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 2008-05-27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这句话做为一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陌生。此话出自张之洞《劝学篇》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堪，内外交困时代。王朝的末路带来是风雨飘摇的国家命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检验了在中国轰轰烈烈推动三十年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是国人茫然不知所措。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走向何方？为什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所推动的改革开放的结果，出现了不同的答案。带着诸多疑问，中国当时的一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当时国人在接受西方现代民主宪政思想，用全新思想推动清王朝最后一次和平改革的机遇，政治体制改革。这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也拉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西政体的大冲撞。100多年后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西方记者提出关于一系列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今天执政者用决不会照搬西方现代化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改革做为回答。而这些问题却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发生过，面对这样的回答也给我更多的思考，也不由是我想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至今仍然被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做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标准来运用。为什么一个国际主流趋势在古老的中国难以推行和生根发芽呢？打开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1840年是近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一个重要分界线，代表西方工业化强权打败传统农业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正如李鸿章在奏折所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如此强敌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那时的国人也许对于西方毕竟了解不多，天朝大国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并没有改变。1860年圆明园惨痛教训，终于是当时一些开明人士

开始清醒，开始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拉开自强运动的序幕，然而改革结果是三十年自强运动是打不过罪尔小国日本。一些改革维新派人士在反复思考终于掀起政治改革的风暴，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当守旧势力和改革势力激烈对抗之时候。张之洞以《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从表面上看是“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学说。其主要内容，“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民主宪政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就政治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都应予以摒弃；要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用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揪其原因本人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举是在扼杀改革维新思潮，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护特权利益集团。

而在今天世界主流趋势发展，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制约中国走向强胜的原因。

一个难题如何看待“中学”（一）

西方现代化文文明带来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权、三权分立新政治观念。为何始终无法进入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100多年西方现代文明无论是何种方式，至今无法唤醒今日依然在昏睡的中国人，是中国始终无法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无论什么中学、西学、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直到今天的执政党对于西方现代带来的改革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依然可以做出相违背的解释，我想这也须正是中​​国人正常思辩方式。何为“中学”本人以为儒家学说三纲五常、圣人之道、权谋之术、……。可以说是“中学”中学的基础。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把专制社会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关系。董仲舒言专制皇权来源于天，鼓吹皇帝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宣扬君权神授与皇帝至尊，从神学上证明君权高于一切，主张统治和教化等一切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儒学由与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主张“君权天授”、“君权神授”，维护专制权力来源的合理性；宣扬等级论，宣导不平等论，维护等级制度，扼杀平等；主张“天道不变”，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永久性；奉行思想霸道，扼杀思想自由。儒学从不怀疑、挑战专制权力来源，而是对之由衷地认同，宣导、支持与​​捍卫。为帝王君主的统治地位辩护，主张“尊卑贵贱”、“上下有别”、“君臣各位”。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更是对专制等级的明确阐述与规定。成为专制度合理化、神圣化、绝对化说明。论证人类社会等级结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最终巩固、强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不平等，从而维护等级森严、毫无平等可言的专制社会，保证专制统治的稳定、长久。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用口气写下“臣光曰”和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使用的“传国玺”上面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谓抓住了中学传统文化的要害。从这里也能看出天命、天子、天下、成为了专制皇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天朝王国合法性的根源。延续千年的专制文化认为能够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样的等级分布如同一个金字塔有上而下。而这座金字塔始终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无论是在思想和行政命令。。。。。。等等社会的运行方式始终未能改变。每当天下大乱时候金字塔模式的结构就会完全破坏掉，而高高在上统治者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细究天下大乱的缘故，却又由于这权力带来利益实在太诱人了。近代共和革命先驱孙中山在面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和中国文化对比后更是用几十个文字说出中国文化弊端之处：“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之病。”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用西方民主宪政方式来结束延续千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彻底打破一个专制思想文化。孙中山在对当时对国人讲解他的三民主义就说过：“民族主义就是民有主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所可独占；民权主义就是民治主义，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民生主义就是民享主义，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权，亦自当人人所共用；最终目的就是用至公至正的三民主义去战胜至歪至私的专制主义。”

从孔老夫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后，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代程朱理学将儒家文化异化。通过一代代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专制制度。这种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奴才，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到：“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著，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在这种专制政权文化薰陶下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当居于底层一无所有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就剩下一条命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拼死一拨，正所谓逼上梁山。两千年前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百姓连死都不怕的时候，那么金字塔模式的结构从下到上变革就会发生。而这种变革就演变成了革命，敢把专制（皇权）政权掀反。但马上又会有专制（皇权）政权，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字塔的运行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高高站在金字塔上的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成功的枯骨，或者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金字塔模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凡一个朝代建立时候，上上下下都是朝气蓬勃，显出一片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气象。到后来，就慢慢衰颓下去，问题越积越多，知道这个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国旧王朝领导者是家族世袭的，一个家族代代掌握政权，而家族成员除了开国的一两代外，从没有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不了解社会，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专制王朝的官员只接受上对下的控制，不接受社会的监督，他越来越糟糕就是自然的。专制王朝自己无法从内部更新，这也是它的体制决定的，所以中国没有王朝能够长命百岁。到了再也无法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时候，非要打碎这个旧王朝，将官场彻底更新，这样的局面才有根本的变化，但新的王朝没有改变根本的制度，于是又沿着旧王朝的老路走下去。由此看来在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也不难看出中学无所不在。

太多的教训国人何时醒来（二）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带来的威力后，中国人当然不肯束手就擒。中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积极回应西方列强。但是当时国人对于西方之强大仍停留在物质文明，认为它不过是先进制造工艺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时清政府在面对内有人民造反外有列强局面下，终于提出富国强军口号。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迅速在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等先后创办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安庆军械所（1861）、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厂（1866）、同文馆（1868）、招商局（1872）、磁州煤铁矿（1875年）、开平煤矿(1875)、兴国煤矿（1876年）、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汉阳铁厂(1890)、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军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军事装备等各行各业。与此同时，派遣留学，翻译西方各类书籍。1868-1907年间江南制造局共译出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由此来看，基本翻译书籍没有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书籍。这也充分表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应该来说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西方现代化书籍所获得的工业、科技、工程技术、等物质文明生产力，进行改变中国命运可谓是呕心沥血。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也曾派人到中国购买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认识不完，回应西方的行动也不迟。也表明当时中国兴建这些现代化工业所取得成就在当时应该来说在亚洲是首屈一指。1865年徐寿造出中国第一艘小轮船，取名“黄鹄号”当时西方报纸记载，小轮船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长江试航顺流时速二十八节，逆流时速十六节，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第一次造出的轮船。1868年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1870年江南制造局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号。福州船厂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舰。而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铁甲轮船，载重量740吨，直到1900年日本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该厂设备先进，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曾出口到美日等国。而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这些可以说明当时中国和日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起步还要​​早一些。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自强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１８８５年，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福建和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两个具有相同经历的国家（都是被西方列强武力打开国门）同时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后，进行了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是三十年中国改革运动付之东流，这说明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任何一个条件比日本优厚许多。面对这样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总结许多出来，但是我想只有一条可以解释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失败的根源。因为当物质文明改变后一在拒绝政治改革，必将导致社会一系列问题。1875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更是直接说明中国自强运动由于在没有一个政体变革前提下进行其结果必然是失败告终。其中诸多失败原因本文只论述其中之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而同时操办洋务运动官员在没有政治改革前提下由于体制原因造成改革无法进行时也发出诸多无奈的声音。正如李鸿章感慨说道：“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可悲也。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胜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所其终极也。”郑观应在《盛行危言序》说的更清楚，“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来的灾难，汉阳铁厂是被精通中学张之洞一手创办的，在当时外国人眼中张之洞脑子里充满了东方人的智慧。而它的失败便很能说明问题。在兴办汉阳铁厂前曾经有人提出要先化验矿石、勘察、仔细论证等等，让而自大的张之洞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没有接受友人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感情湖广总督，做了让我们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的决定。而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阳附近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碱法炼钢设备，却买来了酸法炼钢的设备。同时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而价格比英国自用的高了三倍。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开了一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看起来这些事情是因为具体分工没有加细造成的，但如追起原因来，就是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标准造成的让一个，没有现代化科学头脑人建设了亚洲第一铁厂。自大和愚昧无知带来的灾难直到今天不依然在发生么？

在这个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他没有得圣人之道，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回来，就不的不去参加了科举考试。怪不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严复这位在英国留学的同窗遭遇感到惋惜。1905年12月21日清廷立宪考察团到达日本，伊藤博文在于清廷立宪考察团交谈时曾感慨说道：“我国之开放较之贵国为晚，我国大兴教育汲汲然全盘西化，保留我打日本武士道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即就实现君主立宪，所有法律必须经过国会决议。君主裁定，然后公布。总之我国是一个法，是立宪明君之法；贵国是一个君，专制主义之君；其不同乃尔，我国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谁学到谁就能改变民族国家命运，何必计较是学谁的呢。这与贵国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作技艺来学。故甲午之战我国战胜贵国乃必然之势。”由此来看，对待西学不同态度和认知，必然造成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走到王朝的末路，一个走向了帝国的强大。

一条难以逾越鸿沟(三)

沉重的教训必将推动造就新的革新思潮，但是改革目的如果依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与利，那么也必将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洋务派官员在经历中日之间一场较量后，虽然输的如此惨痛，但依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宣导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在百日维新中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以一种全新的政体来推动中国的前进。但是依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宣布变法明定国诏中依旧提出了“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作为变法的根本。当然我们不能说光绪还是一个为了维护专制政体和一既私利而变法的皇帝，毕竟光绪生活环境一出生就决定了他与外界的隔离，也决定了他的变法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他做了一件他的祖宗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废掉了祖宗王法，甚至可以说是打破延续几千年专制皇权制度。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仿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慈禧曾经夸奖光绪好学。那个时候，她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好学的精神，是光绪在​​深宫中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光绪在亲政后第一年，就向翁同和索要冯桂芬《抗议》一书。冯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落后的，第一个跳出中国传统文化框架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理想的人。随后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西方现代化思想带来主张相续进入光绪书房。当时光绪不但仔细阅读这些书籍，而且挑选其中经典装订成册，题签交阅。翁同和曾在本人的日记中写下了，​​“足见留意讲学，可喜”的文字。这些带来的思想也成为日后光绪变法的基础。

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思想深处，对中国儒家学说依然欣赏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试图通过儒家学说来强化国民意识，殊不知西方崛起恰恰是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对于人的控制，是独立的思想，人性的解放。而这些才是产生西方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的基础。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1898年，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建立议院形体备朝廷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强军”为其根本。所谓设议院建议实际是建立一个广开言路、沟通上下之情的机构，与西方议会体制并不是一回事。这也说明光绪和康有为接受大量西方思想对与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没能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不容怀疑光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推动中国进步的心情。但是在没有透彻了解西方近代强大原因基础上，而盲目进行改革，即便其变法成功，然其命运最终注定也是失败噩运。据说康有为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也许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国事太弱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我们不能怪光绪，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试想如果他们不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何以能到庙堂之上。再着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属非凡，怎能对他们要求的太高。孙中山曾经说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我想今天的国人应该更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含义。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但面对一群利欲薰心，不能正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专制者的怠慢和抵抗下，最后还是未赶上孙中山主导的革命步伐，而被革命的炮火埋葬了。这应怪罪谁？革命者吗？不。因为革命也是要牺牲生命的，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被民众支持和采用的，既然专制者自私到连改良这种双赢的做法都不能接受，那么民众为了生活得象个人样，也就只好出此下策了。所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的责任还是要归罪于保守的专制者。

通过这些说明，只要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金字塔的结构自上而下运行结构没有改变，尽管没有皇帝了，中国社会还会按传统专制秩序运作，就不难理解“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这句话的含义了。看下今天的中国，张之洞等等洋务派官员比比皆是依然在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王朝的命运。有人曾经说过清王朝不是亡于腐败，而是亡与激进改革。看到这里我不禁的想笑，难道100多年我们先贤梁启超的对于当权的警世是他们忘记了沉痛的教训。梁启超曾经精辟的总结了清王朝灭亡的根本，“革命党何以生，生与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恰恰是从经济腐败中滋生的。而另一个方面不是亡与激进改革，而是亡与改革的目的不对，因为改革者还是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进行改革。还是李鸿章看的更透彻些，因为在经历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终于走出国门去西方了解其强大的原因，给他带来全新的思考。也许正是这种全新的思维，是这位被西方称作东方俾士麦的李鸿章。在即将步入已知天命之年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命运感慨对梁启超说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我想今天的国人对于李鸿章这句话感受颇深，这句话不但包含着，为后人铺路种树含义，更寄托着后人能够超越他，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来的框框架架改变中国命运的心情。也许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引用梁启超编写的《李鸿章传》里的评语则更能说明问题——对于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也。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处'这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之国，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举国之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李中堂若读德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冥目？直到今天好像在也没一个日本领导人如此尊敬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可谓第一人。也许真的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李鸿章创造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成后人难于逾越的鸿沟，而造成这样的事情恰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样框架里边任何人也无法在创造一个奇迹出来，因为李鸿章已经把它发挥到了最高水准。思想的僵化与改革行为的制约，已经是后人在无法在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何不能融合(四)

中国传统文化为何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难于融合，清朝末年进行的自强运动为什么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够像西方那样走向帝国的强大。揪其原因在于政治体制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在自强运动发展，很多仍然停留在胚胎阶段。清朝末年（自强运动）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官府由于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发展。而自由企业的发展恰恰是现代化技术革新和创造的前提而在西方国家自由企业制度不但可以发展还可以获得政府奖励，个人创造意识，人性的解放，自由结社，大大发展是其能够，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通过一些例子可以说明在中学西用，是中国近代变革最大的障碍。

清朝自强运动特点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而言李鸿章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官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几个私营铁路公司的例子都很能说明问题，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政府利用手中特权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这种官商勾结是原始资本主义无法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列如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制(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清朝成立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国是个政治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良好的制度化的税收和公开的政府财政检查机构，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由于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清朝末年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而造成这样情况恰恰表现了，传统的中国社会体制的运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场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改革中清政府做为改革推动者，还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带来物质享受最大受益者，长此以往在缺少制约和监督情况下就会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高于国家利益，至国家民族利益与国民利益与不顾。而这些运行的模式也正是金字塔从上向下运行的模式。中国自强运动改革，清王朝以政治权力垄断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提法，因为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没有关与国人参与国家社会运行模式。没有给出国人怎么参与并同意执行某个影响深远的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与中国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所有国人权利是由专制皇权给与的，清王朝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成为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而同时代的日本的改革不但抛弃了许多自身许多的弊病，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当即实现君主立宪，在其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成为日本改革的开始。

在一个几千年专制文化下，试图与西方文明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专制政权有太多了国家机会主义，而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有没有制约和监督控制，必将导致为所欲为，是的国家利益变成个人利益。

正如1905年清王朝立宪考察团在考察世界民主宪政国家后载泽针对朝廷内部反对立宪的言论上密折陈述更是一针见血指出：“立宪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独不利于官。宪法即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其权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忧，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与形。彼其心有所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而这个模式如同是座金字塔而中国的运行规律是自上而下，西方也是一个金字塔而运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难以融合的。总之，从心理结构到行为方式，甚至外貌神态几乎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互为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而产生了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的矛盾冲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真的是永远无法融合的。

结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就像历史事件固然不会简单重复一样，但是往事却真的很难如烟。假如慈禧没有拿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假如戊戌变法成功；假如清末专制统治者君主立宪式真心的，不是继续糊弄国人；太多的假如就像北洋舰队失败后丁汝昌发出的感慨一样，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体，出现的历史场面或有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抉择，因为那是抛弃祖宗。昔日汉唐盛世，康干盛世带给中国太多的荣耀。天朝上国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已经牢牢的占据中国人大思想，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不肯正视外部的世界的变化的表现，不断展现出来，从乾隆朝英国时节马戛尔尼访华，清朝官方对其称呼为蛮夷和坚持跪拜礼节，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表现，直到今日这样事情不也在发生没？虽然没有了蛮夷的称呼和跪拜礼节，但是从骨子里中国人自大的表现，依然不断的展现出来。承认西方现代化文明创造的新技术的优越性，肯去学习是难得了，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日本的改革没有像中国那样背负历史包袱，所以跑得比我们快，跑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日本专制强权出现带给亚洲灾难，就与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德国的俾士麦，自然是德国人推崇的人物，而这种推崇潮流也让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世纪中叶中国所面对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世纪那样被看成是由上帝设立并由皇帝和教会维持的制度，也不再是专制主义时代那样，被看成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甚至不在是启蒙运动时期那样，被看成是通过自由人的自愿联合而产生符合目标、代表某个特定地区居民多数利益的法治组织------民族国家，而是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新形势。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无论清王朝采取何种对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本身存在的合法危机；如果正视现实，承认外部世界，勇敢地接受西方的挑战，那无疑等于放弃自己存在的基础，其结果必然引发全面的危机。如果逃避现实，拒绝承认外部世界，竭力躲开西方的挑战------事实上，清廷也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仍然会爆发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外部世界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已不再世各守一方，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现代化世界潮流，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卷入这一巨大潮流中。正如天演论中说的那样，天地之间，万物竞争。优胜者生存，国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将为人类历史所淘汰…… 正如今天国人说的那样我改变不了社会，我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关键这个潮流是什么，经济一体化是潮流，现代宪政民主也是潮流…… 毛泽东更说过：“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抛弃中学西用的方式，那么我们依然要输的更惨，历史的教训是不会简单的重复。

100多年的走向共和历程，我们交的学费太多了。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框架我们始终未能打破。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好的一面，经过现代科学的审视观，必将得到发扬光大，普及世界。而其中不可忽略其中专制思想异化，经过改头换面，仍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存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是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然而是否还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一直在无休止的争论。甚至为了它的合法存在寻找诸多借口，而这些维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也正是在维护一已之私利。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埋下了炸弹。清王朝在轰轰烈烈推动了46年的改革后，而结果是社会矛盾与王朝合法存在的危机不断加深，四川一场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直接点燃了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今天改革开放的道路如果还是不能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100多年前结局，会再次上演。

俄国思想家赫尔琴曾经说过，向后看就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同时历史也是一部记述特权利益集团很少主动放弃其特权利益，最终演变成说不尽的悲惨故事。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我们也应该醒来了。告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要忘记我们先贤曾经走过的艰难道路。因为我们已经跌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