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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胡耀邦预言/文革不全是他的错/谁毁掉了胡耀邦/解放军
發佈時間: 4/16/2013 3:58:53 PM 被閲覽數: 313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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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歌手金曲38首》————争取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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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靠张召忠,养老靠戴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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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靠张召忠,养老靠戴相龙。破案靠聂海芬,防疫靠板蓝根。慈善靠郭美美,幸福靠CCTV。反腐靠赵红霞,收费靠奚国华。雾霾靠刮大风,地震靠癞蛤蟆。抗日靠影视剧,国防靠海带夹。外交靠美元,GDP靠房价。
 
 
 
 
揭秘:胡耀邦意味深长的惊人预言
 
 
 
2013-04-15 16:52:08  去过立面图  creaders 
 
 
今天是胡耀邦的忌日。我记起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向我讲述是胡耀邦的故事……

  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胡耀邦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

  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务必请你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所以他请叶选宁把话捎给华国锋。

  在“文革”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一九七二年四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笔者,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

  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们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革”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革”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一九六七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有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革”。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发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革”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德平还回忆说,胡耀邦待人宽厚。胡耀邦曾再三说过:“我从来不整人,但是我要批评人。”

 
 

1989胡耀邦追悼会旧照:邓小平李鹏赵紫阳出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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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尚昆主持追悼会,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数千人出席。图为1989年4月22日,中国党政军首脑在胡耀邦水晶棺前默哀。贾国荣摄



历史学者章立凡受胡耀邦家属委托,在治丧期间负责记录每日的情况,他撰文称:“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文字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胡耀邦治丧手记》)图为1989年4月22日,邓小平、李鹏在胡耀邦追悼会上。贾国荣摄



1989年4月22日,聂荣臻元帅出席胡耀邦追悼会,令李昭感动不已。贾国荣 摄



胡耀邦去世前9天,1989年4月6日,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去胡耀邦家请他为摄影集题写书名。图为胡耀邦在书房写下“杜修贤作品选”。


走出书房,杜修贤为胡耀邦拍了几张穿中山装的照片后,胡耀邦出人意料地提出要换身西装照一张。当时中山装与西装几乎是“保守”与“开放”的代名词。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的照片,大多是穿中山装。(文字来源:《羊城晚报》2010年10月17日《胡耀邦的绝照》)图为胡耀邦与摄影师杜修贤。


4月17日,杜修贤将照片送至胡家,胡耀邦夫人李昭望着胡耀邦那张身穿西装的照片,禁不住流下两行清泪,她泣不成声地说:“这张最像他……如果可能,我们家属希望用这一张做胡耀邦的遗像……”4月22日,中央主持的追悼会上悬挂的就是这张照片。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使用没有笑容的照片作为遗像。(文字来源:《羊城晚报》2010年10月17日《胡耀邦的绝照》)



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1980年习仲勋和胡耀邦在广州机场。



1953年毛泽东(左)、罗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



胡耀邦在家中。
 
 
 
 
 

"左派"黄秋生:毛泽东不完美 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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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几个月前,他已把毛泽东像从家里墙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来,带着一种放弃偶像的痛惜和改变信仰般的巨大决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毛泽东并不完美”,接着又有所保留地说,“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而做这个决定,他用了好几年。



黄秋生主演电影《老左正传》宣传画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丹青 原题:黄秋生,最随波逐流的对抗者

黄秋生一直是香港电影圈一个特殊的存在,不论形象还是性格。他是香港长大的混血儿,从小的偶像却是毛泽东;他显得霸气个性十足,却坦诚自己“最随波逐流”;他对电影几乎来者不拒,却大声批评别人的“烂片”;他认真学过戏剧理论,却鲜有代表作品;他对社会怪相大声嘲讽,却很能接受社会和圈子的规矩

黄秋生老了,脸上肌肉下垂,显出严肃、刻薄的样子。为电影《叶问:终极一战》中叶问一角,他瘦了28磅。瘦让他更显出老态。

为叶问,黄秋生还学习咏春,拜过师傅,比划起招式。这个烂片起家的影帝,终于在51岁在“大片”中得到了一个像样的主角:他不持刀,不变态,不奸杀女人。

《叶问:终极一战》的监制冼国林说,黄秋生身上有叶问的气质。影片中,晚年叶问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立身树为模,本固任由枝叶动;处世钱作样,内方还需外边圆”,作为自己一生的写照。

而《叶问:终极一战》上映两周,反响平平,观众把三个版本比照,“黄秋生的咏春打得完全没有梁朝伟有气场,拳头也不如甄子丹硬”。

黄秋生不解地皱起眉头,“为什么说不好?谁说不好?哪里不好?”

他用一种近于耍赖的态度,抗拒着有关叶问的一切批评。这个“烂片之王”,面对叶问,第一次显示出洁癖。

4月的香港,气温已过25度,而黄秋生穿着黑色羽绒马甲,人群中非常突兀。他身上也是这样充满矛盾。他总是在反抗,和自己,也和周围的环境。

不合时宜的影帝

黄秋生说,自己只赶上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巴,而那个年代的繁荣他并未分享到。

整个80年代里,香港电影上承新浪潮,下启无厘头,题材众多,富有娱乐性。《旺角卡门》让人们认识了王家卫;《警察故事》成就了成龙;《鬼打鬼》让洪金宝开创灵幻片的潮流;新艺城、嘉禾、德宝三家电影公司平分秋色,缔造了一个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

那时的黄秋生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演员。1985年,电影《花街时代》里,23岁的黄秋生本色出演一个中英混血、时常被骂为“杂种”的轻佻少年Jimmy。

提起亚视训练班毕业后签下的第一个电影合约,黄秋生至今记忆犹新。合约上他的名头是“特约演员”,在香港,“特约演员”意味着跑龙套,跑一天4000港币。

“我看着‘特约’两个字心里面很难受,想想4000块,拿了吧”。黄秋生说当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会有一天成为影帝。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产口味的电影慢慢流行,各种类型片无所不有。而那时同期出来的刘德华已经是TVB力捧的偶像,《旺角卡门》让他拿到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角色多为有情有义、英气未泯的人物。相比同时期,黄秋生出演的片子则是《神行太保》《发达秘笈》《绝桥智多星》之类,角色多为配角或客串。

1993年,和自己同龄的青年导演邱礼涛找到黄秋生,希望他出演《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里变态杀手一角。影片充斥着血腥、暴力,气氛凶险。可当黄秋生戴上黑框眼镜,不带表情的包起人肉叉烧包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部被他视为“烂片”的电影,竟为他拿下人生中第一个香港金像奖影帝。

而黄秋生提起叉烧包却非常抵触,为那个活色生香的变态羞愧不已,“神经病!”时隔20年,他大口骂道。他仍然没法接受这个成功。

在那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黄秋生只留下了艳情电影、三级片,数十个配角和一部《人肉叉烧包》,“我对那个时代不满意”,黄秋生说。

欲罢不能的“烂片王”

而比获得影帝更意外的,正是从那年开始,1993年直至2001年九年间,港产片一路低靡,票房由10亿元萎缩到4.5亿,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一落而至2000年的150部。这其中不乏西方电影的冲击,加上盗版的打击,政策的限制,香港电影一路走低。

影帝头衔不但没带给他更好的机遇,反而减少了他的片约,“人家以为你是影帝,肯定会要很高的价钱,一般的片子就不会找你。”

获奖第二年开始,为煳口计,黄秋生开始大量接烂片。最初接烂片时他已经有过死的想法,“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住,住的地方楼层很高,有一个玻璃顶,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鹰在飞。我就想:跳下去吧。可跳下去我妈怎么办?”为了打消这个念头,他两三天就给邱礼涛打个电话,电话那边邱礼涛安慰他“你很强的,你没事的,明天就好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情愿不演戏,太离谱了。可是回家一看,小孩那么小,房子又没供完,然后就病,病了更惨,样子像怪兽一样。”1997年,黄秋生患上严重的甲亢,眼睛突起,整个人胖得失去轮廓。

真正到了最窘困的时候,他反而不想死了。

黄秋生决定去英国学习。课程里,老师要求每个人扮小丑,真诚地嘲笑自己,这种训练对黄秋生来说是第一次。他试着放低自己,嘲笑起自己生病时的样子:“笑自己眼睛突出来,样子长得好怪”。

“戏剧心理治疗,真的有这个科目!”黄秋生感叹说,他掰着手指,“戏剧训练”“戏剧心理研究”,他娴熟地数起教室里的一套体系。

病愈再演烂片时,他变得松弛了,甚至学着跟自己的不满意相处。

他不承认烂片对自己的损耗,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你,他缺钱,现在也缺。烂片就是他煳口的基本。而说起别人的烂片,他却总露出明显的讥讽态度,“明明是一个大美女,看上去却是一个大妓女……”

至于为什么别人不能拍烂片,他拍却没问题,黄秋生自有解释:“有人没饭吃,捡了烂菜回来,煮出来很难吃;你是大老板,你有很多钱,煮出来的菜和他一样难吃,怎么比?”

这时的梁朝伟、刘德华,甚至比他年轻的刘青云,都已经风生水起。黄秋生心里又很不平衡。“我只能算是不饿,那么多人可以吃饱,吃吐!我连刘青云都比不上!人家一部电影投资800万到1000万,我的电影是100万到200万的。人家一部戏拍两个月,我一部戏拍3天,怎么比?我只能非常努力的工作,保持我这个位置不死”,他清楚自己“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从来没有列在他们中间”。

一次香港电影回顾的影展,主办方为每个演员都做了一个作品清单,公示在展板上,“我看到吴镇宇,再看看刘青云,喔,这么好!再看看我自己……”他一边向下看,一边头一直低下去抬不起来,“回去的路上,心里真的很难受”。

黄秋生承认自己“是非常的随波逐流”。可运气这东西却一直作弄他。身边该红不该红都红了,只有黄秋生,仍然温吞吞演着他的配角。1990至1999年间他演了112部片子,《勾魂恶梦》《强奸陷阱》《猛鬼食人胎》《溶尸奇案》,没有一部留下印象。出道30年,他共演过300多个角色,大部分都是烂片。

“我为什么没有机会?没有运气?那么多演员根本不努力,不会演戏,就红得那么厉害,我拍得那么努力,为什么票房没有,奖项没有,什么都没有?”黄秋生对运气充满抱怨和不满。

一边是摇滚,一边跑左派

那段时间黄秋生开始玩儿摇滚,大声倾诉着他对大环境的不满意。

1995年,黄秋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支离疏》,这个颇为晦涩的名字,取自《庄子·人间世》,是个下巴低到肚脐,肩膀高过头顶的怪人。唱片封面赫然印着一行英文:“HaveaNiceDayFuckSomeone”。音乐张狂,歌词粗野,带着颓丧,讲着他对社会的诸多不满“我无秩序,又多饮醉,我个样生得像火山堆”。在《完全自杀》里,他用低沉、阴郁的念白,喃喃说着对死亡的迷恋和向往,“迷上了永远黑色,迷上了永远空虚,迷上了血染刀锋,迷上了断气之间”。

2000年后,香港电影更显沉寂。成龙、吴宇森、周润发都去了好莱坞,直至2003年,港片全年在影院上映的仅有77部,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大量香港导演、演员,开始顺应时势北上拍片。黄秋生也开始和内地、台湾导演合作。2007年,黄秋生接拍了两个和他以往很不一样的片子,《老左正传》《太阳照常升起》。

这也是黄秋生在内地银幕的第一次亮相。也因如此,他在内地观众中的形象“正经”许多。

电影《老左正传》里,黄秋生饰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诚的左派,他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导演赵良骏选中黄秋生,因为黄秋生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从小看《红旗》杂志,背毛主席语录,家里挂着毛主席像。

事实上,左派在香港的数量不算少。香港有两次人口调查,第一次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全香港400万人,左派占1/4;香港现有700万人,左派超过40%。

在黄秋生的少年时代,1/4的左派算是小众。黄秋生从小很叛逆,家穷的他,一直想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动。他甚至想了一套很完备很理想的体系。18岁的某一天,他在书店发现一本书,书上讲的居然跟他想的那套东西一模一样!他翻过书皮,上面赫然写着《空想社会主义》。

那时左派在香港叫“跑”左派,受港英政府打压,左派书店陆续搬入地下,得到一本毛泽东选集是很难的事,要去留欧学生开的地下书店。而他并不知道,彼时的大陆,“毛选”无处不在。

“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买像章、买五星旗”。黄秋生那时觉得无政府主义简直酷极了,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内地参加共青团。如今提起这个曾经的梦想,黄秋生一手扶着头,一手拍桌子,笑得不堪回首。

几个月前,他已把毛泽东像从家里墙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来,带着一种放弃偶像的痛惜和改变信仰般的巨大决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毛泽东并不完美”,接着又有所保留地说,“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而做这个决定,他用了好几年。

我满意我的不满意

2010年起,黄秋生更多和内地合作拍片,不乏大制作,《精武风云》《四大名捕》《鸿门宴》等,他开始克制地接烂片。他说,叶问是自己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角色,而这种“满意”,在黄秋生的演艺生涯中绝少发生。

他最常提起的词是“不满意”。对时代不满意,对自己不满意,对行业不满意。他始终对社会抱着激烈的批判态度,也不满意任何他所处的年代,“这个时代很荒谬,如果你不开炮,你就是共犯。”

只有一件事他是满意的:“我对我不满意这件事儿很满意。”

他也不掩饰,在不开炮的时候,感觉非常孤独。

从十几岁起,黄秋生就在一直在想改变自己,直到现在,他才大概找到自己该有的样子。“我曾经被肤浅、简单、原始这些东西牵着走过,就是那种一般底层会有的本能。看到人家有钱,我就想抢;看到好吃的,我就想吃;看到女孩子,我就想要。”他一点一点纠正自己,从不买彩票开始。他讨厌被任何东西牵制,包括希望、侥幸。

早年的黄秋生喜欢展示伤疤。他在报纸、杂志、电视上,反复讲起自己被脱光衣服、罚站操场受辱的经历,幼时被骂杂种的生活,讲起不清场的三级片现场。而现在,他绝少提起裸露、伤害、贫穷及孤独。

黄秋生越来越满意现在的状态。“早年在片场我有什么事情要发言,没人听我,我就不停地‘哎!喂!这样可以吗?’现在我连讲都不需要,我坐起来,那边就有反应;我走过去,那边马上‘知道!知道!知道!’”

之前有人说他威严,他莫名其妙:“我没有发脾气、没有骂人,哪里威严?”直到最近他才终于知道,这是位置、经历、时间给他的,他开始接受并驾驭自己的气场。

二十年余前,黄秋生在艺术学校开课,一天,一个女孩向他走来,在黄秋生身旁坐下,因为不足上课年龄,请他通融。眼前的女孩只有十九岁半,她尖尖的鼻子,气质清新,是他最喜欢的类型。他从自己和女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写了一首吉他曲,名为《秋甜》。

再谈起这段故事,黄秋生已记得不甚清晰。女孩的形貌、年龄,也只能想起大概。在一档访谈节目里,他弹起《秋甜》,试了几次找不到调子,摇头放下吉他。

黄秋生说,现在这个年龄上他已经没有爱情,只有多巴胺、荷尔蒙。这个东西持续六个月,上床之后就会消失。知道这个化学规律后,动心已经没有必要。

爱、性、家庭,这三者在黄秋生这里被分得很开。他和妻子分居,有自己的住所;他仍然很大工作量,也接烂片,为奉养母亲,供房供儿子海外读书。他逃避和柔软有关的话题,他拒绝谈起责任、柔情,仿佛那很肉麻,他小心避免把自己陷入真善美的境地。

他说不喜欢自己认真的样子,“有幽默感”才是好的。

好友吴镇宇把黄秋生比作黄老邪。一个用浑不吝掩饰自己的不善交际的人。你说我杀人,好我杀了,你们随便说去;他看不起人,没事时一个人吹着笛子想很多。

“黄老邪”喜欢这个比方,却讨厌一切引申。

说起若干年后,希望他人如何评价,黄秋生沉吟了一下,看向香港四月潮湿的雨,“我希望他们提起时会说:黄秋生,还算是一个人。”
 
 
 
 

毁掉了胡耀邦?习仲勋怒指薄一波(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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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前的今天,胡耀邦因为心脏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告别了纷争复杂的政治舞台。一九八六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初,近百万学生在全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排山倒海,震动全国,震动中南海。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也随之愈演剧烈。紧接着中共元老们导演了凭“生活会”逼宫,非法逼胡耀邦下台的整个过程。

  

  胡耀邦在中共高层和底层民众中的口碑都是非常不错的。李先念曾经对杨尚昆评价胡耀邦说他“阳的多,阴的少” 。也有些高层官员说他“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就连当时对胡耀邦积怨很深的邓力群也坦言:“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而民众则一致认为,胡耀邦开明宽容、民主、不打压知识分子、保护自由人士、亲民……

  作为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表现出的开明和民主或许是对的,但他忽视了一点,他所赞成的观点未必就是中共领导层需要的。

  

  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1987年元月初,北京学潮进一步发酵,北大学生烧了《北京日报》,指它为“造谣”的报纸,这一场面激怒了不知反思自己的中共“左派”。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住,当夜,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集会,决定解除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众人不谋而合,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胡耀邦辞职”,“他拒不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关键时刻阳奉阴违,失去制止学潮的最好时机。”“对他应像解决华国锋的问题一样处理!”

  1月10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会”在中南海召开。薄一波一上来就要胡耀邦作检讨。

  

  邓小平、薄一波在中顾委一次全会上

  薄一波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

  王震则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了。”

  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

  连续多天的“生活会”上,发言者矛头都指向胡耀邦,斥责他只讲“反左”,不讲反右。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辞职,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

  

  王震与邓小平

  面对如此场面,习仲勋忍无可忍,指着薄一波等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吗?”说着说着,习仲勋激动起来,说:“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

  经过连续六天的生活会,胡耀邦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也深感世态炎凉,人心叵测。平日这些见了他点头微笑,每当他征询意见,对方总是大唱赞词、唯唯诺诺的人,如今一反常态,一夜之间,唇枪舌剑,跟着指挥棒转。一生嫉恶如仇、痛恨软骨媚态之举的胡耀邦,静观事态的发展,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大家所指出的错误作进一步认识,表示继续清理自己的思想,作出对党忠诚坦率的检查。

  胡耀邦没让习仲勋说完,就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习仲勋

  1月15日最后一次“生活会”散后,胡耀邦出门坐在台阶上大哭。田纪云默默站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万里回到家也难抑心中不平,还叫厨师炖了一锅胡最喜欢吃的狗肉送到胡家。

  “生活会”开过不久,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回家对夫人李昭说:“我没有错,顾全大局,我只能辞职。”

  其实,胡耀邦对罢免总书记并非无精神准备,提醒者也不乏其人。习仲勋听到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想要拿掉胡耀邦的风声后曾对胡耀邦说:“耀邦,我为你担心啊。”

  赵紫阳也提醒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

  胡耀邦终于听了赵紫阳的劝说,来到了邓小平家。邓小平先是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思想分歧,邓摆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邓继续说:“我打算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摊,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临走时,邓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但这一刻他们彼此都明白:这是政治上最后的道别!

 

 邓小平和赵紫阳

  如果说“八六学潮”是毁灭胡耀邦的最后一击,那么这个毁灭的过程值得反思:

  首先,当年邓小平以中共掌权者地位,选胡耀邦为总书记本非自己所愿,他原来是想选择赵紫阳作为接班人的。而当时由于赵资历不足,邓小平为了平衡其他元老,所以才选了胡。

  其次,胡耀邦在上任总书记后,很多事情让邓小平很不满意,这正是胡耀邦被“毁灭”的最主要原因。胡耀邦与邓小平在政见不合,主要的表现是在“自由化”方面。因此邓还曾多次表示选胡是“看错了人”。邓小平认为胡耀邦不听他的话,这样他的一些政见和执政理念很难在胡身上得到执行。如果胡不下台,邓的一些政治抱负就不能实现。

  再者,胡耀邦曾针对中共因为改革而导致腐败丛生、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象,表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这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他连用了三个“最”,表示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并发出警言说“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这样的决定,引发官倒中获利的受益阶层对胡耀邦的不满。

  另外在其他元老退休的事情上,胡耀邦一次性得罪了所有年过70的元老们。那是在1985年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除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这些特殊人物外,胡要求70岁以上的都退出政治局。

  就在要逼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召开之前,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又认为自己已经决定十三大是要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见胡耀邦对于当时党内元老的态度并不明确,对于自己的作为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没有深入考虑,足见其政治经验的不足。常言道: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胡耀邦无防人之心,遇事未三思而行,说话随口而出,以致动辄得咎,授人以柄,被迫匆忙辞职,连自己的检查也未及慎重考虑;他后悔不该在未经深思熟虑便急于向邓小平写信要求“退下来”,他更后悔不该坦露真言,单枪匹马地劝邓小平退休,这是自己“七分天真,三分幼稚”的表现。

 

 

放军----腐败之军?亡国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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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经商,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补贴军用,中共高层对此一直乐观其成,称赞为“以军养军”。一些军队元老如杨尚昆、王震等还经常为军队企业题词,以示鼓励。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为了控制军权,就充分利用这个空子和手中职权,向军人大许甜头,放纵军队大肆经商,纵容军队腐败,以收买人心。江泽民想的是这些人在中饱私囊、贪得无厌时依赖自己,对自己感恩戴德,但问题却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还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
 

  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上讲:光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 人,打伤2200多人。他们还动用军方气象台来服务,冒用总理签字,随便盖上军委副主席大印就冒领20亿,事情到江泽民那里就被压下了,军队的这些行为真使海盗、响马、地方贪官皆望尘莫及。

 

  1998年7月26日,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一艘四千吨运输舰,对四艘来自北欧的装满七万吨成品油的走私油轮,进行保驾护航。

  无巧不成书。行经一百零四年前甲午海战邓世昌为国捐躯的海域时,撞着了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来的十二艘缉私炮艇。缉私艇向海军喊话,要求海军配合其执行公务,也就是搜查。海军回答,除非有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的命令,否则你们不可造次!

  双方对峙了约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为走私油轮护航的海军紧急向岸上领导请示,上司不敢作主,又向北京军队高层请示。命令很简单,也很干脆,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给我打,打他个稀巴烂!”

  于是,海军一艘炮舰迅速对准海关和公安的指挥艇,发射了数发机关炮。几乎同时,海军的运输舰和其它三艘炮舰,开足马力,撞向缉私艇。整个战斗,历时五十九分钟。此次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就那么巧,公安和海关缉私人员阵亡的十三个冤魂当中,有一位姓邓的,正是邓世昌的嫡玄孙。事过之后,不了了之,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

  199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开会,朱镕基证实统战部走私汽车一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2亿元人民币。军队走私,是走私队伍中的大户。1998年9月全国走私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讲:近年每年走私8000亿,军方是大户,至少5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便是 1600亿,全未补贴军用,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

  军中走私物品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后来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多次派代表去北京协商这个问题,抗议江泽民领导下的军队依然在走私毒品。

  军队走私,只是军官们发财的一条捷径;而另一条捷径,就是借军队经商,乘机大捞特捞。

  南京军区下面有一个火箭炮营,该营有一名上尉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一个小小的上尉就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一人九幢豪华别墅分别建于全国名胜之地,一人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经济实体资金买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意大利进口私人住宅装饰值12万美元;二炮副司令,安排家属到欧美逛商场,购物花销了25万美元;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个家,花巨资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全从意大利进口,平均每户卫生设备18万美元。

  1998年11月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迟浩田讲:“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

  1998 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相当于当年军费预算940亿的两倍!至1999年3月底经军事检察机关已立案的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2170多宗,那年已有二十四名少将级或以上军官挟巨款叛逃海外。

  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领导下,各级将官们加官和发财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朱镕基看到军队经商严重打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在1996年就提出军队应当禁止经商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支持。1998年,问题越来越严重。朱镕基感到问题不能再拖,于是再次向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禁止军队经商。

  终于,在1998年7月,江泽民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宣布,军队、武警、政法和公安系统不准再经商,并在12月底完成“脱钩”,向地方政府交接业务。

  江泽民从原来的纵容军队经商,到后来的禁止经商,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动作,但是,江背后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的。库恩在《江泽民传》里把禁止军队经商一事当成江泽民的功劳大吹特吹,这纯粹是颠倒黑白。

  江泽民当初纵容军队经商,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需要一个腐败的环境,需要一个不把注意力放在正规化和强化战斗力上面的军队──军队腐败的一团糟现象对没有军人经历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队搞帮派是最有利的。

  但江泽民害怕军队经商会给军人带来更大独立性,不利于江的控制,因此又希望能断了军队的财路,这样军队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江来拨款,听令于江。禁止军队经商是江的一条出路,而且,禁止军队经商还可以成为江泽民在军队显示权威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在军队培植势力使江泽民有了信心。在杨氏兄弟倒台、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大权独揽。在朱镕基的强烈坚持下,江泽民权衡个人的得失后,才走出了禁止军队经商这一步。

  但为保险起见,江泽民还是使出了惯用的招法,让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出面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自己躲在幕后。当时胡既非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亦非副总理,而是负责党务,这次只好到军队硬着头皮虎口拔牙。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第四代接班人,始终令江鲠骨在喉,所以是凡难事江都让胡锦涛出面顶着,名义上是锻练,实际上是万一出事,对于军队的反弹和各种阻挠,不必直接负责,胡就是替罪羊,正好也顺势把“第四代”的名份拿掉。这种手法以后江多次使用,好在胡天生谨慎,再加上运气,居然从未遇有大闪失,直到接班。

  但在大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当年底只有不到五千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向地方交接。由于军队企业属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且享有巨大特权,与地方工商、税务部门无涉,资产、分配、盈利走向基本上是一本煳涂帐,涉及到军方既得利益,自然是刁难、阻拦、阳奉阴违,为清查带来数不清的障碍,过分深入又可能触及“军事机密”,所以则是能煳涂就煳涂,因为认真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脱钩查证一事仍然等于是不了了之。

  从1999年2月2日到2月22日,中共向军队连下三道紧急金牌。

  2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

  2月8日自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

  2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

  1998年撤销了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后,原经济实体的资产就在军中瓜分了。已经钻到钱眼儿里的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更频繁爆发武斗,用枪、用炮甚至动用装甲车,拼个你死我活。

  江泽民利用腐蚀治军,拉拢的军队将领当然不是凭着真本事上来的,枪杆子搁在这些道德败坏的人手里是非常可怕的。下面几个小例子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珠海警备区做和事佬。席间双方将士一言不和各以酒瓶击头,淌出脑浆者有之,流血者甚众。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二人皆因流血过多,砸出脑浆而丧命。

  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少将于1998年11月28日飞往西昌,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二人发生争吵,宋副部长手脚麻利,掏枪动作略胜一筹,军长崔国栋与警卫蒋国民应声倒地。此事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疾飞西昌。

  湖北咸宁的“空六五六基地”雷达站大爆炸,一千多官兵与十多架直升飞机救火,死伤惨重。事故起因是,曾在1996年因向台湾海峡发射中程导弹而立功的云南楚雄导弹基地,其后勤处仓库主任将上级贪污到手的赃款,雁过拔毛,经手三分肥因而被上级苦整,于是趁1998年4月5日星期日营中无人,心怀报复到储藏室放火,大火从早晨烧到下午二时,死伤一百二十多人,损失无数。

  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领导和指挥下,“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没有死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却倒在了人为财死的烽火中。而这类事件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各地,无法一一细述,这里东南西北中地区,各举一例。

  东面: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办移交前三方财政由省军区掌管,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吞没四分之三,余四分之一瓜分。不服者动枪,在省军区礼堂三方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名。

  西北: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1999年1月15日,眼看办经济实体移交,兰州军区首长派军队去省军区抢走三十多辆崭新轿车。几乎同时,省军区也出动兵车、载重汽车多辆到兰州军区“零七五”仓库抢钢材,双方窄路相逢,未打招唿先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

  西南: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在驻军大楼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

  东北: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锦西驻军先吞50万,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幸而导弹不能近战,吓得沈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如丧考妣,奔赴现场。

  1997年9月7日晚11时,沈阳警备区、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枪混战出动军队350人、37辆军车、两辆装甲车。一一六师出动250名官兵,机械化团蒋副团长第一枪便丧命。武警武器不如人,死伤40多人。

  西面:1997年11月22日中午,山西省大同市郊西坪的二十八军,军部被炸,东一楼被炸毁,死亡军人63名,包括军党委办公室主任巩大校。

  中部: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中国空军飞机储存中心,位于河南省南阳的社旗,1990年8月动工,1994年12月竣工,耗资80亿。该中心有二层式飞机洞库 20个,可储350架飞机,地面停机坪可停160架战斗机、强击机和轰炸机。1996年8月3日晚11时,该中心西南七号值班室,两军人为参与外面另一军事单位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争吵,进而动火器引发爆炸,继而引发火灾,又进一步引发更大爆炸、火灾,形成连环套:炸了烧,烧了炸,没完没了地烧炸8小时,直到次日8月4日晨7时20分。空军司令于振武、总参谋长傅全有及时赶到现场,81架飞机炸毁,90名军人伤亡,直接军事损失11亿。中国只有 5000架飞机,这一下损失1/60!

  官方报导说,军队在军事训练、技术考核上实战演习鉴定中,优秀率一直下降,没有达到军委的要求准则;军中违纪违法事件则持续高居不下,恶性事件(开小差、开枪等)不断。

  更让人不安的是,各大军区、集团军虽然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但没有积极开展加强军事训练、技术考核的运动,而是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军官、干部减肥运动”,还分 “连营”、“团师”、“军”三级,减5公斤以上者奖1000至2000元;减7.5公斤以上者,奖2000至5000元;减10公斤或以上者,奖5000 至10000元。江泽民这样治军,军队如何能有战斗力呢?

  《解放军报》2004年9月24日曾发表综述文章“江泽民同志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十五年述评”,总结所谓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必须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也就是“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党中央又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所以江泽民的所谓“建军思想”,说穿了,就是绝对地服从他的指挥。

  军队建设只要在思想政治上靠得住,其他方面都好说。

  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可见,社会的腐败糜烂症同样染给了“钢铁长城”。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476名“六陪”女郎。

  军方有很多档次不同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都与时俱进、争先恐后地给高官提供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场所。

  2001年1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突然发出《关于立即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通告,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督办。朱镕基任组长,迟浩田、罗干、傅全有、周子玉、于永波等任副组长。

  11 月2日,国防部、总参也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央通告,整顿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场所》的通知。这次被中央下令查封、停办、整顿的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大多是90年代初江泽民当军委主席后兴建的,到了97年达到了高峰。这些灯红酒绿、寻欢作乐的场所,分三个档次:特级、高级、次高级。特级的,全国约有8所;高级的,全国约有30多所。特级的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全年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高级、次高级的,一年365日,天天“客满”。持不同证件进入这类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寻欢作乐,享受招待的等级、待遇是不同的:持永久证,即某俱乐部荣誉会员证者,吃喝玩乐只要签字,不用支付分文。

  特级的、高级的场所,还配备医务所,并有高资历的军医服务,还有急救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特级俱乐部还配备有急救用的“直九”型直升机。内部设施都十分讲究、豪华。“服务员”“协理员”“护理员”等工作人员,全部是未婚女青年,都经过“政审”从军警文工团、军警卫生学校、中小城市党政机关中挑选出来,再经过文化、文艺、礼仪、社交等培训过的。

  导致中央此次采取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六中全会决议要改善党风,才不得不做出的样子。其次是,党内、军方内部对这些供高官特权享受的灯红酒绿场所,一直反应强烈,要求禁止党政军高层到这类场所寻欢作乐。这类场所尽管控制严密,但是其内部的活动还是外传了,而且上行下效。不少地方的军队、基地也都搞起俱乐部来,供当官的在假期、节日也能过过声色犬马的生活。这种糜烂的风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各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

  军方的洪学智、萧克、廖汉生、杨成武、杨白冰等老将军,为此都曾表示强烈不满,说江泽民在“自毁长城”。可是这些老家伙此时都已被江泽民用硬刀子、软刀子整下去了,在军中早已没有实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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