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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utter 的音乐

来源: 潜水听于 2013-04-24

Suite Lyrique - John Rutter

wenxuecity

我觉得国民党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应该在这里

　1962年，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蒋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为彭德怀一败再败。
　　张明扬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
　　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
　　”。 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 “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
　　，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
　　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 “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
　　。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 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1949 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
　　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
　　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
　　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
　　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
　　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
　　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
　　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
　　国民党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华：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 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 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 “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
　　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华：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建国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
　　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
　　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
　　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
　　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作为领袖，蒋介
　　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
　　高华：蒋介石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政、军，他对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二十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 “对牛弹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1949年8月15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阔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蒋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岛。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 史海钩沉 - 贝壳村

有0.6%的人是具有“遗传性机制”的偷窃癖。

送交者: nngzh 2013年04月24日 [彩虹之约]

看来某些“基督徒”下面一步要“大发爱心”地为“合法偷窃”鼓与呼了！

心理学探秘：当偷窃成为一种嗜好

偷窃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它指这样一类人，他们控制不住地偷东西，但动机和一般的小偷不一样。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小偷偷东西都是图财或图利，偷窃行为于小偷而言，或为谋生手段，或为摆脱穷困。但偷窃癖却不同，他们专门去偷些不值钱的小东西—这些东西他们通常也不需要。而且以这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他们完全买得起这些东西。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偷窃，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科学家对于偷窃癖的了解和研究才刚刚起步。偷窃癖的英文kleptomania直到1838年才出现，它来源于希腊文，指“疯狂地偷窃”。当时，两位精神科医生在自己的精神医学专著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用来形容在一些国王身上出现的偷窃无价值物品的行为。

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精神卫生诊断手册第一版（DSM-Ⅰ）中，偷窃癖只作为补充项目进入手册。到了第二版（DSM-Ⅱ）时，偷窃癖已经完全被排除在诊断条目之外了。直到第三版诊断手册（DSM-Ⅲ）问世，偷窃癖才重新回到了诊断系统中，在分类上，被列为“冲动控制障碍”（impulse control disorder）的一种，并保留至今。目前的流行病学研究估计，每1000个人中，就会有6个偷窃癖患者。

虽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绝大多数有此癖好的病人都不会主动来看医生。这个小小的癖好太让他们羞耻了，他们宁愿谁都不知道，只有自己独享！是的，你没看错，对偷窃癖来说，偷窃确实是一种不可告人的“享受”。

通常，在偷窃行为发生前，病人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精神紧张和躁动不安，一定要付诸于偷窃行为而后快。伴随着偷窃行为的完成，病人会感到主观上的刺激、快感，紧张感得到了解脱。然后，等到下一次精神紧张的到来，冲动的偷窃行为又会重演。直到有一天，他们偷东西被发现，或被送进监狱，或影响了他们的声誉—就像美国某著名女演员那样。总之，偷窃癖就像是在重复着一场又一场欲罢不能的自我挫败。

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偷窃癖病人怎么像在“磕药”似的。没错，现在确实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包括偷窃癖在内的冲动控制障碍，和物质成瘾（酒精成瘾、吸毒等）有类似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机制，甚至有人直接把冲动控制障碍称作“行为成瘾”。

2008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Brewer和Potenza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将物质成瘾和冲动控制障碍进行类比：从行为层面看，它们包括类似的过程，首先是行动（如过度饮酒或偷窃），之后是戒断，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紧张感不断加剧，最终发展到“不能忍”的地步，病人从内心升起渴望（我要喝酒，或我要偷东西），于是类似行为再一次发生。从神经机制上推测，两者可能涉及类似的脑区功能和神经递质缺陷，比如前额叶眶回区的冲动控制能力减弱，中枢神经五羟色胺水平低下，依赖行为对于多巴胺系统、中枢神经阿片类物质的额外激活等。

如此一来，如果偷窃癖病人的症状与物质成瘾有相似之处，两者的神经机制有共同之处，那么，治疗物质成瘾的阿片受体阻断剂是否也能减少偷窃癖病人的偷窃行为呢？200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Grant等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

所有的战争都是腥风血雨：

两伊战争启示录（组图）

　　两伊战争--物资调配是发生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一场从1980年至1988年，长达8年的边境战争。伊朗和伊拉克在地理位置上都属于西亚。

　　

　　历史上，两国为边境交界处的夏特阿拉伯河的主权而产生争议。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为这块有争议的河流，借口为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不久，战局发生转变，1982年之后，伊朗侵占了伊拉克的领土，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

　　

　　战争长达8年，成为继越南战争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整个战争进程可分为：第一阶段，伊拉克进攻，伊朗防御；第二阶段伊朗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伊拉克丧失战场主动权；第三阶段伊朗进攻，伊拉克防御。

　　

　　两伊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8年中，两国军费开支和经济损失总计达6000亿美元，交战双方人员伤亡148万人，被俘8万人。

　　

　　其中伊朗军队死亡35万人，受伤70万人，被俘3万人，损失作战飞机约150架，坦克1500辆，火炮1200门，舰艇16艘;伊拉克军队死亡18万人，受伤25万人，被俘5万人，损失作战飞机250架，坦克2000辆，火炮1500门，舰艇15艘。

　　

　　同时，非交战国也蒙受巨大损失，被击沉击毁船只90艘，击伤546艘，另有90艘被困于阿拉伯河，大部分损坏。

　　

　　两伊战争前后历时7年又11个月，是20世纪最长的战争之一。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消耗战，是一场对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场战争前，伊拉克的外汇盈余近400亿美元。

　　

　　残酷的8年，两伊战争战争结束时，它的外债是800亿美元，其中400多亿是欠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军火债、300多亿是欠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贷款。

　　

　　战争中，伊拉克的死亡人数是18万、伤25万，直接损失(包括军费、战争破坏和经济损失)是3500亿美元。伊朗也欠外债450亿美元，死亡70万、伤110多万，仅德黑兰就有20万妇女失去丈夫；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

　　

　　战争使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战争使两个国家都受到惨重损失，经济发展停滞，石油出口骤降，死伤人数以百万计。

　　

　　伊拉克因此也背负了大量的债务，仅欠科威特的债务即达140亿美元。这也是后来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原因之一。战争结束时，两国的分界线恢复到了战前的情况。

　　

　　这场战争是二战以后伤亡最大的战争之一，仅次于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具体伤亡数字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死亡人数为一百万人左右。伊拉克军队由战前的24万人发展到战后的120万人。

　　

　　两伊战争，这个被世界军界评论为‘先进武器打低水平战争”最典型范例，当时自吹的世界军事强国，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

　　

　　化学武器，F14，F4,幻影战斗机，飞毛腿导弹……打了8年，死伤百万人，最后掐得筋疲力尽，民不聊生，谁也奈何不得，差点经济崩溃亡国，最后停战了事。

- 史海钩沉 - 贝壳村

独家图解：波士顿爆炸枪击嫌犯搜捕全程

作者：仰望天空于 2013-4-22 贝壳村

美国媒体近日持续滚动播报波士顿爆炸枪击案。枪击、劫车、公路大追逐、爆炸枪战，场面宛如大片，当地民众气氛十分紧张。为方便了解追凶情况，下文从头开始，详细呈现此次全城大搜捕的来龙去脉：

　　4月15日：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线附近爆炸，造成3人丧生，近180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他不知道谁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并下令政府采取所有必要措施逮捕肇事者。

　　4月16日：医生称，爆炸案受害者身上有多枚钢球、弹片和钉子。美国联邦调查局称，无人宣布对事件负责，调查人员正在寻找疑犯。奥巴马称，爆炸事件是恐怖事件，是“可憎的、胆小鬼行为”。一封寄给奥巴马的信件被证实含有致命的蓖麻毒蛋白，但当局否认这封信件与波士顿爆炸案有关。

　　4月17日：美国当局否认媒体有关有一名疑犯因爆炸案遭逮捕的报道。但警方称，他们从监视录像和静止画面中获得了疑犯的图像。

　　4月18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到波士顿参加纪念爆炸案遇难者活动。

　　17时10分左右：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两名嫌犯的照片和视频，视频显示他们在马拉松比赛期间沿博伊尔斯顿街行走。1号疑犯戴深色棒球帽，他后来被证实是26岁的塔梅兰-察尔纳耶夫。二号疑犯戴白色棒球帽，后来被证实是19岁的焦哈尔-察尔纳耶夫。

　　21时04分：俄语社交网站VK表明，有人退出了焦哈尔-察尔纳耶夫的网页，是通过移动装置登陆的。 22时20分：媒体报道，两名嫌犯试图在麻省理工学院打劫一家便利店，但州警方随后宣称他们不是打劫便利店的犯罪分子。

　　22时30分：有报道称，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发生枪击事件。

　　22时30分后不久：有人发现一名麻省理工校警在车内中枪，他在被送往医院后因多处枪伤死亡。坎布里奇三街有人报告称发生了武装劫车事件，一名男子的奔驰SUV被抢走，司机仍在车内。

　　23时：劫车受害者在坎布里奇加油站被扔出车外，他没有受伤。警方发现两名嫌犯，追赶至波士顿郊区的沃特敦，那里距离波士顿有10.8公里。

　　两名嫌犯在追车途中向警方投掷多个爆炸物并与警方枪战。

　　在沃特敦发生了枪战，一名麻省海湾运输管理局警员中枪，受了重伤，他被送往医院，伤情危急。

　　戴深色棒球帽的嫌犯塔梅兰-察尔纳耶夫中弹，他的胸部捆扎着炸药，被送往当地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院，在那里死亡。数十个地方、州、联邦执法部门的大量人员赶往事发地区。

　　4月19日：

　　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在逃的一名嫌犯。波士顿郊区逐屋搜索。为搜捕最后这名19岁的嫌犯，警方警力和装备投入空前。警方对戴白色棒球帽的嫌犯展开大规模搜索，沃特敦和附近城镇被封锁。警方对建筑物的每个房间进行地毯式搜查，居民们被要求呆在室内，商店关门。

　　凌晨1时前：对第二名疑犯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数百名警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赶至沃特敦。

　　凌晨3-4时：麻省警方宣布，将对沃特敦展开逐房搜查。人们被要求呆在室内。

　　凌晨4时30分：波士顿警局局长戴维斯称：“我们认为那个人就是恐怖分子，这就是杀人的那名男子。”

　　凌晨5时：巴士和地铁服务暂停。清晨6时之前：大批增援警力抵达沃特敦。他们开始对街区进行反复搜查。

　　清晨6时：波士顿所有公立学校和包括麻省理工、哈佛大学等大学的课程都被取消。

　　清晨8时：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确认两名嫌犯身份，为来自俄罗斯车臣附近的两兄弟，19岁的焦哈尔-A-察尔纳耶夫及其哥哥26岁的塔梅兰-察尔纳耶夫。焦哈尔在逃，哥哥塔梅兰已在与警方枪战中受伤死亡。马萨诸塞州官员将呆在室内的建议扩大至波士顿全市，使整座城市进入封闭状态。

　　上午10时30分：警方称，他们发现了一部挂着马萨诸塞州牌照的灰色本田车，据信由爆炸案疑犯驾驶。

　　上午10时45分之后：高级安全官员和反恐顾问在白宫战情室完成了对奥巴马总统为时1小时的汇报。白天：搜查行动继续，当局出动了黑鹰直升机。搜查行动至中午，完成了六成至七成。

　　18时：警方取消了波士顿居民呆在室内的要求，公共交通系统恢复。疑犯仍在逃。

　　19时：沃特敦发生枪战，警员聚集在据信是疑犯藏匿的房屋附近。

　　20时45分：波士顿警方称，他们已活捉了疑犯焦哈尔，将其收押。现场人们发出欢呼声和掌声。波士顿警方在最初发布消息在推特上称：“抓获。抓捕行动结束，搜索完成。恐怖结束。正义获胜，疑犯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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