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习主席应该聘请海外华人回家治国有如下一千个理由：
1）海外华人大多不仅仅是华人的精英 同时也是全人类的精英，他们聪明、睿智、勤奋、努力，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多元化的文化基础，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个中翘楚。他们的能力可以为美国、英国、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他们的能力也一定能够为生他长他的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海外华人更爱国！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建设以及中国的问题。他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着热爱中国的血，他们的话题中，少不了中国的事儿！看看过去一百多年历史，最关心中国的不是在中国的中国人而是海外华人。
3）海外华人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他们根生于中华，求学于海外，有着最质朴的根基，有着最现代的思维，他们的视野和心胸远远超出了到海外进修一年或者到海外考察三个月的内地官员。他们的能力也远超过那些呼吸着霾气、喝着毒酒、泡着小妞、混着官场的土鳖。
4）海外华人有真才实学：不论是学士硕士博士，全部都是考进去考出来的。没有送礼没有代考没有虚假，他们的学位他们的知识都是打拼出来的，而不是给导师送礼陪导师睡觉混来的。他们在专业领域中都是高手，他们在工作中全部是脚踏实地。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都是一流。
5）海外华人更踏实：从小学、中学、大学、海外求学，他们成就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滴汗水地拿下来的。踏实、实在、勤勤恳恳、不虚不假是他们的特质。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没有作假这一个程序。
6）海外华人拥有多元文化：谙中国文化，懂美国现状，读得懂古文，看的清英语。知识吸收的更快，脑子转动的更灵。他们比国内的干部、领导懂的更多，更有远见，更懂得整体效应，更懂得吸收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7）海外华人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他们更了解先进的管理方法，更了解民主与专制的不同，更能够倾听群众的声音。
8）海外华人没有那么多的恶习，他们不懂那些潜规则，不会那些猫腻，不习惯酒桌文化，不适应腐败的夜生活，因此，他们会在工作中投入更多，会把工作做的更好。他们不会盲目地崇洋媚外，不会挖国家的墙角，不会搞那些不正之风。
9）海外华人做事谨慎，作风严谨，虽然缺少国内的工作经验，但是，通过工作积累经验，假以时日，他们肯定会做的得更出色。
10）海外华人有更大的热情为国家服务，这是国内干部所不能比的。他们更懂得精忠报国，他们更知道如何APPRECIATE, 他们更希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不论什么样的政府， 不论谁来执掌大权，一个能力强、作风正、知识多、思维广的队伍是不可或缺的。习近平初登宝座，要想改变毛泽东时代、华国锋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留下的中国式顽疾，就要大量地聘请海外华人回国效力，请海外兵团来治理国家。不然，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中国强只是一句空话。
《版权阿牛所有，近平翻印不究》
由玄野张贴
考验智商的结局 ——尘埃落定话“歌手” 考验智商的结局 ——尘埃落定话“歌手” 《我是歌手》，中国流行歌坛上的一次武林盛会。历经三个月的鏖战，终于硝烟散去，尘埃落定。羽泉组合捧得歌王桂冠，但却被屈辱地加上了“爆冷”一词作为修饰语。对于夺冠呼声甚高的林志炫和杨宗纬，则用“惜败”来描绘。显然，这样的盖棺定论已经毫不掩饰地将媒体的情感倾向表露无遗。同时也说明了比赛结果与实际景况大有出入的事实。无疑媒体的这种声音代表了关注这个赛事的相当一些人的观点，人们在遗憾与无奈面前，只能借助“爆冷”与“惜败”这样的字眼，来注解这场比赛的结果了。 湖南卫视一向有开风气之先的勇气与作为，客观上他们也许不想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专美于国人之前，于是便有了《我是歌手》这样一个用来一争高下的武器。由于《我是歌手》的形式先天就没有《中国好声音》新颖，所以这个节目在开始之初并没有引来多少关注，也并不被人看好，而且这个节目最初看起来的确有点儿弱智与平庸。只是到了林志炫加入后，《我是歌手》才有脱胎换骨的兑变，及至彭佳慧的加入，杨宗纬的复出，这个比赛才真正是高潮迭起，悬念不断。所以，回望《我是歌手》一路走来的历程，就不难发现其中曾经出现过五次高潮，而每次高潮的出现都是与新人的加入有关，并且都把《我是歌手》推向一个新的热点与程度，使之成为一档值得一看的好节目。 林志炫与周晓鸥都是第三轮才加入进来的，林顶替的是刚上来就被淘汰的杨宗纬，周替代了有事请假的齐秦。在这之前的两轮比赛，黄绮珊是当之无愧的耀眼之星，她唱的《等待》与《离不开你》让人见证了她对音乐的挚爱与追求，同时也见识了她的唱功与实力。可是随着林志炫和周晓鸥的加入，《我是歌手》才被注入该有的活力。林志炫的一曲《没有离开过》如飓风光临，震撼莫名。周晓鸥的归来，召唤了人们失去的记忆，昔日那些摇滚音乐人的辉煌岁月又栩栩如生了起来。林周的加入，结束了黄绮珊一支独秀的局面，也令参赛歌手们有了刺激与激情，一时间《我是歌手》欣欣然，蓬勃兴旺不已。 比赛进入到第四轮，辛晓琪取代陈明加入比赛。以她的资历和她的成名作《领悟》，为《我是歌手》带来了新的活力，掀起了一次可观的高潮。彭佳慧迟至第五轮才加入到《我是歌手》的行列，顶替尚雯捷留下的位置。这位台湾实力派歌手的到来，又带来了一股彭氏旋风，她的歌声很有些惠妮·休斯顿的风采，大气豪迈，又细腻生动，只可惜她到来的太晚，否则对《我是歌手》的舞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复活赛中杨宗纬起死回生，重新站上《我是歌手》之列，他的回归充满了喜剧色彩，他也不负众望，证实了自己的能力，掀起了一次杨氏风暴，令歌王的争夺者顿时多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杨宗纬的卷土重来是《我是歌手》的第四次高潮。最后一次高潮的始作俑者却不是歌手，只是一位帮衬嘉宾，但又绝不是音乐圈中的一位专业人士。不过从表面上看，他掀起的狂澜改变了比赛的结局，影响了比赛的结果。这位兴风作浪者就是影视界当红小生邓超。 决赛中的帮唱环节，是比赛中的噱头，目的是吸引更多的眼球，使节目更好看，效果更辉煌，更有收视率。不知道羽泉组合运气为什么这么好？他们请来了邓超助唱。在所有帮唱者中唯独邓超不是专业音乐人，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数他最出彩儿，最有星味儿，也最使所帮歌手马到成功，旗开得胜。邓超与羽泉组合唱的《奔跑》+《冷酷到底》，载歌载舞，狂浪奔放，唱翻全场。 如果没有其它的因素，奇迹的缔造者邓超绝对是羽泉组合最终问鼎歌王的最大功臣。邓超的惊艳亮相，令人震惊无语。可以这样说，如果还有谁不是歌手，而他的歌却能够令到歌手们都相形见绌，那么这个人就是邓超。网上说邓超妙杀羽泉，此话不假。他以霸气与才华告诉人们，歌手的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天赋，后天再怎样努力也是匠与家的区别。 纵观这五次高潮，有四次是《我是歌手》自我提升，这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它保证了比赛的质量与权威；一次是外部力量的奇迹作为，是偶然的。但是偶然改写了必然，重写了名次。这对于《我是歌手》的用泵来说应该是一个无法释怀的遗憾。因为这个遗憾，《我是歌手》就像是一辆离开了场地的赛车，其最终结果并不是它开始时所预期的，更不是它能够理所当然获得的。 无需赘言，羽泉组合能够到《我是歌手》来参赛，本身就一定有过人之处，可是他们在每轮每场的比赛成绩，却是起伏不定，很不平稳的。他们的优势在编排和表演，而不是在唱，做为歌手来说，他们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在《我是歌手中》经常唱得比他们好的就大有人在。他们获得歌王称号实在是有些令《我是歌手》的结果因错阳差，不伦不类。如果说他们的获奖缔造了一种极大的遗憾，那么遗憾的出现却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节目组的功劳是不能低估的。 《我是歌手》的比赛从第一轮第一场赛后开始，就详细公布每位歌手的得分成绩与所占总得票率的百分比。可是到了半决赛时却不这样做了，只公布一个名次，却没有具体得票数与得票率。到了决赛则更退步了，决赛中的两轮比赛均没有公布具体得分，只是从第二轮上场的次序才渐次知道第一轮的成绩排名。第二轮结束，决赛也结束了，只是采用了一个隐晦的方法，公布每两个歌手之间谁前谁后，最后依次得出总决赛的前两名（组）选手名字，以及他们的从半决赛到总决赛三场的得分率。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这样宣布获胜者？而且又不公布全体参赛者在决赛中的成绩？不要说这是节目引进时的就定下的模式，原节目中还没有复活赛这个插曲，节目组还不是从善如流开创了一个复活赛的先例吗！可见，只要是对节目或节目组有利的，承办方都会去做的。同时，也不要说这是照顾每位歌手的面子，不原意将他们的最终成绩公布于众，以免令得分低的歌手遭遇尴尬。实际上敢于参加这个比赛的歌手，并不会脆弱到承受不起最终的结果，这样去揣度，本身也是对这些歌手的羞辱。 那么为什么不公布呢？答案就应该是公布了对节目组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没有好处呢？这里面就应该是牵扯到利益集团的得失与谋略了。底牌就在湖南卫视手上，他们不把底牌亮出来，说明他们到底还是不够爱惜羽毛，为了一己难言之隐，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不公布半决赛和决赛中每一个参赛者的实际成绩。他们得到了商业上的效益，却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公信力。如果再有这样的节目，还有谁会再看呢！看电视娱乐节目，本身是为了高兴，同时也是感受美的魅力与接受相应的熏陶，如果发现这样的一档节目把观众当作傻瓜来捉弄，谁还会对这样的节目情有独钟呢？谁还会去礼敬这样节目的制作者呢？最克制的应对之法也是要闻风而去，视而远之了。 有必要提及的是，在决赛中场上有十位资深人士组成的专家顾问团，他们也为歌手进行了投票，从节目组公布的信息看，这些所谓的专家顾问认为场上的三甲依次是羽泉，彭佳慧，杨宗纬。这里面有两个离奇之点，一个是在第一名上，专家顾问团的看法与500位观众评审一模一样；另一个是第二名上，专家顾问团却是与500位观众评审的投票大相径庭。后者对把第二名给了林志炫，而且林与第一名的总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一九的些微之差。这两个满拧的事实不知道有关方面会给予怎样的解释？为什么在第一名上没有分歧，而到了第二名就出现如此不同呢？到底是谁更有权威性？是所谓的专家顾问团还是500位观众评审？ 可以想象如果每件事情都能端到桌面上来，就不会发生这样十分冲突的两件怪事了。再进一步想象如果要操纵500位观众评审是不会太容易的，但是如果要让为数有限的专家顾问们言听计从则是易如反掌了。一个商业味道十足的大型电视娱乐节目，难免在最终结果上不被人为左右，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网上有人说能够把林志炫排斥在三甲之外的所谓专家顾问是“够了厚颜无耻的了”。因此，人们有理由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免他们的事迹被公众忽视。 当然，也是更有理由这样推想，对于有心作弊的利益团体来说，有意篡改一个得分比率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也是从半决赛开始成绩就不透明了，而令人无法不会产生联想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顺理而言，主办方在决赛中不公布具体成绩，而却把所谓专家顾问对于前三甲的表决高调公布出来，无非是以此为比赛结果提供一个权威依据罢了，说明有关方面还是有所顾忌的，而且是动了不少脑筋的。可是欲盖弥彰，马脚反而露得更大。 《我是歌手》不仅给世人留下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歌唱比赛盛事，也留下了一个非常考验观众智商的结局。但愿这个考验不是被添加在这个品牌节目上的一个诟病。网络就是放大镜，在它面前行走，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操守都要被它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谁恣意妄为，欲取欲夺，谁就会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并且也会留下记录，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个结局所带来的影响，一定会远远地超出它的自身范畴。
《我是歌手》因为有这样的话题，不仅产生遗憾，也令人痛心与惋惜。而且它的收场方式太不郑重，也太不敬业了，至少对参赛的每一位歌手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他们是来比赛的，是比赛就要有名次与成绩。节目组动用了庞大的资源，最终连一个可以公开宣布的成绩都没有，只以每位歌手都是大家心中的歌王这样的说辞就把歌手们给打发了。如果每一位歌手都是歌王，那还要比赛做什么！那三个月来不是做了无用功了吗！还真没有看到有这样虎头蛇尾的比赛！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良苦用心，令人不敢恭维。
由点缀张贴
习近平与普京私下交谈时，聊到当年苏共垮台，习脱口说出：“竟无一人是男儿”。普京答道：“知道原因吗？希特勒等灭了我们几百万人，列宁下令枪毙了地主富农，斯大林清洗和杀害了前苏共中央90%以上的人及大部分苏军将领，剩下个叶利钦被解职退党，戈尔巴乔夫被停止职务。”习联想到中共搞的国内战争、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及六四大屠杀，自己父子也曾经多次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顿时语塞。普又谈到：听说贵国第一个敢于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是北大女生林昭，在饿死6几千人的大饥荒时，第一个敢于敢去中南海门口拉横幅，直呼“打倒毛泽东！”“解散人民公社！”的是普通女工刘桂阳，在“中共九大”上第一个敢于不举手的是女人大代表陈少敏，在批斗会上高呼：“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的是女士张志新等等，历史证明她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女人。普京当着习的面签署了官员不公布财产一律免职的总统令，并反唇相讥道：“看来贵党男儿很多，可惜竟无一人是女儿！” 博讯
来源：网络 作者：达人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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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几千万工人无端下岗是改革功绩还是历史罪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2cfd1f0102e4vj.html
从90年代至现在的下岗工人年龄己接近40-50的工人，他们老不老少不少己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部分50年代或60年代的人很多并不熟悉网络，谁来关心或代表这些为改革作出牺牲的职工呼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牵扯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注意力，直接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则人数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准确回答的问题。我现在只是记录一些现象和观点，算是立此存照。一切留待岁月评说。
【一】下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我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在工程技术领域里，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都有哪些，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它们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胜算几成，成本如何，预后如何，有无隐患。等等。不搞清这些就仓促上马草率开工，是工程领域中的大忌。国企职工下岗这一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的重大举措，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类似听证会之类的举措，就在砸烂砸烂砸烂的呼叫中全面铺开了。
不下岗我们就走投无路了吗？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下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吗？谁有权力决定让一千多万职工下岗？我们等待历史的裁决。
【二】为什么是政府官员首先提出下岗？
减少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责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的成败。奇怪的是，“下岗分流”这个口号不是由企业界提出来而是首先由政府官员提出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实行下岗分流也许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站在政府立场上则不但不能鼓吹反而要控制，必要时还要予以制裁。这是政府职能和责任所规定的。官员在此时似乎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黑高参。
【三】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
关于下岗原因，流行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为。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怎样追究？
【四】国企职工素质差所以才要下岗？
通过主流媒体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下岗职工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下岗职工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是时代的弃儿，理应被淘汰，“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真是这样吗？
那些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本应该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的官员，却轻飘飘地说一声“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推六二五。到底是谁的素质差？
【五】官员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是给百姓指路吗？
官员，还有主流媒体，告诉下岗工要改变就业观念，要解放思想。官员和媒体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是：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而官员自己，官员的子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员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动人家去干呢？
退一万步说，假如下岗职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观念，全都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市场上岂能容纳和消化上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官员的“药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乱讲，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谈。
让一些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掌握车、磨、铣、镗、钳、电等技术，熟练操作数控机床、精大稀设备的国企职工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乃至“返回乡村创业”，是值得歌颂的行为吗？是前进还是倒退？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吗？
【六】不减员就不能增效？
企业要增加效益，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大途径。减员可以减少工资支出，算是节流的招数。而国有企业可节之“流”正多，国企老总的“职务消费”就是一个无底洞。豪华办公室，豪华办公设备，坐豪车吃豪宴，出门住×星级以上宾馆，飞机轮船坐头等舱，甚至包机、包船，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除了（？）包小姐睡觉以外玩遍了所有的花头。这种“流”不但不节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其实，可以开源节流的办法很多，比如节能降耗，技术革新，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招待费和差旅费，合理调配资金，及时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加强工程预决算审计，节约工程费用。加大催款力度，降低债权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蛋糕做大，以降低单件产品成本。等等。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是，无能的企业官僚们难以驾驭这些复杂的过程，又不敢承担风险，对这些平庸之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官场老手来说，直接向下属职工开刀是最没有风险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办法。一旦政府官员提出“减员、下岗”的口号，国企老总立即成为最热情最积极的一群。
【七】为什么“两会”没有4050的代表？
“两会”期间，媒体津津乐道地告诉公众，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名人之后”，有多少院士，专家，有多少商界巨子，企业新贵，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却没有4050的代表，真正的下岗职工没有一个。话语权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失真，根据失真信息制订的政策难免偏离现实。去年有消息说“中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不负责任的乱说达到何等程度。
【八】曾记否，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
“世界大同”是近代思想先驱追求的目标，“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的名言。其实，古人早就说过“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话。只要还有一个职工在下岗，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完美，何况是一大批人（有近千万之巨）在下岗。官员的文治武功立即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面对官员的“政绩”，人们心里难免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九】为什么“竞争”迅速成为下岗的帮凶？
竞争和淘汰是伴随下岗而走红的高频词汇。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总，甚至商场柜台组长，都在热心地鼓吹竞争和淘汰。仔细想想也很奇怪，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为什么一夜之间对竞争和淘汰表现了如此高涨的热情？如今民众对竞争和淘汰的认同就象文革中批斗走资派一样的普及而广泛，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回顾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既有四大发明，唐诗宋词元曲，也有战乱频仍，屠戮剿杀，而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相亲相爱如兄弟如手足，这样的时期真的少之又少。仇视和敌对，是隐伏在我们国民性中的沉疴。劳动力过剩、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竞争和淘汰的直接诱因，一经媒体鼓吹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而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势，赤裸裸地演变为“丛林法则”。国民性的沉疴很容易被外因所激发，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是以“反修防修”为名义，如今的竞争和淘汰是以“改革”为名义，其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则是一脉相承的。暗中助长并利用这类国民性的弱点，将其推向极致，这是官员们应该惭愧和反思的地方。
【十】从《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再看下岗
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什么是人权呢？世界上第一个将“人权”具体化的人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他在1941年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人具有以下八项不言自明的权利：一是从事有关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三是一切农场主生产和销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四是一切企业主，不分大小，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和控制的权利；五是一切家庭拥有体面的住宅的权利；六是享受充分的医疗照顾和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七是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八是获得良好的教育的权利。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权”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必照搬人家的人权观念，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观。在“人权”写入宪法之后重新审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十一】怎样估计下岗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内伤？
在下岗分流，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乃至现在正进行的国企“改制、重组”过程中，国企老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嗟咄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职工的命运，下岗既不必经过劳动仲裁，也不在法律规范之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职工为了保住一份工作不得不曲意迎合，不得不委屈求全，趋炎附势，人身依附，出卖色相乃至人格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一种道德规范，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统驭，导致中伤、排挤、倾轧，人性中各种邪恶的丑恶的行为沉渣泛起，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和关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乎不复存在。--- 这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对国家元气的伤害，将是难以估量的。
【十二】重提补偿下岗职工以体现社会公正的话题
关于“补偿下岗职工 体现社会公正”的意见，再次重申如下：
这里说的补偿不是指下岗以后领取的最低生活费，也不是进入再就业中心经受培训，以及“一次性买断工龄”的那笔小额款子。我所说的补偿，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对为了社会发展而做出牺牲，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代替时代而受难的下岗职工们，给予适当的回报，以示感谢。好比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奔前程。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如果都是些高尚的人们，就应该立即地、毫不犹豫地，怀着虔诚的敬意，把这些殉难者迎上船来，献上食物，献上衣物，还有尊重和感谢。
我说的补偿，就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补偿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同情和怜悯，不是打发，不是春节前夕的慰问品和慰问金。而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种理智的规范的应该形成制度的运作，是对牺牲者的应有回报。在现阶段，是对下岗职工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支付，是对他们建立谋生手段的必要援助。在下一阶段，当社会进入全面小康，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以后，社会应该一次性地帮助曾经下岗的职工进入“中产”行列，以示公正，以示良知，以示没有忘记。如果下岗职工已经过世，则应把社会的回报体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十三】“改革牺牲论”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
自从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改革就与“牺牲”和“付出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职工下岗，当然也是舆论提倡的“牺牲”之一。细心的人们发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世界上还有这种道理？这算是什么逻辑？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过这种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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