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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最惨红色女特工/孙中山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革命/治理新疆/古戏今唱/关于圣人
發佈時間: 4/29/2013 12:27:40 PM 被閲覽數: 42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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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纪录片:公元1644 (4集)

来源:


公元一六四四 第一集 崇祯凄凉末路

 

公元一六四四 第二集  李自成黄粱一梦

 

 

第三集 吴三桂无处收留

 

 

第四集  多尔衮谁主沉浮

 

 wenxuecity

 

中山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革命

 
来源:
 
 
推翻满清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步,这和两千年改朝换代不一样,不是统序问题,而是革命问题。虽然孙中山家乡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但是,珠江三角洲是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碰撞的地点。所以,近代革命都从这里开始。原因是广州是一港通商时期唯一中国海外贸易口岸,中西贸易都必须经由广州十三行买卖转手,长期以来是西方工业文明与华夏农业文明碰击的唯一地点。虎门销烟在珠三角。鸦片战争从珠三角开始。葡萄牙割占澳门以后,澳门是开始走私鸦片的港口,走私路线就是从澳门到广州,孙中山家乡刚好就在这条走私路径之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走私鸦片开创了买办制度,所有,珠三角是出买办的地方,也是出革命家的地方。康有为革新,康有为是珠三角人。

孙中山依靠洪门力量在海外筹款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推翻满清刚好也是洪门反清复明的目的。但因此认为孙中山统序从明朝而来,就是把中国近代史看成两千年改朝换代历史之一部分,这也是现在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一些人士的理论,这种理论忽视了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碰撞的大背景,否定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性质。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洪门要求复明的目的显然就被拒绝了,所以,洪门和同盟会(国民党)闹翻了,后来孙中山再次革命流亡海外,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在海外禁止国民党活动,国民党转入地下,变成中华会馆之类组织,直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西方才解禁国民党,这就是唐人街至今会馆和洪门不和的原因。

康有为维新失败了,孙中山推翻了帝制,但民主共和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民主共和到毛泽东才真正建立了起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记载的就是这中国百年历史,这百年历史是巨变,用两千年改朝换代的观念无法理解这个巨变历史的本质。这段历史一定要从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来看才看得清楚。否则很多是非曲直搞不明白,而把孙中山毛泽东看成是帝王改朝换代就把历史搞糊涂了。

审视近代中国历史轨迹对中国今天改革方向很重要。华夏文明崛起不能根据改朝换代的历史轨迹走,因为那意味着华夏文明被西方文明征服。中西文明碰撞远没有结束,此时否定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意义只能充当西方文明毁灭华夏文明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现在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几乎是鱼死网破的关键时刻,这时候看中国近代历史,一定要从两个文明冲突融合的过程来解读这段历史,才能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才能摸到这段历史轨迹的实质,中国的改革才能有方向。

孙中山以学习西方始,以大革命反帝终。这是学习西方,又不甘被西方征服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改开30年也是这样,历史还在重复,以学习西方开始,有被西方所作所为教育,看透了西方文化的浅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即学习西方,又苦于被西方压迫,李鸿章何妨不是学习西方到后来也鄙视西方?学了半天,被美国排华、被西方不把中国人当人来看待。89年以来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今天亚洲“西方民主”模范日本的法西斯叫嚣参拜靖国神社有何感想?所以,以史为鉴可以少走弯路。今天一些否定孙中山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观,就是鼓吹被殖民三百年才舒服的论调的变种,这种论调不值一驳,因为中国近代史中无数先辈试过了,中国人要抬起头来,一定要复兴华夏文明才行,这个复兴是学习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先进的东西,但同时要批判西方文明糟粕的东西,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就会走弯路,30年改开走到今天就是一个弯路,学习西方的时候妄自菲薄,搞民族虚无主义,结果搞得中国今天内忧外患。不过,华夏文明是老成的文明,最终会走出这一关。

wenxuecity
 
 
 
 
 

以下转载路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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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 发表评论于 2013-04-26 12:00:43

 

怎么样才能治理好新疆?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 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 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


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 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 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 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 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


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 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 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胡耀帮等同志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 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 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


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3个方面的恶果:


1.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


“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 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 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 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历 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 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 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 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 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 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


2.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


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 安的无奈。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 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 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 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 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 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 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


3.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


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 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胡耀邦等同志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 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


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 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 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


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 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 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 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 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 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 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


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 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 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 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 是中国共产党的错。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 官员的腐败等,但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


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王震,人称“王胡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率部解放新疆,后来主动向中央请命,将部下10万人集体转业,成立农垦兵团,亦兵亦工亦农,戍边西北,功不可没。


其实,在王震之前还有一个“新疆王”,就是解放前新疆省督军盛世才。其在新疆当政时期,如果有一个汉族人莫名奇妙地死在维族聚居区,那么方圆5公里之内的 维族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牵连其中,后果往往是全部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这种情况虽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其时,新疆民族势力确实不敢兴风作 浪。与盛世才比起来,王震虽然也强调铁腕治疆,但针对的却只是少数恐怖分子。


1.铁血反恐。


对待新疆建设和普通维族群众,王震将军是满腔热忱;但在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尤其是恐怖骨干方面,却是毫不姑息。


当时南疆一些维族贵族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屡屡发起骚乱。对此等屡教不改的顽固分裂分子,包括敢于包庇者,王震是绝对的铁血政策,其态度之强硬、下手之无情,令今天的维族分裂势力谈起也胆颤心惊。


在王震将军经营新疆期间,什么“东突”、“西突”,统统没“突”。看来,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只有给那些闹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灭恐怖。所以对待有 分裂倾向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学王胡子,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绝不手软,才能维护稳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诸葛亮讨伐南蛮,七擒孟获, 才镇住了那里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没有七擒,谁理你?一味地怀柔,只能是绥靖,到最后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在国家利益面前,强权就是真理。


有人认为王胡子治疆太过“铁血”。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想想当年那些被维族分裂分子砍头、挖眼、剖心、点天灯的汉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我们为什么不“铁血”?


2.创建新疆建设兵团。


王震将军沿袭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的政策,主动向中央请缨,将十万大军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建设兵团。


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平时,建设兵团基本以连队为单 位分驻在最边远地方,地理形势就是将其它民族处在建设兵团的包围之中,一旦发生叛乱,建设兵团只要封锁道路就能关门打狗。


伊犁叛乱那次,叛乱分子满街杀汉人,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并焚烧人民币。库尔勒建设兵团、博乐建设兵团、伊犁建设兵团马上派人发放武器,包围了叛乱的 维族分子。当年建设兵团少壮派强烈要求杀光被包围的维族叛乱人员,保证伊犁不再叛乱,被中央硬压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严后任何三个维族成年男人一 起上街就杀掉。最后抓了20多名头目,宣判枪毙,维族人要劫法场,在出发前作了道场,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场,看到武警毫不犹豫地放倒前 面几个领头的,动了真格,其它人一下都作鸟兽散了。可以说,新疆建设兵团的创建和长期屯田驻垦,就像一张网,牢牢地将新疆网在了中华民族的怀抱里。


3.严格落实民族政策。


王震将军既有铁腕,也有柔肠。


其率领大军入疆时,对维护国家统一、拥护新政府的维族群众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并废除买卖农奴现象,无偿给维族人民开垦土地,取消多妻制等陋习。即使对待 民族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刚开始时也是先以教育为主,以严惩首恶为主,只有对那些经说服教育无效的顽固分子,才实施高压政策。


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还有了第一支成建制的维族军队。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伙食标准比我们一般军队都要高。这些真心维护广大维族同胞利益的切实举措当年都获得了新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而由王震将军一手创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更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发展当地经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在戈壁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兴城市(如石河子,奎屯等), 同时从内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引入技术人才……正是王震等老一辈人的辛勤工作和劳动,才使新疆的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几个工业城市如乌鲁木齐、石河子等与内地 城市发展相比基本没有差别。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王震将军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在团结我们的维族同胞,始终在努力发展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震是真正 有胆有识的英雄,正是他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势力的铁血政策,才确保了新疆几十年的太平;正是他成立新疆建设兵团的创举,才促进了新疆全面建设的长期稳定发 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历史怎样发展变化,王震将军平疆治疆的伟大意义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惠泽。


当前,新疆问题正在慢慢地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进入中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美国正在以惯用的挑动民族问 题的手法(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内政,有确切情报显示,美国中情局已经直接插手中国西藏和新疆分裂问题。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 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入选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担忧和重视。牢固地掌握新疆,开发新疆是我们的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套中长期和 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最终目标是让维族人民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并肩共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这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当 前,我们应急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铁血打击,坚决粉碎“东突”和其它民族分裂行径


(二)多管齐下,彻底铲除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


1.要打响一场揭批“东突”恐怖罪行的舆论持久战。要在国际国内打响一场舆论持久战,用翔实的铁证,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记录片、图片展览等形 式,以及各种外交途径向全世界深入揭露“东突”的恐怖嘴脸和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同时,在国内、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中开展长期的舆论揭批教育工作,一刻也 不放松地揭露“东突”妄图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揭批其对内地人民群众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舆论战是战略性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要彻底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金来源,一经查实有支恐行为,要毫不犹豫地予以收缴或冻结、制裁,对有条件抓捕的国内支恐分子,要坚决实施打击。


3.要在国际上积极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突”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这一点,“东突”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背后所依靠的 是“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日前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深陷泥潭,对中国而言是既喜既忧。喜的是俄罗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为中国的威胁的时 间就越晚,而且,格鲁吉亚问题的久拖不决为中国收回外蒙及北方的国土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忧的是南奥赛梯独立运动恐怕在中亚会引发骨牌效应,那时候,中亚的 这些世俗政权还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难说。而且中国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还有很多牌可以 打,比如,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 当然,如果眼光仅局限于“东突”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最终剔除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4.要维护普通话在新疆的重要地位。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疆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交流的增多,会自然而然地增强普通话的重要地位。毕竟,普通话占 据着主导的经济地位。在维族中要从小推行普通话、维语双语教育,政府公务员应该使用普通话,懂一定程度的维语(或者把学好汉语作为一个提职的奖励条件)。 内地的企业和各种基金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向维族的学生提供普通话奖学金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长其坚持下去意义重大。同时,要潜移 默化地、甚至雷厉风行地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部分狭隘维族沙文主义文化的影响。


5.制定民族政策不要以牺牲汉族的利益为代价。如前所述,牺牲汉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团结。尤其是“三个60%”政策和要求政府“一把手”必须 是维族的规定,更是在新疆各民族群众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拍脑门”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族群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 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和内地民众相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则上新疆的毕业生 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乌鲁木齐”、“发达地区不得从新疆招聘人员”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权的政策,但新疆的社会动 荡一天比一天严重。从“孔雀东南飞”到“麻雀东南飞”,政府真应该对以往的民族政策进行认真反思和检讨。否则,即便借世界反恐的东风,将新疆问题暂时压 制,但只要这种政策不改,问题终归难以根治!


6.要依法治疆。要切实推行法律的执行,坚决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律上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汉族的人心。


7.要加强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要加强新疆的正规军力量,增强兰州军区的实力。这些正规军,当然不单单是对付疆独,而是为了对付在中亚的美军和南边的印 度。除正规军事力量外,民兵组织也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建设兵团自然不必说,另外,在城市中,如乌鲁木齐,也应该加强民兵力量建设。一个可 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为骨干网络,依托企业为力量单元,建立有效的训练和武装机制。一旦事变发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


8.要依靠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扼制维吾尔族的分裂势力。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口结构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行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 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 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如几大油田的分布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 到这一点。


9.组建新的建设兵团。每年在全军范围内,征召一批有志扎根新疆、建设西部的复转军人,并在复转费、安家费、土地、住房、配偶,甚至医保、提干等方面给予 全方位的政策倾斜。每年征召的人员可控制在一个师编制左右,这样不用十年,就可以有近十万的准军事力量进驻新疆。同时,积极鼓励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 凡娶当地少数民族女子为妻者,要大力在各种政策方面予以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从政方面,奖励力度要大,提职晋升要快。


10.要加强国际协作,让恐怖主义失去生根发芽的土壤。要借国际上反恐的东风,积极进行国际协作联合反恐,让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国无立锥之地。目前,世界上 美、俄、英、法等主要国家都遇到了恐怖主义问题,彼此在反恐方面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对此,我们要积极响应,尤其要积极寻求政治外交支持,通过情报信息共 享、联合反恐军演、引渡恐怖分子等多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三)釜底抽薪,积极改变人文环境


治理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地方的人文环境。这需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口结构,让真心拥护国家民族统一的人口占据大多数和管理地位,包括管理阶层和管理者所依赖的大众阶层,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生态环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条件。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团结和扶持当地爱国的少数民族力量,分化和打击具有分裂倾向的人员和顽固分子。如乾隆皇帝所说“修一座庙胜养用十万 兵”。然而,由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在作怪,总有一部分民族异已分子不愿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国家富强的时候,他们会勉强留在国家的范围内;可 是一旦国势衰落,他们就会闹着独立,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种以单纯“示好”为目的的“修庙”、“供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能很 好地融合、团结当地民族;第二就是大量移民,使得爱国爱华的人口成为人口的主体,并且逐步团结、融合当地民族。这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东北的不二法门。每天几 列火车从山东等地拉人到东北,这恐怕是近代东北没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国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考虑的主要也是这条思路。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建设 兵团的分布:兵团共辖13个农业师,1个建工师,共计174个农牧团场及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截止到2000年底,总人口242.79万人,在岗职 工70.37万人。兵团所属单位遍布全疆13个地、州、市,相当于在每个地区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权的力量基点。可是,移民的政策目前在新疆 也遇到了现实问题。第一就是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没有水,显然人就没法活。新疆虽然大,但实际上多数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 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在绿洲的区域上,人口密度已经200人,部分地区达到500人,已经与内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没有 新的水源,那么,继续移民的空间不大。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回流的问题。人口的回流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治安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新疆在过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过20万的高级技术人 才。这固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人才本来就相对匮乏,而这些流失的人才又是国家政权的依赖对象。因此,人才 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力量。事实上,人才的流失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发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范作用,又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的人才流失,这就形成 了一个恶性循环,除非有外力制止——如西部大开发,否则不会停止。现在流回内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汉族普通居民的大 规模向内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规模向南联盟内部移动一样,那才是中国的噩梦,那也是前苏联失去中亚的前兆。当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暂住 证制度)使得这种移动暂时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东突”恐怖主义遭不到有效打击,新疆的经济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那么,这种人口的自发方向性移动将不可避 免。


总之,反恐治疆,铁血与怀柔两手都要硬,绝不可有所偏废。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思想,就是要敢于用铁血手段予以无情打击;同时,要恩威并重,大力加强新 疆基础建设,全面发展新疆经济,使新疆绝大部分民众从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怀抱。另外,对待“东突”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思想,任 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有人曾经断言,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内地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 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期,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当时处于软弱状态的中 国政府让步,同时扶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整合其力量,然后再利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等说法,进一步干涉新疆事务,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 进驻以后,那也就是新疆分离之时。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现几万苏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想见出现几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 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只要我们内部不乱,只要我们始终保证铁血、怀柔两手都要硬,那么新疆就永远不会分裂出去。



 

 

遇最惨红色女特工:50年代被捕 平反后自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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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



本文摘自《长城》2012年第3期   作者:齐红  原题为:《关露:失去节拍的歌唱》

近几年来,“谍战”成为影视剧导演们青睐的题材,那些迅速抢占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谍战剧真是数不胜数:《潜伏》、《暗战》、《旗袍》、《密使》、《密探》、《密令1949》……电影《色戒》、《风声》的票房之高更是引发了人们对“美女间谍”故事的强烈好奇。这样的影视剧多么好看啊——女人,美貌、艳装,高贵而神秘,看似单纯简单,其实深不可测,你知道她必然是故事的,但不确定这故事会怎样的演绎,每一个眼神的顾盼流转中都有意味深长的含义。最后终有一刻,她露出了真实的面目:一个插入敌人心脏的间谍。这个身份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对敌人进行致命的一击后,美女间谍主动或被动暴露身份,悲壮殒命。

带着《风声》中仍然记忆犹新的惊悚与残酷,我进入关露的散文,那种奇怪的对比一时让我有些恍惚:这个女人的生命果真曾经与“间谍”身份有关么?她是那个曾经走近令人发指的“76号魔窟”的地下党员么?是利用《女声》杂志作为掩护搜集日本情报的特工么?而在她的散文里,她却是那样一个平凡而俗常的小女子,那个十点半钟从戏院走出的女子,那个独自走在秋夜的微风与细雨中的女子,她说刚出戏院时同路的有五个人,转了个弯就只剩下两个,再转一次弯就只剩下形单影只的自己,她说恐怖与畏惧同时袭来,以至于“我要因可怕的威胁而瘫倒了”。①

但关露的确曾以“特工”身份受命策反“76号魔窟”负责人李士群,时间上与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实施刺杀丁默邨计划几乎是同时:1939年秋冬之际。只是与郑苹如相比,关露的谍报生涯显然少了许多神秘、激烈与戏剧性——在历史的舞台上,郑苹如从容而华丽地登场,后来又悲壮而华丽地收束,生命在最青春亮丽的时刻戛然而止——这更符合谍战剧导演们的口味。

关露的故事却是另外一种版本,但有着一样苍凉而落寞的底色。没有郑苹如那样显赫的家族背景、美艳的外貌、自如多变的应对能力,关露又是怎样坚持着她的谍报生涯的呢?与郑苹如相比,关露更是一介平凡女子,当命运将她放置在一种“非凡”的境遇之中,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节奏和旋律,她的一生也就成为“没有节拍的歌唱”。②

走出家庭:一个平凡女孩的青春轨迹

为了体现关露命运中的传奇意味,一些报刊杂志和传记文字喜欢赋予她这样的概括:“三十年代上海滩三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女作家”、写出不朽诗篇的“民国才女”等等,这些关乎写作能力的定义与她“红色间谍”、“中共特工”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似乎更能显示她非同凡俗的生命情态。但事实上,无论就写作的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关露都无法与张爱玲、丁玲相提并论。

关露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作品有如下几种:《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新旧时代》(自传体小说,光明书店1940年出版)、《苹果园》(中篇小说,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评论、诗歌,以及八年监狱生活留下的《秦城诗草》11篇(未集中出版)。

在数量有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朴素、认真、愿意体味并表达生活的女作家的形象。关露的文笔清丽、婉约,行文清浅流畅,既无张爱玲的“清峻决绝”,也无丁玲的挺拔锋利——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样棱角不是特别分明的写作又何以能与张爱玲、丁玲齐名呢?除了那首因电影《十字街头》而传唱下来的主题歌《春天里》(关露作词)外,我们甚至几乎淡忘了她的文字: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里格郎格郎里格郎,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郎里格郎郎里格郎,/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歌词里流淌着底层小人物每日生活的尘俗气息,而关露本该就是这样一个在凡俗之中穿梭、操持的女人:出身平凡又难免有小小波折,相貌普通但不乏秀丽,性格文静、做事认真……这样一个女人,她最贴合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一个家,有丈夫、孩子,依靠写作和教书谋求着一份平凡而平稳的生活。

1907年7月25日,关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做过当地的小县令。母亲是父亲用赌博赢来的四千两银子换得的继室,每每父亲拿这个理由发火宣泄、以示权威的时候,母亲总是据理力争: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要出去教书。接受过女子专科学校教育的母亲将自主、自立的理念也传达给了关露姐妹:“明白了吗?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要独立和自由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得念书。”③

九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就靠在师范学校和师范附小教书的微薄收入养活着一家四口,物质上虽然清贫拘谨,但关露和妹妹读书认真,表现优秀,母亲又尽可能替她们阻挡着外来的纷扰,至少在这个时期,两人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即便是十六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都并没有给关露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母亲离开了,但家庭的格局似乎并没有改变:关露与妹妹跟随祖母来到南京二姨妈身边,与寡居的二姨妈同住,用关露在《新旧时代》中的形容就是“这时我们还是四个人住着……只不过母亲换成了姨母”。

真正促使关露下决心走出家庭的动力来自于二姨妈的婚姻观念和逼婚行动。这个家庭生活极其不幸的女人天天借酒浇愁,她不断向关露姐妹灌输的一个观点就是“结婚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嫁一个有钱有势的好人家才是一个女人的首要问题。关露极其反对姨妈的观点,但又无力阻止她的唠叨、灌输与行动,这个家开始让关露感觉到痛苦与无奈:“我开始讨厌我现在生活着的家了。我觉得我没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我家里的一切都使我感觉厌倦和抑郁。”“她(二姨妈)能使我因违反她的意志而感觉着灵魂的苦痛和不愉悦。”④

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关露姐妹明显感觉到姨妈在为她们的出嫁而积极准备、物色人选。潜在的威胁让两人做出决定:离家出走。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关露脱离了家庭来到上海,并在这里遭遇、认识了热心慷慨的刘道衡(刘原为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解了关露的情况以后,刘道衡收留了她,并且愿意提供学费,送关露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念书。

迈出家庭这一步对关露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意味着对重蹈旧式女人命运危险的躲避,更意味着关露精神与视野的变化与拓展:当交流与交往的对象由封建家庭成员变成了见世面、经风雨的社会人士时,关露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除了刘道衡外,法科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是爱国人士和革命家,关露与刘道衡的妹妹刘文渊一起住在亭子间时,来往的朋友中也不乏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自传小说《新旧时代》中关露曾提到一位叫作“宋景”的女孩,叙述者“我”起初无法理解这个说话柔和、姿态优美的南方女孩竟然喜欢看革命书籍,于是困惑地问道:“你为什么对这些流血和战争的书发生兴趣,你不觉得危险和可怕么?”那女孩回答:“我不喜欢流血和战争,但我以为书上面的理论很有道理。”她认为唯有这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与人生的问题。⑤

这些思想理念的浸染与渗透使得关露开始萌生革命诉求。1928年关露由法科大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后转入文学系,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但她第一篇见诸报刊的文字不是诗歌,而是小说《余君》,发表在张天翼、欧阳山、韩起等人创办的周刊《幼稚》上,刊物的一些成员是关露同学,后来南下上海,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夏,关露因为中学毕业文凭问题而被迫离开中央大学,前往上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虽然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个家其实已经成为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国家的危难加上朋友、亲人的影响,关露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工人、兵士、农民这些底层小人物的身上,面对这块贫困、悲哀、沧桑的土地及土地上生存的民众,她用朴素而真诚的文字书写着大灾难下一个小人物的悲切与疼痛:

故乡,忆起你,/掀起我祖国的惆怅!……在我的梦中,/我也看见你在挣扎在哀伤:/你待救的呼声,/已经把四万万同胞震响。/故乡,/我曾在你怀中成长,/我爱你,好像爱我的/父母、兄弟,忠实的朋友;/我愿意以我的热血和体温,/作你战斗的刀枪。/我不能在这破碎的河山里,/重听那/“后庭花”隔江歌唱!/更不许换一个统制你的异种的新王!……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带着这样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年轻的关露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写诗,编刊物(《新诗歌》),接触并了解工厂女工,教她们读书、识字、编板报,主动请求并承担一些基层组织的宣讲工作和宣传任务,积极参与上海妇女反帝大同盟的筹备与宣传事务。

正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关露确立着自己的人生意义与自我价值,她并不具备敏锐的眼光和宏大的能量,但在所有需要自己的环节中认真、尽心,使得个体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在社会事务之外,关露的个人生活也体现着一个平凡小女人经营的认真。

关于关露的回忆性文字中,一些曾经去过她住处的人曾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房间不大,但“素净明洁”,摆放着一些小玩艺,充满了生活情调,那张单人小床整洁得让人不忍落座,⑥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注重生活格调和品质的女作家形象。同时印证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细节是关露的整容事件。

就外貌而言,关露给人的印象是平凡而不乏清秀。在年幼的周海婴的记忆中,“关露大约二十五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士女的外貌。”⑦胡风的妻子梅志这样描述三十年代初刚刚认识的关露:“当时她的容貌和穿着都很平常,眼睛有点不对称,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梁,经常穿一身蓝布旗袍,看去像个女教师或职员,不像女工。……朋友们都觉得她肯用功,有创作热情。但并不认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学者风度。”⑧关露自己也曾提到虽相貌平常但“爱修饰”,最好是用简单而不费时间的方法“把自己修饰得好看”。并且特别指出对自己扁平的鼻梁有些不满意。⑨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爱美之心”,关露曾做过一次整容手术:用现在美容业通用的说法应该是“隆鼻手术”,时间大约在1935年,据梅志回忆,当时曾在报纸广告栏看到美容广告,用四个人手术后的照片证明美容院的水平与效果,其中之一即是关露。所以传说中关露改变形貌是为了打入汪伪特务机构的说法并不成立(四年之后,潘汉年才有了让关露接近李士群的计划)。但显然手术并不成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鼻子有些变形,两翼发红,可能还有周期性的不适——这一切给她本人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心理与身体的不便。

不知是否出于容貌修正后的自信,关露接下了左翼剧联排演的话剧《赛金花》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与主演王莹一起在上海、南京演出数场,当年中央大学同学常任侠记述了重回南京的关露的变化:旧地重来,伊人已经修鼻易名,“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前所未见。……与在大学同席时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如上事件倒是让传说中的“红色特工”关露变得生动起来:对工作负责,对生活认真,爱美,有时不免迎合世俗,追求爱情,但似乎对自己的爱恋对象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和了解,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也都快速地成为过去……如果关露的生命之歌一直以这样的节奏和旋律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歌声未必响亮但必然平稳、舒缓,包含可以想象的俗常的烦恼或幸福、寒冷或温暖。

《新旧时代》的后记中,关露明确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自传小说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一向都梦想与追求着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希望。”一个女性“从旧的封建生活走向新生活”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⑩像那个时代出生的许多女孩子一样,关露从懵懂到觉醒,从茫然被动到目标清晰的成长历程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延续这样的青春轨迹,关露的生命应该是平凡、日常的。但是很快,一个特殊的命令却终止了关露原本的生活节拍,使她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走进魔窟:非凡使命与双面人生

1939年深秋的一天,借住王炳南家的关露接到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落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小廖”即时在香港九龙的廖承志。虽然并不清楚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关露还是接受命令很快到达香港。几经辗转,关露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与廖一起出现的还有原中共“特科”负责人(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直到这时,关露才明白所谓“任务”即打入日伪特工组织“76号魔窟”,接近魔窟头目李士群,从中获取情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策反李士群。

潘汉年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关露与李士群之前的关系渊源,确切地说,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李士群由来已久的接触。1933年,胡绣枫丈夫李剑华因主办抗日进步刊物被当局逮捕,胡绣枫在营救过程中偶然认识李士群并请他帮忙;一年以后,李士群被中统调查,被捕入狱,胡绣枫收留了正怀有身孕、处境艰难的李士群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怀感恩并寻求回报,连带对姐姐关露也比较关照。由于此时胡绣枫在湖北另有任务,打入魔窟的任务就落在了关露身上。

这个任务对关露而言至少有两大难度:一是李士群与关露姐妹相识已久,虽不十分确定,但对姐妹两人的真实身份与思想倾向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关露那时已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诗人,公开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中的倾向与立场一目了然,以李士群的精明与警觉,稍加分析便能对关露的身份有所知晓,在这样的前提下,关露能否进入李士群的生活、能否从李士群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能否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从朋友和关露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她的性情与任务中所要求的“特工”素质有着较大的偏差,这无疑更增加了整个工作的危险系数。

接续《新旧时代》的第二部自传小说《黎明》中,关露的自我定义是性情率直、喜怒常形于色:“想到了就说,高兴了就笑”,“她从来不想见着了什么人便说什么话,或者看见哪一种人便要采取哪一种语言和态度,采取哪一种说话的方式这一类的事情。”{11}胆子不大,内心也并非定力十足:幼年时庭院里异样的争吵也会让她“非常恐惧”,全身战抖(《一个牛郎的故事》),独自一人行走在深夜的静寂中,孤独与畏怯甚至压迫得她眼泪都要出来了(《秋夜》)。同在左联共事的许幸之也认为将这种潜伏任务交给关露是“欠妥”的,因为“她为人太忠诚朴质,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警惕性”,而且“生活作风一向很严谨又很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12}

这样一个女人,显然没有《风声》中顾晓梦那样戏剧化的镇定冷静、义无反顾的决绝,那么她又用什么力量才可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软弱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关露曾在好友面前哭泣、申述自己的委屈,并不只一次请求组织允许她“回娘家”。好在李士群在摇摆与利益权衡中不想绝了自己后路,在基本知晓关露的身份后并未对她产生威胁,关露也在李士群那里了解到了他的心态与特工部动态,并成功地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的会面。

与潘汉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报计划和除奸行动相比,关露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平静、悠闲,若有似无。但对关露这样一个平凡女人来说,这段人生的插曲却具备了她难以驾驭的惊心动魄。

这次任务之后,关露虽有迫切的“回家”愿望,但鉴于她的前期工作与舆论铺垫,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继续将关露留在上海,打入日伪杂志《女声》作编辑,伺机寻找日共地下党,获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女声》主编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以她一贯的女性主义立场,《女声》试图给战争阴影中苦闷的妇女们一个发声的渠道,但无奈这份杂志的资金支持来自于日本军方,它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关露奉命进入《女声》之后,很快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她集编辑、撰稿于一身,写下了大量的随笔与时评,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据当年上海地下党成员丁景唐回忆,他们曾有意识试探并利用《女声》发表文章,在上海进行“散兵作战”。

编辑与写作本身对关露而言并不痛苦,痛苦的是她必须扮演一个为日本杂志卖命的“汉奸文人”,并因此遭遇了来自于同胞的唾弃与不屑,尤其是当她的工作有时不得不与日本文化宣传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召开是关露经受的一次最严峻考验。

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义举办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一届会议地点在南京,作为主编的佐藤俊子参加了会议;第二届会议《女声》便委派关露作为代表赶赴东京参加会议。关露深知此行对自己的影响:新闻照片一经媒体披露,她“汉奸文人”的骂名便更难洗刷了。她犹疑、矛盾过,也回避、退缩过,但当党组织暗示她可以藉此日本之行联系日共地下党时,关露再次克服了自己的痛苦与恐惧,踏上了去东京的轮船。

在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丧失个人民族立场的情况下,一个女人,一个本不善于复杂应对和临场调整的女人就变得异常痛苦:大会第二天,关露作为指定发言人的题目是关于“大东亚共荣”,关露心里很清楚,绝不能照这个题目讲,但又不能强硬抵抗。痛苦与挣扎之中,又没有组织可以请示,关露决定“绕”开去,她向领队说:“我是搞文学的,是妇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会演讲。如果一定要我讲话,我想谈点妇女方面的问题。”最后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作了演讲——这也许是她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且又不失民族道义的唯一选择。

初到日本,距离大会的开幕还有几天,关露一行先去了博多、唐津等地考察观光,最后到达东京。去往东京的火车上,关露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严重不适:头痛、发烧、倦怠——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身体疾病,但更可能是因精神的紧张而导致的心理疾病——在一步步走向东京走向会议的时候,关露的压力也在一步步生长。面对新闻记者的热情与关注,刚到东京的关露就发出无奈而沉重的叹息:“我的身体非常疲劳,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然而我的情绪是异常悲哀的!”{13}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一定层面上帮助了关露:以病为由,她可以推掉一些活动,以病为由,她可以沉默或者“呓语”,但同时,这场疾病也给关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头痛欲裂,神经衰弱,有时近乎失常,开始出现幻觉,以至于后来回上海后她把这几天总结为“神经病态的日子”。

关露后来的精神失常此时已经出现了征兆。总之,在长达七年的时光中,负有“特殊使命”的关露必须活在一种双面、分裂的角色中,这对一个内向、文静、怯弱的平凡女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以至于后来一直心有余悸。1949年以后,当一些好奇的年轻朋友试图追问她当年的非凡经历时,她都借故转移话题,极少谈论,只是偶尔透露的一些细节仍能让我们感觉到那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惊险与诡谲。

走向暮年:“云沉日落燕声哀”

1945年日军投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下达“肃奸令”,大规模抓捕日本汉奸,关露也名列其中。上海地下党紧急组织营救行动,辗转将关露转移到了苏皖解放区。至此,关露的间谍生涯宣告结束,在终于回归自我、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关露的文字中流露出很久没有的轻松与愉悦:“秋光冉冉步迟迟,小镇安营遇旧知。纸共一张诗共韵,挑灯朗诵爱民诗。”卸下重负的关露必然对未来充满期待,明朗的生活、自由的身心,还有终于可以团聚的恋人……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实再一次将一个女人平凡的幸福期待化成了泡影。

关露遇到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恋人王炳南的沉默与拒绝。三十年代末期,关露因没有固定住处曾暂住上海王炳南家,两人相识并渐生爱情。后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到武汉,后转至重庆,两人便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仅依靠书信维持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当听说关露终于回归解放区时,已是周恩来得力助手的王炳南高兴地提出了探望关露的想法。周恩来权衡利弊,否决了王炳南的请求。周虽然清楚关露的身份和曾经从事的特殊工作,但国民党舆论仍将关露认定为一个“文化汉奸”,解放区的许多不知情人士也对关露多有怀疑,从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时此刻显然不适合与这样一个女人继续发展关系,王炳南只有服从大局,终止了迈向关露的脚步。

这样的事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但另一重让关露无法接受的打击是自己人对她的怀疑、误解与审查。楼适夷曾回忆抗日战争结束,他途经淮阴解放区遇到关露时的情景:“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14}整风运动中关露也是隔离审查的对象,不止一次被命令“交待问题”,刚刚放松下来的身心再次紧张焦虑起来,且超过了关露的负荷,从目前所能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里,关露的精神状态都处在一种轻微的分裂状态,时好时坏。稍有风吹草动,她便多疑、谨慎,“脑子里的弦便绷得过紧”。{15}

关露的紧张不是毫无道理,虽然1949年后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积极体验生活、参与创作,但是可怕的事实还是到来了:1955年5月的一天,关露被几名公安民警铐上手铐,从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带走。直到两年后被释放,关露才知道自己是因潘汉年案被逮捕审查。这两年的监狱生活关露从不对外人提及,只是偶尔在通信中曾对妹妹胡绣枫谈起点滴。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出,身陷囹圄的关露面临的考验绝不亚于当年的谍报工作。

在一次次被迫交待个人“罪行”的过程中,关露也面临着内心的分裂:这个活得认真、清白、真诚的女人只好工工整整、详详细细书写自己的生命经历,从童年到青春,再到沦陷区特殊工作,她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压力之下精神失常却被监狱大夫诬为“装疯卖傻”;肉体的折磨更是家常便饭:监管人员的打骂、牢房里阴湿的环境,周身的关节疼痛……{16}

对于这一代拥有相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来说,炼狱生活有时会摧毁一个人,有时也会锻造一个人的意志。而关露在这个过程中倒是逐渐显示出了坚定与勇气,先是挺过了五十年代两年的牢狱生活,十年之后,又挺过了接续下来秦城监狱八年的囚禁生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实属不易。

关露抵抗内心崩塌的方式就是为自己找寻一个生活的支撑点。第一次监狱生活中,在委屈、抱怨之后关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构思小说《刘丽珊》,主人公即是当年的救命恩人刘道衡的女儿。刘丽珊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对日战争中悲壮殒命,年仅22岁。或许是这个自小熟知的女孩的精神感召着自己,关露走过了艰难的两年;第二次入狱的关露较之于第一次心态稍稍平静了些,但出狱的无望和由此而来的绝望仍是她个人要克服的最大心灵问题。在日复一日的打骂与提审中,关露再次找到了一个缓解困境的方式:一次出去放风的时候,她在院子偷偷捡起了一根铁钉并将它带回牢房,下定决心将铁钉打磨成针。关露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磨一千下,当铁针磨成的时候,也许正是自己出狱的时候。

靠着这样的信念去支撑,关露终于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据说出狱后关露曾将这枚铁针给妹妹及少数的几个朋友看过,大家无不感慨万千。此时此刻,一个平凡、脆弱的女人因为这些细节而迸发出生命的光华。

但是,这个女人,在经受了间谍任务的考验,又经受并支撑过了十年严酷的囚禁生活之后,在平反的那一刻,却选择了离开。并且,这个在朋友看来不适合谍报工作的女人于生命的最后,却用谍工人员的冷静与不动声色安排了自己的结局:

1982年12月5日,星期天。陪伴并帮她撰写回忆录的朋友陈慧芝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而在前一天,关露的回忆录也终于完工,她告诉陈说周日有老同学来看她,开车,并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让负责做饭的小金也放一天假。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一下,关露坚持说不用,已经约定好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傍晚小金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着,她以为关露外出了,就在门口等。一直不见关露影子,小金就从窗户爬进去,看到关露就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李稻川闻讯迅速赶来,发现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旁边桌上有两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根本没有老同学,没有约会,没有好吃的鸭子。关露只想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李康将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枕边的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洋娃娃是先前大家买了送给关露的,因为她很喜欢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总是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17}

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
 
 
 
 
 
丁小明  
 
 
 古戏今唱----毛泽东
 
 
2013-04-27
 
“一匹羸弱的老马拉着沉重的负荷-----”。瞿秋白在他遗书中如此消沉地哀叹。没
有人比晚年的毛泽东更能体会他的无奈。“秦皇汉主,稍逊风骚”的豪情早已烟消
云散,没有比清清楚楚明白他将留下一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帝国更让他心灰意懒的。
人,已是昏烛鬼火;梦,只剩断崖残壁。可是,他,每天还要拖着这千疮百孔的车,
还要玩已经不耐其烦的钩心斗角把戏。捉弄俯首称臣一点不敢反抗的实在是味同嚼
蜡。一个因雄才大略傲气的狂生,一个成风烛残年苟延残喘的老人,不得不继续执
掌一艘失去方向毫无目千疮百孔的船。与其说他厌倦了与人奋斗的快乐,还不如说
他痛恨奋斗后的无望。他,麻木甚至厌恶排山倒海的阿谀,却不得不在这阿谀奉承
中挤出一丝假笑。他清楚弄臣对他的恐惧和憎恨,还不得不与他们敷衍周旋,不时
时从捉弄他们中榨取可怜的乐趣。毛泽东,丧失了奋斗目标的毛泽东,已是行尸走
肉,却仍为一言九鼎君王,十亿生灵的明灯。他,愤世嫉俗;他,厌倦了度日如年
的世界;他,鄙视方圆任他搓捏的人,却实实在在被供为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热爱和
平人的伟大领袖。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回顾一生,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个翻江倒海的角色。他,
光棍一个上场,明枪暗箭,推翻了一个西方社会曾经鼎立支持的政权;他,皇袍刚
刚加身,血肉作祭,就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干了一仗;他,不甘称臣,背水一战,
同自己阵营的老大翻脸。凄凄惨惨跟一个弹丸小国称兄道弟,无可奈何地风雨同舟。
孤家寡人地狂妄自大,天南地北的不知所云,不按牌理出牌的高深莫测,让世界好
奇,给白痴神秘,让吃饱饭没事干的刺激------哇,这可是个赤手空拳登上皇位的
农家子弟!终于毛泽东几乎被公认为世界伟人。然而,正是晚年的毛泽东,他在中
国当神摩拜,国际辉煌耀眼,声望如日正中天,大有环顾世界舍我者谁的味道的时
候,他给自己一生画了句号,他失败了,他认输了,他没脸去见曾不屑一顾的“秦
皇汉武”。他搞砸了,几千万生灵的涂炭换来一个或许会军阀混战的局面,无数次
运动斗出一个眼看分崩离析穷得叮当的帝国。或许在他调侃自己四大中应该只能接
受伟大导师时道出一种落花流水的无奈吧。

“看中流激水,浪遏飞舟”。当年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意气风发,一派要干一番惊
天动地的模样。无法肯定他惊动了老天爷没有;确确实实地,毛泽东不仅影响几乎
当时每一个伟大中华民族生灵的命运,而且搜罗了千百万崇拜他的徒子徒孙鬼佬。
金发碧眼,红皮黑肤,只要这世界上存在的统统包罗,无一漏网。就在他离开这他
狠狠折腾了一番的世界几乎半个世纪的后今天,还有众多的信奉者。至今还供奉他
遗体摩拜的中国不说,就是四海五洲,哪儿都能找到为他竖大拇指的。刚刚去世大
名鼎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不仅生前常常扯老毛当虎皮,连死后都像他老人家一
样混个水晶棺材躺躺。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论成就,撇去其对社会的正负影响不说,毛泽东可
谓丰功伟绩。如果是一个不论好歹,出名就行的,毛泽东应该暝目了。可是晚年的
毛泽东实在是一张欠他八百两银子的脸,看他批文就清楚对谁都不顺眼。说离心情
舒畅十万八千里如果夸张,也差之不远。可怜的毛泽东,实在没有“心潮逐浪高”。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果说毛泽东不满意现实,他也无可奈何;毛泽东老矣,
再上井冈山实在是痴人说梦,“从头越”只能梦乡去寻。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如
此沮丧?论经历,他的人生轰轰烈烈,震荡起伏,不能说不精彩。论业绩,他推翻
了一个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而且是“唯有天在上,更无山为齐”说一不二的
绝对君王。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确实是带着遗恨离去的。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毛泽东究竟是怀着怎样的梦开始的,他要“缚住(什
么样的)苍龙”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毛泽东是一个天生的传统君主,一个有备而来
君主。所谓有备而来就是他的所有前期准备都是为了这君主梦。也就是说与其他中
国历史上大多数开国皇帝不一样的是他们是应运而生,不是像毛泽东拖鼻涕时就想
当皇帝的。毛泽东在开始他皇帝梦时已经全副武装了。他吃透了中国打天下那套玩
意,熟腻了中国官场和社会玩人的把戏。不像那些皇帝都有个老谋深算的良臣,毛
泽东就是他自己最大的狗头军师。他的理想就是君临天下, 创建一个成吉思汗般的
帝国。他的知识和兴趣也就限于如何打天下,管臣民。从古至今,中国的江山难打
易治,哪怕是昏庸腐败满朝廷荒淫无耻到极点的也还能摇摇欲坠混一段时间。满腹
经纶,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座上金銮殿自然踌躇满志,以为唐宋盛世垂手可得,究竟
他比历史上所有开国皇帝厉害些呀。而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盛世就是五湖四海丰衣
足食,东南西北鬼佬臣服,皇威浩荡,天下太平。但是今天臣民非当年臣民,他们
(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不满足于一日三秋餐的温饱和天女撒花样施舍,他们不肯跪
呼圣上贤明,他们要指手划脚参政。好大喜功的毛泽东龙颜大怒,心急如焚,巨手
一挥,掀起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运动,来个新版焚书坑儒,闹成个“万马齐喑
究可哀”“万户萧疏鬼唱歌”。反右和大跃进把毛泽东打蔫了。黎民实在不是他以
为的那么唯命是从,经济更不是个好玩的东西。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以后的毛泽东对经济彻底放弃了。他另辟捷径,政
治挂帅成了杀手裥,把所有虾兵蟹将收拾得战战兢兢,服服贴贴;全国上下除却电
闪雷鸣般的万岁,实在是不折不扣的鸦雀无声。长袖善舞,小小寰球,他也不甘寂
寞,再来个环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掷下重金,连买带哄地纠集一批穷哥们,敲锣
打鼓地哄起一个第三世界,左顾右盼地以一方霸主自居。到底,毛泽东还是丢不开
强国盛世的梦。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报着凌云志的毛泽东究竟伏成虎没有?按
照他本人的雄心壮志应该没有。确实,他推翻了一个政府;他建立了一个皇朝;他
一言九鼎,他名扬世界;不论好坏,他已经永垂史册。可是毛泽东不仅没有延宾大
开庆功酒,在他临死看完“战上海”,还真正来个“泪飞顿作倾盆雨”,为电影里老
百姓欢迎进城的解放军,好景不再,实在是今非昔比呀。盛世强国梦破矣,他遗下
一个分崩离析危机重重的帝国。毛泽东是为建立一个强大帝国而来的,帝国成泡沫,
毛泽东休矣。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确确实实不是一个有民主思想
和现代观念的人。他曾经张牙舞爪地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与
民主社会的人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的理念不同,在他眼里,为了一定
的目的人的生命完全可以牺牲,应该牺牲的。再进一步,人非平等,“粪土当年万
户侯”就清楚表明万户侯和所谓屁民在他眼里宏沟般的差距。回顾毛泽东轰轰烈烈
的一生,哪一步没有中国人民的血泪,甚至巨大生命牺牲。因此,指责毛泽东草菅
人命实在有点对牛弹琴,因为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为了所谓崇高目标任何牺牲是必要
的,正当的。或者有人会质疑毛泽东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不是也为老百姓的饿死
也非常痛心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泽东因此的沮丧与其说是为饿死的黎民
还不如说是为他的愚蠢决策和因此产生的所谓政治后果。

“横空出世”,毛泽东确实是“当惊世界殊”。”不过,卸去马列主义,爱国主义
的外衣,他没有多少新意,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皇帝。江山是他的;除非
皇帝自己下罪己诏,他永远是对的;黎民百姓是国家的(也就是皇帝的,路易十四早
就说过”朕即国家”)棋子,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和献身是理所当然。在他眼里,为了
国家的强大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而他所谓的强大还是“秦皇汉武”“成吉思汗”
横扫天下的马上英雄豪情壮志。说到底,毛泽东是想当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传统
皇帝,盘古至今数一数二的中国君主。他全副武装,集两千年皇帝玩的那套把戏以
大成,踌躇满志,却为现代科技和文明所败,铩羽而归。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有毛泽东是张献忠再世的迷信。不论真假,
他给中国带来的祸害要比张献忠大得多,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今天他建立的帝国千
疮百孔,60年的折腾真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今天的中国人堕落
得不如禽兽,河山支离破碎,环境乌烟瘴气,实在是残山剩水,惨不忍睹。中国正
面临其四千来最恐怖最无解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危机。无庸置疑,毛泽
东帝国的倾覆绝对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国际悲歌。那时,始作俑者的毛泽东在那个世
界不会因千万甚至上亿为这空前邪恶政权毁灭送葬的冤魂掀起的狂飙吓得又一次
“泪飞顿作倾盆雨”吧?!
 
独立评论
  • 毛?一个横空出世的超级流氓。 唐夫 [0 b] 2013-04-27 19:51:01 “秦皇汉武”,不是“秦皇汉主” 刘路 [0 b] 2013-04-27 13:31:53

 

 

关于圣人问题的讨论



两周前发的<耶稣与孔子论行善>一文,有两位朋友的留言给我颇多启发。下面将我和这两位朋友的讨论收集整理如下,我们各自的观点都不一定对,但是对大家思考圣人问题和宗教问题可能会有启发。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7 03:43:01     
回复玄野的评论:
所以圣经和耶稣基本上是空洞的,里面讲的很多看似有理的原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儒家的东西比较实际,而且很多出自于实践,所以比较可行。佛家和道家的东西正在研究,现在还无法评论。嘿嘿!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7 12:19:34   
回复bouncingball的评论:
我不是基督徒。看你前两个发言,我感觉你读圣经是带着挑刺心理去读的。
行善不是迁就,培养懒惰。耶稣要传的是道,在他看来这是他给人最珍贵的东西。这些人对不上茬,或者令他失望。再说了,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人群永远提供食物。关于神迹,人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7 20:41:31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其实我没有你说的带着挑刺心理去读。而是最近再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发现新约里面好多东西是人为编造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编排出来的。尤其是约翰福音,你看里面的神迹的出现次序和耶稣话语的侧重点变化,会看出它们把你逐渐从耶稣的纯粹神性逐渐引向耶稣用神迹的目的是在拯救人的灵魂。其实是一个宗教逐渐确立的过程,也就是说是想建立基督教的人,借助耶稣本体,逐渐完成立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怀疑,新约是人为的,耶稣不过是他们假借的一个本体。历史上有耶稣实体,但是耶稣的原话和原事也许是被后来想建立基督教的人篡改了。有了这个怀疑,我一查约翰福音的成书确实是新约里面的最后才成书的。其实这中假借体立教的手法,中外古今屡见不鲜。比如道教就是假借老子的道德经来立教,嘿嘿!

玄野 评论于:2013-04-18 03:25:44
回复bouncingball的评论:
关于新约的人为构建,我也有同感。我个人对新约的态度是这样:圣人的境界一般难以伪造,这就如同孔子所秉承的对天道的忠诚,也就是说,即使有圣人的资质,也必须带着完全的忠诚对待天道上帝,才能有那样的领悟。任何一点权谋都会导致丧失那个境界。从这个考虑出发,我比较信任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其中可能有因为记忆的差错以讹传讹,导致细节差异,但蓄意篡改耶稣的话,可能比较困难。
第二点,关于那些神迹,尤其是耶稣的事迹与旧约预言中的诸多对照,我以为,作者刻意将耶稣的履历向那个方向靠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很容易做,其实际传教效果也最显著。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8 03:49:29      
回复玄野的评论:
所以我的理解是,圣人不建立宗教,宗教是后人利用圣人建立的。也许当初建教的目的是教人如何理解圣人,或者传播圣人的思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宗教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发展成束缚人的工具。几乎所有的宗教到现在都偏离了原来,也就是为何后来宗教改革不断,嘿嘿!希望宗教最后都能恢复原貌,让人真实一览当初圣人的原貌,嘿嘿!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8 09:12:27      
回复玄野的评论:当我们分析圣人的时候,我们往往陷入两难。第一,圣人是言行的高峰;第二,圣人有知识的局限。
关于圣人的知识局限,方舟子等人的说法大都比较靠谱,我就不铺开说了。我曾经连续几天专门比较分析这些不同意见。
由于圣人表现出局限,这就给我们想发扬圣人的人一个大问题:哪些是孩子,哪些是水?这也给信徒带来问题:崇拜圣人,是不是意味着要崇拜普通人?要这样,宗教徒们就是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如果说天道或者上帝是我们的跟随目标,那么随着历史的演进,他就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高。根据圣经,摩西是亲自与上帝对谈的人,耶稣离上帝的距离也不比这远。按照我所假设的,就没有人能与上帝交流,交流的对象只能是“使者”,这“使者”可能还是n层间接的。宇宙万物相互作用,时势造就圣人,圣人引领时代,这与上帝的作为互补妨碍。
按照巴哈伊教的见解,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后来的圣人,带来新的启示,适应新的时代。
说多了。林语堂把耶稣的教导精炼成两点:爱神,爱人。用我的理解来说,前者是对充满无穷奥秘的宇宙的本质敬畏;后者是佛家说的和乐善生。
关于左手右手,我看了品茶坛的回复,这些回复大都没抓到关键点。爱神是核心,人是上帝的仆人,善行是上帝交代的任务,不能自肆功德。按照这样的理解,就不是要不要牛的问题。善行,与理解相结合的。左手右手是方向,不是目的。据我理解,上帝也是方向,因为上帝的本质人类永远理解不了。

玄野 评论于:2013-04-18 09:38:29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圣人不建立宗教的说法,好像由来已久。我个人理解,圣人是否有建立宗教的本意可能比较难下结论,我更倾向于关注圣人的言行在宗教建构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我对宗教和信仰的认识是这样的:信仰是人的首要需求,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获得清晰和正确信仰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困境,圣人就修筑了一些达成信仰的道路供后人采用。有些东西会成为教条,让后人遵循,使得人们即使得不到准确理解信仰或者悟道的机会,依然可以通过信守教条来达成美好的生活。
我想,圣人本意与宗教的关系可能是很有意思且很庞大的题目。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8 10:54:07      
回复玄野的评论:
前几天在文学城看到一句话:宗教是获得信仰最简洁的途径。
如果把组织和规条看作宗教的判别的话,儒释道三家的教主人只有释迦是宗教创教者。佛教在释迦佛在世时,就有团体可团体生活的规章(戒律)。西方宗教,犹太教是摩西创立的;基督教是耶稣建立的;伊斯兰教是墨哈默德建立的。如果说摩西、耶稣或者墨哈默德是圣人,就不能说圣人不创教。旧约五经,那么多条条款款,是摩西定的。耶稣建立了他的教团,继承和改造了摩西规条。墨哈默德就不用说了,他的规条都在可兰经里。摩西和墨哈默德不但创教,而且是军事领袖。
所以,圣人不创教之说不正确。

玄野 评论于:2013-04-18 11:27:15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仁兄所言为是。显然,摩西和穆罕默德是明确立教的,而老子明确是未立教的,而且以后的道教也已经偏于庄子,而与老子有距离了。另外一个明确不立教的圣人是苏格拉底。孔子则处于立与不立之间,而且儒教更被当代人称作最象宗教的非宗教。至于儒教成教到底从何开始,也许从子思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始。当然子思的"道"和老子的"道"定义不同。佛陀那边呢,据佛家的一些记载,佛陀肯定是立教了。但是当代许多学者都声称佛陀从更大的意义上讲是心灵辅导的导师,而不是一个教主。当然佛陀圆寂后成为无可争辩的教主了。我的一点疑惑是,印度文化没有中国文化那么看重历史真实,佛家关于佛陀历史的记载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耶稣如何?立教还是没立教,他的本意是规正当时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曲解呢,还是要另立门户?当然从天道角度看,任何信仰最终都指向那唯一的上帝,如果耶稣是指着唯一神说的,就没有另立门户的必要。因为犹太教积重难返,无法自新,耶稣殉难后十二使徒另立门户就成了必然。
这里好像又出现了一个谱线,从不立教到立教依次为:苏格拉底,老子,孔子,耶稣,佛陀,摩西,穆罕默德。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8 20:53:54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摩西,穆罕默德都不是圣人,他们是各自一神教的创始人和教主而已。释迦佛在世时的团体其实是学院,他更像学院的导师和校长一样教导他成佛的方法和对佛的正确理解。比如,现在大学里大学生都生活在一起,而且也有一定的大学学院规则保证生活在一起的人能和谐,你不能说大学就是宗教。释迦佛没有建立宗教,而是后来他的学院内分离出来的不同学派最后演变成宗教的。柏拉图也创办学院,但是柏拉图却没有建立宗教,嘿嘿!耶稣也没有建立宗教,而是想建立宗教的人为建立宗教而利用耶稣的话和事迹。不明白的后人,还误以为是耶稣在建立宗教。
圣人是不可能受宗教的束缚的,宗教也从来都不可能束缚圣人,嘿嘿!
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佛陀都是圣人,他们不建立宗教。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9 02:47:02    
回复bouncingball的评论:
恐怕要回到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宗教的定义去了。耶稣没建立宗教,那他是刘晓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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