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上海知青返城內幕：爲病退 累尿血(圖)
知青跪求回鄉
上世紀60年代末，一場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幾乎波及到上海的每個家庭，到70年代初，有100多萬上海知青告別城市和親人，奔赴遙遠的農村或農場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代人的命運驟然被改變。但十年不到，曆史的走向突然出現了拐點，幾十萬知青通過頂替、病退等各種辦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這也是向全國的城市青年下達了上山下鄉的動員令。上海的父母親在聽到廣播的同時，也知道了自己兒女命運的走向。
那時上海火車站和客運碼頭是這場運動的起點，汽笛一響，那裏便成了哭聲的海洋。上海知青梁陳勇當年走的時候只有16歲，他記得自己去火車站的路上還很堅強，但當火車要開時摒不牢了，“哇”地一聲大哭了起來。上海知青勵亞力去江西時身高還不到1.5米。
1978年的春天，國務院批轉了有關知識青年的文件，放寬了下鄉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難而返回城市的條件。其中獨苗可以回城，多子女下鄉的可以照顧一個回城。但符合這樣條件的畢竟不多，于是許多知青就以健康原因搞病退。
想方設法搞病退
梁陳勇是病退回的上海，其實他沒病，只是腳在農場裏骨折過，爲了回上海，他拿著骨折的片子，把骨折後遺症說得嚴重些，結果病退成功了。那時候爲了能回上海，有的知青把火柴頭刮下來吃，把胃吃壞送醫院搶救；有的大冬天只穿單衣在外吹風，導致高燒不退引發肺炎；有的白天幹活晚上不睡，把自己累得尿血……因爲有了病才能搞病退啊。
和梁陳勇同在江西農場的須和平，看到別人一個個病退回城心裏很著急，可想來想去自己除了小時候尿過床就沒得過什麽病。有人點撥他，說尿床也是一種病，叫遺尿症，而且複查不出來。他大受啓發，便到醫院拿了張卡，請人幫忙做了張病曆，最終以患有遺尿症病退回滬。一個大小夥子說自己還在尿床，實在是件很沒面子也很傷自尊的事，但爲了能回上海，面子和尊嚴也就顧不上了。這也是許多知青的無奈之舉。
當年知青大返城，還有一條途徑就是頂替。就是在企事業單位上班的父母要退休了，子女可以到他們的單位去工作。但父母退休有先後，讓誰先頂替，往往讓父母爲難。當年在江西農場務農的勵亞力就是通過頂替回的上海。那年勵亞力的母親到了退休年齡，家裏准備把頂替名額先給他姐姐，因爲他姐姐已經30歲了還沒有結婚。
可是勵亞力的女朋友有意見了，因爲她在上海已經等了勵亞力好幾年，如果這次他不能頂替回來，就只能等他父親退休，而他父親那時只有57歲。爲此勵亞力的母親愁得直掉頭發。後來他父親爲了讓兩個孩子都能回來，只得提前退休。
淚別“小芳”回城去
“村裏有個姑娘叫小芳，長得好看又善良，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辮子粗又長。”
這首當年盛行的歌曲，其實就是大返城之歌。按照當年的返城政策，知青如果在農村結婚就不能回城。于是一些與農村“小芳”熱戀的知青，爲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淚告別“小芳”。
拍攝于1998年的紀錄片《尋夢當年》，片中知青劉家奇的“小芳”叫田螺，是一位勤勞樸實的鄉村姑娘。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田螺姑娘知道已留不住城裏小夥子的心了，臨走前她幫他收拾好行李，他在她家吃了最後一頓飯。田螺的父親說：“走吧，如果有緣，你們是夫妻，如果沒緣，也是沒辦法的事。”劉家奇和一同回城的知青坐上拖拉機時，田螺姑娘哭得很傷心。
後來紀錄片攝制組找到了田螺姑娘，她叫朱仕英，在鄉裏林場工作，已經成家了，面對鏡頭她不願意多談往事。有一年劉家奇的很多知青夥伴回江西探望老鄉，他沒有一起去。也許他明白，人是可以回去的，但心卻已經回不去了。
來源： 網絡論壇
旅居北京 北大教授霍德明：台灣快邊緣化了
特派記者吳父鄉／北京專題報導
「今年初，我返台待了一段較長的時間，我突然感覺到，台灣就像《桃花源記》中形容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儘管安樂宜居、但已在全球化趨勢中被邊緣化。」從台灣移居大陸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這樣描述他現在看到的台灣。
3月的北京仍是春寒料峭，未名湖上冰霜仍未完全化開，湖畔的朗潤園曾是清代皇家園林，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落內，來自台灣的霍德明即將在這裡邁向第9個年頭。在美國留學與在政大15年教職生涯之外，大陸是霍德明人生中第3個長住的地方。
霍德明認為，台灣之所以會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至今落後於香港、新加坡與南韓，最大的問題出在，沒趕上國際化的趨勢。
他直言，當年蔣經國總統過世後，台灣就陷入本土化的陷阱中。也由於過份強調本土化，以致政策過份保護當地人的權利，嚴重排外；將國際資源、人才拒於千裏之外，才會造成今日失敗。
霍德明說，「本土化對台灣的副作用，就是陷在自己的桃花源裡」，桃花源沒有不好，但陷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桃花源內，讓台灣失去國際化的最佳時機。
霍德明原是政大金融系系主任，在台灣學術界有「經濟學新四人幫」稱號。他1998年起在政大EMBA任教，經常帶著在銀行擔任中高階層幹部的學生到大陸交流，過程中，他看到大陸的突飛猛進。
2005年，因有機會到北京大學客座半年，2006年便毅然放棄政大教職與公職身分，選擇「出走」，正式在北京大學任職，並舉家遷往北京。當時媒體大肆報導他的「出走」，不留情面地批評他拿著教育部的資源，去投效其它陣營。
面對這些，霍德明淡然地說，在北京大學，他看到的是來自全世界的交流，這是在台灣從未見過的。他也開玩笑說，「即便北京有霧霾，但空氣仍是廣闊的（指國際化）」。
他回想，2004年代表政大商學院出席北京清華經營管理學院20周年院慶；當時，來自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史丹佛大學的院長級人物都共聚一堂，大家一起討論，該如何改良教育，才能讓專業經理人的財務訓練符合世界趨勢。
然而，隔天回到政大，教授討論的是：EMBA學程該修多少學分才能畢業？哪位老師該教什麼課？「當下，一股噁心湧上，我很想吐，很悶，我得了憂鬱症。」
霍德明強調，當時還未滿50歲的他，還有理想，不想待在封閉的「桃花源」裡。
他自曝，2003年到2004年還在政大時，辦公室就在商學院大樓最高的12樓邊間；他常遠眺木柵山區，看著青山、藍天，常常心情煩悶到一度想跳下去（跳樓）。他看不到學生未來，最優秀的學生，畢業後只有糊口的工作，讓他充滿憂心。
當時他不斷反問自己，「我在幹什麼？」
霍德明表明，「站在這個崗位上（指教職），要多想一些未來」； 他骨子裡流著奮鬥的血液，他反問自己：我想藉自己的力量，替學生開一扇門。」
愛「攪和」 霍德明當上央視評論家
今年1月，旅居北京的霍德明回台灣動白內障手術。他形容這段時間，打開台灣電視，看到最多的就是美女、美食，再不然就是「大貓跳、小狗叫」的新聞；相較於北京生存的競爭、打拚與殘酷，他深深覺得台灣就像個世外桃花源。
經過了多年的奮鬥和拚搏，現年57歲的霍德明突然覺得，桃花源也蠻好的，與世無爭； 他也會思索，「若當年我還留在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Pretty good！」
但他還是強調，如果時光重來，他還是會選擇「出走」大陸， 原因很簡單：「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呀！…年輕人如果不想在世界競爭舞台上被淘汰，就該醒醒了。」
霍德明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姓霍的，到處一攪和」，談到未來人生規劃，他表明，未來2、3年都會留在北京，之後可能會再去其它地方「攪和」，回台灣的機會不大；「但我也不能把話說死（指回台灣），冥冥之中會有定數。」
他透露，這一年多來，他的心境已從「台灣人」轉變為「中國人」了，妻子也很嚴肅地對他說：「你就是那種會講一點閩南語的大陸人」。剛開始他還不承認，但在台灣就醫，被推上手術台前，護士一句詢問 「台灣人？」，讓他驚覺，原來自己言談舉止、思考模式已接近大陸人了。
然而，正因為已逐漸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讓他過去一年心裡並不好受，大陸的制度、社會、貪汙腐化、食品安全問題，讓他內心充滿矛盾。
除了教授一職，霍德明更是兼職的媒體工作者。2008年起，霍德明便在央視財經頻道當評論員。他稱，因為這個節目，讓他從單純的教課、做研究的學校教授，接觸到不同的視野，往來對象、討論課題也讓他大開眼界。因為媒體工作，讓他看到大陸某些黑暗面，包括地方政府勾結，欺負百姓等。
初期，霍德明每周要去央視2至3次，壓力很大。每天上午10 點到央視報到，接著與當地記者、工作人員連線，「吃透」每個問題，最後才是錄影，一直到下午6點才能離開攝影棚。
他回憶，過去4年，談論最多的是「房價」。因頗受觀眾好評，此後，還受邀到央視電影台，擔任影評人。
台灣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