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自传回忆：1989.6.3晚上，大屠杀开始(组图)

文章来源: 世界日报于 2013-04-30

方励之自传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

1988年6月6日，在美任教的高希均教授(左站立者)到方励之北京家中拜访，与王丹等年轻学生见面。右站立者为李淑娴。(图皆由天下文化提供)

1987年1月方励之在成功疏导中国科大学生游行后，却换来先被开除共产党籍，之后再调离中国科技大学。他如同「中了头彩」，全国声名大噪；离开科大，调回北京天文台，也结束了与妻子李淑娴分隔两地18年的生活。图为1987年9月23日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作完学术报告后，学生争着索要签名，简直成了「明星」。

从悬空寺上下来后整十天，我就进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避难。那是绝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那十天里，我想，几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国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电视新闻的人，大概都没有料到，中国就是发生了绝难料到会发生的事：中央政府调动20万正规军，用正规战争的武器，坦克和冲锋枪，以正规战争的方式，杀进自己本来好端端占据的首都。

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从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左右开始的。9点30分，我们就接到学生从第一个屠杀现场—木樨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都可以听到枪声。

「打倒方励之」为开杀戒做准备

我们的处境顿时危机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钱加胁迫在北京郊区组织游行，为开杀戒做准备。政府发给每个参加者15元人民币，外加一顶草帽。游行者的任务就是呼喊口号「打倒方励之」，以及焚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这则消息，很为我的安全担忧。意大利的鲁菲尼几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电话，目的是为了听到我的声音，以证实我还没有被捕，或遭不测。至于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觉得太危险。焚烧模拟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惧。有一位记者问一个高喊「打倒方励之」的人「你认识方励之吗？」答曰：「不认识。」再问：「那你为什么要打倒他呢？」「因为，人家说，他不让我们进城去卖西瓜」。

屠杀之后，最后的幽默也没有了。很多人来电话，都像那个学生一样，很简短，三个字，赶快跑。我一时还有些有些犹豫，和平时期还要逃难？似乎是弄错了。上午10点左右，又有电话，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窃听者识别他的口音，已经不用北京腔说话，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暨你们说，你们还等个什么，还不快点儿找个干净的地方去！」这位朋友曾在最高层的机构里工作过，消息常常是准确的。

美公使低声说「你是总统的客人」

我们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走。

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这两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来了。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一个朋友把汽车也准备好了，晚8点开。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不想牵连其它朋友陪同我们倒霉，所以排除了前三个方案。但也不想马上去美国使馆，因为顾虑，消息一旦走漏，一定会被中共利用。当晚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由CBS电视帮忙，在香格里拉饭店暂过一夜。

当时我们仍然把事情看得过轻，估计只要躲过三、五天的乱枪乱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离开家的时候，我只随身带了一个小书包，其中有几样日常用具，还有两篇写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时，我还请一位同事来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几封信带到天文台，以备过几天上班时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势更恶化，冷枪不断，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带着应急无线电话的CBS电视台人员，陪我们转移到使馆区。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过美国大使馆，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馆人员认为后一条极难办到。于是，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离开了使馆。

当晚留宿在建国饭店。那夜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炮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显然，事情升级了，很难再有其它选择，我们当即接受了。几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等在饭店后门的一辆使馆的车。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样，驶入大使官邸。

那时正是1989年6月6日0时。就此开始历时13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6日当天，白宫发言人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公开化。

担心重演火烧领事馆「彻底的空城计」

这有好处，也有危险。

好处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们在哪里，知道如何保护我们。24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到慰问的电报、电传。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公开化的危险是，有可能引至中国当局进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杀人后的中国当局，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规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红卫兵就火烧过北京的英国领事馆。1989年失去理性的当局会不会冲进大使馆，活捉方励之？难说。

最初的三周，最紧张。当时新大使李洁明刚刚到任，还没有住进大使官邸。整个官邸大楼，都是空的。白天危险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楼内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时不声不响地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事。如果成功，当局完全可推脱一切外交责任，还可以借机宣传这是「群众」的愤怒云云。

我们的防备方法只有一个：彻底的空城计，让外界根本探测不到整幢大楼里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于大使及一两个人同我们接触；打电话，也接电话；晚上室内灯光照度大大低于室外路灯；盥洗室内放水泄水，不出声音；睡觉时说梦话，也不梦唱。最后一条最难，但也办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胆。6月12日当局发布了通缉我们的命令，紧张达到高潮，夜间值班官员都有些神色不安，担心重演火烧英国领事馆一幕。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以防事态有变。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甚至没有在大使馆门前组织抗议游行和焚烧仿真像。看来，危险期是过去了。

方励之避难美国使馆惊心动魄13个月(组图)

文章来源: 世界日报于 2013-04-30

1990年6月25日，经过13个月的避难生活，方励之夫妇与美大使及使馆人员合照于北京南苑军用机场。

方励之夫妇登机离开中国。

「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导我(以及我的认同者)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这是方励之教授生前讲的一句话。

当方励之教授与李淑娴夫妇在22年前的6月走出避难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飞出中国后，再没能踏上他所热爱的祖国土地，这是方励之2012年4月骤然病逝美国，难以言喻的终生之痛。

触动美中最高当局像冷战小说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预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长达647页的「方励之自传」。精选摘录交由本报北美地区独家刊载，即日起分批摘录连载书中最惊心动魄的方励之夫妇避难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经过。这段经过当时触动美中最高当局，不但是两国交往的敏感议题，更成为中共难以言语之痛，其中经过交涉，读来有如冷战间谍小说。这也是自当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于2003年4月中旬出版「李洁明回忆录」之后，第二位现身说法的当事人回忆，弥足珍贵。

当代史学家余英时表示，「方励之自传」是方励之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所写的遗稿，如今第一次面世，其历史价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人想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认识，都必须从阅读本书开始！」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最终以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结束，血淋淋场面震惊全球。海外华人椎心泣血看着故国遭逢巨变，却爱莫能助。在这一场被誉为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迸发良知热血，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彻底扭转中国1976年结束疯狂文革十年后的发展轨迹。方励之教授则是贯穿这场八九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

1989年6月3日天黑后，中共下令开枪镇压争取民主反官倒的爱国学生，整个北京陷入极端惊恐混乱状态。

已成中共眼中钉随时可能被捕

已是中共当局眼中钉的方励之，面临随时被捕的险境。他在自传中写到，「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

但最后的局势迫使方励之不得躲到美国大使馆里去。方励之写道，「(5日)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炮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从此，就开始了方励之夫妇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避难的13个月。

作长期滞留打算等待走出僵局

他说，「按历史上的前例，避难五年、十年，都是有的。我们原来估计，或许我们也要等三、五年，等到下命令通缉我们的人不在位了，或死了，才有可能走出僵局。因此，我们作了长期滞留使馆的打算。」

方励之1956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加入中国核反应堆研究项目。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至河北省赞皇县劳动。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助教、讲师(1961)。文革十年间多次被下放劳动。

方励之是中国198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在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成就，长期处于国际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学真理，更是热切地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他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文革结束，1980年代初，他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率先实行教学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报」连续五天予以报导。1985年他在浙江大学演讲，总结改革的经验，这个讲话广为流传，蔚为风潮，方励之成为青年学生间最受爱戴的导师。

他善于从基本问题入手，透彻明晰，他追问「谁养活谁？」是纳税人养活党政干部，还是党政干部养活人民？他呼吁民主只能自下而上争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赐。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1989年11月他与许良英、刘宾雁联合发起召开「反右运动（1957年)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因有人告密而流产，方励之、刘宾雁和无辜的王若望受批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罢黜。

1989年4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发学生运动，邓小平即调几十万军队包围北京，并造谣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是策动运动的幕后「黑手」。

「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美方负责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励之夫妇进美国大使馆避难，官方即下令「通缉」。他俩在美大使馆耽搁了一年多，以后通过外交谈判才转到英国剑桥大学，然后转到美国，最后落脚于美国西南部土桑(Tucson)的亚利桑纳大学。

方励之离开祖国后，仍关心祖国的命运，关心祖国的民主、人权状况，曾担任过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

命运纠缠中国近代史客死异乡

方励之的经历与中国近代史纠缠在一起，他热爱他的祖国，奉献一生，然而六四之后却终生不得返国，客死异乡，所幸留下的遗稿「方励之自传」，将他生命的巨流，又重新流回世界。他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尽自己的责任。」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总结方励之的历史定位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理想，做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的。100年了，这一目的还没有充分实现。但其间出现了不少可敬可爱的人物，方励之便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可以说是「五四」理想的一个完美的结晶，因为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学家，而且也是推动了历史进程的的一位民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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