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清禁止缠足 便于掳掠汉女
2013年4月13日
作者：谢选骏
（引子）男降女不降
缠足是宋朝以后的汉人为了逃避女子被掳的厄运，而发明出来的一个“战略”，因此，在掳掠汉人女子起家的满清伪朝的统制下，清代女子的缠足就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为了方便掳掠汉人女子，满清入关后，三令五申禁止汉女缠足，例如康熙三年清廷再下禁缠足令曰：
“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徒。家长不行稽查，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
这严厉的法令，几乎等于是对汉人男子“留发不留头”那样的严令。但缠足是汉人保种的最后保卫战，已经深入人心，以致宣传家们已经让公众觉得“小脚是女性之美”的重要标志——显然，只有小脚女人才是贞节的、安全的。因为，伪清的法令非但不得人心，反倒激起了汉人自卫的感情，对异族禽兽企图在亡国之外另加灭种的狼子野心，抵触情绪更加强烈。伪清朝廷于是确也异乎寻常地做出了让步，于康熙七年弛禁，使得汉族女子可以照常缠足了。因此，当时曾有人把清入关后男子终于剃发，女子却得以继续缠足概括为：“男降女不降”。
在满人淫乱汉女的威胁之下，缠足保种的习俗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广泛影响到汉族以外的地区。
后来，直到西方的入侵才成功地打破了缠足的壁垒，中国女子纷纷对外人头怀送抱，使得“乱中国之种”成为“文明开化”的标志，中国终于走向了日本式的“借种开化”的不归之路。
伪清朝廷从未允许八旗女子缠足，因为旗人需要保持武力来镇压汉人，但伪清皇帝自己就是对三寸金莲的汉人女子还是垂涎三尺，例如1928年清东陵的乾隆墓被发掘开来，人们惊奇地发现：葬在乾隆身旁的，竟是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的汉人女子，这正好说明了即使“缠足”依然无法抵挡野蛮民族的性侵害。
（一）缠足战略背后的亡国惨剧
2009年1月24日，我在《缠足战略背后的亡国惨剧——南宋理学与岳飞的记忆》一文中，曾经指出：
人说宋朝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高度发达，那时政治相对开明，平民主义欣欣向荣，就连女权主义也开始高张，女性文学高度繁荣，其相对势头并不亚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网络文学”。但是奇怪的是，作为“千古之谜”的缠足也是这时兴起的。说缠足是“千古之谜”，是因为迄今对缠足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的，因此缠足的谜底尚未揭开。
然后，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作为社会运动的“缠足”并非起源于病态的审美，而是迫使拯救民族危亡的战略：
（1）女权主义招致蛮族入侵
（2）平民社会不敌贵族政治
（3）缠足是一项“战略部署”
（4）缠足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5）靖康之耻：皇族慰安妇
（6）宋人笔记中的人肉交易
（7）南宋理学与“缠足战略”
（8）缠足时代的岳飞记忆
（9）国王犯有叛国罪
（10）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二）伪清禁止缠足，便于掳掠妇女
今天，我要说的是一个相关现象：伪清禁止缠足，便于掳掠妇女。
直接促成宋朝“缠足战略”的熟番女真建立的伪金，几百年后，生番满洲建立的伪清再度崛起，继续祸乱中国。
入关之前，伪帝皇太极就曾下令，不准旗人学习关内妇女缠足之习。入关后，顺治二年即下令，以严禁女子缠足并试图改变汉族妇女缠足之风。一般都认为这是“德政”，其实是为了方便旗人绑架勒赎汉人妇女。
顺治到康熙时期，伪清廷曾多次发布禁令，不许妇女缠足，但汉人深知惟有缠足才能保妇女的人身安全，而伪清对风俗的此种干预因此引起汉人的极大反感。
康熙七年（1668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建议弛缠足之禁，王认为：康熙三年所定禁止缠足的法令，规定康熙元年以前所生女子缠足不再追究，元年以后生女，严禁缠足。违者严处，其父有官职者交吏兵二部处置，系平民则交刑部责打四十大板，并处“流徙十年”；家长有失察者，枷号一月，责四十板，官员失察，也要交吏部等部门处理。此种规定太过严厉，造成民间诬妄举报，牵连无辜。王的建议得到批准，“裹足自此弛”——废除缠足运动就这样失败了。（清）钱泳：《履园丛话226;杂忆》卷2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1页。
此后，伪清虽也时颁新法，禁止缠足，但在实际执行中，未再对汉族妇女的小脚认真干预，只是严令旗人妇女不得缠足。但流风所至，习俗难改，且旗人中也逐渐出现了个别缠足的现象，此种现象在嘉庆时遭到多次申斥。历史记载中就有旗籍女子用细布把脚裹成条状的，称为“刀条儿”脚，因为成年女子无法将脚裹成小脚，所以才有了这种办法。汉军旗人中的缠足现象更是难以禁绝，如广州的汉军旗人就长期保持了妇女缠足的习俗。可见满洲人的野蛮恐怖政策已经让旗人妇女都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三）火器成全了天足运动
那么，到了清末，为什么会兴起“不缠足”运动，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呢？
我认为，这不仅和欧化风潮有极大的关系，而且由于火器的普及使得游牧民族的野蛮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撒野优势。例如，正是这一“火器征服野蛮”的背景，不仅使得俄国人得以侵吞西伯利亚和蒙古满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汉人的武力在“太平天国”以后，大大超过了满洲人和蒙古人。如此历史的转折，使得缠足的历史阴影终于开始逐步消退。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有人问道：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废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有人答道：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
显然，上述一问一答都是流俗之见，因为它们都忽略了随着现代文明的物质进展，才使得“缠足战略”成为多余的累赘。例如中国，即使没有野蛮的哥萨克马队，汉人的武力在“太平天国”以后也大大超过了满洲人和蒙古人，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了。正是这一“火器征服野蛮”的背景，不仅使得俄国人得以侵吞西伯利亚和蒙古满洲的大部分地区，也使得中国社会里的被迫缠足逐步终止，并最终让位给了天足运动。
（四）拥枪权是国家霸权的基础
从中国的历史看，“是火器解放了小脚女人”。
如此想来，美国的“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确实有其道理。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也获得了拥有枪支的权利，那时候中国政府再想独裁，也可求而不得可了。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男人们也就不会再像太监那样唯唯诺诺，就再也无须奴性十足地屈服于带枪的暴徒了。
到了那个时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徒理论，就必须终结了。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男人就可以不再缠足，就可以走自己想走的任何道路了。
中国人民的拥枪权，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标志。
而一个没有拥枪权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向美国发起有效挑战的，德国、日本、苏联的覆灭，都是一个个具体的说明。
中国朝野在考虑与美国对抗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拥枪权是国家霸权的基础。
2012年5月12日
博讯
顾则徐: 又一次文化破坏大浪潮？
成龙将捐古民居给新加坡、济南琵琶山万人坑被夷平、郑州市区最后一个书报亭被拆除……这些在这两天见诸媒体的消息虽然发生在不同地区，但有着一个共同点：文化破坏。文化破坏的消息见诸媒体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属于中国的一种常见新闻，但似乎已经有了越来越加速和集中的趋势。这是否蕴含着更重要的信息：今天正处于又一次的文化破坏大浪潮当中？
成龙准备捐给新加坡的安徽古民居，实际上是20年前拆除后被他购买的建筑构件，也即是已经被拆除的古民居，而成龙将之购买后进行了保存。十分吊诡的是，当现在成龙准备捐给新加坡时，安徽地方政府大概觉得有辱脸面，忽然声称不能出口或要回购重建。其实既然已经拆除，即使回购重建也构成了破坏的既成事实。
古民居是前天的文化，琵琶山万人坑则是昨天的文化。古民居是中国的历史文明，琵琶山万人坑则是历史灾难的印记。琵琶山万人坑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和抗日志士的场所，它不是文明文化，而是灾难文化，是发生在昨天的血泪的遗迹，是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能忘却的记忆，是人类永远需要警醒自己的疮疤。但是，它已经被夷平，将被建造起获取利润的楼盘。这种建筑在白骨堆上的楼盘是人类的羞耻，尤其是中国忘却被凌辱历史的罪孽。当楼盘高耸之时，苍天将为之哭泣，大地将为之震颤，冤魂将为之怨怼。
书报亭是今天的文化，拆除书报亭就是抛弃当下的文化。当中国有了新闻，有了报刊，也便有了走街串巷叫卖新闻，卖报人在街头固定下来也便有了书报亭。这不是中国一国的情景，全世界莫不如此，是一种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和正在走向未来的文化现象。将一个城市的书报亭全部拆除，在全世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会是无法想象的奇闻。但是，在中国今天，实际并不是郑州一地的行为，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不要今天和未来的文化破坏动作，郑州不过是行动采取得更为迅捷、彻底而已。
前天、昨天、今天的文化都给予破坏，文明文化和灾难文化都给予破坏，中国，还有什么文化？综观近几十年来，曾经有过两次文化破坏大浪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以拆除古城为特征的大浪潮，一次是“文革”时代以“破四旧”为特征的大浪潮。目前的中国是否正在进行着第三次以地产开发和城市形象化工程为特征的大浪潮？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文化破坏大浪潮，那么，其破坏的广度和深度，恐怕是前两次大浪潮所不能比拟的，今天的中国人必将以罪孽的一代被后人唾弃。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邓聿文： 中国暂时没有革命的可能性
法国大革命肯定还有其他因素，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今天，人们关心法国大革命，关注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当然是想从托氏书中寻求消解中国革命的良药。不过，历史固然值得借鉴，但简单的比附历史也不对。从细节上看，托氏为我们描绘的18世纪法国社会状况，与今日之中国有着很大相似性，可如果凭此就得出结论：中国社会正陷入溃败中，革命不可避免，未免有些轻率。事实上，在相似的同时，更多的是不同，即使相似，背后的原因也可能不同。毕竟时光过去了近200年。用托克维尔纠结的平等和自由来说，中国今日固既缺平等，也缺自由，但在平等和自由之间，我个人认为，更缺平等。受传统平等思想（所谓均贫富）深入骨髓的影响，又有着计划经济时代平等的社会实验和生活感受（尽管那时是共同贫困），中国人天生对平等格外敏感，这种情况下，社会平等的缺乏，确实对执政者来说，是一大威胁。
然而，是不是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会导致法国式的革命后果？至少从现在来看，还不能这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执政党并未放弃对普罗大众的平等许诺，所谓共同富裕是也，而且在具体的政策中，确实加强了社保障等体现平等价值和目标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等之欠缺，可以用自由来弥补。虽然中国目前向上阶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阻塞，但毕竟未全部切断；虽然政治自由仍受到严格控制，但经济自由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每年一千多万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寻找工作和发财的机会，每年一亿多人口的流动和迁移，都说明社会活力仍存。如果说，政治自由关乎人们的政治权益，那么，经济自由关乎人们的生存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显然，对多数人而言，比起政治自由来，更可能在乎的是经济自由。只要经济自由之门没有关闭，社会会出现问题，但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性很少。
自由的多少还可从中央集权的控制程度来说明。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18世纪法国专制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几乎无处不在，从经济到政治到司法，从公共生活到私人事务，中国虽然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其程度也远不如当时的法国。尤其是，人们几乎拥有对私生活的全部决定权，即使在公共生活中，政府的控制程度也大大减弱。在那些不涉及政治的公共生活中，政府并不干预或干预很少。中国中央集权与法国中央集权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即在顶端和底层间，有多级政府机构存在，它们可以为执政者起到缓冲作用，而这是当时的法国政府所没有的。我们看到，现在地方的群体事件，一般指向的都是基层政府，几乎没有面向省一级的，更不用说中央了。这使得中央处理起类似事情来，有回旋余地，不至于使群体事件扩大化。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要远高于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政府。
事实上，托克维尔所讲的革命往往发生在一个政权开始改革的时刻，是有条件的，即这个政权是否丧失了统治能力，如果它还拥有很多资源和手段来应对改革开启后所引发的人们对权益提高的要求，那么，革命就很难发生；当然，如果它既缺乏手段又缺乏意志，革命就容易发生。所以，革命是否一定发生，端看这个政权的资源和管治能力。历史上也有很多改革开始并未带来革命的相反事例。
在中国，还有一个不利革命的因素，即人口老化。迄今的人类历史，未发现革命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出现的，而只出现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包括晚近的中东北非革命、远期的中国革命及更远的法国大革命，它们都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爆发革命时，年轻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主流，最明显的就是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但15至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居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年轻人富有理想，激情，追求平等和自由，对现状更不满。而老年人天性偏向保守，不喜动荡，当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口占很大部分，即所谓老龄化，它就成为一个抑制革命的有力因素。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2%，再过几年，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除非社会突然恶化到连多数老年人都感到危险的地步，否则，在一个老龄化国家爆发革命，历史还未有先例。
当然，这不是说托克维尔的警告对中国就没意义。革命是否会最终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从历史上出现的各类革命看，一些革命是由偶发事件触发的。另外，即使全国性的革命不会发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或者较大范围发生比较激烈的社会运动，若政府的管制迟迟得不到改善的话。所以，为避免革命的重演，我们有必要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况，并有针对性推出政策，包括开放言论和政治自由，以改善社会的治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提高人们的平等感。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412/n372464568.shtml 博讯
《析世鉴》发布1989年公安部内部资料、 学生运动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