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改大變革：改國號為民主共和國

2013年5月03日 09:00

越南共產黨執政下的越南，將修憲把國號由現在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並漸與普世價值接軌，承認、尊重、保障人權和公民權，使政治改革再現亮點。越南曾向中國學習改革開放的經驗，並從實踐中體悟到，經濟體制革新推進到一定階段，必須相應地推進政治體制革新。越共推進政治體制革新，邁出切實步伐，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國學習。

這是一場令世人矚目的大變革。越南共產黨執政下的越南，政治革新再度出現亮點：當下正熱議憲法修正，將國號更改，由現在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已成大勢而眾望所歸。這次修憲草案的重大內容當數人權：要求國家承認、尊重、保障人權和公民權，新修訂的有生命權、屍體權、隱私權、私有權、福利權、確定民族權等。越共和中共「本是同根生」，中越兩國唇齒之邦而又血淚恩仇。時下在南海（越稱東海）地區，兩國衝突激化，此際，越南國內新一輪政治革新大動作，又會給中共帶來多大衝擊，為人們所關注。

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河內巴亭廣場，越南最高領袖胡志明朗讀了《獨立宣言》。他穿著清簡，頭戴硬帽，腳踏塑膠涼鞋，身穿卡其服，雖當時發燒咳嗽，仍精神飽滿，聲線明亮。「越南民主共和國」就是《獨立宣言》中曾使用的國號。越南經歷大半個世紀法國殖民統治，後又經二戰期間日本五年軍事佔領，四五年八月革命成功，越南獨立同盟會決定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宣言》由越盟主席胡志明草擬撰寫。文告表明，在越南共產黨領導下，脫離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政體。始於五十年代而長達近二十年的南北越戰結束後，一九七六年南北越統一，國號改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人權的重視，越南共產黨內部外部始終存在「是否需要繼續標明社會主義的旗號」、應恢復深受人民愛戴的胡志明時期的國號等輿論聲音。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主任阮黃英對亞洲週刊說，最近幾月，全社會都在討論九二憲法修正草案。在一些具體條文上，她和她先生就有不同看法，她贊同修改國名，重視人權和民主。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越南第十三屆國會第四次會議對越南一九九二年憲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討論，並頒布《關於徵求民意的第38/2012/QH13號決議》，即憲法修正草案。為履行國會決議，國會修憲起草委員會舉辦研討會，聽取國會代表意見，二零一三年一月公布了憲法修正草案，以三個月時間徵求人民和各界意見。

越南九二年憲法的制定，是以八六年「六大」提出革新開放的最初幾年和為實現九一年《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下稱綱領）為基礎的。九二年憲法為履行革新開放事業打下政治法律基礎。二十年來，這一憲法保障越南的革新開放事業不時取得成就。如今，在國際格局轉變的大背景下，越南社會與越共都發生巨變。

亞洲週刊從河內當局獲悉，這次九二年憲法修正案的走向大致如下：第一，基於總結九二年憲法及有關法律的落實；基於《綱領》及黨其他的導向和內容；繼承九二年憲法及以前憲法中符合現在國情的條款；補充發展需要的條款，修正真正需要修改的問題條款，明確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條款，且具有充分群眾基礎、人民一致擁護及符合新形勢的條款。第二，繼續肯定綱領和九二年憲法所確定的國家機構和政治系統的性質和總體模式，國家是屬於人民、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一切國家權力屬於人民；國家的權力是統一的，在立法、行政、司法三領域之間互相分工、配置、監督。第三，繼續肯定越南共產黨是越南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勞動人民及全民族的先鋒隊，遵循馬列主義和胡志明思想，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第四，發展市場經濟，同步革新，把越南建設成為民富國強、社會公平、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五，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權……

值得關注的是，修正草案的重大內容之一是關於人權。草案要求國家承認、尊重、保護和保障人權、公民權，草案繼續肯定和進一步闡明九二年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權力離不開義務。同時補充國家革新開放事業過程中所產生的新權力，符合國際社會人權條約，而越南也是簽署國。比如：生命權（二十一條款）、屍體權（第二十二條款）、隱私權（第二十三條款）、私有權（第三十三條款）、福利權（第三十五條款）、確定民族權（第四十五條款）等。

例如，經修改、補充的第十五條：人權、公民權根據憲法和法律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尊重、保護和保障；人權、公民權只在涉及國防、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安全和道德的情況下才受限制。新增加的第二十一條：公民擁有生命權。修改、補充的第二十二條：公民擁有不可侵犯身體的權力，及法律保障生命、健康、名譽、人品的權力；嚴禁一切使用酷刑，暴力、追逼、辱行或其他方式侵犯人身，侮辱他人的名譽、人品等行為；公民擁有奉獻身體器官、屍體的權力，在人身上開展醫學、藥學實驗，實驗首先得經過被實驗者同意。經修改、補充的第二十三條：公民擁有不可侵犯私人生活、個人秘密和家庭秘密的權力，擁有保護自己的名譽等權力；如未經他人允許，不允許搜集、收留、曝光他人的私人生活、個人秘密、家庭秘密等；公民擁有保密自己書信、電話、電信和其他私人資訊作交換的權力。經修改、補充的第三十三條：公民擁有合法收入、財產、房子、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在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的本錢或者其他財產的所有權。經修改、補充的第三十五條：公民擁有社會保障的權力……

全國提出二千多萬條意見

對九二憲法修正案的民意徵集，成了越南政治社會一大熱潮，新憲法將於二零一三年秋季定奪。在這場大規模的政治活動中，據四月十七日閉幕的國會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告，截至三月四日，全國共有五十四個省市、十七個部委已向指導委員會遞交有關九二年憲法修正草案民意徵集工作落實情況的書面報告；截至三月三十一日，透過各類型各規模的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個會議、研討會、座談會和意見徵求會議，全國各機構、組織、個人，共對九二年憲法修正草案，提出二千六百多萬個意見或建議。這顯示人民特別關注修憲草案，基本贊同憲法修正草案的內容，同時對各條款提出具體意見。

二月二十二日，越南國會辦公廳與越南律師協會聯合舉辦憲法修正草案研討會，來自國會辦公廳、越南律師協會、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的專家學者與會。他們綜觀評估憲法修正草案和完善政治體制；人權和公民權機制；憲法保護機制和司法機制等方面，認為修憲草案已涉及現代立憲主義的價值，反映了越南憲法思維在立憲權、權力分配、權力控制、保憲制度、人權、公民權等方面的發展，也指出需要完善的不足之處。河內國家大學教授吳輝剛認為，為了確保憲法監督活動的獨立性、確保憲法監督活動的有效運行及遵守法治國家原則，修憲草案應另立關於憲法委員會的內容。也有學者認為，該修憲草案應明確關於成立憲法院的規定。國會高級專家陳玉堂教授稱：「憲法草案中所表明的人的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在認識和表達方式上取得了新發展。第一個新特點是相關內容納入了第二章，這不單是位置的改變，而是明確人民是制憲的主體。」

一般而言，目前世界上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尚有五個，即中國、越南、朝鮮、老撾（寮國）、古巴，這五個國家都自稱或被視為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共產黨執政，黨的名稱不一，中國、越南、古巴是共產黨，朝鮮是勞動黨，老撾是人民革命黨。不過，從社會發展趨勢而言，這些國家社會制度或發展策略，已與社會主義漸行漸遠。

二零一零至一二年，中國、越南、古巴、老撾、朝鮮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先後召開了新一屆黨代會，總結和反思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制定符合各國國情的中長期發展戰略與規劃，並推出一系列新舉措。為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同時也是立足於長遠目標，各國執政黨從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執政黨隊伍建設以及本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等方面作出新探索。隨著社會主義國家新一輪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化，「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亟待解答與創新的時代工程。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是社會主義國家謀求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提和共同要求。

越南經濟和政治革新已步入深水領域。在經濟方面，越南在過去二十七年的改革過程中，經濟革新成就顯著，但也積累不少問題，且日益顯現。越共十一大報告把這些問題概括為：「經濟發展還不穩定，品質、效果和競爭力低下，按照工業化、現代化方向調整經濟結構進展緩慢，宏觀指標不夠平衡，分配制度還有很多不合理之處。」為此，越共十一大通過的《二零一一至二零二零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提出了進一步深化經濟革新的設想，其中較具創意的是提出了「五個發展」、「三個突破」的觀點。

在政治領域，越共十大以來，越南的政治體制革新明顯加快，引起亞洲各國學者廣泛關注。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學者陳明凡認為，民主化是越南政治革新的一條主線，越南共產黨總結國內外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選擇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化道路，越南的許多做法和經驗對中國具有借鑑意義和參考價值。二零一一年一月，越共召開十一大，中國廣西大學學者黃駿說，此次會議標誌著越南革新取得突破性進展，越共十一大召開後，越南今後革新的走向將是堅持革新開放路線，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重視有效增長及可持續發展，注重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越南近年來在民主革新方面所取得的顯著進展，越來越引起世人關注，人們普遍給予很高的評價。越南的民主革新始於一九八六年，經二三十年的努力，越南的民主革新主要表現在：

越南政改步伐遠超中國

越南共產黨已經基本實現黨內民主，強化中央委員會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監督，越共在中央全會上實行質詢制度，開創了黨內民主的新形式，提前公布黨代會政治報告草案，實行中央委員和重要領導職務的差額選舉，允許共產黨內有「內部派系競爭」，黨內可以發出不同聲音；越南社會已經初步具有政治民主，國會代表實行差額選舉，國會代表允許非黨員參選，允許自報候選人參選，允許競選，國會代表選舉實行社會監督，國會代表職業化，國會有權對由其選舉或任命的領導人作「信任投票」；越南基本實現依法治國，司法基本獨立；避免「黨大於法」，越共積極推動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審理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預審判工作，國會代表、政府高官須申報財產，越南出現較為成熟的政治反對黨。今天的越南民主革新有著較深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保障，政治體制革新有望向更深層次發展。

中國與越南山川相連，唇齒相依，經歷過「同志加兄弟」的時光，也經歷過反目成仇的歲月，如今中越關係雖走上正常化，卻因南海問題爭端和摩擦不斷，兄弟之情難再。跟中共本是同根生的越共，早在七年前實施差額選舉黨總書記，其中央委員選舉差額更是中共的三倍，當時在中國引起極大反思，中國政治學者一再將越共的黨內民主，與中共作比較。中國政論家、原北京《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當時就呼籲：越南改革值得關注。他說，越南很重視向中國學習改革開放的經驗，從革新開放實踐中體悟到，經濟體制革新推進到一定階段，一定要相應地推進政治體制革新。越共推進政治體制革新，邁出切實步伐，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國學習。他批評說，正當越共更堅決更大膽向全面革新大道上邁進時，中國國內卻陷入改革反思與紛爭之中。

當今世界，民主化成為人們共同呼聲。越南再度掀起政治大變革，修憲改國號，強調人權和民主，人們關注，這場政治變革會對北京帶來多大的衝擊波。

關於越南（2012）

人口　8,878 萬

平均預期壽命　75.3歲

城市人口　31.0%

成人識字率　93.2%

勞動人口參與率　77.0%

人均GDP　1,550美元

GDP　1,398億美元

出口　969億美元

入口　1,068億美元

經濟結構︰

農業　22.0%

工業　40.3%

服務業　37.3%

江迅，《亞洲周刊》

中国的周边国际关系隐藏政治危机胡少江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的发展令中国感到紧张。首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表现出的过去日本政治家不多见的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安倍不仅在与中国有争议的领土钓鱼岛问题上寸步不让，完全不领会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不断采取攻势，频繁地派人走访世界其他国家，指责中国、争取同情。

    令中国政府不安的是，在中日之间的领土争执中几乎没有一个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持支持态度。而美国则一再公开表示将履行对日本的军事义务。

    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之外，安倍的对华不妥协政策还表现在多个层面。在最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公然鼓励几乎所有的高级阁员集体参拜，并且对中国外交部发出的不满和指责则采取了不解释、不理睬的态度。安倍政府还采取各项措施，全力推动修改日本宪法的运动。在中国看来，安倍政府修改宪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日本名正言顺地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中国政府感到这对中国形成了压力甚至威胁。

    安倍在本周初对俄国进行的访问无疑是另一件让中国政府紧张的事件。这次访问实现了日、俄两国关系的一个突破。双方同意立即恢复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政府间谈判，其中包括两国有争议的北方领土的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对日本首相访俄的报道夸大日、俄两国之间的立场分歧，而对双方首脑谈判的友好气氛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的积极进展避而不谈。中国官媒的报道与世界主要媒体的报道迥然而异，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这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所持有的忐忑不安的心情。

    除了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麻烦和不安之外，近日中国与另一个邻国印度在领土问题上再起争端。《印度时报》报道，约五十名中国士兵四月十五日越过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在印度领土上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印度舆论将此视作是中国对印度的入侵。印度边防警察获得消息后，随即赶到与中国士兵营地相距三百米的地方驻扎，由此进行了所谓的“帐篷对峙”。除了印度之外，人们仍然经常听到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海域领土问题上的争吵。至于朝鲜，其年轻的领导人不把中国放在眼中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中国政府的尴尬。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近来中国军内和政府内的鹰派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改变过去的“低姿态”，采取更加“进攻型”的战略态势。而对日本和周边国家在领土争议上采取强硬态度则被看作是这一外交战略改变的开始。显然，这些人低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困难。首先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中国一样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退路，他们采取的对话强硬立场都得到绝大多数本国人民的支持。其次，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支持中国的国家几乎没有。

    中国政府现在已是骑虎难下。从目前的对峙中后撤，这将给中国的新领导人带来严重的政治麻烦。因为每当中国出现国内困境的时候，政府总是利用扇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度过难关。现在真的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政治，如果采取软弱的立场很容易被民众看成是出卖民族利益。但是如果继续目前的强硬立场，擦枪走火在所难免。假如真的出现战争，中国的军队能不能打仗？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支持一场局部战争？中国当前的政治结构能否在一场没有打赢把握的战争中继续存在？这些都是巨大未知数。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郑永年：中国反腐机构连大学都有互相争斗给腐败机会

来源：财经网　

    原标题：中共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智慧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
    　　　　
    观点摘要：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
    　　
    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
    　　
    学习他国，不仅要看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教训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共选拔出的最能干的人的过程跟他们的标准选举过程不同，所以会有质疑、有批评。以选拔政治局常委为例，可从“性别、资历、年龄、利益”角度来观察。具体来说，就是性别方面偏重男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女性，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资历就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先有资格入选常委；年龄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七上八下”，即67岁的优先入选，年轻的延后考虑；利益主要就是利益的平衡。关键就是这八个字，下一届肯定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的选举制也不能保证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一定会被选上，比如美国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可能都去经商了，二流的才会成为政治家。同时，也不能保证最坏的人就不会当选，希特勒等政治人物就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台湾的陈水扁很腐败，但也是选举出来的。当西方评论中国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也没有的东西加到中国身上，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看中国，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是一样。其实只要有规矩、有程序就没问题的。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继续走下去，行政效率就会比西方多党制的互相否决的(政治)效率要高。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近代以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西方很多反对马克思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是一条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开放的，是复杂的、多方向的，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人思想被殖民地化了：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一定要去走吗？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强调贤人政治和选拔制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体。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学习西方，学习他们的民主因素，但是绝对不会演变成西方民主。如果一定要刻意地模仿，就会失败，这是我的判断。五十年后我们可以再来检验。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我们要有比较的眼光，同时，比较的前提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
    　　
    中国是延续性多于变化。从历史上看，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上台，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转变，但是中国仍然很好地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稳定，用西方的话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从“毛主义”到“邓主义”的过渡。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在同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化，只是针对具体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变化应该更多一点。西方国家往往可以在政策层面一下子转变过来，而中国与此相反，延续性太多，变化不够。当然政策的变化不是说否定前一任领导人的政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具体的政策当然是不同的，但也正因为时代的变化，对新一任领导人提出了政策变化和创新的任务。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的话，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任何事物都在变，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这是中国古典《易经》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社会经济变化那么大，但是政策上面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执政者调整得不够快。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变化更大。例如，我们还能找到以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么？农民工、知识阶层这些都是全新的。社会变化大，经济层面变化就更大了。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前说政治和经济“两张皮”，指的就是政策脱节于社会现实的问题。政治最后都要表现为政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策上的变化不够，跟不上现实，所以政府和官员每天都疲于奔命，每天都在“救火”，结果每天都很累。
    　　
    不是民主而是中产阶级整合了社会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美国两党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执政都要照顾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你可以左一点、他可以右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哪一个政党，一旦脱离了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必再去想争取政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整合社会并不是靠民主，泰国就是个被民主分化的典型案例，城市居民选出的首相农村居民不接受，农村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也不接受。再看台湾社会，因为“统独”问题，也造成了社会很多方面的分裂。政党就是分化社会的，是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我们互相斗，这就叫作政党。为什么中国以前那么反对朋党呢？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可以说，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有，没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人均GDP5000元左右，如果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转型达到高收入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没有了。现在极“左”、极右等等思想和影响都有，但到了那个时候即便它们还会存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高收入社会，而这一块城镇化就非常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培养中产阶级，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现在的中国根本未形成消费社会，孩奴、房奴等等就是例证。我为什么强调土地问题，也就是住房问题，这是社会领域一块很大的问题。“居者有其屋”应当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就这两点，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件是党内这一块，既然党是主体，党怎么做？我想反腐败最重要，反腐败在党内的这一块，这是主体性的建设，当然反腐败也不能仅限于党内，所有的组织都要反腐败。第三件则是中国梦跟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起中国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做“西方梦”。好多东西确实需要去做，但改革一定要有目标。
    　　
    改革需要摒弃“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改革怎么去改？首先我们必须“经验地”来看问题，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中国人受传统的道德哲学影响很深。我们老师教给大家的常常只是对错的问题：这是好的、那是坏的，我们看电影也分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对于学者是完全不够的。再比如前几年讨论中国模式的问题时，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模式就首先区分好坏，比如赞成者说中国模式是好的，比西方模式好，而批评的人往往说中国模式不好，我们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个模式。这就是一种“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体验社会要比头脑中去想更重要，现在好多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社会。我们所想的，与我们实践的东西一定要对应起来。理想很简单，人类社会99.9%的理想最终都没能成真，甚至我今天上午的理想跟下午的理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如何发展，要把握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社会“应当怎么样”。每个人如果都从“应当”层面出发，100个人可能会有200个不一样的东西。事物本身有发展的“势”，我们作为学者就是要去揭示这一点。
    　　
    制度设计要给“新利益、新势力”一个机会
    　　
    具体到改革中，究竟该怎么做？以反腐败为例，其实反腐败也是一门学问。中国就是内部多元主义太多，外部多元主义太少。像新加坡的一个反贪局、香港的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就清廉了。反腐败机构中国党内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哪有这种事情？内部太多元了，谁来负责？没有人负责。互相间你争来、我争去，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就像很多人说的，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本身也难以避免腐败。内部必须要整合，我以前就提出要建立反腐败的大部制，一定要协调起来，否则互相掣肘没有效率。同时内部要集权一点，外部要分权一点，比如学校反腐完全可以引入社会审计机构，就算学校自己的审计制度还没有培养起来，也可以借助外部的先用。外部审计、社会力量和媒体公开一点。现在微博反腐太多了，成本太高，那是个人反腐败，必须要制度化，不沿着法治的轨道，最终会形成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社会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低。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反腐败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假设我要提拔你了，我就要事先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财产公开，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就不缠你了。而那些愿意的则表明：第一，你确实是很清廉的；第二，可能问题不大。那么，我就提拔你。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制度让清廉这一块力量成长起来。我不认为人生而腐败，腐败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制度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腐败，但是在这个制度体系下不腐败没法生活，不腐败没法工作下去，所以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就像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不动，那我就让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一个民营企业。你看，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跟西方的逻辑不一样。再好比我们说要消灭既得利益，但是可能你还没有消灭它，它就先把你消灭了。改革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就是靠精英，一帮新的精英产生了，后来逐渐取代旧的精英。中国改革的逻辑就是如此。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创新有时候比体制改革更重要，因为每个体制之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例如，我们现在大学的很多教授整天都在想着改革，但是一旦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肯定比谁都抵制得厉害。所以说每个体制之后都是既得利益，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官僚机构是既得利益，国企、银行、大学等全都是既得利益，你能一次全部改得动吗？你必须要在这些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因而体制、制度的创新更重要。我的判断是，美国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其优势不在于它改革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社会政策改革有多难。美国的优点在于它创新的空间大，制度创新的能力很强。中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制度创新比制度改革更重要，好多制度都是这样，不止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人民论坛记者袁静采访整理）

    本文来源：财经网

方励之：夫人的决定争得20年有意义生命(组图)

文章来源: 世界日报于 2013-05-03

1986年12月29日「八六」学潮期间，记者曾慧燕在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独家访问方励之。(温元凯/摄影)

1986年12月29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记者专访，第二天他就被迫离开科大，所以他说：「曾慧燕给我照的几张相，成了我在科技大学最后24小时的纪录。」(记者曾慧燕/摄影)

方励之、李淑娴爱情新美如画，伉俪情深。(方励之/提供)?

　　当年有「中国沙卡洛夫」之称的知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因「六四」事件避难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轰动世界，各方褒贬不一，2012年4月，方励之病逝亚利桑纳州，至死未能重返故国，他有没有后悔过出走美国？

　　方励之的妻子、原北京大学物理学副教授李淑娴1日在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表示，20多年来，他们没有正式交谈过这个问题。直到2011年感恩节当天，方励之拉着李淑娴的手说：「这辈子，我们这个小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你做的决定，执行了结果良好；未执行的，给这个家带来严重后果。」其中，他提到了出走美国的决定，这是他们生命中的重大转捩点。

　　李淑娴回忆，当年他们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方励之担心影响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安全，给北京当局镇压口实，几度欲离开使馆，并「天真」地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为李淑娴坚决阻止，最后他听了她的话，「结果争得后来20年的时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方励之动情地总结说：「这20年的生命是值得的。你的决定为我争得这20年有意义的生命。」

　　李淑娴说，他们抵达美国后，包括在国内外培养多名博士；写了180多篇学术论文；建立、组织多种国际合作；建立起北京—台北—美国的联合天体物理巡天研究，做出了成绩，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有不少在中国相关领域都是领军人物。

　　李淑娴说，现在许多中国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她接触一些中国留学生，也是来到海外，看了录像和相关报导，才知道当年中国军队的坦克，开进天安门血腥镇压学生。方励之自传所写史实可与已解密和将解密的权威史料对比，更显真实珍贵。

　　她说，现在此书得以出版，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华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提供第一手资料。「方励之刚刚隐去，身后不仅有他的文字，还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这鲜活的历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会回声。」

　　李淑娴说，1989年六四事件，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学生上街，由于她经历历次政治运动，深知当局最后一定会秋后算帐，「到头来倒楣的是学生」。她说，当局指她是「黑手」，其实她坚决反对学生绝食，她得知学生绝食的消息，还是在北大三角地碰到王丹来买绝食用的布条，当时曾劝阻，「但他们没有听我的」。

　　方励之2012年4月6日突然离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交代后事，李淑娴猝不及防，迄今不能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过去她习惯于当某事有疑问就转头问丈夫，现在她有时还下意识有此动作，才蓦然惊觉丈夫已捨她而去，她说这个致命打击远超过她一生中的任何打击。

　　李淑娴说虽然自己已70多岁，有丈夫相伴不时还有「一个小女孩的心态」，丈夫生前，她充分享受他的爱，丈夫给她一副坚实的肩膀，一个避风的港湾，给她温情，她一直感觉自己是为爱而活，生活充满阳光，心态很年轻，有时她会买一两件漂亮衣服，故意穿上问方励之「好不好看」，他会笑她，但从不干预。「现在，再没有如此心态，此情、此景也永不再来」。

　　有段时间，她沉浸在痛失爱侣的巨大悲痛中，几乎不能自拔，她甚至觉得失去了丈夫，活着已毫无意义。在整理方励之遗物时，她发现了他当年滞留美国使馆写的自传，她觉得自己要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这成了支撑她重新振作的精神支柱，促使她捧起一颗流血的心，化悲痛为力量，并有一种紧迫感。

　　●方励之抵美后，曾有人拥戴他出任民运领袖，统合海外民运队伍，但为他婉拒，引起一些民运人士非议。李淑娴解释，「方励之终生以科学为立命之本」。

　　她举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为例，间接回答了外界的质疑。她说王丹获释来美之初，她曾出飞机票请王丹赴土桑会面，语重心长嘱王丹勿为学运领袖的光环所惑，「那都是虚名，没几天就会为人遗忘」，一定要脚踏实地，继续充实自己，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说话才有份量。

　　李淑娴说，他们抵达美国后，她放弃自己独立出外工作，主要尽心照顾方励之的起居生活，让他专注学术成就。这20年来，他们没有虚度光阴。「方励之的学术成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收穫」。

　　●李淑娴指出，邓小平对方励之心存不满，主要导火线是1988年，方励之在澳洲演讲时，曾引述北京大学大字报说：高干子弟在海外有存款帐户，被邓小平认为是针对他的子女，据说他曾咨询法律专家，准备以「外国存款诽谤案」起诉方励之，但法律专家劝说，方励之并没有公开指名道姓，不能构成诽谤。此事虽然不了了之，但却大大惹恼了邓小平，加上他率先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这使方励之虽然自认为没做任何违法的事，在六四事件中却「在劫难逃」。

　　●李淑娴和方励之伉俪情深，他们在同一年(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两人相遇、相知、相恋在充满自由气氛的校园。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李淑娴先被定为「右派」，她本以为分手可以保存方励之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曾约定「冷冻我们的爱」，并相信可以等得到春暖花开时，殊不知方励之仍被定为「严重右倾」，即内定的「漏网右派」。李淑娴说，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一旦被打为「右派」，就沦为社会贱民，但他们没有背叛自己的心和真诚的爱，排除万难组成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在那个年代，多少夫妻因此离异，但「方励之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由于有丈夫的爱，她在诸般社会压力下，总能挺起腰杆、抬头做人，从不屈服。1968年文革期间，方励之再次「被审查」，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两人被迫分离长达18年。开始，李淑娴在江西鄱阳湖围垦的血吸虫疫区劳改农场劳动，方励之被送到淮南煤矿下井，在地层深处挖煤。两人历经千辛万苦，但心中有爱，始终不离不弃。李淑娴说，本以为自己会在方励之前离世，曾跟丈夫提过她若先走，希望他再找一个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方励之对此嗤之以鼻。

　　她本以为现在生活自由、平静，她享受这种恬淡，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携手相伴，「我们是多么的相亲相爱，我一直以为可以到永远。」现在「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她的悲痛难以言喻。她是学科学的，从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直到她心爱的小儿子方哲在土桑遭遇致命车祸丧生后，她希望能与爱子灵魂相遇在第三度空间，现在恩爱一生的丈夫也离她而去，她更宁愿相信爱能穿越时空，祈望方励之在天之灵伴随她到生命的尽头。

党刊‘求是’赞中国体制全球最优学者：要反着解读

    来源：美国之音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最近刊登文章，高度赞扬中国现行体制。作者认为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观察人士指出，这篇文章明显是御用文人迎合主流所谓“三个自信”的说法。事实是，文章恰恰反映了中共的不自信。

    *旅法学者：中国正进入自信时代*

    这篇题目为“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的文章，发表在2013年第九期《求是》杂志上，也是该刊物的最新一期。文章作者是旅居法国的学者宋鲁郑。

    作者使用“先结论后论证”的方式，首先得出结论认为，今天的中国处在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着1840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作者把这三个“最好”做为事实判断，认为它们构成了三个自信的坚实基础。

    三个自信据传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首提，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年年初，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此前，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在网上发表日记连载，晒出她跟时任局长的衣俊卿婚外情等许多腐败细节。

    *章立凡：御用文人的命题作文反着读*

    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5月3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了解现在海外有个别学者出于各种原因，为中国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接受中国政权的资金，成为它们的御用文人，从海外的角度为政府说话。章立凡说，他不清楚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他认为，文章中论述的三个自信就是为政府服务的。

    章立凡指出，执政者的自信不是来自文人的文章，而是来自民众的信任。他说：“他说的这些东西，所谓的自信时代，我觉得就是迎合主流的所谓三个自信的说法。他就是为这个服务的，我想他这么说也不奇怪。但是，你要讲三个自信，首先不光是体制自己要认同，感受到自信。而且民众也得要认同，你才能有这个自信。”

    章立凡指出，现在中国实际是官民分裂的社会，在这个时候武断地说，我们就是自信，实际暴露出的恰恰是体制的不自信。而三个自信其实就是三个不自信。

    章立凡说，老百姓现在都是从反面理解传媒的宣传。官方怎么说，老百姓从相反的方面理解就对了。因此对宋鲁郑的文章可以理解为，现在它们遇到问题了，它们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查建国：打压异己是自信吗？*

    北京的异议学者查建国对“中国的自信时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长期的经历和观察证明，政府越强调什么，说明所强调的方面问题越大，恰恰是它们软弱的方面。

    查建国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你要是自信，那你可以放开党禁，放开报禁呢？你可以不要去镇压呀？你为什么不断去镇压呢？北京最近拘留了八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放，他们仅仅是在大街上要求政府高官公布自己的财产。”

    政府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在民主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查建国说，但是在中国，当局居然抓捕提出此要求的公民，居然抄他们的家，这些都是自信的表现吗？对于美国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中国没有公布过，只有一味地攻击美国的人权状况，查建国说，你政府应该公布出来，让民众自由地讨论。

    查建国还用诺奖得主刘晓波仍被监禁，法轮功学员继续受到迫害和每当中国的政治敏感日，他自己和其他维权异议人士都被旅游为例，来质疑中国正在进入自信时代的结论。

    *宋鲁郑：中国制度一甲子全球最佳*

    宋鲁郑在文章中得出结论说，中国现行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

    查建国认为，这样的文章缺乏起码的事实依据，这类指鹿为马的文章，也只能在《求是》这类中共核心党刊上发表，它的边缘刊物都不会刊登。章立凡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改变，连越南、缅甸都在民主转型，只有中国、朝鲜等极少数国家还在坚持独裁体制。他认为，中国现在就是一辆在高速路上逆行的车。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揭秘：毛泽东一生心里最痛恨的人是谁

    来源：新浪
     　　
    1956年苏共20大曾经震撼了世界。苏共20大重要的内容是打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大门。斯大林1924年从列宁手中接过领导权，到1953年去世，近 30年的时间里是苏联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物。斯大林加速苏联工业化和抗击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的光彩；斯大林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消灭肉体、搞个人崇拜并镇压民主化进程，也是他犯下的罪行。他在世时党内积怨甚多，但没有人敢对他有任何抗争，都不得不昧着良心用肉麻的字眼歌颂他。但斯大林一旦离开人世，就由不得他了。斯大林去世3年后的苏共20大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而且把斯大林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翻了过来。到了1961年苏共22大，党内外已经对斯大林时代的残酷斗争深恶痛绝。赫鲁晓夫做为苏共领导人，是批判斯大林的核心人物，在22大上通过一个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瞠目结舌的决议：
    　　
    “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很快，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被拉到火葬场焚烧。
    　　
    其实，斯大林被火化，是苏共做出的决议，而非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旨――斯大林也在生前为自己掘开坟墓。
    　　
    这个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最大反感。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早在20大后中苏关系就急剧下降，甚至造成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使因为极左路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雪上加霜。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写出的，激荡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鲁晓夫，而且揭了赫鲁晓夫的老底，翻出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健在时在红场大声歌颂“斯大林是我们生身的父亲”，而斯大林死后却鞭尸。《九评》中非常愤慨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毛泽东对准赫鲁晓夫炮轰，并不是多么感念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早就厌恶之极，中共尚在艰苦斗争中，斯大林并未全力支持，甚至建议解放军打到长江就不要南下，让中国南北分界。这也是斯大林害怕有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他在诗词中表明“钟山风雨起苍皇，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解放全中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到苏联，没想到傲慢的斯大林居然没有到车站迎接，也没有认真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在莫斯科深感寂寞和不满。
    　　
    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却让毛泽东换个视角看待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毕竟领导苏联30年，在世时享尽全党全国的拥戴与由衷赞美，死后却遭到焚尸扬灰。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在领袖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他高度警惕的。
    　　
    从此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防后患。毛泽东亲自制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其中条条都把赫鲁晓夫当作反面教员，比如提倡“接班人”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同时“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再如提倡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从此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的同义词，也成了在中国挨骂最多的外国人。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隐藏在党内，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上下一起寻找 “中国的赫鲁晓夫”，直到后来曾与姚文元齐名的反动文痞戚本禹借批电影《清宫秘史》首创“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几年内成为频率最高的名词。

    本文来源：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