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成都】高清 全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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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真年代 - 台灣經典校園民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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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前割断喉管：张志新不是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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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学红卫兵头头孙卫东，带领大家喊口号，一时不慎把该喊打倒的喊成万岁，该喊万岁的喊成打倒，当场被台下红卫兵冲上去，五花大绑押送到人保组。其父母害怕受儿子牵连，在儿子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社区贴出大字报，宣布与儿子划清界线，断绝亲子关系。关押期间，孙卫东上吊自杀，时年十八岁。父母不去认领儿子的尸体，年近古稀的外婆领走了外孙的尸体，请人草草掩埋于荒郊野外。孙的档案里这样记载：“因犯现行反革命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平反时，有关人员给家属送三百元补偿金，其父母接过钱扑通跪倒，说：“感谢党！感谢政府！”
月儿坝大队光棍、二十九岁的准富农分子何其聪，天生口齿不伶俐，生产队搞“三敬祝”，领唿者带头唿“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接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何其聪唿的听起来是“万臭无香！万臭无香！万臭无香！”领唿者带头唿“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群众接唿“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何其聪唿的听起来是“永远吃糠！永远吃糠！永远吃糠！”红卫兵负责人让何单独再唿一遍，仍然听起来是连唿三个“万臭无香”和三个“永远吃糠”。纵使先天口齿不伶俐，也不许在“三敬祝”上出现大不敬，于是将何其聪定为恶攻罪。
某小学四年级的陈同学，在批斗老师的革命行动中表现最积极，也最有创意，比如把从老师家里抄出的女老师的裙子套在男老师头上，又把男老师的裤子围绑在女老师的脖子上，牵着他们在校内游斗示众。起初他跟着大同学闹革命，后来感到不过瘾，便拉几个低年级同学自立门户，组成“天不怕地不怕战斗队”，自封队长。每次活动都高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同学感到自己也是头儿了，也可以享受万岁待遇了，于是对手下说，“你们也要喊我万岁”，然后带头振臂高唿：“陈X万岁！”他还在自己的作业本里写满“陈X万岁”字样。老师们都恨透了这个革命学生，便把他的作业本交给了学校的支左工作组。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最后因犯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重刑。
云南红河州劳教所关押许多劳教右派，由几个刑满留队人员负责监督他们。其中一个刑满留队人员叫黄应东，满嘴脏话，女右派肖某实在受不了，有一次终于发出抗议，叫黄“说话干净些”。黄立即暴跳起来，指着肖的脑门大吼：“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妈的B，烂婆娘，你还敢这样对老子讲话？老子今天就抹抹鸡巴甩你两巴掌！”肖某受到极大侮辱，怒斥对方：“流氓！”黄应东冲上去在肖的脸重重扇了一掌。他还想打第二、第三下，其他劳教人员纷纷大声喊：“不能打人！”黄应东才将扬起的手放下。黄恶人先告状，管教干部白中队长为黄撑腰，立即召开田间地头批斗会，肖某被叫出来，站在人群中央。当着众人，黄撒谎说：“劳教人员肖某，天天干活磨洋工，今天挑水浇苗，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批评她几句，她不服，还出口骂人，我忍无可忍给她一巴掌，旁边几个劳教员就大喊大叫地为她帮腔，他们就这样不服管教。”未等黄说完，白中队长便怒气冲天抢过话头吼道：“他妈的B！挑水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把鸡巴打打胀都挑得起来，还批评不得，有人还敢帮腔！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造反，嗯？”劳教人员深感受到极大人身侮辱，肖某则脸色发白，唿吸急促，全身痉挛，倒在地上。肖某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才貌双全，从此变成疯子，不知梳洗，语无伦次，时笑时哭，时而狂吼乱叫：“我要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劳教当局继续加害她，说她装疯，唿喊反动口号，唆使人随心所欲地拳打脚踢她，捆绑吊打她，悬在空中荡秋千，最后以现行反革命最将她逮捕法办。神志不清的肖某，在宣布逮捕她的大会上对着提绳子来捆她的公安人员发笑，而且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甜，直到被绳索捆得本能地感到疼痛了，才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唿冤，就是学革命烈士唿口号，有的甚至还高唿“毛主席万岁”，影响极坏——他们哪配喊毛主席万岁！怎样才能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辽宁省公安系统的一个法医根据当局的意旨，提出行刑前割断罪犯喉管的建议。辽宁实权人物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此人因给校长提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唿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枪决，死时二十出头。张志新是最着名的一个死前被割喉的案例，许多人误以为这是唯一的一例，实际上这既不是辽宁第一例，也不是唯一的一例，而是第三十多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在她之后还有许多人在行刑前甚至在公审大会前被割断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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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苗：
“革命”辨
[芦笛之声] 毫无疑问，韩寒的《论革命》所接续的，是接着李厚泽《告别革命》的话语，尽管李厚泽的这个说词已经是十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告别革命》推出后，引起的反响也很大，这是对知识界而言；而《论革命》，惹动的主要是年轻人，又因年轻人的总量，以致比《告别革命》的声势要宏大。比较而言，李厚泽引动的是思考者的思考，抑或再思考；而韩寒骚起的则不同，似乎是未思考的开始思考，抑或未认真的在开始认真。就此而言，无论对《论革命》的看法如何，必须承认，韩寒的效用非凡。
同样毫无疑问，韩寒与李厚泽，在“革命”这个术语上的定义是相同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貌合还是神合，都可以追索到阿伦特的《论革命》。对革命的辨析上，在阿伦特那里是持以反对的。但阿伦特既从历史，但更多还是从抽象出来的，相对于秩序的，逻辑性证说。阿伦特的视角中，“革命”是制度与秩序的推翻或破坏，而“反革命”则是制度与秩序构建或者修复。在这样的逻辑条件下，任何“革命”，必定，也必须终结于“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语义中，“革命”彰显着破坏与动荡，而“反革命”则鲜明于建设与和平。
阿伦特的《论革命》是对1960年代甚至更以前的历史观察与分析，倘若我们不将印度独立这样的事件列入“革命”范畴的话，阿伦特的论断是忠实历史的，然而却与她身后的历史大为不合。而正是在她去世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乃至今天仍在继续改变历史和社会的事件，才使得自李厚泽那一代开始的中国人，对“反革命”阐述有了耳目一新感受与幡然而悟的思考。从此，试图将革命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剥离开来，作为哲理的或逻辑的思考，是不得不赞许的思维模式变革。
对于创新者，要求他们打造起完整的思维体系，似乎有些苛刻。然而不得不说，阿伦特的《论革命》中，在对“革命”做以抽象的时候，并没有对“历史”做以抽象。正是这个缺憾，使得她的判断无法对应身后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历史事件。也正是这个原因，阿伦特的《论革命》看似更像是“现象学”的归纳，也就是但凡“革命”的了，也就是“革命”，对于“革命”之所以发生，或者之所以没发生，抑或未能成为“革命”，乃至诸如“改良”、“改革”等等，阿伦特都未予介入。即使抽象的“革命”，究竟是某一历史阶段，还是贯穿人类整个历史，过去的乃至将来的，对此，阿伦特的《论革命》也未加予注述。
对于国人来说，“革命”这个术语，比阿伦特的境况更加困杂。这个从《尚书》和《易经》就可以找到术语，比西方语境下，更有着颠覆王权的政治语义。当法国人赋予自己的颠覆性举止以“革命”名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要彻底颠覆王权，而孙中山们一开始的志向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皇权统治。就此而言，在诸如所谓“共和”正义之外，国人还从“鼎新革命”中找到自己的历史的乃至“天道”的正义。简言之，“革命”被圣化，成为精神膜拜和价值终极，有着自己的本土资源。在这样的语境中，“革命”不是一宗历史事件，也不止于某个历史过程，是将会持续到永远的正义所在，以至于表达正义时，必须以“革命”为名义。
倘若二十年前“苏东巨变”还不足以证明太多的话，那么，之后以及今年以来发生在中东诸国的政治变革，不仅在“革命”进行时态的暴力与血腥程度甚低，在完成时态中也绝没有以往的镇压与杀戮。以至于不得不前缀诸如“天鹅绒”、“颜色”，以至“茉莉花”等等。这样的革命，既是弃暴的，也是脱血的，有着以往所不具有的理性。利比亚发生的“革命”，恐怕是代价最大的。然而，依然也不若阿伦特所见的那种屠戮式的“革命”，和“革命”后大规模的社会清算。显然，加缀这样或那样的定语，意在说明是与过往的那种“经典”的“革命”有着鲜明的不同，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
阿伦特论及的是“以往”的“革命”，李厚泽“告别”的也是“以往”的“革命”，就韩寒所言，大约也是“以往”的“革命”，而阿伦特之后所发生的，而且改变人类历史的，却是“不同以往”的“革命”。就对韩寒《论革命》持以批判的声音而论，内中不乏对“文革”式的，抑或“土改”式的或者收归国有式的等等，一言以蔽之，也即“清算式”的“革命”的期待与呼吁。此样期待与呼吁的，无疑是那些“过往”的“革命”，至于“天鹅绒”、“颜色”与“茉莉花”这样过往所没有的“革命”，也许是可选，而未必是必选。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句话道明，倘若社会结构不同以往，那么，社会也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稳定”，也即，即使发生所谓的“革命”，也是不同以往的“革命”。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着“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大致相同的箴言。在国家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那些被称作“革命”或“起义”的事件，统统缀有“农民”，而彰起“均田”的旗帜，并非是对农民的惶恐或期盼，而是对流民的不安与担待。从陈胜吴广开始，直至民国时期的战乱与动荡，总起来看，基本都是离开土地与乡村，但又未能见容于城市的流民所参与，所鼓动，乃至所领导。
显然，历史给出了两个不同走向，一个是传统中国式的，通过均田令流民回归乡村，回归土地，于是因繁衍或因灾变，众多农民再一代代地成为流民，周而复始，呈现周期律的替代，暴力的与动荡的；另一个是西方从中世纪走出的城市化，以致工业化的进程，不再回归的且自我翻新的替代。倘若查阅历史数据，情形也正似乎如此。法国大革命前的城市化率大约是9%；1917年的俄国，城市化率也大约是9%，1920年前的中国城市化率，大约在11%。当城市化率高过30%的时候，即使发生“革命”，其动荡与代价，最多也诸若利比亚那样是尚可承受的阵痛，而倘若城市化率再高，任何社会变革，大约就可以用投票表决来实现。而人们难得将这样的变革称作“革命”。
另一个事实也可证明这个道理。西方的那些发达国家，所有的动荡都肇起于高失业率。一俟失业率低下，即呈现国泰民安和蒸蒸日上的景象。所以，发达国家都将失业率看作是第一要务。在美国，“占领华尔街”的人们，听其所诉，无一不是失业者。尽管他们号称自己是99%，就就业年龄而论，他们最多也就是10%，就全国人口比较，应当不足5%。马克思当年对美国不寄于期望是对的。虽然马克思看到的是丰足，而没有看懂美国有着与欧洲大陆农业社会全然不同的社会结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所期待的“革命”不会发生在高度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反而由俄国与中国这样高度农耕社会中由流民来担当“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自在且自然的，未有国家暴力强制的城市，市民的社会人格是以私权利私财产为保障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人格养成条件下，不仅有着对他者私权利和私财产的敬重，也对私权利和私财产丧失有着恐惧。正是这样的敬重与恐惧，才使得市民依赖法律而不是依赖暴力来处置公私事务，这既是与农民人格的不同之处，也更是与流民人格决然两立的地方。在市场开放的情形下，给人们提供了更多且自由的职业与生活选择，并由此而获得独立的人格与人格保障，即使对社会主义有着向往，也很是习惯用法律表达，同时也着意要囿守住个人的政治权利。这正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当今的中国，在乡村发生的事情不大可能在城市发生，在小城市发生的事情不大可能在大都市发生，在城市边缘发生的事情不大可能在城市内中发生。在同一政治之徒的体系下，能有着如此不同的差异，只能说，这是城市的禀赋使然，是城市人格使然，与制度自身的养成无关，也与权力者的善良与教养无关。当中国的城市人与西方发达社会显示出相同的价值取向，对契约，对法律，对私财产与私权利有着同样的敬重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说，无论权力者愿意否，但凡西方社会已经且必然发生的，在中国一定发生，同样，但凡西方社会不会发生或者已经不再发生，甚至从未发生的，在中国必然消迹无存。作为城市人格，纵然成熟度或健全度上颇有差池，但其规模使之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吸纳性，不仅能够强力汰弃流民文化，也同时强力削弱着流民的规模与效应。
所以，不仅“文革”式的“革命”不可能再在中国发生，因为国家暴力已经无法对城市施以强制，而且，以往的革命，无论其正义还是非正义，哪怕有着再崇高和神圣的名义，都未能对城里人构成持续的动员力，这也是中共当年城市起义屡屡失败，最后连罢工都无力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文革”，那些所谓的“老红卫兵”，无一是真正的城市人。他们只不过居住在城市的各个大院里的乡下人，不仅承袭着父辈的农民与流民的精神传统，还生活在政治宗祠和辈分等级制式的高调村落。在那个时代，哪怕像遇罗克那样城市人的参与者，也是革命的“反革命”，反对“身份论”，反对“革命”的暴力与剥夺。
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世界变迁，尤其是苏东突变与今年的中东突变证明，“天鹅绒”式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更而且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及的。虽然或有代价而令人心痛不已，但较之以往的革命，简直说来是不足相比。而还需提及的是，倘若二十多年前入城的军人中绝大多数从未进过城或有过城市生活的话，那么，今天从伍的，恐怕少有从未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了。当政治博弈的双方都已经渲染城市霓虹摇曳的彩色时分，对峙之时也就大有前所不具的都市的风范，使得任何“革命”都丧失过往的那种淋林血感。
《共識網》
项观奇拜会戚本禹： 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2013年4月2日，我和江根德同志一起去拜访了戚本禹同志。在谈话中，戚本禹同志回忆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通过这段谈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戚本禹同志说，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
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听戚本禹同志讲述这段往事，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说，我是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主席接见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幕，至今还活在我心里。戚本禹同志说，是啊，你就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你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不辜负主席的希望。
我问戚本禹同志是否可以把段往事写出来发表，他同意了。
今年是毛主席的120周年诞辰。对毛主席的最好的纪念，就是不忘他的殷切希望，不忘他的谆谆教导，不忘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不忘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2013．4．5 清明节，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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