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宗教？

老几

万维网上一些志士仁人注重反省，“知耻而后勇”，这本来是好事。只是不顾事实，逢中必反，一味自贬，就过分了。比如贬老祖宗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是中国文化造就了共产党政权，完全不顾共产党只有在消灭传统文化情况下才能生存的事实（见老几相关文章）；贬中医，完全不顾中华医学的历史贡献，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所认可的事实，更洞察不到中医的系统观和全息观已经在引领现代医学的发展。

这不，志士仁人们最近又开始反省说中国没有宗教，宗教如何重要之类。吴言兄让老几说说这个事，他好像很为“中国没有宗教”一事纠结。我觉得这事就跟过家家一样，大家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有是别人的，没有什么好羡慕的。想想这种所谓什么都有的人家里，延续不了几百年就被灭一次，而中华大家庭落后也不过就两百年时间。顺便拿哪些被灭家族里死人用过的东西，不化验有没有病菌能行吗？宗教就是这样一件极易染上病菌的东西，能不慎乎？

对宗教我谈不上有多懂，不过是像蜉蝣兄学习，不敢藏私，拿出来说叨说叨。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我这次倒着来，先说说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其实我以前在“论宗教的目的”一文中说过，所有宗教的根本问题，都是要解决人的生死大问题（解不解决得了且不论），这是它们的共同目的，也是第一要务，也是与世俗一切问题不同之处。明白了宗教的目的，就不难知道宗教参与现实生活，如果不是为了“助缘”的话，就是宗教的堕落。这方面看看佛陀和耶稣生前的教导就知道了。这方面宣教士表达方式不同，我理解也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宗教根本不是为了用来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的，否则耶稣就会号召信徒“爱国爱教”，推翻罗马外族暴政。

事实上，恰恰相反，耶稣让信徒守法。属于民主斗士眼里的“政治糊涂”。我在想，耶稣要是在今日复活，一定还是要被人灭的。至于是被道德的大棒打死，还是被科学的大棒，或者二者兼有？不清楚。

可见，道不可怕，卫道士可怕。大家都进过寺庙，里面的护法都是什么样？黑面獠牙！吓得人都不敢接近。这哪里是在护法，分明是灭法嘛。耶稣自身都不护，佛陀割股喂鹰，都是以身示教，需要护什么法？护法即灭法。邓小平深知这一点，所以杨白冰高唱“为改革保驾护航”时，就及时请他下去养老。

至于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反科学，灭种族，基督徒穆斯林没有一天消停过，这些罪中国古人一件都没有沾。儒家的仁，道家的道，是释家的慈，都不允许这样做。也正是中国古人的善和慈，使得皇家暴政得以肆虐。有阳就有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但也许正是这样，中华民族虽然遭受几次大难，都没有被灭绝，成为唯一幸存且颇具活力的古老民族。这里面有没有东西值得挖掘继承？

有了上面这些认识，再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宗教”是不是意义已经不大？其实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这种提法要么没有定义什么是宗教，要么自相矛盾，没有讨论的价值。

维基上引用的《宗教百科全书》中，宗教的定义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每个已知的文化中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宗教信仰，它们或明了或令人疑惑得试图完美解释这个世界。当某些行为典范在特定的一个文化中得到确立时，它就将在这个文化中打下深深的历史烙印。即便宗教在形式、完整度、可信度等等都应不同文化而不同，但人在社会中还是不可避免要受到宗教影响。”

我想说的是，上面这个宗教的定义是浅薄的。但是对于中国有没有宗教这样一个幼儿的问题，它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最近在新疆洋海古墓群干尸中，发现了2900年前的萨满巫师。

一点感想。我在未来俱乐部谈到金庸武侠，中国就像是金庸小说里受伤后失去武功的洪七公，传统文化就是七公的精华。受伤的洪七公最后证明还是绝代高手，中国也是一样。

既不要一时得意张牙舞爪，也不要一事不顺妄自菲薄。

最后祈祷无论个人信仰如何，无辜受难的人们都能够得到上帝神灵的保佑。

马克斯·韦伯《社会主义》第6章

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及其结果的态度

与现今的社会主义者讨论时，面对今天的状态，我们本着诚实的态度（这也是唯一明智的对应），可以提出两个质问。第一，这些社会主义者是如何对待这个进化主义的根本教义的呢？他们的进化主义认为社会和它的经济秩序是严格地按照自然法则、即按阶段发展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充分成熟之前，社会主义社会在何处都不能出现，按照这种社会主义的见解来看现在何处也不成立，因为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还存在。那么，对于今天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教义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结果是，这样至少在俄国之外，他们都立足于进化主义。即使连最过激的分子也不是期待无产阶级指导下的社会秩序而是期待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成立。因为无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时机在何处都没有成熟。他们期望这个社会秩序在某些特征方面离那最终成熟阶段只有两、三步之遥；从这里总有一天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秩序的转换。

孟什维克的立场

如果诉诸良心，每一个诚实的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都会这样回答。至少在俄国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存在着广泛的阶层，即孟什维克，它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那种匆忙从资本主义现实中嫁接出社会主义秩序的实践，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亵渎。这两派互相憎恶的原由就在于教义上的异端。

革命将会带来什么？

至少我知道的所有的领导者都立足于这种进化主义。如果大多数领导者都如此认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在目前情况下，处于战争状态中，从他们的立场出发，革命到底能够干成什么呢？”

革命会引起内战，伴随内战或许还能变成协商的胜利，但不会招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可能在崩溃的国家里，产生农民及小市民结成的同盟，强烈反对任何社会主义的相关利益的支配。更何况，由革命引起的巨大的资本的破坏和混乱又回到马克思主义提及的社会发展的螺旋的起点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提是以资本更加充满经济为前提的。

农民的保守性

还应该考虑到西欧的农民与习惯了生活在农业共产制下的俄国农民的不同性质。在俄国，土地问题是决定性的，在德国却不成为问题。德国的农民，至少在今天也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执著于继承财产和土地。他们不愿意降低和改变这种执著心理。如果遭到威胁的话，他们更愿与地主同盟而不愿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

悲观的革命展望

由此，对社会主义将来的展望，在目前的战争状态下，既使革命有成功的可能，也会陷入最恶劣的状态。即使在革命最有可能和希望的场合，也只意味着政治体制将达到民主制度希望的形式。不过，这必将带来经济上的反动结果而远离社会主义，任何客观公正的社会主义者也无法否定这一点。 

社会主义者与讲和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与讲和相关的。我们都知道，今天激进的社会主义与大众的和平主义倾向期待近期缔约讲和。很清楚的是，激进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必定正直地承认，社会主义领导者并不认为讲和是最关键的议题。

我们要问，可能的话，是再继续三年的战争而等待革命的发生呢？还是选择没有革命而立即讲和呢？一个性格朴实的人一定会说：当然还要进行三年的战争。他们这样干脆地说确实是基于自己的狂热信仰和良心的。在国外战斗的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军人，是难以与命令他们这样做的领导者意见相同的。而且，即使强制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也是正当和常见的。

讲和还是革命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不想讲和，我认识的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异议。这对各国的激进的领导者也是合适的。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仍然不想讲和。如果战争可以引起革命即内战，他们就要战争。

再说一遍，按照他们的见解，即使革命不能带来社会主义，战争也有益于革命。他们希望战争会引导资产阶级社会向（接近社会主义的）更高一级的形态发展；会比今天的社会更靠近将来的社会主义的到来，当然，由以上列举的理由看，这些希望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 

与社会主义者的对立

与信念固执的社会主义者或革命家争论，总是困难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他们从来不会被说服。只能要求他们面对自身的支持者明确：对讲和的态度、革命能带来什么、阶段进化问题的立场。

后者至今为止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在俄国而被土生土长的派别所拒绝。它认为俄国可以越过西欧式的发展阶段，而且这是唯一有效而可能的道路。

社会主义与国民利益

我认为，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消除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各种劳动者阶层常常会程度不同地回到社会主义。问题是从国家利益特别是目前的军事利害的观点来看，这种社会主义是否是能够接受的社会主义。

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包括无产阶级统治（像巴黎公社或今天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那样），当其基础纪律受到威胁时，不动用军事法庭手段的。托洛茨基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只有当军人们感到军事法庭的判决只是基于维持纪律的客观的利害而不是为了阶级或政党的利益，军事法庭是战争期间不可避免的客观需要，才不会使军事的权威产生动摇。