一致努力，相信其必能贯彻。盖瞻望国家战后之情況与民族复兴之需要，舍此路莫由也。过去外面传说国共纷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二者皆可趋于一致，即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史达林所定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盖恩格斯与马克思，有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处之时代环境，而列宁与史达林，亦有列宁与史达林所处之时代环境，彼等所主张者与所实行者，决不能依样行之于中国。不过此两主义终结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解决，则无二致。其不同者，为历史辩证法。但此法亦无其他奇异之处，语其内容，不过一实事求是之方法而已。故我党现在主张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即不主张将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史达林的教条，主观的搬来中国应用，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毫无二致。而我党一切政策方略所由决定之方法，即历史辩证法，亦即与中国通常最注重之实事求是之方法，可谓完全相同。所以就两党之理论方法与所处同一之客观情势与所抱同一之总的目的而言，并无分歧之点，只要彼此不采取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以共趋于救国之鹄的，则客观需要如何设施，即如何设施，自然能归于一致。即如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校长对于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议。本此努力，相信我两党基本之政策与理论，即可日趋一致，而臻于完全之统一。
再次，关于党的问题，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近半年来，我党已将向来之理论与方策作一总检讨，结果亦不外上述三要旨，此项检讨，不久在会议中即可决定宣布。至于就党的组成分子而言，则现在老辈同志亦如国民党之诸先进大抵为辛亥革命之参加者，而后一辈之青年同志，当初亦皆首先加入国民党，后来始转入共产党。我个人即属如此，当时乃完全激于救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故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所留最深刻的印像，厥为校长当日之训诲。但以后因认识共产党为救国的，始加入共产党，初不料国共两党会有后日之分裂与斗争。但两党虽有分歧，我之根本思想，在于救国，决无改易。至谓共产党人，多为共产主义之书本知识所蔽，实则不然，可以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之共产主义书籍，只以目击当时帝国主义者所施于中因之侵略压迫，如划设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夺取我内河航行权等种种不当中国人为人，不当中国为国家之事实，大家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故相率入党。即现在许多青年学生之要求加入共党，其根本动机，亦复如是。此辈皆系知识分子，并非无产阶级——中国现在尚无大规模之工厂，纯粹之无产阶级尚不多见——即不能以无产阶级革命党目之。即令将来中共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亦必须经过救国的阶段。则至少此一阶段中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异于中国国民党之一部分，此其性质过去固属如此，现在犹然如是。将来如何，则须视中国国民党政治上之发展如何而定。因此，吾人现在不可仅从书本知识上来判定中共之趋向，而完全要根据客观事实之需要以观察。夫中国目前既尚在救国之阶段，则国共两党目前唯一共同之任务即在救国，此客观事实之需要与时代之使命既属相同，然则两党之间，尚有何鸿沟之可言。
i 黄埔军校时期的林彪
此外，关于社会主义，通常亦认为两党之分歧点。本来所谓社会主义，乃社会科学之理论，由于社会之演进与发展而产生，为世界各国之所公认。即在极端反动之德意两国，其所行法西斯主义，亦于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之存在。总理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更谓“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共产党所独有之思想，实为全世界所共有之理论。不过任何国家如条件未曾具备，时机尚未成热，即不能实行社会革命！否则，必致失败！如我中国现在所急需者为挽救危亡，距离社会革命时期，尚极辽远，在此抗战建国之过程中，一切必须依照救国之条件进行始克有济。否则，倘在此时一味仿效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则必归于失败。至于将来如须实行社会革命，是否还须经过流血之斗争，则考诸各国社会革命史，有须流血者，有不须流血者，即如日本之推翻藩阀，实行宪政，就其性质与影响而言，实无异于革命，然系完全出于自动之改革。我中国目前既无社会革命之事实，对于此点根本不成问题。即令将来有社会革命之必要，亦不必经过流血，只须自动的根据客观事实之需要，加以改革，即可成功。总之，根据国内国外种种情况观察，我国现在尚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目前唯一需要在救国，在建设经济基础。至于将来社会条件如何成熟，是否需要社会革命，此完全为将来未定之问题，也许为吾人及身之所不克亲见。固然过去在中共党员当中，尚有许多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者之幼稚现象，但现在已完全改正，今后如能作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则将来国共两党也许可以合而为一。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以为“彼此接近，彼此相词，彼此打成一片”之依据，期毋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于团结抗战与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于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础，以底于最后之成功者也。
过去尚不免有一种思想，影响于抗战异常重大。即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果如所期，则抗战建国，将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固已有鉴及此，而为之尽力消弭。但盼彼辈之怀此错误思想者，亦能接受委座之指导，以改变其心理。须知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万一内战不能避免，则我回旋之地，绰有余裕，一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而且我国经济，尚在自给自足时代，非如欧美各国之依赖大规棋生产者，须受经济之限制。我到处可以种棉织布，生产稻麦，虽至山地，亦有包谷可食，故就经济条件言，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因之亦不能发生内战。至于军事上，如不能硬性攻击，亦可采取软性战争，则其性质，实极残忍。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此为中共之观察，特为校长呈明。其他尚有许多具体事项须请示委座者，容后再呈。毛先生此次本愿应召与校长会晤，因病未克如愿，以后希望两党能互相派人来往，以资联络。
委座：汝在重庆尚有几日勾留？
林彪：我在渝尚须晋谒何总长，并访问昔日诸同学。
委座：在汝离渝以前，余再定期召汝谈话。
（选自台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
推动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党国英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创造丰功伟绩的前提。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全国人民对新一代政治家寄予厚望，而近期中央出台的一些举措也表明新一代政治家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决心与魄力。但是，事情最终要靠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去做，这就需要全国主流社会拥有更大凝聚力，形成一些对重大问题的基本共识。基于此种考虑，笔者以为有必要在全党全社会展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一、前两次思想解放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共产党该干什么的问题。过去搞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能解放生产力。这次思想解放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高层以为只要不去发疯搞斗争，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能发展，而搞建设的手段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不过是“命令经济”，实际上，那些计划无科学依据。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层政治家体会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所以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这的确是一个大的知识更新。但这次思想解放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有权问题。高层政治家似乎仍然把“公有制为主体”看做不可触碰的“红线”，基本不重视财物的产权形式与财物的经济性质之间的关系。有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表示，采用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既然两者没有关系，为什么与所有权有关的改革推不动？如果说利益集团起作用，为什么他们批评不得、改不得？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所以，二十年下来，国有企业的确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地盘，私营经济仅仅在国有企业来不及控制的新兴产业领域比较显赫，其他领域则是国有企业的陪衬。一部分私营经济其实是国有企业控制者将权力变现的工具，或是“洗权”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
因为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到位，致使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我们的工资水平可以是欧美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而产品竞争力却不敢说是别人的几十倍。特别是粮食生产，我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所以，这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有了一点上升，国际粮价又有一点下降，粮食贸易便立刻有了麻烦。要不是低工资水平在支撑，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二、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任务
肩负中国走向新的辉煌的历史使命，要求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必须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多元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私有制。
这一理念的具体要点是：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强调公共领域的平等、公正，而公共领域既包括公共品的产出和消费，也包括私人物品的使用所产生的公共性。对后一种公共性问题的调节、处置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也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对私人财物使用的约束。从后者也可以区分“古典私有制”与“现代社会主义私有制”的不同。
第二，抛弃“主导一从属”这类笼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提法，把所有制形式的采用完全看做“工程技术”问题。要根据某类财物的经济性质，该采用什么所有制形式，就采用什么形式。通常情形下，对于公共品，可采用全民共同共有制或地方（社区、集体）共同共有制；而对私人物品（供给有竞争性、需求有排他性），则可实行按份共有或私人所有。现实生活中，很多财物的经济属性模糊，针对此类财物，但能私有，不可公有。
第三，要重新认识“私有制”。区别于古典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排他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它予以限制。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大块土地，如果他将其圈围起来搞成一个封闭的、私密的庄园，就对社会形成伤害（即所谓“外部性”），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应该限制其私密范围，要求他把大部分土地开放；如果他种植了树木，树林就应该向社会开放，允许公众免费游览。
第四，过去我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就拿对我们数代人有巨大影响的关于黄世仁与杨白劳的“经典故事”来说，就有逻辑上的问题。黄世仁抢夺杨白劳的土地，被我们看做私有制的罪恶，可是，如果杨白劳的土地不被抢夺，也是私有制，这要不要批判？但我们会认为杨白劳拥有土地是合理的。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私有财产如何公正地分配。换句话说，罪恶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强权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如果有一套公正的法权制度，确保由公权维护合理的私人财产制度，后者就不至于成为罪恶。
第五，现代公权对私有土地财产权的行使，有很多限制办法。一是限制用途。这是文明国家的普遍做法。特别是为了保护农地和其他能给环境带来正能量的土地，很多先进国家都有很多法规，不允许土地的权利人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二是限制交易。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对土地交易对象和优先次序都可能做出限制，例如农地交易，政府可能规定必须将农地优先出让给有资质务农的购买者。三是限制收益。国家会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因土地权利产生的收益差别。例如征收房产税，拥有多处住房和豪宅的土地权利人享有的福利大，应按照累进税率缴税。四是追加责任。国家会要求土地权利人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土地进行保护，甚至一个社区都会形成规章，要求土地权利人照章行事，例如，院落要整洁、草坪须修剪等。有了这些特征，那种古典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私人权利就被颠覆了，社会主义意义由此得到了体现。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一，新的思想解放会确立一整套关于所有制的新的知识，意味着共产党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多年来，关于所有权的教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在这一领域充满了似是而非的说教，严重影响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第二，新的思想解放也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要求。笔者在全国农村经常做调研工作，深感各地官员对所有权改革的迫切要求。在广东、江苏这些地方，现在还有谁认为集体经济需要壮大？广东的同志自己都认为不要在农地使用领域学他们的股份合作制，但高层文件却持续提倡这样做。
第三，新的思想解放将极大促进我国生产力进步，增强国家创新活力。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在同一类企业，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
第四，新的思想解放也有知识界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在较小的范围里实行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私有制所导致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现象。从我国土地改革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是发生了严重的官场腐朽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自己求得耕种土地、养家糊口的安稳。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第五，新的思想解放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才使得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与人们对所有权改革的担忧完全相反的例证屡见不鲜。我们国家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于系。如果政府允许在经营性领域发展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政府发挥好建章立制、维护法治，在公共领域合理地限制私有权利，这些消极现象反倒不会发生。
第六，新的思想解放所倡导的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从全局看，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土地还是适用社会主义共有制，需要实行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土地仅仅是不到国土面积15%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总体说，我们国家可以实行以社会主义共有制为主的混合土地产权制度。从近年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看，土地制度弊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土地制度的弊端有关。关于土地所有权制度不改，国无宁日。
第七，新的思想解放也会为今后更长远的改革部署创造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希望在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从理论上说，自由先于民主，适当的私人财产的积累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稳固的私人财产制度，贸然地全面推进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用较长的时间建立合理的所有权制度，是未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
本文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郑永年谈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城乡统筹
来源：《联合早报网》
中国的城市化的前提是城市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的扩张。体制改革包括方方面面，但首要的问题是城乡统筹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已经被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它既是经济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它也是社会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解决农民工和城市的整合问题。
城乡统筹为什么要成为政策重点？首先是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累积了太多的问题。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就是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对两者实行不同的政策。总体上说，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工业化。这种政策的产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可以理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当然，在农村，也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对乡村的每一要素（包括人）进行严密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其中，户口制度是这一制度的支柱。国家通过高强度地剥削农民，完成了第一波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到本世纪初。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19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1990年代中期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乡镇企业破产和转型的同时，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同时，外资也大量涌入中国。这就有效推动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从而成为社会的第三元。这第三元为世界经济和城市化历史所罕见。
三元社会高度不稳定
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在城乡统筹原则主导下的城市化。为什么要搞城乡统筹？这里有几个前提。首先是三元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三元社会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尤其在东南沿海。例如，广东每年要吸收两三千万的农民工。农民工非工非农，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道地的农民，而是流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因此，这第三元是最不稳定的因素。高强度的流动性本身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缺少制度性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尤其显示出其不稳定的性质来。在城市经济危机的时候，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回家务农，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家乡还有一块土地（不管大小），而且也因为有能力务农。但第二代农民工则不一样了。他们大多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即使他们在家乡也有土地，但已经和父辈不同，没有务农的能力了。他们越来越要求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力。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已经开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这第三元转型成为城市居民，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如何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关键。
其次是农村的衰败或者被衰败。农村的衰败，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外流。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现在很多村庄，劳动力都外流，留下一些老人和小孩，道路、耕地、学校等等被荒废。但也有很多村庄是“被”衰败的，这主要是由城市化对农村的土地需求所引起的。很多村庄，尤其是城市附近的村庄，往往以各种形式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出卖土地。这些村庄原先并非城市的一部分，但现在越来越像城市，它们中的很多已经演变成“城中村”。大量的资本也流入农村，以各种形式收购农民土地，从事各种开发项目。无论是土地拆迁和土地开发所产生的问题，还是“城中村”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城乡统筹来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很快消退。经济改革在上世纪199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口，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越来越困难。在一些领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倒退的趋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公平地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往往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和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政府的经济杠杆。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但是国有企业也在相当程度上挟持了国家政策。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已经有效遏制了民营部门的发展，遏制了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尽管简单的扩张仍然是很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之道，但很显然，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中国很难再继续依靠国有企业来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要继续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已经不可能。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糟糕。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欧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些国家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其经济结构。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仍然停留在应付危机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些政府所出台的政策属于“救火”性质。欧美市场对中国仍然很重要，但要依赖欧美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显然不可行。同时，尽管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增加，但增加的总量很难和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出口相比。
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必须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来自何处的问题。近年来，城乡整合被很多部门视为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历史上看，在很多国家，城市化的确在很长时间里提供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消费社会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史无前例，但城市化则因为很多制度因素（例如户口制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水平。现在强调城乡统筹的理性，就是要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如果城市化是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解决前面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就很好。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说，土地的城市化可能比人的城市化来得重要。很多年来，因为国家缺少有效的税制改革，地方缺少财政收入来源，土地财政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的主柱。地方政府关注城市化主要是为了土地。土地被城市化了，但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人还没有被城市化。“城中村”的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中国来说，城乡统筹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改革开放前造就了城乡分割的制度。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异有所缩小，但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也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发生以来，城乡两极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不仅要缩小城乡差异，而且更要城乡整合和一体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要依赖工业化和与之相关的城市化。中国所说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关键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是，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城乡统筹和城乡整合理解成为消灭农村。尽管有快速的城市化，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很庞大。城市化要有节制，过快的城市化会导致城市的农村化。简单地说，土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要同时进行。实际上，如果就广东等沿海省份而言，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城市化、消化既有城市化所带来的很多弊端。城市的升级和精致化，是中国大多数城市所面临的问题，简单的城市扩张会带来无穷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农村建设也是城乡统筹的重要部分。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中国也已经到了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的时候了。城市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保护农村。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会出现城市居民向往乡下生活的现象。同时，随着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农村生活的附加值也会发生变化。到欧美国家看看，高水平的城市化并没有破坏农村的生活方式。很多城市居民所渴望的是乡下的生活。这种现象在中国迟早会出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居民想住在城中心，农民也想住进城市。但没过多少年，很多人就会怀念起农村生活。到2011年低，城市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51.3%）。如果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农村的价值就会遽然增加。
现在人们开始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在城市，提供公共服务比较容易些，因为城市人口具有规模。但在人口很少的农村，提供公共服务有比较大的难度。很简单，在人口少的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会非常高，很难实现可持续性。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城乡统筹要保护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这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方面，需要政策实践的创新。沿海省份的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多好的经验。例如，广东有些地方做得相当有效，包括惠州的乡村教育和医疗制度。在这些地区，城市化在发展，但农村也在改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平衡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要优越于单纯的城市化，或者单纯的农村建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这是他在广州、深圳、珠海和顺德等地有关中国城市化研讨会（2012年）几次发言的第四部分。
招募間諜
美國中央情報局需要一個高級刺客，前來應聘者須經受一系列的考驗 經過層層篩選，最後剩下了兩男一女３名人選 最終考驗確定誰最心狠手辣 我們必須確信你能在任何情形下服從命令。你的妻子就坐在裏面，進去用這把槍殺死她。」 接著是第二位男子，主考官交給了他同樣的任務後，他先是一驚，不過還是接過槍進了門，五分鐘過去了，這名男子滿臉淚水走了出來，對主考官說：「我實在下不了手。」 當她被告知裏面坐著她丈夫，她必須殺死他時，這位女子毫不猶豫地接過槍走進門去， 門還沒關緊，就傳來了槍聲，接連十三聲槍響之後，又傳來了尖叫聲和椅子的碰撞聲， 門開了，女子走了出來，擦了擦額頭的汗水，生氣地對主考官說道： 「你們這些傢伙，竟然不告訴我槍裏裝的都是空包彈，害得我只好用椅子把他砸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