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弄死的大學校長們(圖)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學領導人。趙宗複，太原工學院院長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7月6日 陳傳綱，上海複旦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7月 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8月2日 李敬儀，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8月3日 李達，武漢大學校長196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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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左一)于甘肅民兵比武大會上
一，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江隆基，男，1905年生，蘭州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1966年6月初開始遭到“鬥爭”，6月25日自殺，時年61歲。筆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蘭州大學的人印發的關于該校文革發展的材料，可以從中發現，作爲大學領導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當典型。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于發動文革的一系列的會議之後，江隆基被中共甘肅省委確定爲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這樣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後來和妻子李敬儀一起被打死的江蘇省的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請看他們的條目），也是這樣。
1966年5月10日，蘭州大學召開“聲討鄧拓、吳晗、田漢、廖沫沙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大會”，江隆基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以後校中貼出大批大字報，召開大量“聲討會”。5月25日，中共蘭州大學黨委決定全校停課。在6月4日“工作組”開進學校以前，蘭州大學已經貼出了兩萬五千多張大字報，主要矛頭，指向學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動的資産階級學術權威”。――這就是江隆基領導的文革初期階段。這時候他也許還並不知道他的命運已經被決定。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毛澤東指示下廣播北京大學的一張攻擊該校領導人的大字報。隨即，工作組被派到北京大學取代原來的北大領導班子。中共甘肅省委在6月4日向該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那裏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與時間都是一致的。
工作組進入大學後，原來的大學領導就“靠邊站”（這是當時的用語）了。6月6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作“動員報告”，江隆基在同一會上代表中共蘭大黨委檢查了他們領導前段運動的“右傾錯誤”。
緊接著，工作組組織學生等用開會和貼大字報等方式“揭發”和攻擊原來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問題，從領導文革“右傾”，進一步變成了“鬥爭”對象。
從一份蘭州大學在1966年11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1966年6月在蘭州大學貼出的攻擊江隆基的大字報的標題有：“我校領導嚴重右傾保守思想必須立即糾正”，“江隆基公開诋毀毛澤東思想”，“剝開教育專家江隆基的畫皮”，“控訴江隆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從這些標題可以看到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升級，以及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實質內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持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面，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這一天共“揪鬥”了70多人。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毆打。大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
在北京大學，是在6月18日，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當時在北京領導運動的劉少奇寫了一個“批示”發到各級黨委，要求制止這種“亂鬥”。這個批示後來被當作劉少奇“壓制革命群衆運動”的罪狀，對這個批件的否定，則引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血腥的校園暴力。其實，在當時，劉少奇在當時就不是一個認真有力的對暴力行爲的制止。中共甘肅省委收到了劉少奇的批示，顯然並沒有理解爲要“壓制”暴力迫害。
6月22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強迫江隆基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江隆基死後，7月11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其機關報《甘肅日報》上發表了關于江隆基“罪行”的報道一篇社論，算是對江隆基的最後結論。
導致江隆基自殺的原因非常明顯，一方面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衆鬥爭”，另一方面是上級共産黨組織對他的定性處理。在蘭州大學，僅僅從1966年6月到8月，還有6個人被“批鬥”而自殺身亡，１4人自殺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死于紅衛兵運動開始之前。雖然在“鬥爭會”上侮辱折磨他的是主要是一些學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時候，文革運動仍然是在中共各層組織的嚴密控制和有效管理之下進行的。所謂“群衆鬥爭”，實際上是他的上級組織和毛澤東的文革指令和理論指導的結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對江隆基之死負有直接責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級：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
江隆基自殺三個月後，1966年9月，領導了對江隆基的“鬥爭”的中共甘肅委領導人汪鋒等人，也被“揪出來”了，也在“群衆大會”上遭到“鬥爭”。文革的打擊對象，進一步擴大了，原來指揮“鬥爭”別人的人，也落入了被“鬥爭”的陷阱。這不是什麽好笑的故事，這顯示了文革的殘酷和野蠻。更重要的是，這樣不講道理的混亂的上層權力人物的爭鬥，給下面的老百姓帶來的災難甚于給他們自己。
1978年1月26日，中共甘肅省委給江隆基“平反”，這是在毛澤東死去一年半之後，也是江隆基死去12年半之後。那時候給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剛剛開始不久。
二，江隆基對另一名受難者命運的責任
“紀念園”中有另一名受難者顧文選，江隆基對顧文選的悲慘遭遇，負有責任。他們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關系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運，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資深共産黨人，高級幹部。共産黨奪取政權以後，江隆基就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在北京大學，他領導了“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院系調整”，以及“反右派運動”，直到1959年1月調任蘭州大學校長。
顧文選是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學生之一。據記載：
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系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系學生顧文選和周铎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17頁）
筆者經過數年努力，終于找到了顧文選在那天會上的講話稿。他說的是他在上大學之前，在家鄉杭州，在“肅反”運動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實相當有分寸。江隆基當天晚上，就對顧文選加以譴責和警告，顯然是沒有查證過顧文選所講是事實還是捏造，而且他不認爲需要查證這是否事實。
由于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北大當局劃爲“右派份子”並被判刑五年。刑期滿了以後，也仍然不能離開勞改農場。他試圖逃出中國，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盡管顧文選最初的厄運是由于他被江隆基劃爲“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卻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們二人的命運的交織，體現了文革的寬廣的打擊面和殘忍的性質。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定爲“右派份子”。這人數超過了當時北京大學總人數的百分之五。這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589名是學生。他們此後都受到長期的精神的和物質方面的摧殘，有的人後來也像顧文選一樣被槍斃。22年後他們才獲得“改正”，但是從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學的這七百多個“右派分子”中，有526名是江隆基領導下整出來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級認爲力度不夠。派了陸平來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補課”，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調任前，周恩來曾經約見陸平談話。陸平比江隆基更爲嚴厲地在學生和教職員工中又增加劃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達到了716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直到文革開始。（這裏的數據來自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
制定“反右派運動”的理論和領導全國的整個運動過程的，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高層領導人。但是，也是經過江隆基這樣的人物的手來具體實行的。江隆基曾經代表中共領導了中國的兩所大型綜合性大學17年。這17年中，他和其他與他身份類似的大學領導人作的，不僅僅是迫害了大批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輕學生，而且還對原有的大學體制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來，大學只是教育機構，不是法律機構，大學對人最大的處罰只是開除學生或者教員。大學當局有權依憑學生教員的思想和言論，把他們定爲“階級敵人”如“右派分子”並實行長期的系統化的迫害，就是他們所領導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繼任者陸平，都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後來成爲共産黨員和職業革命者。這種鎮壓和迫害學生的大學體制，是他們參加“革命”的時候就希望建立的嗎？這曾經是他們的革命嗎？如果不是，當這些發生的時候，他們又爲什麽沒有出聲反對？他們從來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使得他們的形象十分暧昧和缺少誠摯。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等589個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發問的還有，當江隆基在文革的惡浪興起之時結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顧文選那樣的526名“右派分子”？
希望他當年只是由于智力不夠而沒有能預見可能發生“反右”和文革這樣殘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人的無情攻擊作爲他的人生理想和戰鬥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爲作了這場殘酷“革命”的失敗者和失意者，而是對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感到絕望。
三，董懷允在文革中的遭遇
董懷允，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講師，系教學秘書。1966年6月後遭到大字報攻擊並被劃入“有問題的人”類別中“勞動改造”。董懷允在1967年7月28日上吊自殺。當時年齡40歲左右。
董懷允在1966年6月中就成了“有問題”的人。那是因爲在1964年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受到攻擊，可是北大的“社教”不久以後翻過來了，他很高興了一陣。到了文革又翻了過去，而且北大的“社教”的反複被說成是“1965年發生的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報》1966年6月5日社論）。這樣，董懷允又成爲“有問題”的人。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大規模的對所謂“黑幫”的暴力性攻擊。董懷允目睹了毆打、罰跪與戴高帽子等等行爲之後，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董懷允的家在城裏，他在北大單身宿舍有一個床位。
1966年7月初，領導北大文革的工作組指令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數學力學系成立“文革委員會”的時候，工作組不准董懷允參加會議。他和其他一些“有問題”的人被編爲一組，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當時和他一起被編入“另類”一起在食堂勞動的人中，有同系的丁石荪老師。丁石荪在19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學校長。
1966年7月26日晚上，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領導人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被撤銷。7月27日，聶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組建“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同時，也提出建立“勞改隊”，把前一階段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放入“勞改隊”管理。
1966年7月28日，董懷允上吊自殺。他已經目睹“618事件”，他了解到了毛澤東要的就是那種式樣的暴力攻擊，“勞改隊”馬上就要建立，他不願意在“勞改隊”中受侮辱與損害。于是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實際上，一個星期之後，北大英語教授吳興華就在“勞改”中被強迫喝了有化學品的汙水而當天死亡，44歲。吳興華死後還被解剖屍體以證實他是自殺，爲了“對抗文革”。
北大數學力學系主任段學複教授，是著名數學家。他動過癌症手術，而且高度近視。他被強迫摳幹淨廁所牆上的尿堿，他得幾乎把臉貼在牆上面，才能看清楚。
在1968年，北大數學力學系還有三名教員遭到迫害而自殺，還有一位教員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四，爲什麽害死衆多大學領導人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學領導人。他們的名字，按照他們的死亡時期爲順序，排列如下：
趙宗複，太原工學院院長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7月6日
陳傳綱，上海複旦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7月
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8月2日
李敬儀，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8月3日
李達，武漢大學校長1966年8月24日
言慧珠，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1966年9月11日
陳序經，南開大學副校長1966年
岑家梧，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1966年
韓克樹，西北電訊工程學院院長1967年
孟憲承，華東師範大學校長1967年
趙明新，中科院華東分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月
邵凱，遼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月23日
田辛，華東化工學院黨委代理書記1967年8月2日
孫泱，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0月30日
向隅，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1968年
王建中，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
範樂成，武漢醫學院副院長1968年
唐麟，湖南大學副校長1968年2月18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8年3月28日
常溪萍，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8年5月25日
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1968年7月27日
蔣梯雲，同濟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常委1968年7月27日
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1968年11月2日
翦伯贊，北京大學副校長1968年12月18日
範樂成，武漢醫學院副院長1968年
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1968年
張敬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70年6月7日
王頌鹹，四川美術學院副院長1972
李劫夫，沈陽音樂學院院長1976年12月17日
附記：1966年夏秋之後，北大、清華、複旦、人大、北師大等單位均出現過大量的高級知識份子自殺群，僅北京大學就有包括汪簽、董懷允等人在內的24名教授和講師被逼自殺身亡，名不盡錄。
文革前實行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中共黨委書記是大學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中共黨委書記和校長，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擔任。副校長和中共黨委副書記也常常是兼任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能得到學校的領導職位，首先是由他們在共産黨裏的地位決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統稱爲“大學領導人”。
他們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當一致：1966年6月間，他們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被他們的上級黨委定爲“黑幫份子”或“資産階級代表人物”，被停職或者撤職，並且遭到大會“揭發”和“批判”。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之後，他們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被毆打，被剃頭，被遊街，被關押，在校園裏被“鬥爭”和“勞改”。這種野蠻殘酷的迫害繼續了三年。他們就在這過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間，或者被“鬥爭”死，或者在遭到野蠻“鬥爭”以後自殺，也可能在關押中被折磨毆打而死卻又被宣告是“自殺”。以上26人名單中，只有一人是在遭到長期關押和折磨後在1970年死亡的，其余全部死亡于1966－1968年間。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學裏發生的這種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爲這是從上而下發動的文革導致的，這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領導班子領導的結果。
筆者個人所作的調查，涉及面有限，然而，僅僅在有限的對全國大學的調查中，就發現了這一長名單。而且，這個名單沒有包括被毆打成殘廢或重病的人。這張死亡名單表明了大學負責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殘酷的打擊與迫害。也可以從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學裏面發生了多麽嚴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殺戮。實際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學領導人都遭到了“鬥爭”和進過“牛鬼蛇神”隊，都曾經被關押禁閉，都遭到肉體的和心理的虐待與折磨。筆者沒有發現有學校例外。
大學本來是一個社會裏有文化講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卻使中國的大學變成大規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發生地。從社會變動的角度來看，大學在文革中發生的這種巨大的變化，即校園暴力迫害的大規模發生和發展，是“文革”在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爲規範方面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中，暴力性“鬥爭會”（即用毆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即後來被俗稱爲“牛棚”的），都在大學裏最先開始大規模發生並且發展起來的。這些迫害手段流傳全國，害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學領導人，則是校園暴力的最嚴重的受害者群體之一。
在文革中，大學領導人是最早被“揪出來”並且最早遭到“鬥爭”的一類人。
在1966年6月以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雜文”是當局通過報紙雜志“批判”的，中共高層幹部“彭羅陸楊”是在共産黨的高層會議上被宣布免職然後被監禁的。文革成爲大規模的“群衆運動”，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七個人寫的一張“大字報”之後。
北京大學七個人大字報的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宋碩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北京大學校長中共黨委副書記。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攻擊北京大學的當權者爲“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這張大字報把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學校全面停課。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對這張大字報高度贊揚的做法，猛然改變了文革的激烈程度。這是文革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學的陸平和彭佩雲是最先被“揪”出來的大學領導人。十天之後，“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宣布校長蔣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長）“停職”。全國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各省的共産黨黨報都報道了有關消息。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批判鬥爭”，還由中央級報紙作了全國性報道。
在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後，很多人還是不敢反對本校的領導人。但是“工作組”進校，宣布原學校領導人“靠邊站”或者“停職反省”，校園裏的情況立即就徹底變了。學校領導人和教師成爲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而不再僅僅是一些知名作家學者和最高權力圈子中的失勢者。充當文革的攻擊手的，也不再僅僅是少數寫“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還加上了千千萬萬的學生。
在“工作組”的引導下，學生們紛紛起來“揭發”“批判”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工作組”還召開大會，“批鬥”原校領導。大會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發言。往身上貼大字報，往人臉上塗墨，推人，打人，揪頭發，種種暴力現象發生。有相當一些人以這種行爲顯示自己的“革命性”。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到清華大學領導文革運動。這是對“工作組”的權威性的強化。顯然，沒有她這樣的高層權力人物指揮，學校裏的學生怎麽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蔣南翔呢？要知道，1966年時候的蔣南翔，不但有那麽高級的職務，而且，他代表共産黨在教育界的權力，這種權力之大，是其他社會制度裏的大學校長從來沒有過的，這種權力絕不允許學生和教員挑戰和質疑。但是在1966年6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決定，蔣南翔立即成了階下囚。蔣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員和部下，經過短短時間的對上級意圖的觀望和揣測，了解到中央意圖後，都立刻轉向，站到攻擊他的這一面來。
“工作組”的做法是，把大學的原有領導當作“反動堡壘”“打倒”，不管那些領導人都是共産黨的資深幹部，也從來不曾反對過上級黨委的方針路線。但是，工作組不同意對被“打倒”的文革運動對象施加大規模的暴力虐待，同時，他們強調“鬥爭”必須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進行。
北京大學“工作組”1966年7月3日上報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一月情況彙報提綱》明顯地體現了他們的意圖。
來源： 杭州網
中國離現代文明有多远
作者：高飛
提示：領導權的本质是神權。
中國有許多現代色彩的大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無産階级先鋒隊、爲人民服務等等，但它們全都名不副实、似是而非，何以故？
谭嗣同说中國“两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盜也。”這意思是1、中國两千年来没有進步；2、秦政是大盜，以暴力奪天下、治天下。這在今天叫做“党指揮枪”“枪杆子裏面出政權。”依然是秦政，依然是大盜。不與民協商，偷偷摸摸“爲民做主”叫做賊；暴力强迫“爲民做主”叫做盜；以國家名義“爲民做主”是谓大盜。
國人最不可救藥的觀念就是“爲民做主”。官员以主子自诩，民衆以家畜自居，總怨別人不肯爲民做主，不懂自主權才是爲人之本。民衆相互傾軋，總想做別人的主子；官员力求自保，以步步高升爲唯一追求，誰能真正在乎社會公益呢？没有自主權就只能爲奴爲畜，連禽獸也不如，因爲禽獸尚有天然的自由。
鲁迅最激烈地抨擊中國的“國民性”，但他的“國民性”三字大大不妥。因爲它令人無奈、令人絕望，導致更严厲的“爲民做主”。“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什么用？其实這與國民性無關、與人的道德品性無關，而是两千多年官僚等级制造成的惡俗，是後天的习性而不是先天的本性。否則就得同意希特勒的觀點，那就無话可说了。
中國革命了一百年，改革開放了三十年，一點兒也没有觸及爲民做主的政體。過去做主的是皇帝和他的官僚、後来是主席和他的官僚、現在是党和它的官僚，萬變不離官本位的主子本色。梁啓超有一個對比说：“中、英两國向来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欢換招牌，抄几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于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地新陳代谢，实際上时时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色古香的老招牌死也不肯換。”什么是換招牌？就是爲民做主、一统天下的政治理念没有變，以家庭倫理替代政治倫理的家長制没有變。所以，標榜什么主義、高舉什么旗帜、堅持什么道路、做什么美夢都是莫名其妙，名不副实，毫無意義。民衆的自主權才是現代文明的標志。
因此，中國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共识，就是厲行民主，徹底廢除官僚等级制。除此之外的一切说辭都是愚弄民衆的胡说八道；除此之外的一切改革都是爭權奪利的官場鬧劇。我們能邁出民主這一步，就進入現代文明；邁不出這一步，就停留在秦王朝。城市化不等于現代化，人造妓的屁與民衆的福祉無關，有再多的原子彈、航母、宇宙飛船也是枉然——這不過是大盜的利劍，是战國爭霸的舊思維、舊把戏而已。
中國改革最大的詭論就是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傻逼們認定：公平没有效率；效率必不公平。他們號稱馬克思主義者，却眼睜睜的不承認公民制度比奴隸制度公平、公民勞動比奴隸勞動有效率。他們引進竞爭機制，却掩蓋了竞爭主體權利對等的制度前提。他們撿来市場經濟中的垃圾——竞爭——如獲至寶，却不懂市場經濟的精華是權利對等的交換關系，而不是爲民做主的分配關系，更不是弱肉强食的野獸關系。
人大、政協、党代會的報告連篇累牍、洋洋灑灑，聽得人昏昏欲睡。他們说了什么？就十九個字：加强領導、狠抓經濟、堅持改革、反腐倡廉學雷鋒。其中除了加强領導是实，其它全是虛（“學雷鋒”報告中没有，但等级特權體制下的廉政就是盜賊學雷鋒）。六十載大话空话廢话假话純屬屁话；两千年集權王權党權官權都是特權。哪裏先進？現代社會除了平等的人權和法律的公權，不允許有任何階级、政党、群體和個人的特權。所谓領導權就像神權，根本不可思議。
什么是文明？不可思議的權力是蒙昧的産物，一點都不文明。一般的讲，內在于人的文明稱作文化；外在于人的文化叫做文明。中國人常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什么東西？誰也搞不懂（什么破人發明的臭詞），世上就没這種東西，也没這種關系。文明是一種社會整體状態，最核心的特征是生産關系。
人類社會從原始蒙昧到奴隸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本质上是生産關系的變革——包括財産關系和權力關系；而不是單純的生産资料所有制的變革。
20世紀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特征是：人爲改變生産资料所有制，却極力維護最陳腐的權力關系。這種反科學、反曆史的“制度”，只能靠暴力和謊言去建立和維持。爲此，他們虛構了封建主義-资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曆史線路图，編造出党領導的階级鬥爭、無産階级專政、消滅階级、發展生産力等一套荒謬不通、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論。问題在于1、党依靠暴力維持的領導權，本身就是特權，它本身就是最殘酷的階级统治，又怎么可能消滅階级？吉拉斯的《新階级》早就指出了這個謬論。如果吉拉斯是錯誤的，爲什么不能公開辯論、批判、以正視聽，而要監禁、封杀、掩人耳目呢？2、受资源、环境和人口的限制，生産力不可能無限發展，社會産品也不可能“極大豐富”，那么，民衆對平等、公正和社會正義的要求就永远不現实、永远不合國情、永远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因此，社會主義永远是“初级階段”，人民永远只管做夢，共産主義永远是畫餅。3、生産力的發展首先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觀念、能力、權利和社會關系的解放。在统治與被统治、做主與被做主、領導與被領導的社會關系中，生産力只能造就金字塔和原子彈之類的玩意，與民衆的福祉毫不相幹。“無産階级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産階级自己。”可是，一個不能解放自己的階级怎么能解放全人類？是割肉喂鷹、舍身饲虎？还是像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等待神迹的复活？馬克思的玩笑太不着調。事实是，社會主義的堅强領導核心、無産階级先鋒隊的先進代表們早已身在共産主義天堂，他們才不會相信解放全人類的鬼话。
实際上人類文明的軌迹清楚地擺在那裏：從無權力的原始状態，到權力産生的部族社會；從權力分散的氏族部落，到權力集中的奴隸制王國，人類社會的邪惡與集權已經達到極限。此後就是分權和徹底解構權力的曆史。封建制是對奴隸制的分權；民主制是對封建權力的解構。抛開財産關系，僅從社會權力關系看，人類社會是從無權力到有權力，從小權力到大權力，再由大權力返回到小權力，最後恢复到無權力的人人平等。在這個過程中，主宰人類命运的力量，由上帝變成了法律，從自然變成了自覺。這中間有一段人主過度时期，酋長、國王、皇帝、党和國家的各级領導，都是這類人主，他們介于上帝和法律、自然與自由之間，他們本质上是上帝的替代品，所以他們的特權不需要理由。人類從自然状態進入文明状態，他的文化積澱使他從獸變成人，這個進程不可逆轉，並且不完全取決于物质財富的豐厚或匮乏。否則，你無法解釋最原始的淳樸與善良。處在自主状態中的人，即便贫窮，也是善良的。而處在奴役關系中的人，無論贫窮或富有，都是邪惡的。因此，所谓無産階级的先進性不存在，被压迫者的革命從来没有進步意義。
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或者说我們正處在什么樣的曆史状態中？首先，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根本無法套在中國曆史的框架上，馬克思的理論早已把亚细亚生産方式排除在外。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列甯的共産國際陰谋家的作品，是個臆造的赝品怪物（蘇聯解密檔案和我們自己的經曆就足以證明。）其次，秦王朝一统天下是中國曆史的大倒退。在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中國並没有像古埃及和羅馬帝國那樣的奴隸制。西周以後，中國已經确立了封建分權的格局，中華文明的全部精華都産生在這個时期。秦以後，中國再無建樹。唯一值得统治者炫耀的，就是文景、貞觀和康乾三個“盛世”，這是爲民做主的最高成就。但它們轉瞬即逝，不可复制，没有留下什么財富，于人類文明毫無補益。我們不能假設曆史，事实上雅典的議會民主也没有能夠傳承，但它留下了一顆文明的種子，成爲全人類的指望。春秋战國的曆史太精彩、太重要，其中蕴藏着無數的可能性。但不幸的結局是秦始皇来了個向後轉，將中國置于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夾縫中，两千年来不能自拔。集權是奴隸制的特征；分權是封建制的特征；廢權是民主制的特征。學者們之所以無法將今日之中國歸類爲封建主義、社會主義或资本主義，是因爲中國压根兒就没“主義”。
因此，“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觀不成立，“國情論”不成立，“特色論”不成立。我們必需抛棄上帝的替身，結束人王人治、爲民做主的曆史，捍卫民主與法治，走向現代文明——雖然這不是共産主義天堂，但却是一個有尊严的、能自主創造我們生活的地方。
历史的细节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杜君立 推荐：王澄
●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诺曼•马内阿
1789年，法国民众走上街头，将他们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专制皇权就这样结束了，《人权宣言》确立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现代政治原则。人类历史上的所谓“现代”就这样拉开序幕。
在法国大革命200年之后，一场民主浪潮再次席卷世界……在罗马尼亚，民众将一个不戴皇冠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7天之内。这7天，或许就是从古代到现代、从独裁到民主的距离。
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齐奥塞斯库，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一个又一个暴君走上断头台。每消灭一个独裁者，就有一个民族站立起来，走进现代，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中国亚圣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作为一个反抗法西斯极权的革命者，齐奥塞斯库曾经说过：“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很多年后，他这句话果然一语成谶。
一 动物庄园
历史是吊诡的，人们反对权力，常常是因为自己没有权力。在现代历史中，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甚至会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制造者。齐奥塞斯库就是这样的。
1918年，齐奥塞斯库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农民家庭，在10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因为家庭贫困，他上小学时连课本都买不起，10岁起就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当时正值1930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15岁的齐奥塞斯库便加入当时非法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因为组织罢工，他曾经屡次被捕。对齐奥塞斯库来说，身陷囹圄不仅没有什么伤害，反而使他的影响日隆，成为一个知名的“危险共产主义的鼓动者”和“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传播者”。最后一次被捕后，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得以结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他们共同反抗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法西斯主义政权。这次“铁窗友谊”成为他日后获得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间，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政权加入德、意、日法西斯同盟。1944年，苏联一方面支持罗马尼亚共产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发动起义，另一方面苏联红军攻入罗马尼亚，内外夹击下，安东内斯库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转而加入了反法西斯的苏联阵营。1945年3月6日，共产党联合其他政党成立联合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罗马尼亚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齐奥塞斯库的职务是罗马尼亚共青团书记。1947年，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领导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夺取政权，宣告正式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齐奥塞斯库成为重要的武装部队副部长。数年之后，齐奥塞斯库已经上升为党内第二把手，仅次于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1965年，“老大哥”乔治乌-德治去世。齐奥塞斯库顺理成章成为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在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之后，齐奥塞斯库将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将国名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继续担任罗共中央总书记。1974年，在齐奥塞斯库的策划下，罗马尼亚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成为总统，且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此后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务，成为罗马尼亚一切的主宰，甚至连农民在一平方米土地上种几棵玉米也必须要由他来决定。
齐奥塞斯库一方面批判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在罗马尼亚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党在国之上，而他则在党之上。各种官媒经常说“齐奥塞斯库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最高尚的品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个人迷信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20多年来，齐奥塞斯库走到哪里，都要组织一场人数众多的盛大欢迎仪式，欢迎的人群必须提前到场，哪怕风吹雨淋烈日暴晒。齐奥塞斯库一来，一起高呼“万岁”。不仅如此，每逢重要的大会，为了保证理想的效果，“群众演员”之外，官方还必须组织一批“专业演员”，由思想过硬的警卫部队组成“政治啦啦队”，整齐的坐在前几排。齐奥塞斯库讲话开始，每隔三分钟，这些专业演员就会站起来鼓掌叫好。后面的群众演员也跟着这些专业演员一起“热烈鼓掌”。齐奥塞斯库每次讲话，都会获得提前设定好次数和时间的鼓掌和站立，非常精确。就这样，一场激动人心万众拥护紧密团结的共产党大会就顺利制造出来了。
齐奥塞斯库居住在巴洛克式的豪华宫殿中，过着豪奢的生活。权力在手，乾坤独断，任人唯亲。齐奥塞斯库自己是党的总书记，夫人是政治局常委和二把手，所有重要部门都被他的子女亲友把持，齐奥塞斯库将国家变成了党天下，最后完全变为家天下和夫妻政治。他的妻子埃列娜于1973年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即政治局委员），掌管全党的干部大权；
1980年起，又兼任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她还俨然以“国母”自居，生日也要全国庆祝；人们在各种大会上的发言，在呼完“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之后，必呼“尊敬的埃列娜同志”。在政府里，名义上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二号办”。
齐奥塞斯库有5个兄弟，3个姐妹，全部跟着“老三”齐奥塞斯库鸡犬升天。老大尼库利娜是家庭妇女，老二马林常年担任罗驻奥地利商务参赞，老四玛丽亚（女）曾在布加勒斯特电磁厂当车间主任，老五弗洛雷亚为前《火花报》记者，老六安德鲁察中将曾任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老七伊利耶中将曾是罗马尼亚军事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老八埃列娜（女）长期在家乡当教师、学监，老九扬曾任农业部长。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罗马尼亚完全沦为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产业。所谓罗共中央大会，其实就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将其嘲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齐奥塞斯库有一爱犬名曰“考布”，罗马尼亚众高官皆尊称其为“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认为这种称呼过于平淡，便正式给爱犬授予军衔，“考布同志”摇身一变成了“考布上校”，由此开创了“狗官”的历史。与很多罗共高干一样，“考布上校”的一切生活用度都享受特供，不仅配有豪华别墅和专车，还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更少不了保健医生日夜照料。据“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忆：“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一种从英国进口的肉）。只有医生尝过后，肉才能喂狗。”在相当一段时期，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为考布采购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运回国。而与此同时，无数罗马尼亚民众正在寒风中排着长队购买可怜的那么一点限供面包。这些垃圾食品对伟大的“考布上校”来说，根本都不屑一顾。“考布上校”陪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布兰科温斯克医院时，遭到几只野猫袭击，后果是这家医院马上被夷为平地。
“考布上校”不仅有助手保镖医生，它还有自己的宠物——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有一段时间，这种鹦鹉每天都说“愚蠢的尼库”。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已经被指定为未来的接班人，因此这只鹦鹉很快便被秘密警察抓去。结果也审问不出是谁教的这句话，只好把这只鹦鹉杀死了事。
二 一九八四
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建立了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齐奥塞斯库操纵着公众舆论，完全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社论《理想》中写道：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
齐奥塞斯库以铁腕治国，对内独裁高压，对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齐氏奉行的实用主义模糊策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包括西方的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友好与支持。从戴高乐毛泽东到福特尼克松，从英国和瑞典的王室到美国和联邦德国的议会，齐奥塞斯库都成为广受欢迎、炙手可热的座上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其荣誉爵士勋位；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称颂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与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齐奥塞斯库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始终敬而远之，保持着警惕的距离，甚至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对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民众表示强烈谴责。
1971年，齐奥塞斯库出访了中国和朝鲜。这次“取经”让这个独裁者被东方式权力美学深深折服，一片红色海洋的文革狂热与同样疯狂的金氏帝国成为齐氏心目中的理想国。回国之后，齐奥塞斯库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极权化运动。所有反对派和异见分子都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政治偏执狂”或者“老年痴呆症”的治疗，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模范精神病人，一个个专心致志地为自己制作棺材……
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出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暴政，最典型的莫如禁止堕胎制度和打字机登记制度。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在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罗马尼亚，所有民众其实都不过是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孩子众多的大家庭，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作为小国颇为不满。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他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禁止一切堕胎和节育。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正常恰恰相反。后者鼓励人们避孕和流产，前者则将一切避孕和流产都视为犯罪，这无疑是国家权力对公民身体的占有。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是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齐奥塞斯库认为，胎儿是国家财富，拒绝生育孩子就是背叛国家。因此，不仅禁止离婚，而且还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同时还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惩罚性税金，而违法堕胎者将受到刑罚和囚禁。为了保证妇女的及时妊娠，罗马尼亚妇女的月经周期都属于国家机密，每个人要随时接受官方的严格检查与盘问。
斯大林曾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在一个机械化的官僚体制下，所有的机关、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单位，都密布各种严厉的执法者，作为“国家财富”制造者，所有妇女都遭到严密监控和严格检查，避孕工具就是最可怕的反叛国家的罪证。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旦败露，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这些闯入民众卧室的执法者被人们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因为传统的宗教习俗禁忌，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害怕成为“未婚妈妈”，不是选择不安全的堕胎方式，就是选择自杀。在这种恐怖变态的政治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在边境线上被视为叛国者而遭到罗马尼亚军人枪杀的孕妇不在少数。
在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月经警察”的共同努力下，罗马尼亚女人果然生出了超过一倍的新生儿。与此同时，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屡禁不止，孕妇死亡率也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正如中国的毛担心大跃进丰收的粮食无处存放，齐奥塞斯库面对迅猛的婴儿潮也措手不及，因为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这场悲剧令全世界为之哗然，罗马尼亚被人们谴责为“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齐奥塞斯库随即命令，只有满月的婴儿才可计入统计数字，然后再核发出生证。如此一来，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残疾的婴儿就“不存在”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
这项反人性的繁殖国策制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灾难，罗马尼亚妇女不仅承受着奇耻大辱，而且被迫沦为国家的生殖机器。另一方面，孤儿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遗弃的孩子“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这些身体和精神上承受双重伤害的孤儿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一个永远的伤痛。更为匪夷所思的是，齐奥塞斯库为了增强新生儿的体质而进行输血，由此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大量蔓延，这些“艾滋孤儿”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最黑暗的记忆。
直到1989年，这项罪恶的人口政策才伴随着社会主义政体，和齐奥塞斯库一起在罗马尼亚结束。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用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极其压抑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在2007年嘎纳电影节上一举获得金棕榈奖。
与人口倍增计划类似，齐奥塞斯库对打字机的控制同样极度变态。在极权体制下，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权力和保护人性的武器。任何独裁者都不会轻视文字可怕的力量。如果他掌控文字，他就可以用谎言征服人民；如果民众掌握文字，不仅会危及谎言的存在，甚至会消解权力和暴力的作用。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互联网也还没有诞生。当时，罗马尼亚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印刷厂，统统都是由政府垄断和控制的；作家也都被圈养在政府管理的“作协”，书籍出版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和反复审查。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思想禁锢下，只有个人写作还没有被完全管制。1874年，美国雷明顿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打字机和电话将人类社会的沟通带入机器时代；以至于离开打字机，人们已经无法写字。一个世纪之后的欧美国家中，打字机已经完全代替笔，成为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人的主要写作方式。因此，齐氏政府认为只要控制了打字机，也就等于控制了所有的文字和写作，也就禁止了言论自由。
罗马尼亚女作家赫塔米勒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以‘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被体制编了号的罗马尼亚作家群体彻底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齐奥塞斯库制定了极其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并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罗马尼亚作家不得不“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赫塔米勒被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她长期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其处女作《低地》在出版审查时遭到严重删改，甚至连“箱子”一词也要删去，免使读者联想到“流亡”。残酷的现实逼迫很多作家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赫塔米勒后来流亡西德，在《我怕故我写》中，她这样写道：
这里不是我的家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
哪里就是异乡
1980年，齐奥塞斯库正式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相关证照上交政府当局，然后再申请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或者私自处理哪怕已经损坏的打字机，都将遭受严厉处罚。
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控制了文字也就等于控制了思想。对任何统治者来说，一个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奴隶。在一个彻底消灭自由的国家，权力就获得最大的自由。
有人说，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罗马尼亚人对这句话应当是深有体会。思想和身体的双重禁锢使每一个罗马尼亚人都是失去了“自我”；没有“我”，也就没有什么尊严和良心可言。“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一个暴力与谎言的游戏，所有人都被卷入共同的阴谋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罪恶的同谋。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欺骗已经成为蔓延整个罗马尼亚的瘟疫。人们虽然通过它得以生存，但罪恶感无处不在。对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
三 美丽新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无数暴君把落后愚昧的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如秦始皇、恺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希特勒、斯大林等。事实上，齐奥塞斯库同样做得不错。在他统治的25年当中，依靠左右逢源的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圈给罗马尼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使罗马尼亚迅速成为欧洲的后起之秀。1965年至1980年期间，罗马尼亚工业产值持续高速发展，平均每年增长达到11.5％。在高增长高积累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罗马尼亚外贸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6.5％。这种持续的高速增长使70年代被誉为“齐奥塞斯库时代”。
中国古语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所有建立在极权之上的帝国即使再强大，最终也会在倏忽间走向崩溃，这是它的政治结构决定的。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最怕的就是时间的摧残，一场小小的风暴就可能使其片刻倾覆。进入80年代后，齐奥塞斯库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走向终结。受世界经济影响，罗马尼亚经济增速从持续10多年的两位数，急剧下降到2.5％。一个漫长的下坡路开始了，而路的尽头是一个深渊。
从1980年开始，罗马尼亚农业连年歉收，粮食短缺使人们连吃面包都成问题。不仅面包店每天都排着长队，其实买什么都要排队。当时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面包，但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有人骂道：“连面包都吃不上，都是齐奥塞斯库害的，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人又回来了。众人问他是否把齐奥塞斯库干掉了。他气呼呼地说：“那里的队排得比这儿还长！”
进入80年代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几乎成为物资匮乏和短缺的代名词。生活必需的农副食品供应极其紧张，几乎快赶上艰苦的二战时期。其它如药品日用品供应也同样紧缺，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严重不足，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众怨声载道。1989年10月，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突然到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几家大型副食商店视察。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他严厉批评了负责官员。两天后，他再到这几家商店视察，果然看到那里的商品琳琅满目。齐奥塞斯库很满意，但他走后，这些样品就被从货架全部撤掉了。这就是所谓权力的道场。
为了解决供应问题，齐奥塞斯库甚至派专家组到中国取经，最后学到了限量凭证供应的办法。在中国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粮票”、“布票”和“肉票”等供应票证，在遥远的罗马尼亚竟然咸鱼翻身，再次大行其道。1988年，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特意授予邓小平一枚罗马尼亚勋章。然而仅仅一年后，同样的故事却演出不一样的结局。
从某种程度上，罗马尼亚这种过度“短缺”完全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经济的结果。
罗马尼亚在1981年的外债为110亿美元，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在1990年之前还清全部外债。为了这个目标，当局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限制进口；与此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种勒紧裤腰带的措施严重影响到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甚至连食品、煤气、供暖、供电以及日用消费品等都无法得到满足。更加疯狂的是，本来就民生艰难、经济凋敝，好大喜功的齐奥塞斯库还大兴土木，搞起“形象工程”，这无疑使罗马尼亚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许多城市居民连日常饮水都发生困难，一个大而无当的多瑙河—黑海运河工程却耗资达数十亿美元。1984年动工的“人民宫”占地面积达33万平方米，建筑空间220万平方米，是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宏伟建筑。“人民宫”及其配套的“社会主义广场”和“社会主义大道”等庞大建筑群共花费20多亿美元。颇为讽刺的是，这项宏伟建筑到齐奥塞斯库死后都还没有完工。
从某种意义上，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之后，国民经济的穷途末路成为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致命打击。涸泽而渔寅吃卯粮的齐奥塞斯库沉迷在权力快感中无法自拔，他完全是在为自己修建一个巨大的坟墓，而且他绝没有想到死神会来得这么早。
四 沉默的大多数
历史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这就是“变”。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齐奥塞斯库时代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死胡同。这种弥漫在全国上下的死气沉沉，令许多人感到绝望，家天下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中写道：“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惟一希望就是一个‘生物方法’，即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
当时在布加勒斯特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对他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他无限感激地说：“如果您走的话，我们就不必出国了。”
马内阿记录了当时罗马尼亚人焦虑的心态，“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我们都很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是另一位罗马尼亚作家的话。在极权体制下，大多数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们屈辱地忍受着政客们对他们的利用。很多年以来，整个罗马尼亚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特务部门所控制。这种屈辱常常会转化为对政治冷漠的犬儒状态，但有时候，当这种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怯懦的大众会在突然之间愤怒地爆发。正如马内阿所说：“当一个人的绝望、痛苦和愤怒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的勇气和尊严就会重新表现出来。”
人类社会如同一只高压锅，当所有的排气口都被彻底封死后，这只高压锅就变成一枚危险的炸弹。人作为一种言说动物，一旦失去了言论自由，就会陷入一种沉默的深渊中。在这种沉默中，恐惧逐渐转化为愤怒。各种微不足道的力量慢慢积累，最后汇集到一起，形成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1987年，罗马尼亚官方在布拉索夫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突然之间，这场游行失去了控制，群情激奋的游行者打出了反政府的口号，民众的领袖齐奥塞斯库瞬间就变成了罗马尼亚的国家公敌。
反乌托邦电影《V字仇杀队》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人民不应该惧怕政府，政府应该惧怕人民。”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要民众不要相信谣言，要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稳定，但电视机前已经无人再听他讲话，人们都已走上街头。当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和领袖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年后再看，这场失控的游行其实根本不是一场偶然或意外，子弹挡不住思想，历史就这样已经悄然开始转弯。
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诞生；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掌政权，其党员不足1000人。但到了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40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1000个真正有理想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400万。按人口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但没有人否认，党员证只代表一种实现人格依附和财富分赃的证书，人们只想得到一种合法作恶的权力，然后来谋取自己的私利。
随着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整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民主德国民众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余震很快就波及到位于中欧的罗马尼亚。东欧共产党集团的纷纷倒台，使长期以来压抑的罗马尼亚人突然之间看到了远处的光亮。在四处积薪的罗马尼亚，一个小小的火花都可能引发一场失控的烈火，最后将这座貌似高大的权力大厦烧成灰烬。
1989年11月29日，著名的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美国，然后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寻求政治保护。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14岁的科马内奇以完美无缺的动作，征服了在场的观众和评委，奇迹般地获得了世界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 10分，而且，这样的满分她一下子得了7个，获个人全能、高低杠和平衡木等3项冠军。一时之间轰动了世界体育界，科马内奇被称为“蒙特利尔仙女”、“奥林匹克公主”。当时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担任罗马尼亚体育部长和奥委会主席，掌握着科马内奇的生杀大权。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科马内奇一回国，就被库尼强奸，之后沦为库尼的性奴。忍无可忍的科马内奇徒步穿越落匈边界，成功逃出罗马尼亚。西方新闻媒体将科马内奇的“恐怖经历”公之于世后，世界大哗，人们无不为齐奥塞斯库的暴政感到震惊。虽然罗马尼亚当局严密封锁了消息，但无疑构成一场风暴的不祥前兆。
进入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这里距离罗匈边境只有40公里，有很多匈牙利族人居住。刚刚发生的匈牙利政局变革在这里激起强烈的反应。匈牙利电视台多次播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洛批评齐奥塞斯库的言论。齐奥塞斯库非常生气，便下令强迫拉斯特迁居。从15日开始，200名保护拉斯特的民众聚集在教堂附近，阻止政府的强制搬迁。人群中有人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反政府大游行。人们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砸毁齐奥塞斯库画像和雕像。当军警以暴力阻止时，冲突就在所难免。警方使用了高压消防水龙，很多游行者受伤或者被捕。
齐奥塞斯库对发生在蒂米什瓦拉的“群体性事件”非常愤怒，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要毫不留情地使用坦克和装甲车，对示威者进行强力镇压。当时蒂米什瓦拉的游行已经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行动，上万人涌上街头，高喊“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者冲入了市政府，打碎门窗，一些办公设施和汽车被损毁，整个蒂米什瓦拉如同一座愤怒的火山。
在掌握罗马尼亚命运的罗共中央执委会，元首齐奥塞斯库再次强烈下达命令，责令国防部使用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对抗议者采取最严厉的暴力镇压。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内务部部队切断了蒂米什瓦拉与外界的联系，断电、断交通、关闭边境，全副武装的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实行武力镇压……这场镇压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世界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起由罗马尼亚政府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有报道称，惨案中有4000多人被杀。后经调查核实，实际死亡人数为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
一场汹涌的社会浪潮化作鲜血流走了，齐奥塞斯库再一次看到暴力的重要作用。极权只有通过暴力才可以维持稳定，因为权力与民众之间没有任何共识。专制没有妇人之仁，任何统治者都只有通过暴力镇压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力，齐奥塞斯库做得极其完美，果断、坚定、冷酷、无情。擦去手上的鲜血，日理万机的元首踏上专机，对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与另一个独裁者拉夫桑贾尼谈笑风生。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带上夫人。有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的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家中坐镇，齐奥塞斯库信心满满地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五 历史的终结
从伊朗访问归来，齐奥塞斯库发现蒂米索拉的灾难并没有结束，甚至正在向全国蔓延。
作为一个掌握罗马尼亚达25年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身边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奴才和献媚者。依靠无法无天无所不为的权力，他不仅仅是一个总统，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神。他的妻子埃列娜就称颂道：“罗马尼亚人们不配接受您的统治，因为您太伟大了！”就连齐奥塞斯库自己都相信，他具有神一般的感召力。“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暴力镇压之后，或许有必要耍一些收买人心的手腕。极其自信的齐奥塞斯库认为，仅靠自己领袖的魅力和雄辩的口才，可以继续像以往一样，在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让人们相信领袖永远是英明的。如此一来，所有的危机都将烟消云散……
12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的党中央广场，齐奥塞斯库召开了一场10万人的群众大会。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准时出现在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
“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渐入佳境的齐奥塞斯库提高了嗓音，挥舞着手臂，这预示着马上就要迎来一片群众的欢呼和掌声。权力最幸福最高潮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
突然，从广场的某个角落有人大喊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这孤零零的一声断喝，如同一道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广场上的人们惊呆了，就连齐奥塞斯库举在半空的右手也僵硬得如同一尊塑像。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国家电视台在这一瞬间中断了转播，呆若木鸡的齐奥塞斯库半举起右手的画面，被定格在罗马尼亚每一户家庭的电视机上。
等到齐奥塞斯库反应过来，再以提高工资福利进行许愿拉拢时，广场已经被愤怒点燃了，人们高喊着：“蒂米索拉！蒂米索拉！”“打倒杀人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偌大的广场如同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被紧急调来的武装警察头戴钢盔，从四周包围了广场，试图驱散愤怒的人群。
这种时刻往往也是最能看出人类良心的时候，有的人投靠魔鬼，有的人保卫良心。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现场，他向警察和军人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与此同时，有人送来“最高统帅”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
在道义良心的纠结中，米列亚开枪了，但枪口对准的是自己。他无力对抗权力，但在他内心，良心的底线却没有失守，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是改变历史的一粒子弹，它拯救了良心，也因此拯救了罗马尼亚。良心战胜权力，文明战胜暴力，正义在罗马尼亚就这样落地了。
当齐奥塞斯库愤怒地谴责米列亚是“叛徒”时，他就已经成为良心与正义的敌人，他的所有权力在顷刻之间就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在无数正义的人眼中，齐奥塞斯库完全就是一个独夫民贼刽子手。将军的悲愤壮烈与元首的暴虐无情使愤怒之火开始烧向罗马尼亚军人。
国防部长自杀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自动接任，他拒绝了齐奥塞斯库的命令，下令军队撤回军营。这是对齐奥塞斯库最为致命的一击。在所有的极权国家，军队都是专制体制最后的堡垒；权力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依靠暴力的强大支撑。一旦暴力抽离，不正义不道德的权力就马上丧失合法性，片刻也无法生存。
军队宣布中立，大大鼓舞了正义的力量。示威的民众情绪激昂，一起冲向党中央大厦。看到局面彻底失控，齐奥塞斯库夫妇心慌意乱。22日中午，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直升飞机逃离党中央大厦。到达博特尼后，他们立即转乘汽车逃跑。这时，他们手下的奴才们都已经树倒猢狲散，四散奔逃。可怜齐氏夫妇惶惶如丧家犬，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四面楚歌的逃亡之路。
再说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和他的“贤内助”离开党中央大厦后不久，罗马尼亚民众就在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的天罗地网。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可怜的齐奥塞斯库好不容易逃到一个乡下的植物保护局，这时连他的司机都逃跑了。在植物保护局里，人们都围坐在一台电视机前，电视上正在播放关于齐氏夫妇的通缉令。就在这时，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总理妻子埃列娜如同天使下凡一般，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这种尴尬的场面最后被齐奥塞斯库打破了，他用每个人都很熟悉的腔调问道：“你们局长在哪里……”
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就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从高高在上的神，变成了走投无路的阶下囚。
六 末日的审判
泰坦尼克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相信它将会沉没。事实上，泰坦尼克从启航到沉没只用了短短的6天。据说，上帝造人用了7天，而罗马尼亚人消灭他们的“上帝”也用了7天。7天，上帝创造了人类；7天，人类创造了自由。7天，足以改变一个世界，也足以改变一个国家。
这场突如其来的民主运动后来被称为“十二月事件”，也叫“七日革命”。12月20日，作为总统的齐奥塞斯库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回到罗马尼亚。7天之后，即12月26日，齐奥塞斯库已经成为全世界电视新闻上的一具尸体。7天，罗马尼亚从一个依靠谎言、暴力和恐怖维持的专制极权国家，嬗变为一个建立在宪政、法治和良心上的自由民主国家。
历史告诉人们，民众一旦觉醒，独裁者距离末日只有短短的7天。7天之前，他可以横行霸道，作威作福；7天之后，他必须接受一场良心和正义的末日审判。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罗马尼亚救国阵线负责人伊利耶斯库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
12月25日。特尔戈维什蒂空军中队司令部被改装为临时审判厅，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这里接受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
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向齐奥塞斯库夫妇询问，是否要求上诉。根据法律，被告如提出上诉，将由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进行审理，即使上诉被驳回，也需要一周时间；但被告如果放弃上诉，这次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判决将被立即生效。齐奥塞斯库夫妇对此不予理睬。辩护律师又问齐奥塞斯库夫人，她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精神疾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么法庭必须将她送到有关医院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一般需要好几个月；在此期间，法庭不能对她进行任何判决。但埃列娜的回答是“没有”。
最后，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他们的罪名包括：“屠杀罪、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以及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
在罗马尼亚南部登博维察县一个兵营的厕所前面，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军人执行枪决。临刑前，齐奥塞斯库高呼：“自由和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他的夫人埃列娜则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还有一种说法，当时齐奥塞斯库怒气冲天，高喊着：“你们这群叛徒。”然后，4支AK-47枪同时吐出火舌，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倒在血泊中。据说两人身上一共有90多个弹孔。
此时正是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1989年前，耶稣诞生了，人类找到了良心；1989年后，独裁者死去了，人类找到了自由。暴君之后，才是民主。美国总统杰弗逊说：“民主之花是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浇灌出来的。”
审讯和枪决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过程以神奇的速度被制作成为新闻影片，很快成为罗马尼亚、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1989年12月26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电视机上都在反复播放这一历史性的一幕。
后记
1、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后，罗马尼亚立即宣布废除死刑。
2、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后，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解散，国名由“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新宪法出台，新政府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取消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
3、在一次纪念“七日革命”的活动中，民选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对法国《世界报》记者说：“齐奥塞斯库在党内外建立了强大的镇压系统，扼杀了所有改革意图。一切都恶化了，紧张局势加剧了，直至不可避免地爆发。”
4、齐奥塞斯库的大儿子瓦伦丁是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齐奥塞斯库死后，他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中产阶级。齐奥塞斯库的女儿佐娅是一名数学家，从政府部门提前退休。经过长期诉讼，她从政府那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其中包括齐奥塞斯库夫妇5万美元的遗产，这是作为齐氏夫妇服务国家应得的报酬。
5、2006年12月14日，经欧盟首脑会议正式批准，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
6、2008年10月14日，通过大量调查取证，罗马尼亚议会宣布，“所有调查证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在国外没有存款”。当初普遍认为，齐奥塞斯库有超过10亿美元的海外存款，纯属子虚乌有。
7、2009年，七日革命20周年，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齐奥塞斯库夫妇没有好感，但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民众对在圣诞节那天将国家领导人“像一条野狗似的处死”感到遗憾。当主人齐奥塞斯库像狗一样死去后，像人一样的“考布上校”不知所终。
8、2010年7月21日，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遗体被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墓地中挖出。经过罗马尼亚国家法医学院DNA检测后，确认系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骨。
9、1989年12月23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罗马尼亚军民逮捕，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愤怒的罗马尼亚军民乱枪处决，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这种中国式“变脸”一时之间成为国际笑柄。从圣诞节到元旦，北京全城狂欢，大小饭馆无不爆满；借人杯酒浇自己心中块垒，这个遥远的事件竟然一扫很多中国人半年来悲情阴霾……
10、1991年12月25日，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苏联帝国成立69周年之际，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辞职。此前一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飘扬在克里姆林宫顶上空的锤子镰刀旗黯然飘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终结。
11、2011年3月24日，俄罗斯《论据周刊》的一篇文章爆料，苏联、美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四国情报部门联手，共同策反了齐奥塞斯库的宠臣，通过这场军事政变推翻齐奥塞斯库，因为美苏都不想让罗马尼亚拥有核武器。很难设想在冷战时期，克格勃和中情局会互相合作，但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双方却真的走到一起。
（原发表于《观典》杂志2013年第1卷第2期，有删节）
本文来源：华夏文摘
揭秘皇帝为何喜欢杀功臣？
因为他们有能力造反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
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资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哪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管理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那有什么信号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綢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
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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