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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赵无极/六四前后我和江泽民曾庆红等的接触/胡耀邦道出真相/回忆四五运动/颠覆与敬拜
發佈時間: 4/10/2013 6:44:59 PM 被閲覽數: 113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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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岁天才自学23门语言 数週搞定一门(图/视频)

文章来源:
 


 


  精通5种语言已经很了不起,不过年仅17岁的纽约天才多纳(Timothy Doner),可是会说多达23种语言,而且仅需数週就能学好一国语言。多纳透露会接触到各国人,是他学习这些语言的动机。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导,多纳会说的语言除了想得到的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义大利语、德语之外,还包括数种非洲方言。

  多纳懂得的特别语言,包含南非官方语言之一的科萨语、甘比亚常用语言沃洛夫语、斯瓦希里语及美国欧吉布威原住民语。

  多纳在YouTube影音网站上传自己说不同方言的影片后,开始吸引全球语言爱好者注意。

  受到这些人的鼓励后,他继续努力,透过阅读教学书籍和自己iPhone手机内的教学卡片应用程式,在数週或数月学会一种新语言。

  在一段他说了20种语言的影片中,多纳提到,他透过和1位伊拉克人交流,精进阿拉伯语,以及藉由看二战电影学习德语。

  多纳2012年曾登上「纽约时报」(NYT),专家将当时这位16岁青少年列入一小群精通多国语言的语言狂人,这群人学语言的速度之快相当惊人。

 
 
 

悼念赵无极

 

 

 

2013-04-10

昨晚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早晨迷迷糊糊地下楼吃早饭,随手翻翻餐桌上的报纸,读到赵无极去世的消息,困意全消。

虽然早就知道赵无极久病退隐,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还是心里一沉。

赵无极的画我一直就很喜欢,也很留意他。忽然想起我在上大学时还写过关于他的作品的笔记呢。于是我开始翻箱倒柜地开始找我三十多年前的笔记。我有很清楚的印象当时是记在一个本子上了。今天我把那个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三遍,居然怎么也找不到那一段文字了。真奇怪啊。这事让我今天有点失落感。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写几句悼念我喜欢了几十年的艺术家。在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比较清晰的大幅而且无水印的又是最有代表性的不多。就选了两幅贴在下面。





如果说赵无极不是我喜欢的画家的唯一,另一位人选是东山魁夷。

这两位有很大的不同,又有很大的相同。不同之处很明显,如果前者画的是腾腾喷向天空的生命之火,后者则画的是缓缓注入心域的生命之泉;前者要我们听见画中惊雷在呐喊,而后者要我们听见画中软风在歌唱。

但更让我在意和感动是两位划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的相同之处,除了两者的作品都具有装饰性的现代感之外,他们的画作都体现了一种绝对:绝对的纯粹,绝对的真实,绝对的美好,绝对的艺术极端,绝对的感官冲击,绝对的让人想一头扎进去走到黑的冲动。

下面是几张东山魁夷的作品。









(图片全部选自网络)
 
 
 
 
 
“六四”前后我和江泽民曾庆红等的接触
 
 
 
沙叶新
 
 
2013年4月11日    

    
“六四”前后我和江泽民曾庆红等的接触/沙叶新

    
    来源:动向杂志 沙叶新在作协游行中 1989年5月22日下午
     二十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十八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
    
     “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二、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三、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採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
    
     “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鎔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九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鎔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複.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淒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二○○九年六月二日上海善作剧楼 /博讯
 
 
 
 
 
 
胡耀邦道出真相:邓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
 
 
 
2013年4月10日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
    
 

    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华夏黎民党- 博讯
 
 
 
 
 
英雄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回忆“四五运动”
 
 
2013年4月07日
 
 
    来源:纵览中国网
    
     一、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四五运动”飘然逝去,已三十七年。老一代,心灵的创伤重叠太多,大约淡忘了;中年人,那时还是娃娃,睁大天真的眼睛奇怪地望著这个荒诞世界,大概如今世路已惯;青年人,全然不知有这等事,一脸茫然地“往前看”。那片土地上,政治依然是宫墙内一小撮人玩弄的阴谋把戏,外面观场的矮子们津津有味地测字猜谜,跟著裡边的指挥棒起劲地舞动;老的垂著头下台,新的招著手上来,漂亮的口号是一箩筐纸花,社会仍是一个恶臭烘烘的奥吉亚斯牛圈,更深重、更可怕、更坚定地堕落下去。
 

    
    几十年缩微了千年歷史,或曰千年歷史浓缩於几十年。你想知道歷史的密码和谜底么?你想知道劣质的顽强的遗传基因和某种恶性变异么?你需要先懂得眼下的三十年史、六十年史、近百年史。你不可只看西门庆身上的长袍大褂被西服领带取代、他的生药铺已由清河县开到了海外,你应当看见秦二世胡亥已被一群拿了本子的花花太岁取代、李斯赵高们日夜勤奋地掌管著维稳重任和意识形态,你应当知道旧时代的鬼魂蛆虫似地爬满那些臭皮囊的里里外外。
    
    那片土地上,现实不是为了人们看清它的真面目,而是为了包装自己来和你耍魔术。於是一群义愤的男女索性脱光,来个禰衡面对曹操,告诉人们这是做官为政第一道理:真知无须掩盖、丑恶必须揭露。那片土地上,歷史不是为了要人们记住,而是要人们遗忘。於是一个被强迫健忘的国家,骗子换代、口号更新、政治毫无起色。周而復始、重蹈覆辙,成为一种无望的宿命。
    
    二、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第一重大的划时代事件。四月五日这一天,中国人才算是主动地站起来,开始成为扫荡土偶、推动进步、创造歷史的英雄。这一天,北京的青年们公开反对共產党极权统治,愤怒反抗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不再受这伙政治骗子的愚弄,秦皇式暴虐统治已一去不返,我们要扬眉挺剑,横扫这伙盘踞中国政坛的害人虫,人民要当家作主人。
    
    试想,从六十年代以来个人迷信日渐加温、直至毛泽东借此发动“文革”,其个人崇拜如日中天,达到走火入魔的疯狂地步。多少人恨不能撕裂胸膛、袒露一肚子忠诚,多少人像章满身、语录在手、句句不离小红书,多少人凭著一句“最高指示”就去赴汤蹈火、杀人越货。不到十年,人民挺身而起,涌向广场,向深宫中依红偎翠、衰朽不堪的腐败侏儒发出反抗的怒吼和歷史宣判的雷音。从万眾齐呼“万岁万万岁”到“扬眉剑出鞘”,不过是中国当代史的一瞬。从四五天安门起义事件到这个歷史罪人翘辫子仅五个月,令人想起那个毙命於刀剑讨伐中的隋煬帝,那个速死於万眾声讨中的袁世凯。歷史和天理常常显示它的严峻逻辑。
    
    三、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至今歷歷在目。中国青年的英雄性格和义勇精神,那些英勇、壮烈、激动人心的场景,伴随著心灵中从未有过的那种美好感觉,永久地留在记忆裡。那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北京人民正在挽救民族、扭转方向、创造歷史。这是一九四九中国陆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一天,它将永远光耀史册。
    
    前一天是清明节,星期天,连日来民眾借悼念活动展开的政治抗议达到高潮。广场上的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次以上,警察暗探密布,人们毫无惧色地当眾发表激情演讲、表达强烈的政治抗议心声。广场上的花圈、花篮、横幅、诗文如山似海,人们不约而同、万眾一心地聚集在这裡,似乎在举办一场场政治演讲会、竞选演说会,似乎在参加一个盛大的民间思想博览会,这是第一次真正属於人民的狂欢节,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倾吐”的狂欢节。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个政治侏儒在这裡接见百万“红卫兵”,现在一代青年长大、成熟了,他们来到广场,在勇敢的演讲和热烈的掌声中宣告中国的新一代人从此诞生。
    
    人民的另一种语言、更伟大的暴风雨出现在第二日。像是晴天一声雷,谁都难以预料。前一日广场,花圈和诗文的海洋,一夜间被中南海的政治扒手们通通捣毁,用两百辆卡车搬运得干乾净净。早晨,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广场,向那些深夜的偷儿们讨还花圈。
    
    四月五日,风很大,阳光好,这是北京春天常见的天气。上午得知广场上的民眾把警察的帽子扔上了天,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信号。一再隐忍的人民终於站起来叛逆了。我要立刻去读这本天地间最大的活泼史书,亲眼看著中国人民如何结束苦难的过去、如何掀开新的一页。
    
    广场上大约有十几万人,多是青年,一群群的,像是激流中的一团团漩涡。在东南角小楼前聚集很多人,大会堂前聚集很多人,歷史博物馆台阶上聚集很多人,纪念碑台座和四周聚集很多人,广场上还有很多流动的人群,人们在悄悄交流信息,在慷慨激昂讲演,很多人围起来听,时时鼓掌叫好。
    
    来到广场,需要勇气;演讲则是英雄行为,那是豁出身家性命的壮烈行动,直接面临逮捕和迫害。二十七年来,中国人在毛泽东暴政下,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温和话或牢骚话,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牢、流放边疆、死於蛮荒或遭枪决。当下“文革”中的迫害更是人人有目共睹。多次运动民眾、多次报復民眾,把这个民族的勇气豪情扼死在心灵中,似乎中国人只有怯懦的肠管、卑弱的灵魂。今天,中国的力士参孙站起来,不仅要公开地演讲,更要以行动实践誓言。
    
    四、忽然,像一股旋风,一群人冲向大会堂。民眾发现裡面有人隔著帘幕偷窥广场上群情汹涌、近乎起义的民眾,裡面还有人在摄像。青年们勇敢地冲上长长的台阶,吓得几个警卫士兵扭身往台阶上逃跑,大会堂的几扇大门紧紧关闭。
    
    后来获悉,江青、张春桥之辈在楼上的帘幕后面胆战心惊地观望广场上四处奔泻的滔滔怒潮和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他们惊慌失措,惟恐民眾冲进大会堂,他们全成瓮中之鱉。中南海裡那个嘴已歪斜、风烛残年的独夫民贼知道墙外广场上的民眾已经点燃起义的漫天大火,他这具泥胎土偶已经倒塌,转眼间“万岁”变成万恶,“伟大舵手”成为人民公敌。      
    
    忽然,像一股洪流,很多人向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灰色的三层传统式飞簷小楼奔去。这是当局为镇压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而秘密建立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民兵三方的所谓联合指挥部,人们还听说许多花圈藏在这裡。小楼被数万民眾包围。眾人高喊:“打倒工贼!”那些调来保卫小楼的外围工人民兵羞答答撤走了,剩下军人在守卫。眾人齐声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因为有人被捕。民眾要求裡面的负责人出来与大家谈判。小楼紧闭。民眾愈来愈多,几次冲击小楼。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镜头出现在广场的斜对角。一辆三排座加长“大红旗”轿车,在大会堂东门前的马路上,由北向南缓缓驶来。这是当时国產的最高级轿车,车头标誌是“三面红旗”,政治局常委级别者乘坐。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专车是苏联產的吉姆、吉斯防弹轿车,部级官僚的专车是伏尔加轿车,车头标誌是一隻挺胸起跑的小鹿。这些车在北京街头驶过,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这辆大红旗立刻被民眾发现,人流像一股怒潮,瞬间迎面而来,等它扑进人民的怀抱。大红旗发现不妙,飞速掉回车头,加足马力全速逆向逃窜,像一匹受惊的骡子撒蹄而去。不知裡面坐著哪个傢伙,大约听说广场出事,想来兜一圈观观春景,却怕民眾怕到这种地步。这一幕发生得又快又有戏剧性,令我忍俊不禁。“文革”中前呼后拥的神气和威风哪儿去了?       
    
    五、中午时分,广场东南角的民眾有四位代表进入小楼与当局谈判。谈判不果,愤怒的民眾开始採取行动,推翻路边的一辆国產轿车,在一片叫好声中,火焰腾起,赶来救火的消防车被愤怒的民眾砸毁。下午三点左右,一辆开来给工人民兵送饭的汽车被愤怒的民眾点火烧毁。随后,这个指挥部的两辆军用吉普也被点燃。
    
    东风强劲、异常给力。远远看去,小楼一带火光熊熊,黑烟滚滚,浓烟飞旋著,高过歷史博物馆,直上青空,有数百米以上。广场上的民眾腾起热烈的掌声和吶喊声,如惊蛰的阵阵春雷,天上的鸽子带著悦耳的哨音飞旋著一掠而过。人们如潮水,纷纷向小楼奔去。火焰燃烧数小时之久。
    
    愤怒的民眾在火光中继续高呼口号,发起一次次冲击,终於冲进小楼,取出几个大花圈,民眾中响起一阵掌声。下午大约五点多,愤怒的民眾继续採取果断行动,将小楼点燃。民眾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喜悦的呼喊。
    
    自一九四九中国建立人类歷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极权暴政以来,独夫民贼及其大小嘍罗炙手可热、为非作歹,杀人无数、造孽多端,撒向人间皆是暴虐、谎言、血泪、仇恨,人民有言不敢吐,有怒不敢发,嘴巴失去言语功用,只剩一个吃食功用,双腿不是用於挺拔直立,而是用於匍匐爬行。稍有异见,即遭逮捕;稍有不顺,即遭镇压。人人生活在恐惧中,谨小慎微、阿諛附和成为人生哲学。谁能想到中国人民如此英雄,在中国的心臟地带,所谓“世界革命的中心”,群起点燃反抗暴政的熊熊烈焰、把象徵暴政的机关送下地狱?此时此景,面对这破天荒的伟大事件,你能不激动、不感奋、不深思么?
    
    今日北京人民的英雄行动,令人想起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发起法国大革命的巴黎人民冲击、推倒巴士底狱情景。人民反抗专制和暴政的行动常常是相似的。巴士底狱被人民推倒,是路易十六王朝灭亡的前奏曲,天安门广场军车和小楼被人民焚烧,是毛泽东威权倒塌的前奏曲。几年后,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奈特(Marie Antoinette)上了断头台,毛氏五个月后死掉、其为虎作倀的妻子江青被判处死刑、投入大狱、自尽而死。
    
    六、风吹得似乎要把衣服撕开。站在广场上,心灵全方位感受这幕中国当代英雄史诗。十年前,我鄙视此地发生的百万红潮、“八次接见”;今日,我痴迷地在这裡观赏中国当代史的伟大飞跃和翻天思潮。
    
    有个人似乎一直站在我旁边,与我距离大约一米五至两米。周围再无他人。这个人大约有二十八到三十二岁上下,个头有一米七五,一脸严肃,双手插在裤袋裡,远远地张望著整个广场。我们之间没有交谈,也没有目光接触。对陌生人保持缄默,是长期险恶社会环境下的性格习惯。不信任感笼罩著全社会,它使人们彼此疏离。人随时都可能被别人为了“追求进步”“入党入团”“表忠心”或“反戈一击”而有意无意出卖。而那个社会,永远寧信其有、不信其无,寧愿冤枉你也不肯轻放你,寧肯重罚你也不肯轻饶你,更何况在这种场合——“反革命在翻天”“向无產阶级专政挑战”。
    
    忽然,他瞇起眼睛,面孔毫无表情,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麼的吗?”
    
    我毫不介意地瞧了他一眼,淡淡说:“不知道。”
    
    他略略停顿几秒鐘,低声说:“我就是干这个的。”他把下巴略略一抬,似乎把下巴当手指使用,朝大火熊熊的小楼方向抬了抬。那脸色、声音、体态似乎带著鄙夷。
    
    我沉默,似乎不懂。
    
    休止几秒鐘,他低声说:“可是——我不管。”他的脸色不变,语气却相当轻蔑,依然双手插在裤兜裡,一条腿作重心,一条腿在轻轻抖动,那是一种放鬆和休息的方式。
    
    我向他微微点头,表示理解,心中忽然涌出一股热流,闪出一种光焰。只有在心灵相通时才会有的那种奇妙情感。好样的,中国人!好样的,北京人!
    
    这是一个有道义良知、有政治鑑别力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暴政可以迫使人们一时讲假话、做违心事,但它不能使人们永远违心地讲假话、做伤天害理事。人面临著眼下的暴政和利益,更仰对著永恆的天地良心和道义律令。
    
    那些天,大批特务便衣混在人群裡,窃听、拍照、跟踪、绑架、抄录自行车牌号码、从公安局档案裡按图索驥、逮捕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广场的灯柱上安装了很多摄像头,监视著人民的一举一动。后来当局还强迫市民,凡是去过广场的,都要去主动坦白,否则罪加一等云云。          
    
    “四五事件”被镇压下去,北京当局搞了一场“评功”的闹剧,向那些检举他人或镇压中有功劳的人员颁发奖状、表彰事蹟,分为一等功、二等功,登了报纸,热闹了一阵。不久北京市民流行起关於“一等功、二等功”的顺口溜。这“功劳”成了功臣们一生的耻辱,让他们抬不起头,那标誌著他们是专制者的走狗、人民的敌人。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老婆孩子也瞧他不起。专制者及其极权制度祸国殃民、害人害己、为害深矣。为了人类的尊严、福祉,专制独裁早该休矣,难道还要昧著良心、矫情地“自信”这套专制制度、欺人害人而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七、广场上的人愈来愈多。夕阳时分,人数有二十至三十万。小楼一带仍然飘著黑色烟雾,纪念碑四周聚集许多人,又出现花圈标语诗词。广场南侧松树林一带(几个月后为了建所谓纪念堂而把松树全部清除)人流如潮。     
    
    晚间六点半,广场华灯驀然齐亮,所有扩音器忽然响起:“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製造政治事件……妄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不要上当……革命群眾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这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声音。由於此人主持镇压四五运动而被北京人民斥之为“无德”。
    
    这是一种典型的歪曲事实、诬衊人民、试图分化人民的政治宣传性语言。十三年后六四事件期间,这种话语又一次派上用场,只不过换了几个应时的词语,什麼“改革开放”“稳定”“大局”“外国敌对势力”之类。人民,无论是几十万,还是数百万,乃至十四亿,在这伙人的语言裡,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而他们自己这一小撮永远代表著“正确”“革命”“人民”。
    
    扩音器反复广播,声音很响,迴盪在广场上。前门通向广场的两侧路口,人流如织,有如闹市大栅栏。
    
    当局要动手了。北京人都知道,当局在天安门周边的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歷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多处建立各方面的指挥中心、驻扎五万名手执大棒的民兵、数千名警察、好几个营的卫戍部队,等待一声令下、冲向广场、镇压民眾。但是,人们蔑视他们,一律称之为“狗”、“狗子”。
    
    八、晚间七点,离开广场回家。十点左右当我再来时,广场一片黑暗,只有四周暗淡灯光。风很大,夜很凉。进入广场的所有路口皆被公安封锁。我和弟弟以及同院的关大姐(她的雕漆作品精緻优美、后来成为漆雕艺术大师)一同来到广场东南侧,三人皆穿风衣,关大姐居中,昂首并排直走。入口处的一群公安便衣把许多人截住、不许靠近。我们三人迎风直行,无视这些把守的公安便衣,毫无阻拦地一直走进广场。
    
    广场上空空荡盪,几乎没有什麼人,到处是公安便衣。后来听说九点三十分,广场灯灭、忽而再亮,民兵警察军队出动,挥舞大棒、皮带,扑进广场,追打民眾,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击昏在地,地上一滩滩鲜血。纪念碑基座上拒绝离开的民眾也遭到血腥暴打,惨叫声不绝於耳,鲜血流溅在纪念碑汉白玉护栏上和碑座四周。数百人被逮捕,押进中山公园搜身、审讯、暴打、关进监狱。
    
    此时,广场上零星的逮捕依然在进行,大概在抓捕滞留广场的人们。暗影中,看到广场上有七、八个人站在那裡。一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话,立刻被几个便衣公安扑倒在地,揪起来塞进三轮摩托跨斗裡,摩托立刻踹响,开出广场。另一处,也有几个小伙子被逮捕,押进吉普车,立即开走。
    
    我们在暗影憧憧的广场上兜了一圈。四周空荡,夜风愈强,把风衣吹得紧紧贴著身体。白日壮烈的一幕,像一场梦——中国梦,像一道彩虹——心灵的希望,像一场颶风——自由的风,几小时的灿烂转眼被黑暗取代。短短一天,我经歷了近百年中国史。
           
    我们无言,黯然离开这黑暗所在。
    
    九、一夜心痛,辗转反侧。第二天清晨,我又去广场。我要领教中国的惨痛史是如何被人们装点的,民族的创伤是如何被人们掩饰的。晨光中,清洁队在用高压水龙冲洗广场上的一夜血跡,一些工人在洗刷纪念碑座上的斑斑血跡。十三年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流血,修缮队来到纪念碑,大规模地精心修补汉白玉碑身和护栏上的弹孔、伤痕、残破。一部野蛮、丑陋、血腥的中国当代史又一次被能工巧匠们修饰得光洁、漂亮、伟大、辉煌。
    
    四五事件一年半以后,我考入復旦大学,翌年二月赴上海读书。一九八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和陈子明等几位朋友一同策划和编辑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思想家的大型丛书《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共六十餘本,由工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一天,阳光灿烂,在哲学研究所,我和陈子明小聊一阵,不知怎麼谈起四五事件,他俏皮一笑,对我说:“我就是《人民日报》社论中说的‘那个留小平头的傢伙’”(另一种说法是刘迪,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他们都是那一代青年中的英雄)。说来有趣,当年同在广场,彼此未曾相识,九年后成了同事和朋友。子明是那天在小楼前最活跃的人士之一,是进小楼与当局交涉和谈判的四名代表之一(一说五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这是六十四年来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改变了我们的歷史、心灵和性格。这一天,北京人民向一九四九至“十年文革”二十七年倒行逆施的暴虐极权制度和毛泽东残酷专制统治发起英雄的反抗行动。这一天标誌著中国民族从此进入心灵觉醒和人格意识的新时代,标誌著青年依然是歷史的先锋,人民开始走上推翻黑暗势力、拨正前进方向、执行主人职责的歷史舞台。这一天促使一个罪恶集团迅速走向覆灭、啟动一场思想復兴、尊重良知、恢復经济、回到常识的新人文运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是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震惊世界的全民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精神之父。
    
    无论岁月的波涛如何汹涌地日日扑咬人的记忆,无论利益的魔爪如何贪婪地夜夜啃噬人的灵魂,天地的道义和人类的良知永远是我们心灵的北极星,四五运动中冲天而起的中国青年一代的英雄性格在我们民族的伟大心灵中永不磨灭。回想那一幕幕壮烈场景,我们没有理由不朝气蓬勃、大呼猛进、扫荡邪恶、开拓未来。(作者:孙乃修2013年4月4日於春风中的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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