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中共喉舌媒体自行封喉了，还有高层的指示来弥补。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有说服力。然《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等京媒在头版头条刊载的《习近平李克强批示做好防控》，却也是来自于第三方转述——据中国卫生部网站消息，4月5日上午，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代言道，“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近日分别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病人救治和防控工作。”
聊胜于无，至少高层开始“高度重视”了。然自开播以来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从4月2日开始至今，一字抵万金的《新闻联播》面对此等民生大事，却只在4日以不足一分钟的时间简单通报了禽流感疫情。6日的《新闻联播》虽然也有最新确诊病例的总数通报，但确诊病例数量明显滞后，还是上海新增2例前的16例，而且涉及内容也采取了蜻蜓点水的伎俩。
禽流感“缺席”的5日，该传声筒除了播报高层动态，如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外，还关注了“亚马孙将迎大潮”、“2013年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难怪乎有网友调侃：“前边的几条也就罢了，后边大潮、迁徙难道比老百姓的生命还重要吗？”
其实，不独是《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对禽流感报道低调应对，央视王牌栏目《焦点访谈》、《新闻1+1》等，也都表现得异常淡定，不是不报，就是大而化之。“不报”说的是《新闻1+1》，该栏目向来以紧跟热点着称，但如今在禽流感的问题上闭口不谈，转而将目光聚焦半岛局势、红豆局长、景区票价上。报了但“大而化之”说的是《焦点访谈》，该节目虽分别于4月1日和3日作了播报，论调也紧贴“追查”和“严控”，但力度和揭底效应却好比隔靴搔痒。
与央媒的欲露还休不同，地方媒体更愿意在禽流感扩散的关键时刻进行“艺术献身”。《新京报》追问“何必着急推广‘板蓝根’”，此论调与腾讯专题《又是板蓝根——“万能神药”的真面目》形成唿应之势；《京华时报》社评坦言免费治疗H7N9患者需法律支撑，算是对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免费建议的变相回应；《新快报》则带着侥幸心理歌功颂德，因为“广东未发现禽流感病例”；《重庆时报》则干脆将矛头直指中央，唿吁信息公开；《扬子晚报》带来“软文”疏通民情安抚民意，“经历非典，这次我们不再恐慌”。
还是南方系“当家花旦”《南方都市报》最有魄力。7日社论虽然没有提一句禽流感，但是大字号标题《别让政府的难处成为不作为的借口》已经足够有吸引力和弦外之音了。
就在国家卫计委还在不舍昼夜、不吝口水向社会公开承诺将全面公开疫情信息，尽量减少病人死亡之际，鹰派大校戴旭却自己撞到了枪口上。与战争年代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不同的是，这位鹰派将军将炸弹投向了手无寸铁的普通大众，同时也将自己的声名炸得粉碎。按照仅存截图显示，戴旭引发人神共愤的微博内容为——“对于最近风靡的禽流感，国家高层部门一定不要高调！否则就会像2003年的非典那样上当！当时M国为了打伊拉克，怕中国趁机采取其他行动，所以对中国使用了生物心理武器，中国举国乱作一团，正中M国下怀。现在，M国故技重施。中国这次要吸取教训，从容应对即可——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每一次的公共危机和灾难中，总能诞生几个“全民公敌”。说出“死不了几个”的戴旭，对民众生命的漠视程度真真令人哑口无言，所以即便位高权重这次也难逃舆论围攻了。曾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罗昌平痛骂道，“戴旭今晚关于禽流感的这个言论，尤其是最后那句‘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是反人类言论。相信绝大多数军人不愿意为其背书，作为一名现役大校，戴某必须引咎辞职，并向逝者家属道歉。”拥有众多粉丝的民间意见领袖李承鹏则以“我不发表评论了”表达无声的愤怒。
经过众生合力围剿，戴旭终于扛不住了，于是火速删除了此段大逆不道之言论。所以，专栏作家“五岳散人”那段调侃更是余音绕梁，韵味十足。“戴旭局长，有本事你别删嘛。我跟您说啊，我有两句名言一直算是网络的金科玉律：网络是有记忆的、傻逼都是自证的。您不介意我把这两句送给您当警语吧？我们会牢记您对于禽流感的名言：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火速删帖只是第一步。因为有过同样顶着鹰派头衔的罗援少将微博账号被盗事件，所以此次戴旭大逆不道的言论很可能最终也以“账号被盗”收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歌手何润东身上，他那句“大概8点20分发”不仅出卖了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剧组，也让自己身陷“猪一样的队友”之囹圄。相似的是，事情败露后他也删帖了，同样也以“账号被盗”搪塞民意了，最后终于也不了了之了。但是，敢问一句：谁信呢？
与戴旭一样因为禽流感火起来的，还有钟南山。身为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连日来的言词成了众多媒体版面上的亮点。《中国青年报》选取的是“早发现是救治H7N9患者的关键”，但民众显然更关注内文中那句“我相信它的死亡率还是会不断增加”；《北京晚报》不怕得罪最先将板蓝根推为预防药物的江苏卫生厅，因为钟南山说了一句“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预防药物，这也太快了”；《南方日报》则不惜笔墨和版面在头版为钟南山做免费推广，“建议为H7N9患者免费治疗”。
除了戴旭的逆天、钟南山的为民请命，微博舆论场也不乏当渲染紧张气氛者。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连发三条链接，分别为“上海已经亮起了红色警报！转基因技术可制造出致禽流感病毒”；“荷兰科学家证实：转基因技术可制造出致禽流感病毒”；“美国通过荷兰发出基因战威胁”。财新杂志主编胡舒立则将美国疾控中心拉了出来，因为“正在开发的诊断测试工具将送往美国各州与中国进行快速诊断”。
渲染归渲染，恐怕最紧张的还是上海。黄浦江万头死猪事件还没有彻底平息，@央视新闻援引《新闻晨报》又在7日凌晨时分抛出重磅炸弹——上海一河道漂浮大量死鱼，死因不明。听到此消息，那些连日来为解馋以鱼肉替代鸡鸭猪肉的民众，心弦又该绷紧一阵儿了罢。呜唿哀哉！
空军大校戴旭:禽流感死不了几个 是美国生物武器(图)
空军大校戴旭修改前微博截图
空军大校戴旭修改后微博截图
原标题：空军大校戴旭发微博：对禽流感不要高调 死不了几个
昨日晚间，空军大校戴旭在微博上发布微博称，国家不要上当，应当从容应对；禽流感和非典一样，都是美国使用的生物和心理武器。此外戴旭还称，禽流感死不了几个人，连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这条微博发布于昨日晚间，发布之后，随即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反弹。可能是认为言论不妥，戴旭随后将这条微博删除，在接近凌晨时重新发布并置顶。重新发布的微博少了最后一句，即“死不了几个，连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在戴旭重新发布微博后不久，一位微博认证为“哈尔滨安吉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网友@张志伟ACE自称，“戴将军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帐号被盗，希望大家冷静一下。”如果此消息属实，那么戴旭将成为继罗援之后，又一位被盗号的开微博的知名军人。
此前罗援的帐号曾用自己的微博发布吹捧自己的微博消息。但经@新浪军事证实称称，经技术部门查实，@罗援微博账号密码曾被盗用，现已做技术处理恢复正常。期间微博上的“个人三点建议”之后的一些微博内容属盗号所发。
与戴旭一样，罗援也是军内较为活跃的“鹰派”军人。今年二月罗援在新浪开通了微博。但是罗援发布的微博同样引发了网络争议。
罗曾在微博中提到，解放军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又指国贼是分裂主义分子和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这一说法引起了左派一片叫好，却同时招来不少骂声，有人质疑这是“军人干政”，“有和平民作战的火药味”。
媒体称中国癌情告急：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图)
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从“癌症县”到“癌症村”，中国肿瘤发病的历史与地理坐标背后，是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数十年变迁带来的癌症高发态势
魏矿荣的办公室里，有整整一面墙的大柜子，里面装满一排排泛黄的肿瘤登记卡：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地址、癌种、死亡日期每张卡片上记载的患者信息不同，但是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样揪心的故事。广东省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保存了40年来当地肿瘤患者的资料，作为这个科室的主任，魏矿荣如今不再要用手工处理这些卡片了，随着肿瘤发病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他们每天需要整理的患者信息就有200多条，这些信息都用专门的电脑软件进行处理。
50岁的魏矿荣皮肤白净，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在肿瘤登记岗位上度过了27年。日复一日工作的成果，在中国肿瘤统计数据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进入2013年1月，在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雾霾笼罩下，《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对外发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伴随着对空气中弥漫的 PM2.5的不安，这一连串灰色的数字令中国人对癌症的认知绷得更紧了。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位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间狭促的房间里，中心副主任陈万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数据了。由于癌症患者日益增多，从2006年开始，这个中心就将原来每五年发布一次肿瘤登记数据，改为每年发布。按照国际惯例，肿瘤登记年报所公布的一般都是3～5年前的资料，因而，最新的数据实际上是从2009年全国104个肿瘤登记处上报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今年这一次所引起的轰动，是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
中山：一个地方的癌情变迁
对于全国癌症统计的这些“大数据”，魏矿荣并不感到吃惊。起码，对于中山市的癌症发病情况他一直了如指掌。他为当地的癌症发病情况算过一笔账：2009年，中山市每天有8.34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5.27人死于癌症。而在1970年，当地每天的癌症发病和死亡仅有0.78人。
在中山市人民医院正门旁，肿瘤防治中心拥有一座独立的大楼，魏矿荣所在的研究所就是这座大楼的一部分。肿瘤在中山这个地级市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这里曾是鼻咽癌的高发区。鼻咽癌俗称“广东癌”，因为它主要在广东、广西、福建及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居民中发病率较高。鼻咽癌的诱发原因是什么、为何特定地区的人容易罹患此癌，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界至今尚未弄清。但好在，这种癌症相对容易治愈，存活率高。因此，中山市早在1970年就建立了专门的肿瘤防治所，对有鼻咽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进行早筛早治。正因为如此，中山市的肿瘤预防、治疗和统计工作才有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基础。
1986 年，当魏矿荣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搞统计时，他才发现自己坐上了冷板凳。由于自己的工作不受重视，魏矿荣曾经好几次想转行去当临床医生，但是该所创始人、中山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胡孟璇总是劝他说：“做一名肿瘤科医生，一次只能救一个人，甚至还救不了;做癌症流行病学工作，一次却能救一批人。”
魏矿荣的师弟彭杰文是1987年大学毕业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的。当时他被分配到肿瘤科做医生的时候，境遇与师兄差不了多少。当时的肿瘤科蜗居在老楼的一角，化疗、放疗等不同的部门都挤在一起。由于来看病的人不多，科里总共只有两三个医生三四十张床位，长年住不满。当时来住院的大多是癌症晚期患者，做治疗已是聊胜于无。
但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彭杰文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忙碌。如今已升任肿瘤化疗科主任的他，手下有10名医生，全都拥有医学硕士以上学历。随着临床肿瘤专业越来越火，中山市人民医院4年前建了一座大楼，专门用作肿瘤防治中心。如今，这里不仅有整个医院最昂贵的医疗设备——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放疗设备“瓦里安直线加速器”;还拥有一般三线城市少有的高科技手段，比如可用于一些特定癌症的基因诊断和生物疗法。这个肿瘤中心的放疗科与化疗科现在加起来总共有三四百张病床，却仍然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长年都有人在排队等待住院。
坚守在肿瘤统计工作岗位上的魏矿荣比彭杰文更了解整体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鼻咽癌已经不再是中山地区发病率最高的癌种。这并不是因为鼻咽癌的病例减少了，相反，它的发病率一直稳中有升，但是它的增幅，已经赶不上肺癌、结肠直肠癌等肿瘤的蹿升速度。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的，鼻咽癌发病率在中山市男性中居第三位、在女性中排在第四位。肺癌急剧上升，成为当地男女人群皆最易患且死亡最多的头号癌症，结肠直肠癌的发病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此外，在这个地区，男性患肝癌的病例长期较多，女性乳腺癌的患病率则持续走高。
“地标”消失：癌症成第一杀手
在中国，中山市是最早建立肿瘤登记点的地方之一，而于1959年就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肿瘤登记点的河南林县(现林州市)和中山市的情况类似，肿瘤防治工作的领先是由于当地是特殊的癌症高发区——食管癌在林县有奇高的发病率。而江苏省启东县(现启东市)则以“盛产”肝癌而闻名，当地也早在1972年就建立了癌症登记报告制度。
如今，这些具有几十年传统的特殊癌症重灾区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关注，而一些民间人士根据近年来的公开报道绘制的 “中国癌症村地图”则为观察中国的癌情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形象的窗口。透过“癌症村”现象，中国的癌症发病情况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癌症村”这种说法没有出现在任何学术资料中。由于癌症的发生是病人的基因与所处的多种环境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使得任何具体癌症病例的归因都变得非常困难。例如，即使经过数十年的跟踪研究，中山地区鼻咽癌的病因尚未明确，那么，那些个别村庄癌症高发的原因更是难以在科学上得到确认。
今年2月，国家环保部印发了《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其中明确表示，因受有毒化学品污染，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这被认为是承认存在“癌症村”现象的首次官方表态。事实上，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杨功焕，在三年前所做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中，已经初步发现了淮河沿岸农村地区癌症发生与水污染的相关性。这可以看做是在学术上对“癌症村”现象迄今为止最为直接的解释。尽管如此，翻开300多页厚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并不能从这份来自官方的权威资料里找到任何有关“癌症村”的描述。
从特殊的老牌“癌症县”，到民间总结的“癌症村”，都只是中国汹涌癌情的“地标”。在广大的城市地区，即使不看统计数字，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身边罹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近年来死于癌症的名人的名单在不断拉长，也令人在唏嘘之余，不时感受到癌症严峻的发病形势。
就像“癌症村”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大都市里令人胸闷的恶劣空气，还难以在科学上被认定为癌症的元凶。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07年，癌症就已超越心脑血管病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大杀手。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0年之内，(癌症的)发病率肯定下不来;10年之后能进入平台期就不错了。”而对于目前中国排在第一位的癌症杀手——肺癌的发病形势，媒体普遍引用北京肿瘤医院专家的话说，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肺癌的发病会出现“井喷”。
随着癌症发病情况的日益严重，2003年，卫生部发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把加强肿瘤登记列入癌症预防控制的主要内容。自此，肿瘤登记工作开始全面受到重视。截至2012年，全国的肿瘤登记点达到222个，覆盖人口约两亿。
就在今年1月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一周之后，美国癌症学会公布了该国的年度癌症统计报告。报告称，美国2009年的总体癌症死亡率约为10万分之 173.1，比1991年最高峰时的10万分之215.1下降了约20%。报告认为，美国的癌症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令人鼓舞”。
中国的情况则不容乐观。陈万青的预计和王宁不约而同，他说，“由于种种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肿瘤登记是国际公认的癌症信息收集方法，陈万青说，由此建立起来的全人群癌症发病和死亡数据库，是国家实施癌症防控必不可少的家底。如果家底不清，相关方针、政策、措施、评价等都无从谈起。
在漫长的坚守中，中山市的肿瘤统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认可。最近几年，魏矿荣不断地整理和发表手头的统计数据。和在临床上忙忙碌碌的同行们相比，他的工作远离病人，却更接近中国癌情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