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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震前震后古城芦山/广州人1/3几率患癌/潘国平病逝/英媒:中国经济强弩之末
發佈時間: 4/24/2013 11:56:46 PM 被閲覽數: 79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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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纪录] 十年文革编年史

来源:
 


 wenxuecity
 
 
 
 

老子一语道破天机--橐龠原理(老子言之一)

玄野

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中国文言文言简意赅,所揭示的真理极其广大深厚。老子第五章天机尽显,可谓极其典型的代表。第五章前半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游走于信仰和宗教之际,直透宗教骨髓。这一点,我们留待日后讨论。此处仅限后半。这后半则可谓点透了自然科学精华,其所揭示的规则适用于从微观粒子到宏观宇宙的各层次。在这个高度上,也许只有易经所述的阴阳之理可与其同列。

什么是橐蘥?就是风箱。电力时代以后,人们用鼓风机将环向转动能量转变成直向推动能量。据历史记载,这种能量转换方式首先出现中国光武帝刘秀时期杜诗发明的水排,中国冶金技术因此而突飞猛进。至于这项技术是否象马扼那样传到欧洲从而导致欧洲人口成长四倍,就有待历史爱好者查证了。在水排之前,鼓风设备都是风箱。中国人对风箱并不陌生,迟至八十年代,中国农村依然以柴草为主要燃料,风箱如同饭锅一样是每家的必备工具。风箱原理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外壳坚硬的盒子,加上内部活动的活塞,和几个单向阀门而已。现在最为大家熟悉的手动打气筒就是同样原理。

晋王弼解释此段时,认为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取了橐龠中间空洞,无情无为的特点来描述世界。当然,空洞无为的确是老子对天道的理解,但并非这一章要表达的意思。用无情无为解释这一章,多少有点狗皮膏药的感觉。圣人对世界的解析是极清晰简明的,用橐龠的比喻来描述自然界各层级的外壳坚硬和内部有充裕自由空间这个机理,顽童都能听明白。自然是极简明的,而老子的表述也是极简明的。天体物理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从极端复杂到回归简明的过程,如伽利略所道:真理一经发现就很容易理解。老子的橐龠原理有点遗憾,这简明道理说出来了,研究者却往上面贴了许多玄玄妙妙的标签,搞得人们看不清真理的简明真相了。

用橐蘥作比,其描述宇宙的精确程度完全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文化中的最经典最精辟的,古往今来所有圣贤的同类说法都难以与此同日而语。同时,老子此言也意指世间万物,必须有坚硬的外壳与内虚的空间,才成为活跃的个体。小至原子结构,大至经济体系,本性灵动者均遵循此原则。英国人汤姆生开始了人类深入探究电子特性的过程,他在构想原子结构时,认为电子镶嵌在原子中,如同梅子在布丁中一样。几年之后,卢瑟福因为其学生所做的那个著名实验而推翻了这个假说,认为原子结构是极小的原子核处于中心,电子环绕在外围的空间中运转。这一结论恰好落入了老子的橐龠原理。其实,从原子的活泼本性看,其结构必然要符合外壳坚硬内部空虚这个特点,原子的各种活动也多取决于其外围的电子所形成的这个外坚内空的空间。

经济结构中的橐龠原理,其坚硬的外壳首先是经济规律,其次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内部的空间就是宽松的经济环境,不用各种行政命令干预经济过程。显然,计划经济违背了橐龠原理。计划经济最先成功于斯大林在俄罗斯内忧外患形势下开启的五年计划,这导致以后的共产主义者将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教条。计划经济导致整个社会在经济层面上变成一个全部被充塞的刚体,这个刚体只有一个运动方向。在战争时代或其他非常时期,一个国家的确需要相对统一的意志,可以将这个国家的力量最大化。战争与国际对立催生了国家意志,并且赋予这个意志巨大的动力。当战争平息,意识形态对立消失后,这种国家意志随之泯灭,这个刚体就失去了运动目标,其运动惯性必须靠损耗内部活力和外部摩擦而耗尽。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向老子理论的回归,而体现稳定外壳的法律与规则犹任重道远。

另一个更贴切的例子是人的思考构成的精神世界。讨论自由是精神世界的自然属性,古今中外莫不以此为原则。中国帝王时代有天下统一的思维定式,但统一与顺从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独立与自由的是思想。当代党派政治以来,动辄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显然是逆天而动。思想文化界的健康活跃也同样符合橐龠原理,需要坚硬的外壳和自由的空间,然后才能焕发生命力。这里面一个难点在于坚硬的外壳如何定义。这个外壳越高远,内部的空间就越开阔,所焕发的活力就越巨大。从我现在能想到的,这个外壳至少要追溯到轴心时代确立的人类基本价值体系上,也就是我在序言中所明确的几为圣人建构的天道体系。至于突破圣人的建构寻求更广阔的精神空间,好像一时也看不到什么错误的地方。但是,危险在于人们受欲望的诱惑而没有定力局限在精神层面,往往会在精神思辩足够清晰与妥当之前就付诸实践了。典型如德国某些哲学家对信仰的否定,从而进入妄自尊大的哲学凌驾信仰的境地,招致上世纪的全球性革命躁动。这个躁动所宣称的是解放全人类,而实质上却是民族独立运动。几乎所有国家的最高革命领袖都看似那个哲学的革命实践者,实质上却首先是民族主义者,那个哲学也是拿来做工具而已。标榜与行动之间的落差为欲望的放纵留下了空间,而虚幻的理想又进一步破坏了天道体系对人类的保护,二十世纪的人道灾难变得不可避免。另一个巨大的教训是美国年轻人在上世纪后半身体力行的否定家庭崇尚性解放的实践。这一思潮的确是对孔子佛陀和耶稣等人确立的家庭在社会中的核心价值的挑战。可悲的是,身陷其中的两三代人似乎并不热心于精神层面的思辩,而是崇尚行动上的自由。至于这个潮流是一种追求,还是精神上的无能软弱而导致灵魂被性欲驾驭了,尚需当代历史学进行各层面的研究。有美国的前车之鉴,当代中国民众依然醉心于抛弃家庭对自我的呵护,集聚到旷野中裸奔,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从理性上看,似乎突破圣人的精神建构有更接近于天道上帝的可能,但是在这个突破过程中,人并不是上升到比无我境界更高的层次上去问询上帝,而是被欲望驱遣着饕餮着自己的灵魂血肉。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首诗<灵与鬼>,其实就是精神在圣道门外徘徊过程中的挣扎。

对儿童的教育过程也是一样,急功近利的妈妈往往希望将儿子的每分每秒都填满自己所希望的功课,这是错误的教育方案。真正适宜的策略是给出规范和目标,并且让儿童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才能塑造一个活跃自主的心灵。规范和目标是橐龠原理的坚硬外壳,而自由空间就是橐龠原理的风箱中空区域。象中国上世纪后半的教育那样,对教育中的每个细节都要编织铸造,只让学生接触教育者认为是好的东西,学生根本没有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空间,招致几代人教育的虚无化。妄图填满教育空间,违悖老子的橐龠原理,是导致人的心灵充塞窒息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教育的失败还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妄自尊大,就是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自己告诉学生的就是千真万确的东西。实际上,教育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这样的景象,教育必然是对天道有一定理解的人们,引导另外一些人学习天道。这里的核心区别在于,是有经验的人引导没经验的人去学,而不是自称掌握了真理的人将真理灌输给其他人。教育者和学习者在心灵层面上是平等的,在与天道之间的关系上是平等的。

用具象思维深刻理解揣摩老子的橐龠原理,每个人都会收获良多。也许我们应该仿照道德黄金率的提法将老子的橐龠原理定为科学黄金率。老子的理念是从天道入道德的,就象道德经这书名所蕴涵的意思。如果能对老子思想深入研习,你将很容易明白"恶的本质是理性的不足"和"理性与道德最终归一"等论断。对自然实例的解析到此为止,再说下去,太上老君的八卦炉要变成弥勒佛的后天袋了,我自己也变黄眉老佛了。

此文为<圣道三百言>之一章,全书在以下网址陆续发表: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4445/?catid=95628

http://rj2000.net/dispbbs.asp?boardID=4&ID=15650&page=1

 
 
 

痛 实拍震前震后不一样的古城芦山(组图)

 
文章来源:
 
 
芦山县是一个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小小的县境内不可思议地拥有着两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和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砾岩溶洞。在我们无法触摸的年代,南方丝绸之路经由这里伸向遥远的南方,着名的茶马古道也从此蜿蜒远去,时光虽然已过去了千年,司马相如出使西域的身影尚回荡在芦山。几条古道托起芦山的嵴梁,芦山也成为这几条古道上不可或缺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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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革造反派司令潘国平病逝

 
 

【图片说明】2006年潘国平同志(右一)奉命赴台收集情报,出席台湾民主进步党中国事务部主办的“2006中国人权研讨会”。
http://s1.djyimg.com/i6/606040825011665.jpg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潘国平,4月18日早晨5时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过世,享年68岁。

  上海文革造反派闻名的“潘司令”

  潘国平和四人帮关系密切,也受毛泽东宠信。他回忆文革时与王张江姚的交往,和对周恩来邓小平的看法。纽约文革研讨会期间,我会见了上海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潘国平先生。他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和上海帮关系密切。如今王张江姚四人帮均已作古,剩下的头面人物,又能身处海外者,恐怕只有他了,成为文革的一名重要证人,难免为传媒所追踪。我们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咖啡座谈了约两小时。潘国平今年六十岁,文革开始时,才二十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他起来造反是因为当时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压制,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六六年十一月初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从此,便成了工总司的“潘司令”,王洪文是主席团成员。工总司有四百七十家工厂的五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

  二十岁当造反派司令,为毛欣赏

  在谈文革之前,因为我是香港来的,潘国平便顺便谈到他在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中负责过香港工作作为开场白。他曾宴请过香港左派石慧(演员)等人。谈到香港回归,潘国平说,毛泽东时期根本没有九七问题,“毛比邓小平大气,自信也超过邓,对待香港问题没有个人功名的考虑。”他说,当年看过政治局文件,毛泽东说一百年也不必收回香港。潘国平认为,九七收回后,派董建华当特首,是不懂治港的一大失误。当年潘国平在上海造反派中地位高于王洪文,为甚么没有被选为接班人,而选了王洪文?潘回答说,在上海一月革命夺了市委的权之后,二月五日成立上海公社,临时委员会九名负责人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及警备部队、东海舰队、空四军三负责人,潘是主席。他在上海有群众、有控制局面能力、又是正牌工人阶级,因此,备受重视。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从武汉七二○事件中,逃到上海来,在西郊宾馆接见潘国平,很欣赏上海造反派稳定局面,没有两派。潘介绍团结保守派“赤卫队”的经验,于是毛给潘“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评语,作为“最高指示”传遍全国。后来也一直很宠他,张春桥来上海,带毛的口信向潘问好不下五、六次。毛曾当面称他“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毛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从张春桥、汪东兴处获悉,毛曾调了上海三个人的档案审阅: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十一岁,这是主要原因。”

  张春桥老谋深算,周恩来太圆滑

  王洪文还有甚么优势呢?潘国平说,王是党员,而他赌气,一直没有入党。六八年市革委会王洪文当了主要负责人,就因为他是党员。潘认为,王洪文能力平庸,文化理论水平都不高,他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但政治上比较成熟,会抓权整人。潘自豪地说,他在文革中已经看出,问题不在走资派而在政治制度,经济上也要向外引进先进技术。对四人帮另三人的看法如何?潘国平和他们都打过交道。他说,江青不愧是个好演员,但政治上不能独当一面,完全靠的毛招牌。女人出风头,虚荣心太强,没有自知之明。远距离看她还可以,近距离接触便觉得没有分寸。潘说,张春桥搞政治是个干才,精于指导,老谋深算。张批评过王洪文说“不要整潘国平,他后面有一大批人,不如把他有职无权挂起来。”潘说,张春桥不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他有信仰,有权力,可以驾驭局面。姚文元则是一个书生,不懂政治,敏感会投机而已,没有实际的政治能力。我再请问潘国平对周恩来的看法。他说了亲历的两件事:一是有一次他参加北京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大会,会后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长绕场一周,周应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后面,还扶着江青下台阶。潘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二是六七年一月,潘上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大会,第一个发言,提出部份干部可以出来工作由造反派监督,江青当场反对,把潘轰下台。潘气不过,给周恩来递纸条要求继续发言,周却公开宣布说,潘的意见,他已知道,会转告中央,今天不必再发言了。“圆滑之至,为了不得罪江青。江青会后也顺势过来,叫我潘司令,并给我联络电话,派车派联络员”。

  邓小平复仇心理判处四人帮是下策

  四人帮在毛死后一举被擒,潘国平另有看法。据他所知,并非叶剑英搞政变,关键人物是汪东兴。因为汪参加了七○年庐山会议,站在林彪一边,支持毛出任国家主席,为毛所忌,当面质问汪是否要“改换门庭”,吓得汪在毛面前下跪痛哭。毛曾对张春桥、江青交待二事,要将邓小平赶出政治局,要叶剑英退休。毛死后,十月九日要开常委会,汪东兴便联合华国锋六日先动手,抓了四人帮。因为江青张春桥掌权,汪东兴没有安全感。这个版本和邓力群最近出的回忆录之说,有部份吻合,即“汪东兴是抓四人帮关键人物”。但潘国平可能不知道邓力群所叙之叶帅、李先念、王震在幕后的策划。不过,潘国平认为给四人帮定“反革命”之罪是不对的,四人帮没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只是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中共对四人帮的处理,“完全是邓小平被复仇的火焰烧红了眼睛,用刑事处分,掩盖共产党见不得人的历史,又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是下下策。”潘国平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刘少奇虽被整死,但他和王光美搞的四清,已经用喷气式斗人。文革初期工作组整学生,刘少奇说可以盖一千个监狱,十六岁以上的学生都关进去。周恩来更害人不少,贺龙就是他搞死的,贺追悼会上,周七鞠躬表示歉意……文革的是非,只有共产党下台后,档案开放,才搞得清,但好多重要的档案,他们已经毁掉了。”我问潘国平造反派在上海当权时,是否要对杀害林昭这类案子负责?他说,“工总司没有参与红卫兵的红色恐怖暴行,但在后来批斗资本家运动中,仍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我虽没有下令逮捕任何人,没有打过人,但文革造成大量的人权伤害,我是有责任的。上海革委会时期,七年以上的判刑,公检法都要报告,死刑要常委批准。徐景贤可能知道多一些。”

  潘国平在文革后,一九七七年因邓小平说“王洪文还是他手下的”一句话判刑八年,后又判六年。出狱后,一九九六年移民美国。

明镜网
2013-04-20

 
 
 
悼念潘国平先生
 
2013年4月23日 
    
    作者:张英
     

    驚悉中國民主運動鬥士潘國平先生,今年四月十九日,因心臟病,不幸在上海逝世,終年六十九歲,令人悲痛。
    
    衆所週知,潘國平自1966年11月起,當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司令」,以人民文革反抗中共文革。他在1967年一月革命風暴中,衝鋒陷陣,推動上海百萬市民和平起義的「總指揮」,帶頭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嘗試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極權,功不可沒。一月革命上海首義勝利後,潘國平一度擔任新政府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後被篡奪一月革命偉大成果的中共上海「四人帮」(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排擠出局。
    
    中共文革浩劫「結束」後,潘國平蒙受中共「繼續革命」的劫難,先後两次被中共上海當局逮捕判刑七年,遭到長達十四年的政治冤獄迫害。
    
    我與潘國平在上海的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七六年春節初三,他應邀到寒舍作客,歡度新年。那時,一月革命九週年,我正與原「工總司」另一負責人張寳林等串聯䇿劃,密謀他當「司令」、余做「政委」,因「二次炮打張春橋」也下野的寳林,他仍可利用掌控上海民兵四十個主力師為基幹隊伍,結合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巿委書記王一平、梁國斌和市監委書記秦昆等黨内「健康力量」,發動「二次革命」,試探小潘「倒王洪文」而秘密加盟的可行性。後因中南海發生政變,江青等中共中央「四人邦」旋即跨台,所謂「二次革命」胎死腹中,流產未遂。
    
    潘國平一九九六流亡美國後,即加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當年《中國之春》,曾有歡迎他的專訪報道。潘國平,也參與九八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國之春》在澳門主辦第二次「回歸」國際學術硏討會,潘國平應邀趕來,我與老友小潘得以重逢。二〇〇〇年五月,中國民主黨中央組團到華府國會山莊人權䢟說,本黨中央委員、工運領袖趙品璐兄弟,除租了两輛大巴,接送紐約來遊說的百人外,還專程駕了俬家車,把本席一行接到紐約。潘國平聞訊,特地在法拉盛設宴一桌,替我洗麈,相鈙甚歡。想不到從此一别,成了永訣。
    
    那天席間,又聊當年:一九六七年十 •一,毛澤東原本指名道姓,要召見「潘司令」的,但老奸巨滑的張春橋「調包」,把王洪文頂替潘國平,毛起初拒之門外,說要見的是小潘,怎麽來了個姓王的?張春橋謊稱王是潘的「政委」,此人也很重要,毛講既然來了,就見見罷。這樣隂差陽錯,王洪文才與皇上搭上内線。如果不是王洪文,而是潘國平,中共十大做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那麽周、毛去世後,可能由小潘接掌層峰大位了,現代中國歷史或許改寫。但是,歷史永遠没有「如果」。
    
    斯人已逝,音貎猶在。趙品璐早已英年早逝,而潘國平君,繼海外民運老戰士吳方城博士,因腦溢血,四月十六日在美國謝世三天後,如今也走了,都是民運重大損失。小潘解脱,一路走好。相信未竟事業,後繼有人。中國春天終究會來到,上海人民也一定會真正解放,自由新生,重見光明。
    
    安息吧,潘國平!
    
    張 英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追思於阿姆斯特丹 [博讯来稿]
 
 
 
 
 
 
潘司令逝世有感

   

   

   刘自立

   

   

   潘司令(国平)逝世。网站上有些纪念文字。谈到潘,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物如何定位,分析……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和文革研究领域,莫衷一是,各执黑白。按照潘氏说法,有几点可以概括分解之。

   

   一是,他认为自己参与和领导上海文革,带来迫害和动乱,有罪。二,但是,这当然不是潘氏的主要观点——其主要观点是,对之个人和上海造反派,还是造反有理,文革有功(打倒官僚)。三,但是,这种功过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所谓工人阶级在毛体制下的真正人权不得保障。这些看法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足为新。06年,96年,甚至更早时期,这种造反有理,文革起义,打倒官僚说就已风行一时——甚至,对张春桥,某些上海人,也保持某种肯定态势。其间,“人民文革”说更是迄今被大大坚持的一种所谓历史观和文革观。当然,如果这些政治观点横移到美国和欧洲——按其反党论和反对论用于通常的政治斗争和竞争较逐于政治圈内,那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因为“反党”(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而领罪获狱。所以,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的解读,前提不一样。于是,就拿潘司令造反论而分析之,大致的常识解读应该是:文革,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而民粹主义运动的后面和本质就是极权。我们曾经说过,从西方哲学政教合一的哲学王主义(柏拉图主义),到卢梭的民粹(人民运动),普遍意志和外国立法者说,逐渐过渡到一种从“人民”抽象概念中提取出来的“阶级”概念继而形成马克思主义——遂使“人民民粹”概念获得了“阶级先进性”和打倒其他阶级的籍口。这就是从人民民粹过渡到阶级斗争(马克思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之运动实质。这个极权主义运动的要害,就是人民运动被控制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框架下的文革造反(含纳粹主义和苏维埃运动)。换言之,没有毛的一人意志,无法形成造反运动;同理,没有潘司令,聂元梓和蒯大富这样的民粹底层之呼应,毛文革也无法运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潘,聂,蒯……一类反对官僚运动者——也就是人民文革所谓,和我们早早所及之人民革命——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共产党施行苏维埃主义,中国革命和(文革之)上海公社一类绝对在一个领袖体制下施行的造反。这些造反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所谓特权阶级,反对所谓封资修(文化和人头),反对所谓反毛人士(从刘少奇以下皆可涵盖)乃及之官僚。这样的“人民运动”其实就是49年以前那场“人民战争”的重型和偷换——1966年夏,周恩来到清华为老蒯平反时期他抬出的理论就是,要把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见其66/8/4)讲话。为什么提到国民党?刘少奇和国民党有什么干系。这当然是一个假问题。但是,这个假问题的核心却是:凡是要施行人民运动,必须制造蒋介石国民党一类假相敌人,以满足施行运动的借口。所以,凡是在49年以后提到要反对国民党,那就意味着一场民粹运动就要兴起。三,在刘少奇和蒋介石之间,本来没有必然之体制和文化联系;但是,将其撮合到一起的那个对立面,就是“人民”—领袖(毛)——就是毛之文革,极权和造反——(甚至无政府主义也被有限度列入这类民粹主义之一端。列宁就允许无政府主义之领袖在莫斯科举行葬礼(克鲁炮特金))。这是民粹-极权双胞胎结构的一种发效。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造反和革命,只要戴上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的锁链,那么,他的革命造反起义一类行为,就是摒弃相对主义,转向绝对主义的一场灾难。我们不用说刘少奇陈云一类政治人物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仅仅就他们主张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鸟笼经济,三自一包……一类为毛所不允之政策,就是划分绝对极权和相对极权;强极权和弱极权之区隔。换言之,在选择施行文革,还是不施行文革——在选择,施行毛革命,还是不施行毛革命——这些两难课题上,有良知的国人,当然选择一个“不”字(就像你选择老蒋的不公,还是选择毛“公”)。

   

   四,从世界范围看,从世界历史,世界革命历史看,这个逻辑也是一样。所有施行平民主义之极端行为者类,在欧洲,最后都被平-贵联盟一类政治结构所取带。欧洲历史说明,任何绝对造反和绝对庶民之运动,尽管包含某种正义和公平选择,最后,都被历史抛弃,转而施行平贵一体(当然,另外一面,就是政教两体——而不是象东政教一样施行政教一体之制,之治——政教一体体制(东正教(之所以符合专制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治衡所谓大牧首之办法……)。于是,这个逻辑的衍生就是,任何打着人民革命民意的革命,一般而言,都是对于欧洲平-贵联盟之反对——而这样的反对,最后,都被社会民主主义的介入,加入,和融合于左右政治,平贵政治所消化——只有列宁和毛制造的“人民”体制,才能形成消灭平贵和敉平社会,消灭政治之极权主义生态。而这个生态的出现,其实,就是预告政治常态和社会常识的结束(以平等代替自由——而其实就是用江青一类官僚代替刘、邓)。所以有第五点。文革之所以可以一呼而起,一呼而散,就是因为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具备、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之一般化的非民粹和极权政治社会结构——在中国,这个没有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毛体制,制造了和任何其他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革命和造反。而加入这些造反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等,无不打出分田地,打土豪之旗帜,之政策从而一举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又涉入另外一个更加难缠的课题——世界资本结构之话题)——这个政策移植至66年,就是周恩来说的,又要“打倒国民党”了……。所以,文革也好,革命也罢,其实,都是毛主义纳粹的一种幻民游戏。这个游戏在老蒯和老潘一类造反派看来,只是觉得,他们打倒了官僚,走资派,甚至共产党……就如何合理合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呼喊这种业已没有政治资本,社会资源和文化根据的革命-文革。这类在0社会、政治基础上发动的文革,革命或者其他改革,其前途势必是英雄运去,祸国殃民。这个祸国殃民不是一般专制体制下的国亡而天在;而是天道、王家一起完蛋。所以,这样的庶民主义,平民造反和人民起义,在世界历史上被真正有识之士和有识之民所摒弃。法国人,不会因为巴黎公社起义而改变三权分立的阶级治恒原则——美国人,也不会因为两党阶级代表之异而以一党推翻另一党——甚至,在所谓西欧集权主义时期,他们的自治和自由,也带来或是庶民,或是贵族的某种合法合理性存在和发展——更不要说庶民没有文化,只有贵族才有文化……。

   

   潘司令死了。他的问题并不因其去带入了坟墓。不是。

   

   他的死,给了中国人一个另外的启示。这个启示 ,不是什么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是好人……而是,在面对极权主义0社会化和0政治化的政治结构中,改革和革命,如何发生——如果发生,又会导向什么方向——是从刘少奇导向毛,导向江青……还是从没有政党政治传统的,类似俄罗斯改革那样,导向新的专制——这个专制,是不是比较毛氏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进步(在此意义上,新威权主义之谋,又要如何估计)。

   

   这些课题比较文革烦琐考证,豆饤之据,来得更加迫切和实际。

   《纵览中国》

(2013/04/21 发表)

 
 
 
 

媒:中国经济强弩之末 2008年荼毒世界的危机重演

 
文章来源:
 
 
英国《观察家报》发表文章称,2013年的中国似乎有些类似2007年美国,有可能发生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该报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北京建国路87号华贸中心18号楼的耀莱新天地——英国奢侈品牌博伯利北京旗舰店的所在地。

“在一个凉爽的春日,店中生意虽然不忙却也客源不断,”报道写到。

“在国际市场为中国的灰色‘影子银行系统’何时崩溃而心神不宁之时,至少从进出耀莱新天地的顾客和货架陈列的货色上面看不出丝毫端倪。”

忧天者的理由文章指出,对于长期看衰中国经济的分析人士来说,如今中国经济要“硬着陆”的迹象又出现了。

认为“硬着陆”难以避免的人士主要有三大理由: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再次发烧:北京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8%,上海6%。

其二,国际三大债务和信誉评级公司之一的惠誉公司(Fitch)最近因担心中国各地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而将中国的整体国债信用降级。

第三,中国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再次放缓;尽管中国政府过去四年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促进消费型经济,但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对外出口。

上述三大原因促使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近于“强弩之末”,即使是令世人乍舌的高端奢侈品消费的热度也有降温的势头。

日元贬值因素文章继而援引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远东市场分析师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的话说,日元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显得更加脆弱。

爱德华兹说:“日元币值下滑正值中国收支平衡情况恶化的关口,比较明显的(人民币)实际币值攀升引发投资流向逆转。对我来说,这看上去很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夜的状况。”

文章接着指出,尽管中国在2008-09的金融危机后恢复状况远比美欧各国要好,但是历史告诉人们,即使是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难避免从经济泡沫到经济危机的循环规律。

当代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早在19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多次经历过经济高速膨胀和萎缩的周期。

文章警告说,如今的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举足轻重,因此一旦中国泡沫即使是轻微地破一破,也可能会让过去五年荼毒世界的金融危机重演。

 
 
 
穷癌居高不下富癌勐增 广州人1/3几率患癌
 
 
2013-04-22 11:40:25  搜狐新闻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1个城市中,广州的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在全国第三位。据广州市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广州市癌症发病率达到了265/10万,死亡率156/10万,其中市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恶性肿瘤,正变得愈发凶勐。”广州市疾控中心死因监测与肿瘤科科长林国桢说,经过概算,广州市民累计发病率达到32%,市民终其一生有1/3几率患上癌症。
 
        慢性感染是中国癌症发病首因

  癌症与什么因素相关?去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报告,慢性感染是导致中国患者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占29.4%;其次是主动和被动吸烟,占22.61%;还有水果、蔬菜摄入不足,饮酒,职业暴露,环境污染及超重肥胖、体力活动缺乏、生殖因素等原因致癌。乔友林认为,只要合理规避这些诱因,中国总体的癌症死亡中,过半数死亡是可避免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是全世界鼻咽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较其他地区人群的发病率高出二三十倍,如今鼻咽癌已经下降到了第六,排在前五位的是肝癌、肺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

  肝癌、胃癌、食管癌通常被称为穷癌,肺癌和结直肠癌通常被称为富癌。省疾控中心慢性病专家认为,这反映了珠三角区域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中国癌症防范工作一个尴尬的现实,即穷癌发病率还在居高不下,富癌又在迅勐增长。

  近七成患者犹豫过是否治疗

  上周,南都记者探访了东莞市人民医院、东华医院、石龙医院近200名癌症晚期患者,其中近七成患者表示曾犹豫过是否进行治疗。

  放疗、化疗、肿瘤根治手术及新兴的靶向治疗,是目前世界上治疗癌症的四轮马车,但都各有缺陷。更有不道德的医生常常会让病患服用一些不必要的高价药物,甚至做一些不必要的放疗或化疗。

  唿吁多年大病医保政策难出台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恶性肿瘤的平均治疗费用大约在10万-30万元。而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大约在8000元上下,即如果某个中国人得了癌症,他得为此耗费12-37年的收入。

  最近十几年,珠三角各地政府陆续把恶性肿瘤纳入医保,逐年提高报销额度,如广州最高可报销50万元,已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可哪怕相对富裕的广东政府,也无力独自承担居民大病报销。尽管唿吁多年,广东大病医保政策仍没能出台。

  根据医学家的观点,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可以通过早期治疗而痊愈,1/3的患者可通过有效治疗而减轻痛苦。香港癌症治愈率极高也正是因为筛查制度完善,香港几乎没有癌症晚期病人。去年底,卫生部首度开展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广东作为九个率先实施的省市地区之一,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5城进行了部分癌症免费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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